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夜半三更特困倦，

身边老乡要支烟，

不到两支抽醉后，

再不近它躲得远。

人与寄生虫

        六十年代初，一批军队转业干部被安排到北京各中学当党支部书记。一次书记作报告，讲着讲着讲起了他当年打游击的往事，所有的人身上都长了虱子。照他的说法，“虱子是革命虫，不干革命就不会长虱子。”可能是多少受了他这种“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乡后面对着虱子的威胁，我们表现得比较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虱子是一种较小型的人体寄生虫，以吸食人血为生。一般生活在贴近人体表皮的地方，象毛发的根部，贴身衣服的衣缝处。据在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姨夫说：虱子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几餐不到时候不吃，吃饱喝足就睡觉休息。一般白天人活动时虱子不吃不动，到了人休息时，虱子就该活动了，并且是越暖和它们越欢势，把人的身体当成了跑马场，非常的痒，往往折腾得人难以入睡。虱子不但吃喝玩乐在人身上，就连生儿育女也不挪挪地方，所以凡是有虱子的地方，总可以发现虱子的儿子——叽子（实际是虫卵）。

        至于虱子是从哪里来的，说法不一。城里人认为雨点落到头发里就会变成虱子，其实毫无科学道理。我们知青的家是村里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午间休息或是晚上下工后，常有一些年轻人聚到我们这儿海阔天空地胡聊。有时在村子北面的地里干活，休息时有些人懒得回家，干脆到我们这儿来。东北农村接待客人礼貌的作法是请人上炕。队里的人到我们家，开始还客气，后来熟了就不请自上（炕），往往坐满了一炕的人。东北农村习惯，早上起床后，睡觉用的铺盖迭好后放到被柜（一种卧式柜）里，家里显得很整洁。我们知青没有被柜，就把铺盖卷起来堆在炕里角，睡觉时一拉开就行了。平时累了，还可以靠着或枕着铺盖卷休息。社员们到了我们家，随便的人干脆就靠在我们的铺盖卷上，虱子大军大概就是这时候转移搬家开辟的新根据地。据知青WBG说，他曾看见一个经常和我们打打闹闹的社员躺在炕上，从身上摸出个虱子来，随手一弹，虱子没了踪影，就此卧底潜伏下来。

        男生长虱子似乎毫不奇怪，女生一向爱干净，好象不会长虱子。其实不然，到了那个环境，谁要是不长虱子倒是有点奇怪了。只不过女生爱面子，长了虱子不声张，“打掉牙往肚里咽”罢了。“纸包不住火”，一天早上刚起床就听见女生屋里SL在大喊大叫，向女生一打听，原来是这位S小姐在自己的被褥里发现了虱子，正在追根寻源，穷追猛打。她发作了一阵儿，见没人理她，更没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自知没趣，一个人坐在炕上生了会儿闷气，只好把虱子和烦恼一起丢到爪哇国了事。

        俗话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世界上哪有不咬人的虱子，只不过多了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而已。我们虽然不怪了，北京城里人还是要“少见多怪”的，所以我们每次从乡下回到北京，进家（应该说是大舅家，我自己家已经迁到邵阳）第一件事就是把里里外外所有的衣服都换了。换下的衣服还不能随便乱放，得赶紧塞进一个尼龙网兜里，然后把这个网兜挂到窗子外面去，一边挂一边嘴里还不闲着：“你们（指众虱子们）这些乡巴佬，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吗？！快交代，怎么混进北京的？”众虱子们不出声。“不交代，就到外面喝点西北风凉快凉快。”等一锅水烧开了，再把这些衣服用开水彻底烫一遍。有一年大舅的儿子XB从内蒙临河回京，匆忙之间忘了把深色浅色衣服分开，开水烫过以后，虱子倒是断子绝孙，一件天蓝色的棉毛衫变成了花的，布满了虎不象虎、豹不象豹，黑不黑蓝不蓝的花纹。那年头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没有票券也买不到东西，XB只好忍气吞声，穿着这件自制花衣服窝窝囔囔地过了好几年。

        六九年春末夏初，妈妈托回京探亲的知青带一个小皮箱给我，为客气就打电报叫我到火车站去接。那时电报只传到县城邮电局，县邮局再通过电话通知到我们所在的大队，大队接电话的是位没文化的老农，再通过便人转告我。消息几经周折传到我这里，只知道要我到火车站接人，什么时间，什么车次全然不知。考虑再三，赶早不赶晚，宁可我等人不可人等我。第二天，我赶到通辽，先到火车站看车次。那时通辽还是个小站，每天只有三四班从南向北的客车，我记住几次车到站的时间，到时候就去车站等，其余时间就在通辽市瞎逛。三顿饭就去饭馆，不敢叫什么菜，每次半斤面条（粮票最小半斤，少了不卖），早饭是半斤油饼，一碗豆浆。那时候住旅店要凭介绍信，就像现在要查身份证一样。我一个知青为私事外出哪里来的介绍信，就算是有介绍信，一天几毛钱的店钱我也出不起。晚上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找个长条椅，能躺就躺，不能躺就坐着，胡乱混那么一宿。好在那时的人适应能力特强，只要不是站着就可以睡得着。有一天晚上运气不错，候车的旅客少，我一个人占了个长条椅。睡到半夜不知几点，忽然梦中惊醒，低头一看，看见身上爬满了黄豆大小的虫子，我急忙坐起身来，用双手使劲在身上划拉，那些虫子动作很快，飞快地钻进椅子缝隙里不见了。几只动作稍慢的被我弄死，在衣服上留下六七条红褐色的血迹。细想一想，肯定是臭虫趁我熟睡时来偷袭我。再找别的臭虫，早已是踪影全无，我实在困得利害，想想没法可想无处可以安身，只得倒下头继续睡。

虱子号称革命虫，

男生女生都射中，

回家首先得烫遍，

还有一次遇臭虫。

蔬 菜

        东北的冬天长达四、五个月，这段时间只有一种蔬菜——酸白菜。现在关内城市里东北风味菜馆里几乎都有酸白菜炒肉这个菜。这个菜偶尔尝尝还不错，长时间天天吃顿顿吃可就不是滋味了。但是东北的冬季天寒地冻，无论什么新鲜蔬菜也无法完好无损地保存几个月。只有酸白菜可以长期保存基本不坏，满足人们对蔬菜和维生素的基本需求。酸白菜的原料是大白菜。新鲜大白菜先晒晒，然后放在开水里烫一烫。烫过的大白菜变得软不拉塌的，可以放进腌制的大水缸了。为了使白菜在水缸里摆放得紧密，摆上几层就得上去个人用脚使劲踩踏。有俩女生瞧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劲地问踩白菜的男生：“你那俩臭脚丫子洗干净了吗？”缸上的男生一边使劲踩一边说俏皮风凉话：“嗨，您还别嫌我的脚臭，听说北京糕点厂做鸡蛋糕都是人踩的。这脚汗还是一味必不可少的作料呢！”等摆满了一缸，在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过上大概一个多月，慢慢地缸里的水味道变酸颜色变绿，就算腌好了。最上面一层因为和空气接触，已经腐烂，丢掉不要。下面泡在酸水里的就是酸白菜了。当地人很多牙齿变黑，有人说跟长期吃酸白菜有一定关系，不知有没有科学依据。

        除了酸白菜，农民们常吃的就是大酱。这是用黄豆做的，也就是黄酱。做酱是妇女的专业。刚去的半年，我们吃的酱都是村里各家各户送的。第二年开春，我们组的女生自己做了一大缸，以后就吃自己的酱了。七一年出民工，全公社有个伙食灶，但灶上只管烧饭（米是自己带去的），就饭的菜得自己解决，我们大多是带酱。在家把生酱烧熟，适当放点葱末姜末。如果能加点肉末就算得上美味佳肴了。没有肉，我试着往里加炒鸡蛋，味道也挺好，只是放不了一个星期，酱就变酸，以后再不敢往酱里加鸡蛋了。民工们虽然住在县城边上，可以买到些蔬菜，但是没法做熟，大家只好买些大葱蘸酱吃。那年春天，几乎是天天吃大葱蘸酱，吃得我火气上升嘴里长泡，还得去医院看病，花了五块多钱打针吃药才治好。

        改革开放以后，一次吃西餐，发现西餐中的“生菜”其实在开鲁时经常吃。当地人也叫生菜，主要是夏季吃。生菜没有什么味，大家习惯蘸大酱吃。吃了几次，细心的女同学发现生菜的直直的根部有点像在北京时常吃的莴苣，只是比莴苣细得多，只有手指头粗细。把根部外面的皮剥去，里面的芯和莴苣一样。她们收集了许多生菜根，再一根根地剥去皮，做了一大碗炒生菜根，味道挺好，和莴苣差不多。这个发现使我们的餐桌上又多了一样蔬菜。男生们吃完了炒生菜根，开始讨论研究这生菜和莴苣的关系。研究的结果是，生菜和莴苣肯定有亲缘关系，几百年前是一家人，只是在进化的过程中，生菜的叶子得到发展，长得又宽又厚，营养物质都集中到叶子，叶子变得很好吃。而莴苣重点发展根部，营养物质都集中到根部，把根涨得又粗又壮，叶子反倒又窄又薄淡而无味。

        生产队有一个不大的菜园子，安排两个老年人种点菜，收了分给社员，多少扣点钱。社员家吃菜一部分靠队里菜园子，其余的就利用自家院墙内屋前的一小块地（也就是宅基地）种点菜吃。六八年我们刚下乡，住房才刚解决，根本想不到种菜。六九年我们到队里干活，干得特别累，没精力去种菜。七〇年我们体力上已经适应队里的活，有余力干些家里的事了。这时我们的院墙已经围好，我们四个男生商量着种自己的菜地。种菜这个大方向大家是一致通过，具体种什么菜，四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来争去出了四种方案，最后决定，把地平均分成四份，每人包一块，随便种什么，但是不许撂荒。女生们听说了，大笑男生是“搞‘单干’、‘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说“是‘土改平分土地’”。

        地分了，下一步就该考虑菜的种籽。我们嫌本地菜品种不好，纷纷写信向北京求援。我家那时已经下放湖南，我请住在北京的舅妈帮我买了点北京的四季豆种。QBQ买的是香菜籽，HJY和WBG买的是什么记不清了，反正每个人和别人都不重样。为了有理论指导，我们还跑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讲蔬菜种植的书，一副要大干一番的架势。为了增加地的肥力，我们还特地把自家厕所和猪圈里的粪掏出来下到地里做底肥。

        种下种籽后，天天盼着出苗。苗出来了，又忙着除草，松土，浇水。看着菜苗一天天地长大，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下工以后的休息时间几乎全泡在菜地里，有时中午也不休息。QBQ的香菜长得最快，也许是他播种时下得太密，密密麻麻的，他赶紧间苗。虽然只种了一平方米不到，稍稍间一点就是一菜篮子。因为香菜长快，那段时间我们的伙食几乎天天吃香菜。香菜本来只不过是用来做调料的，我们拿它当主菜吃了。我种的四季豆长得慢些，也比较费工，还得搭架。等到豆角熟了摘下来，到底是北京的种籽，比当地的种好，吃口更好。可惜我没有及时留种，等到豆秧快枯黄了才想起来，于是留下一些豆角不摘，让它们长到完全成熟准备留种。后来一查书，说是要用第一批豆角留种，才能保持它的品种优势。只好把那些老豆角扔掉。

队里每年麦收后都要在麦地种大白菜，作为腌酸白菜的原料。但是当地白菜可能是常年不更换品种逐年退化的缘故，品质比较差，体形小不说，并且菜芯包得不紧。QBQ让家里寄来些北京的大白菜种子，推荐给队里。农民们将信将疑，只用一小部分地种北京大白菜。长到一半时，北京大白菜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到收割时，北京大白菜的个头几乎比当地菜大一倍，并且菜芯包得紧紧的，其实这时才长了八成熟，如果长到全熟，还可以更大更紧。社员们都抢着要北京菜，队里只好按比例搭配分菜。临近几个村子的人听说了，纷纷跑到我们队托人要北京大白菜。第二年，就用这批菜留的种子种的，不知是栽培技术不到位，还是自然环境不适应引起品种退化，长出的菜不如第一年好，但也比当地菜好多了。

        要种菜，浇灌用水是个大问题。我们日常用水是到几百米外的小学校挑水。挑水浇菜未免太吃力。有人建议我们在院子里打一口井，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四处打听打井的方法。因为地下水相当浅，所以打井不怎么困难，关键是要防止井壁坍塌。社员们教我们一个土法，用柳条扎成碗口粗细的长条，再弯曲围成直径一米多的圆筒，一圈圈地往上盘，就成了一个圆筒形。把这个圆筒放在准备打井的位置，人站在圆筒里挖土，挖下一尺多，就站在圆筒上向下压。沙土被挡在柳条圆筒外面，自然不会坍塌。我们四个男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照着社员们教的法子干了起来。挖到地面下一米多，就开始见水，但这时不能停下，听社员说井太浅了出水少，容易干井，井水容易变臭，总之越深越好。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时候虽然已经是六七月，太阳光照到身上火辣辣的，可是井里的水还是冰冷刺骨。幸好有QBQ父亲给他寄来一双高统水靴，我们就穿着靴子站在井水里挖。

        又挖下去一段，水深已经没过高统水靴，我们只好光着脚挖。那水可真凉，好像有无数细小的针往骨头里扎，挖不了几锹就冻得吃不消，赶紧爬出来在太阳下晒脚取暖，换一个人下去挖。最后挖到水深没过膝盖，腿脚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就此罢手。以后，我们吃喝洗涮用的水还是到学校去挑，浇菜就用这口井的水。

馋 肉

        由于难得一见荤腥，平时见到长点儿肉的活东西就琢磨着怎么用它解解馋。一年刚开春，我们和几个社员下地干活，休息时抓到一只小鸟，是什么鸟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大约有两只麻雀大小，用手摸摸，可怜呀几乎是一把骨头，特别是胸骨，简直就像一把刀，只剩下胸脯和两条大腿上多少还有点儿肉。有人提议架在火上烧了吃，想想实在不合算：统共那么点儿肉，上火一烧，不得烧焦一层皮，那样还能剩下多少肉呀。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裹上一层泥再烧，保证烧不焦，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去找泥。可是这会儿正是“春雨贵如油”的季节，哪里去找现成的泥。

        古人云：“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对！主意就出在这个“尿”字上，哥儿几个撒泡尿和了把泥，把那只小鸟裹得严严实实，再放到火上烧。等泥被火烧干又裂开一条条缝，就见一缕白色的气从泥里钻出来，使劲一闻，真香啊！我们迫不及待地剥掉泥，嘿，还真行，连泥带毛轻而易举地就剥得干干净净，而小鸟的皮却是完好无损。几位社员也不知忌讳什么，蹲在一边看我们知青狼吞虎咽地把这只可怜的小鸟吃得净光。有人还问：“这没油没盐的，能好吃吗?”我们抹抹嘴说：“怎么没盐？这和泥的水里不就有嘛！”“你们不懂，广东馆子里有道名菜叫‘叫花子鸡’，就是这么做的！”反正除了QBQ家是广东人，别人谁也没去过广东，随便我们怎么吹。

        还有一次是夏天，我们在一个小水洼里抓到几只青蛙，当场剥皮开膛，弄弄干净就烧烧吃了，几个社员看着奇怪：“这青年（社员们把知识青年简称作‘青年’）咋啥都吃，那蛤蟆小胳膊小腿儿的能有多点肉，他们也吃得那么香。”更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有一次HJY抓到一条蛇（当地人叫‘长虫’，迷信的人还奉之为神灵），居然也津津有味地给吃了。

        从乡下回家，坐火车要上十个钟头，再怎么节省，火车上的一顿饭是非吃不可，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只好上餐车。不过那时餐车供应的饭菜非常大众化，又便宜又可口，关内一般三角钱一份，关外虽说稍贵些，五角钱一份，但是份量足，油水大，一盘炒菜，一碗大米饭。我把炒菜吃完，看着盘子里剩下的油，觉得白白放弃实在可惜，倒不是心疼我那五角钱，而是长期缺油的肠胃禁不起那些油的诱惑。我也顾不得脸面了，把饭倒到盘子里，使劲地用饭粒去蹭那些油，直到确认残油全部转移到米饭上，才香喷喷地把饭吃下。吃完了，还自我安慰：“这下餐车服务员洗盘子可就省劲了！”

        七一年九月中，我上调进厂回邵阳，路过北京时暂住在大舅家。到北京时，正赶上表姐的二儿子刚满月。这事要是放在现在，这顿满月酒我是吃定了，不下馆子也得在家里摆一桌。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办酒，一办，马上有人告你“复辟四旧”，轻则开你的批斗会，重了找个“牛棚”关你几天。再说经济上也办不到。

        大舅正在受“审查”，工资扣减只发生活费。他两个儿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地方比我们那儿还苦还穷。大舅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丈夫都是当时比狗屎还臭的大学毕业生，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还不到一百元，男方还有老母要抚养接济。当时市面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特别是老百姓过日子天天离不开的粮食、副食、日用品，几乎样样都要凭票供应。粮要粮票，面要面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回民不吃猪肉，另有牛羊肉票）。体弱有病孕妇生孩子需要增加点营养品也要鸡票、蛋票、牛奶卡……，除了西北风不要票，什么都要票。好多老太太被这个票那个票给闹糊涂了，买东西时只好抓出一大把票让售货员自己挑。

        中国人坐月子讲究喝鸡汤补身子，表姐凭着医院的证明才买到一只鸡，胃口不好，只喝汤没吃肉，正巧这时候我到了北京，这鸡肉就便宜了我。这只鸡经过多次熬汤，香味鲜味大部分已经随着鸡汤走了，可我吃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好吃，狼吞虎咽地一顿饭就把这只鸡全解决了，活脱脱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

自种蔬菜不简单，

打井蓄水浇菜园，

知青普遍胃亏肉，

一顿一鸡太平凡。

细 粮

        面粉是我们唯一的细粮。最多的年份每人每年可以分三十五斤麦子，最少的年份才十二斤。这里说的是麦子，磨成面粉还要打折扣。折扣的多少决定于面粉的质量，一般标准粉是八一折的。所以十二斤麦子实际上只有十斤左右面粉。这么少的面粉哪敢放开肚子当饭吃，只有逢年过节或是碰到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才吃。白面的价格只不过一毛多两毛钱，比猪肉便宜多了。可是“物以稀为贵”，有时，因为要吃顿白面，即使没肉，也要特意去打一斤白酒，以示隆重。自家的不够吃就想办法到外面吃。一个办法是到县城的饭馆里吃，饭馆里可以吃到面条和饺子。内蒙的粮票最小面值是半斤，不象上海最小是半两，所以一顿最少得吃半斤。这个份量男生嫌少女生嫌多，饭量小的女生就两个人合吃一份，宁缺勿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吃会议”，那时的会议会餐不象现在大鱼大肉，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就是皆大欢喜。

        有一年夏天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我们一到公社就四处打听会餐吃什么，传出消息说最后一天吃白面馒头，大家一边开会一边咽着口水想这顿馒头。好容易熬到了这天的午饭前，大会主持人忽然宣布：由于白面很难搞，所以不能敞开供应，限量每人一斤。一斤馒头到手，男生们三下五除二，头也不抬一口气全部消灭，抹抹嘴摸摸肚子，似乎意犹未尽。看看女生，她们已经吃饱，正在用小手帕包着她们的剩余物资——两个或三个圆圆胖胖的白馒头。有两个男生实在抵挡不住馒头的诱惑，恬着脸向女生求援。女同胞们包好馒头，有的笑笑，有的摇摇头，有的干脆翻翻白眼，抱着那珍贵的馒头走回宿舍去了。饭后照例有一个半小时的午睡，我们一觉醒来，只觉得胃里已经空空荡荡。大概我们的胃天天对付高梁米，久经锻炼后变得威力无比，一斤白面馒头经不住三磨两磨早已被消化得不见了踪影。

        六八年秋末，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两个人（一个是学院教工，一个是驻校解放军）到和平学校外调。按规矩，这两个人的伙食应该由和平学校解决，或是到社员家吃“派饭（队里照顾知青，从不安排到知青家吃）”。我们和这两个人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共同点是北京。听到他俩的消息，几个女生跑到学校，硬把他们拉回我们家，又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和食油，烙白面饼招待。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四个男生上桌着陪客人吃，众女生站在旁边陪着聊天。

        七〇年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管辖。吉林省大搞平调，从哲盟抽调小麦、白酒和白条狗（就是宰杀后剥去皮毛的狗，据说朝鲜族人最爱吃）。这一调，调得哲盟白面、白酒奇缺。开鲁是农业县，小麦本来自给自足略略有余，市面上、饭馆里供应的面粉质量还是不错的，七五粉作不到，八一粉还能保证。现在小麦调走了，为了支撑市面，只好供应“全货面”—— 一斤麦子磨一斤面，连麸子也磨成粉。用这种面粉作面条比竹筷子还粗，细了容易断。面条呈暗红色，吃到嘴里还粘牙。

        这年过年，吉林省不知从哪里调来些大米供应农村，每个人几斤。社员们以为大米饭的做法和高梁米一样，也是先用水煮，八九成熟后捞起来再焖熟。我们舍不得那些米汤，干脆把掏洗干净的大米放到一个洗脸盆里，再加上适量的水，然后放到铁锅里蒸，虽然多用了些柴禾，蒸出来的大米饭原汤原汁，就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