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文化 专栏纪实文学 → 【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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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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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政治漩涡中大浪淘沙(上)

 

 


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和知识青年大批来巴彦淖尔盟插队落户的1964年和1965年,正是巴彦淖尔盟农村普遍开展“四清”运动期间。在1963年2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原来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在进行之中,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称“二十三条”,规定以后的“四清”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时期,正是巴彦淖尔农村“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关头。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自治区党委先后把临河、五原作为“四清”试点,派了由大队人马组成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农村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结束后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1968年冬到1969年春,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执行极左路线,在内蒙古自治区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挖乌兰夫黑线,断乌兰夫流肃”的“挖肃”运动,即挖“内人党”运动,各级革委会又往农村、牧区派出了指挥“挖肃”的“工宣队”或“军宣队、贫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是1964年和1965年间的“四清”工作队,还是1968到1969年间的“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四清”运动和“挖肃”运动中以及后来农村开展的“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中,都吸收了一些知青当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把他们推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一般地讲,在当时的运动中被选为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都是一些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也表现较好的知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知青既被看作“再教育”对象,又被看作是“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各级领导选拔他们参加工作队、宣传队或当积极分子的本意,一方面是搞运动需要,另一方面确实想让这些知青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从中培养和选拔干部。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选拔当了工作队员或积极分子的知青,绝大多数都难以幸免,在运动中跟着工作队或宣传队,不同程度地执行了极左路线。特别是1968至1969年间的挖“内人党”,当时,上面的所谓“挖肃指挥部”不断发布耸人听闻的公告,说内蒙古地区“内人党遍地皆是”,“内人党组织星罗棋布”,“要打一场深挖内人党的人民战争”等等。当时有的知识青年就想,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一夜之间,那么多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基层干部、共产党员都成了“叛国投修的内人党”?他们心里迷惑,但经不住上面一再上纲、加温,致使许多知识青年出于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也就勇敢地冲锋上阵,参与搞“逼、供、信”。但是,由于这些知青个人思想品质和政治素养不同,在执行极左路线过程中,其表现方式、执行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也各自不同。

 


路漫是在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她后来写过一篇题名《火筒·铁匙·内人党》的文章,写的是当年她参与挖“内人党”的情景。这里不妨原文转录,以供读者解析。

 


初春,一间低矮简陋的黄泥小屋里,我正坐在炕上,百无聊赖地盯着一只圆鼓鼓的虱子从炕上铺的白毛毡爬上我的裤脚,然后又急急忙忙啧着我的腿往上爬。大概它想快点钻进我的衣服隐蔽起来,然后再慢慢享受我青春血液的好滋味吧。哼!白日做梦!我注视着它,等它爬到了我的大腿上,我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把它捏住,然后放在油光光的炕板子上用大拇指盖一按,“啪”的一声,这个小小的野心家便连同它的美梦一起破裂了。虱子肚里的血染红了我的手指。我厌恶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和我并排坐在炕上、斜靠着被垛的那个蒙古族老汉,心想:这血一定是他的!

 


那一年,我19岁,到河套平原插队不久,就赶上“挖肃”运动,目标直指蒙古族干部,有的地方连普通社员也受到审查。这个蒙古族老汉原来是大队副书记,据说常和公社的一个蒙古族副书记(已自杀)一块儿喝酒。既然那副书记是“内人党”成员,那么这老汉也跑不了啦!于是,前几天大队就派人把他叫来,隔离在这间小屋交待问题。负责本大队“挖肃”的是大队正书记,汉族,部队复员干部。贫苦出身的蒙古族副书记呢,也是50年代的复员兵。都是复员兵,又曾长期共事,正书记也不好意思翻脸太快,而我这个负责记录的女知青呢,又从来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这老汉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他不幸之中的大幸吧!

 


他已被隔离了好几天,我的记录本上却还是一片空白。原来也曾满满当当地记过好几张纸,可记完一会儿就全撕了。开头,他矢口否认参加过这个组织,在我们夜以继日的政治攻心战术之下,他才开始吞吞吐吐地交待问题。可在他云山雾罩地胡扯了一通之后,我们让他在记录上签字,他却说:“这字我不能签。”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员说话要负责任,刚才我说的那些全是胡说不道,瞎编的。”我火了,问他为什么要瞎编,害得我手忙脚乱地记录?他说不胡说怕挨打。那个公社副书记就是受不了逼供拷打才自杀的。这一来,倒让人没法治他了。可是我也不甘心白白受他愚弄啊,于是就让他到地下站着,反省为什么说鬼话。这瘦长的老汉慢悠悠地伸开他弯曲的长腿下了炕,一边伸懒腰一边说:“哎哟哟,腿都坐麻了!”

 


那一阵,我们专案组成员都是自己带来米、面、菜、油一块儿做饭吃,革命同志不分彼此嘛。专案对象则顿顿由家里送饭。有一天,天都过了晌午了,没人给他送饭来。天快黑了,我们开始包饺了,仍然没人给他送饭来。他饿急了,在地下转天了磨,嘴里一边叨念着:“这是咋来来?跟爷划清界线了?日他的!”正叨念,外边进来一个人告诉他:他的后老婆生的六个娃娃全得了肺炎,他的前妻生了大儿子(原在边防部队服役,因有“内人党”嫌疑被打发回来了)忙着帮他后妈挨个往医院送病娃娃呢,顾不上给他送饭了!老汉一听,愁云满面,又开始叨咕:“哎哟哟!看起来今天要把老鬼饿死喽!”我们不理他,仍埋头包饺子。第一锅饺子煮熟了,我们对他说:“老马,拿碗捞吧!”他听了一愣,不相信是叫他。我说:“我们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虽然你不好好交待问题,我们也不能让你挨饿,吃吧!”于是他也不再客气,捞了满满一大碗,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我问他吃饱了吗,他说吃饱了。可等我们挨个吃完以后,他看见还剩下一碗,就问:“你们都吃饱了?还吃呀不了?”得知没人吃了,他尴尬地摸摸脑袋,笑笑说:“唉,没人吃我把它吃了吧!”我奇怪地问他:“你刚才不是说吃饱了吗?”他说:“嗨!我白吃了你们的饺子,哪能让你们不够吃啊!”原来如此!

 


饺子吃完了,气氛缓和了许多,于是,我们郑重其事地问他到底有没有“内人党”这回事?他说:“唉!不知道是哪个挨枪崩的鬼嚼出这么个东西来坑人哩!听也没听说过,上哪儿参加去!”我将信将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于是就转了话题开始神聊、搬杠。老汉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油灯抽着烟,悠悠自得,仿佛忘了他是个受审查的对象。我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炉子上的烟筒叫“火筒”?他说火筒安在火炉上,有时候火旺了,火苗还从烟筒口窜出去,所以叫火筒。我说那是走烟的,叫烟筒,你说叫火筒为什么人们把锅、壶坐在炉子上而不坐在火筒口上去?他说,凡是跟火炉配套的都叫火什么,比如火钩子、火铲子,就是这么个叫法嘛!我想想没法驳他,又将他一军,问他为什么后套人管炒菜用的铁铲子叫“铁丝”,难道细细的铁丝能在锅里翻菜、盛菜吗?他答不上,就说:“唉!娃娃,一个地方一个风俗,就是那么个叫法,我也没文化,不知道那个“丝”字怎么写,反正人人都那么叫,人人都知道‘铁丝’就是锅铲子。你们还小哩,牙也没长全,知道个甚?往后听见的新鲜事还可多哩!
其他专案组成员听我们一老一小,一个老蒙古、一个北京人搬杠搬得还挺起劲可乐死了,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可火了,心想:我都快20了,还小?还用你管我叫娃娃?刚才吃饺子时对他的怜悯之情一下子全消失了。我沉下脸大喝一声:“别胡说八道了!好好想你的问题吧!哼!”他一听,脸上的笑容马上僵住了,然后,双手抱住膝盖,长叹一声,抬眼望着房梁,一言不发了。

 


若干年后,当我更多地了解了古汉语之后,我才明白,河套平原的语言深受陕西方言的影响,而陕西文化历史悠久,许多古代词汇仍沿用至今,比如把不说话叫“不做声”;把容貌可人叫“可惜”;把下地干农活叫“受苦”,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词汇。至于这“铁丝”嘛,我想原意一定是“铁匙”。口音不同,“匙”字读成了“瓷”,“瓷”字又转成“丝”,所以,铁铲就成了“铁丝”!

 


就这样,在河套平原上那荒凉原野的小土屋里,几个专案组成员和一个所谓“内人党”成员一起度过了10几个日日夜夜。最后的成绩是:我长了满身虱子;而蒙古老汉由于难得成天坐着不干活,枯瘦的老脸上泛出点油光;其他的人则耽误了自家和队里的农活。后来,上边下了文件,结束了“挖肃”运动,给受迫的蒙古族干部群众平了反。于是,老汉开长腿晃晃悠悠地回家去了。

 


春耕开始,蒙古族副书记、他的大儿子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在羊圈里起圈,往地里送肥,挖的挖,担的担,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像前一段并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再后来,在那个汉族书记的撮合下,我这个北京知青成了那个蒙古族老汉的大儿媳妇,在后套平原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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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政治漩涡中大浪淘沙(下)

 

 

我们通过阅读本文可以看出,作者路漫是属于参与“挖肃”的知青中的“温良恭俭让”的那种类型,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心中的良知并没有被那来势凶猛的有关“挖肃”的荒谬蛊惑而泯灭,她“从来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尚敢于“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那老汉吃饺子,审问过后还和那老汉“神聊、搬杠”,就她所不明白的河套方言与老汉进行探讨。在她手下,没有让被“挖”者遭受皮肉之苦,甚至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言谈中还带着河套农民那种特有的幽默。所以,这个路漫虽然参加了“挖肃”,却并没有伤害与被“挖”者及广大群众的感情,“挖肃”运动结束之后,她照样和那位曾被她审问过的蒙古族老汉一起劳动,“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像前一段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能有这样的结局,当然和路漫在“挖肃”中的表现有关,也反映了河套人的宽厚的品格。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路漫,后来还成了那个蒙古族老汉的儿媳。

 


在当年的“四清”和“挖肃”运动中,像路漫这样表现的知青并非个别,而是很多。确实,有的知青个人品质好,为人处事比较稳重,在参与“四清”和“挖肃”等运动中能够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干部学习,注意听取群众的意,喜欢动脑子分析问题,在运动的开展和形势的反复变化中,不断提高自己辩别是非的能力,不断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尽管他们也不可避负的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却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没有伤害群众的感情。巴彦淖尔农村牧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群众是宽容的,也心如明镜,他们把这些表现好的知青视为社会主义的好苗子,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根据,他们各自所表现的长处,对他们合理地安排使用,积极培养。起初这些人有的当了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会计、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或俱乐部主任,还有的被选为生产队政治队长。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他们确实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中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后来有的被选拔抽调到公社或县里、盟里当干部,有的后来调到自治区党政机关当干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有的通过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国家各条线路上的杰出人才。据1972年统计,巴彦淖尔盟插队知青中共涌现出先进知青小组160个,先进个人1160人;有16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1258人加入了共青团,871人被选拔进入了社队、旗县、盟和自治区各级领导班子。后来,有不少曾在巴彦淖尔插队的知青,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7000多人被推荐上大学或到工矿企业工作,92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巴彦淖尔兵团知青中走出去的各类人才更多些。

 


前面已经说到,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一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中,当过工作队员或宣传队员、积极分子的知青,情况不尽相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凭着一时头脑发热,鲁莽上阵。其中有的是被挟嫌报复、侯机夺权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指使利用;有的在城里参加“红卫兵”运动时就曾有过“造反”和打人的经历,这时又有了“用武之地”;有的对下乡插队满肚子情绪,正想找机会发泄。有的只是头脑简单,为表现自己立场鲜明、敢于斗争,人家说谁是“阶级敌人”,他就把谁当作阶级敌人斗。这些人在“四清”和后来的“挖肃”运动中参与“逼、供、信”,充当打手,对被斗被“挖”对象张口就骂,动手就打,有过许多过激行为。广大群众对这样的知青自然另当别论。
从1964年在巴彦淖尔盟开始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插队知青都被卷进政治旋涡之中,正如大浪淘沙,最终在群众的心目中优劣分明,有的金子般闪光,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有的和群众认可的优秀分子比较起来,则相形见绌。

 


还有另一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十分猖獗时期,运动的形势变幻莫测,知识青年也和社会

上许许多多人一样,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你还被视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或称你是“勇敢的革命小将”,明天就可能把你当成批斗对象,甚至把你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中这样的事例都不少。用当时的阶级划分和政治标准看,这些人大多家庭出身不好,他们当时或因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不满的言论,或因传播了有关林彪和“四人帮”的什么“小道消息”,或因敢于对抗执行极左路线的干部,或因说了一句什么话,作了一首什么诗,写了一首什么歌,就被极左分子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关押、直至判刑。巴彦淖尔盟插队知青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冤案。至于兵团知青中,这样的政治冤案就更多些。

 


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接连发生的各种名堂的政治运动中,从上而下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种种社会现象光临陆离,人的命运各自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往往变化无常。但是在河套平原,在巴彦淖尔的广大农村、牧区,不管“红色风暴”多么猛烈,“挖肃”运动的“十二级台风”多么凶狂,都不能完全摧毁人民群众心底的善良、纯朴和宽容的本质。在极左路线不断制造出来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受到政治迫害而遭冤案的知青毕竟是极少数,而对绝大多数插队知青来说,尽管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与他们之间也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矛盾,有许多恩恩怨怨,但广大群众给予知青更多的却是同情、理解和保护,他们让更多的远离父母的知青感受到了难得的人间温暖。由此许多插队知青与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致多少年过去,他们对当年插队地方干部群众给予的关怀和爱护一直铭记心底,一种感恩情怀始终随着他们。这里仅举一列。

 


北京知青杨守仓,也是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一类,他本人为人仗义,办事机灵又能吃苦,1965年来临河县丹达木头公社忠义大队插队不久,就和当地的干部及社员群众间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尤其是和大队书记一家处得很好。大队书记对他也很关照,曾先后让他学过木匠、铁匠,还让他跟着黑皮匠学做牛皮绳。他样样都干得不错。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民兵排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受当时无政府新思潮的影响,他曾与邻队的知事串连结伙,干了一些出格的事,得罪了一些人;也说过一些“反动言论”。“一打三反”中队里有人想“收拾”他,整了他的材料,上报公社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坏分子。就在准备抓他的前一天夜晚,大队书记向他报了信,安排他连夜逃跑,让他躲过了一场谁也说不清会有什么后果的劫难。此后,杨守仓对大队书记一直心存感激。改革开放年代,杨守仓回到北京,发展成为一名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多少年来杨守仓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和大队书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几次回村探望,还曾请大队书记到北京作客,两人还像当年一样,睡在一张床上,彻夜长谈。后来大队书记不再当书记了,老了,生活上有了困难。杨守仓按月计算,给大队书记寄生活费,还出钱帮他在临河买了房子。2002年大队书记去世,杨守仓刚从青海回到北京,夜里接到电话,他毫不迟疑,立即起身奔火车站,赶到临河,含着眼泪和大队书记作最后告别,并帮助为大队书记安排后事。

 


在河套平原,在巴彦淖尔,说到当年的知青与当地群众的关系,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可以说到处都有。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听到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多少年过去了,许多知青忘不了这片热土,忘不了这里的乡亲。他们把这里当及第二故乡,昼思梦想,还常常找机会回来探望。当年在乌拉特中旗插队的呼市知青郭平等人就是这样。郭平现任呼市十四中学教师,在2006年8月呼市知青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他深情而激动地说:“在河套插队那几年,是一生中最难忘最宝贵的岁月,在那里尽管吃了许多苦,但是锻炼了筋骨,也锻炼了克服困难的毅力,这些比积累财富更重要更有价值。有了那段经历,总感到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然,当年知青的处境不同,心情各异,对那段岁月必然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评价。但绝大多数知青,在他的人生历史和记忆的库存中,都有着对巴彦淖尔,对河套平原,对那段插队生活的一些深刻的、美好的记忆。

 


“一打三反”注释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俗称“一打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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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旋涡紧,

知青受到洗礼清,

更多与民结友谊,

长久交往感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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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知青,一个倍受关注的群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同时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


首先,从国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开始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安置经费问题,并制定出了安置经费的标准。安置经费采取一次性发放的方式。在巴彦淖尔盟大批接收安置知识青年的1964年和1965年间所执行的标准是:单身下乡每人200元,成户下乡每人180元,回原籍落户每人50元。1969年1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发布《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汇报提纲》再次确定知青下乡安置经费指标:集体插队农区每个250元,牧区每人400元。安置经费有的由国家统筹拔付,有的由地方安排。国家规定,安置经费主要用于解决住房问题,其次用于购置生产生活用具和生活补贴。安置经费标准是考虑到当地生活条件和物价等因素,经过严密测算而制定出来的。如巴彦淖尔盟在1964年制定的《巴盟知识青年每人生活费标准调查表》对知青生活中吃用、穿用、日用部分都拉出了很细的目录,大致包括细粮、粗粮、食油、用煤、肉食、盐、调味品和各种蔬菜,以及用布料、棉花、鞋袜、煤油、洗漱品、医疗费等最后合计生活费标准为每年151.28元。另外还有小型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明细有长锄1把,铁锹1张,镰刀1张,箩头1只,手铲两人1把,刨锄两人1把。生活用具上,碗筷、水桶、铁瓢、蒸笼、菜刀、擦子、案板等,总50多项物件,可以说居家过日子家具应有尽有,较一般的社员家庭还要齐备许多。对知识的住房,也有一份《巴盟知青住房造价计算表》知青住房要求屋长12.7米,宽必须达到6.2米,面要达到80平米,屋高要70cm,宽70cm,石头根基,五层过河转,穿靴带帽,一进两开,三门四窗,砖铺地面,油漆炕围,泥顶棚,中间厨房,左右间各住4—5人。经过对十几种材料如人力成本的计算,最后核定造价为每平方米30.57元,总造价为2500元。

 


除上述安置经费外,内蒙古革委会发布的《汇报提纲》中还规定了其它项目的补助,如跨省下乡知青旅途补助每人20元,跨大区下乡旅途补助每人40元。对北京天津来内蒙古下乡的知青每人补助棉衣一套,棉被一床,折合布票60市尺,棉花5.5公斤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特殊供应,如1969年3月包头市百货公司革委会发出《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供给工作的通知》指示市属百货大楼、青百大楼等大型商场、商店凭证供应每位下乡知青肥皂一个、茶缸一只、面盆一个、胶鞋一双、毛巾一条、棉毯一条。

 


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的安置经费标准和各样补助及特殊供应,足可以解决知识青年相当于当地较富裕农民生活水平的衣、食、住了。就说住房,那个时候走进哪个村子,哪儿的房子最好,那肯定是知青住房。

 

按规定知青住房产权归社队所有,由知青长期使用。其它配套建筑如根据需要附带盖库房、畜圈、厕所,垒院墙等等,均不准占用国家拨付的建房经费,而要求生产队和知青采取自力更生、群众互助的办法解决人。

 


关于知青的生活待遇问题,这中间有很多琐碎的内容。首先,知青户口落到村队,一切待遇和社员相同,也分有人头2分多自留地,供种菜蔬之用。有的生产队还提供猪仔、鸡和羊等家畜,由知青集体喂养宰杀。在知青刚来的头一年,粮食和菜蔬、油料等由队里免费提供,直到秋收之后知青集体喂养宰杀。在知青刚来的头一年,粮食和菜蔬、油料等由队里免费提供,直到秋收之后。关于知青的口粮,内蒙古自治区规定到巴彦淖尔盟下乡的知青口粮每人每月40斤。巴彦淖尔盟知青办提供一个参照数,前期为每年400斤,后期为余粮队每年550斤,自给队和缺粮队500斤。分粮和分红按知青劳动天数、所挣工分多少和值大小进行核算。出工多,工分多,分粮分红也多,反之则少。这一点主要视所在生产队的分值情况。分值高的年终有一定的分红,分值少的也许还要倒贴粮款。粮食不够吃的知青,有的问队里借着维持,有的知青坚决不向村里张口,采取挖野菜或从家里带粮来补充。巴彦淖尔盟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在努力争取资金统一解决的同时,要求各个生产队一定要按规定足量分给知青粮食,并对历年所欠知青的粮、布票都按定额发放给个人。1971年巴彦淖尔盟又公布了插队知青新的口粮标准:第一年350公斤,第二年250公斤,第三年开始和社员一样。由于艰苦的劳动,许多知青的衣服被磨烂或挂破,无力自己更新缝补。在当时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出台了一项统一安排计划,按实际困难程度,给知青每年添加一棉一单两身衣服,两双鞋,额外再给一些煤炭、棉布票等照顾。对有些村子由于知青回流,人员减少,采取了合并知青到一些条件较好的村队,进行统一管理。对一些自理能力差、生活无保障的老知青,根据个人特长,将其纳入一些知青农场,或公社的小型服务队,农忙时大队里劳动,农闲时到服务队干活,以增加收入解决生活自给。还有一些规定,如允许外地知青每两年回家一次,工分照记,还报销往返路费。知青看病,医疗费由生产队和知青办共同负担。知青房屋,维修由知青办出钱。这些照顾政策,使知青成了当时区别于农民、又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群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代,成千上成的知青远离家乡来到边疆,来到农村,他们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也牵动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感。从1965年开始,巴彦淖尔盟及有关城市和各级党委、政府即通过慰问和互访等方式,以表示对下乡知青及其家属的关怀。

 


据载:1965年1月12日至23日,包头市党政机关组成慰问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来到巴彦淖尔,先后深入临河县、五原县、杭锦后旗和乌拉特前旗的13个人民公社22个生产队,慰问包头籍插队知青921人,向他们赠送了针线包、日记本、书籍画册及其它文化娱乐用品、药物和卫生纸等。

 


2月15日至22日,中共巴彦淖尔盟委、行署派出访问团赴包头市访问,向包头市汇报插队知青在巴彦淖尔的生活、学习和劳动情况,召开不同规模的知青家长会议,与知青家长座谈,并走访了234户知青家庭,向31名“五好知青”的家长发了喜报。

 


1965年春节期 间,呼和浩特市也组织了由党、政、工、青、妇各个方面及教育局代表、学校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67人的慰问团,分赴五原县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慰问下乡知青。
1965年12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办公室下发《内蒙古自治区慰问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讲话提纲》,随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组织了更大规模、更高规格的对下乡知青的慰问。1966年1月3日至15日,也就是元旦过后、春节将临之即,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为团长、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沈新发为副团长的180人组成的慰问团,下设了3个分团,到各盟市慰问知青其中一分团来到集中安置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下乡知青的五原县、临河县、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进行慰问。慰问团走访了10个人民公社86个生产队,对114个知青小组的1318名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进行了慰问。期间放映电影38场,演出歌舞16场,召开慰问大会11次,座谈会121次。
1969年11月至12月间,包头市革委会组成慰问团,赴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五原县、临河县和杭锦后旗农村及生产建设兵团驻地,慰问包头市下乡插队知青及兵团知青。

 


当时这些慰问活动,确实使下乡知青感到了党和政府送来的温暖,促进他们坚定了志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也确实使下乡知青的家长得到慰藉。

 

这种对下乡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的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到70年代。但各个阶段慰问的形式和内容也各自不同,1964和1965年间,主要体现精神上的慰问,鼓励下乡青年安下心来,扎根农村;“文化大革命”之初,又多是政治性慰问,给下乡知青送一些“红宝书”之类;而进入70年代后,又增加了对知识青年及所在地的物质方面的捐赠。

 


从1973年开始,一直到1976六年底,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就不断地收到来自北京、天津、包头、呼和浩特等地无偿捐赠的各类物品、物资。捐赠活动的开始阶段,多以解放鞋、笔记本、洗衣粉、毛巾、水杯等生活日用品和出诊包、血压表、听诊器、体温表、注射针头等医疗用品四环素、安乃近、痢特灵等药品。其中最贵重的是收音机但是在随后的时间里,捐赠活动和规模不断扩大,物品也由原来的生活及医疗用品改为各种机机械物资等。其中包括拖拉机、播种机、柴油机、碾米机、扬场机、农业泵、缝纫机、交流电焊机、铣床、牛头刨床等八十多个品种机械物资。至于手推车内外胎、马车下脚、喷雾器、乐器箱、理发工具、各种球棋类更是不计其数。捐赠物品物资不断地由小到大,后来大的捐赠物资有北京130汽车、212吉普、天津210吉普、东方红40、28、55、75等各种类型的拖车等。按当年知青办的人回忆说,“那几年,北京、天津捐赠的物品,因为是陆续发货,所以车站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多的时候堆满了一站台,铁路上催着让知青办去拉运。”当时的盛况由此可见。

 


当年知青办的总结材料中说:这种支援“是扶持知识青年集中下乡村队尽快办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牧业先进单位,为知识青年坚持乡村创造条件,为帮助青年场队实现农牧业机械化,发展农牧业生产建设服务的。”对所支援的物品,由盟知青办当年知青办的总结材料中说:有针对地进行分配和安排。他们首先对捐赠物品进行详细登记造册,其次提出了指导意见,要求各个旗、县知青办在物资发放的过程中,“既要鼓励先进集体,又要照顾知青较集中、但生产条件差的生产队。”“知青有使用、保管权。”“分配给车辆的地方,司机要从知青中选配。”当然,所捐赠物品物资的城市都希望这些东西能送到属于自己城市下乡的知青队、组中。这些援助物资,大大地提升了巴彦淖尔的机械化耕作水平,稳定了下乡知青的情绪,使他们“坚定信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那个年代,如同雪中送炭,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为了便于了解当时的分配情况,特此附录巴彦淖尔盟知青安置办公室的一份关于分配支援物资的通知:

 

 

关于分配北京支援物资的通知
各旗县知青办:
今年北京市无偿拨给在我盟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一批车辆和物资。现随文分配各地,望按数查收,并做好分配准备工作。
在目前车辆、物资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北京拔出一批车辆和物资无偿的支持青年。充分体现了北京市委、市革委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也是对我们做好安置工作的有力支持,对知青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为此,建议在收到车辆和物资后,举行发送仪式,并向北京写信表示感谢。
分配原则和注意事项:
一、分配时既照顾有北京知青人数较多的组、点,又要适当照顾边远地区;既要鼓励先进集体,又要照顾知青较集中但生产条件差的生产队。
二、物资要全部发给北京知青点、组上,他们有使用、保管权,知青办、公社不要留用。要登记造册加强管理,并报送盟知青办。分配给车辆的地方,司机要由知青中选配。
三、缝纫机、收音机要由知青点集中管理使用。不得变价出卖或私自转送他人。不需要时由旗县知青办另行分配并报盟知青办。过去已奖励和赠送过收音机的知青小组,不再分配。
四、药品按人均发放到有北京知青点、组上。器材发放到有北京知青赤脚医生的点、组上。要严格按卫生部门规定用药、严防过敏中毒。
巴盟知青办
1974年9月3日
车辆及物资分配清单见附表。
一、车辆分配:
杭后四支公社新和一队             货用三轮车一辆
临河长胜青年队                   130汽车一辆


以上仅为一例,像这样的分配物资的通知,巴彦淖尔盟知青办和各旗、县知青办都曾不止一次地下达办。当年河套平原上许多有插队知青的社队,都曾得到过这类支援物资,出现过知青和当地社员一起欢欢喜喜地接受支援物资的情景。继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面向巴彦淖尔插队知青捐赠物品物资之后,中共巴彦淖尔盟委也于1978年5月作出决定,调拨10台拖拉机给10个社办知青场站,以进行重点扶持,并要求这些知青场站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

 

 


当年各级党委、政府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舆论关注上,主要通过报刊和广播来体现。回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每个阶段从开始到高潮,都是通过“典型引路”发展前进的。而每个典型,又都是通过报刊、广播来宣传树立的。来到巴彦淖尔盟的各路知青,自然也一直受到舆论的关注。早在1960年11月,《内蒙古日报》就曾登载通讯,宣传从上海来磴口县巴彦高勒镇落户的知青欧玉莲的先进事迹。

 


1961年间,为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造舆论,《内蒙古日报》曾刊发题为《青年们,在农牧业战线上发出最大的光和热》的社论;内蒙古话剧团还排练、演出了七场话剧《邢燕子》。之后就有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知青一批到巴彦淖尔落户。

 


1964年到1965年间,在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知识青年一批批来巴彦淖尔插队落户的高潮中,纸刊和广播的报道更是接连不断,几乎对每一次大批知青的到来,《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都要发布消息。《巴彦淖尔报》和广播电台自然更视为已任,把每条这样的消息都安排在重要位置来刊登、广播。《内蒙古日报》在1964年7月3日发表了《新民大队欢迎新农民》的报道,记述临河县狼山人民公社新民大队欢迎包头知青的情况,还配了题《认真安置热情关怀》的评论文章。

 


1964年8月,新华社报道有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其中提到:到内蒙古自治区的知青主要安置在了巴彦淖尔盟农区。

 


1964年和1965年间,巴彦淖尔盟插队知青中也又涌现出一些新的先进典型,较突出的一个是1965年到五原县海子堰公社先锋三队插队落户的天津女知青昝振英,1966年以来,他多次评为县、盟、自治区级知青先进个人,1968年被选拔为公社干部。1970年8月18日《内蒙古日报》刊登题为《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文章,报道她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迹。

 


巴彦淖尔盟知青中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后来国务院知青办发出《关于汇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人物集的通知》,在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办提出的建议名单中,有巴彦淖尔盟知青邱家恒、陆航程、武绍亮、王明祥、钱忠义(女)、张志仁和杨焕香(女)。这些人的事迹大多上过内蒙古和巴彦淖尔盟的报刊、广播。

 


此外,知青中的先进人物事迹还被一些作家、艺术家写成报告文学或编成小戏、快板、歌舞等文艺节目进行宣传。当年巴彦淖尔盟从城市到乡村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都曾出现这样知识题材的节目。如1964年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全区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汇演中,就有巴彦淖尔盟蒙古族学生乌云其木格和汉族学生王晋义共同表演的,表现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的舞蹈《新社员》获奖。20世纪70年代,巴彦淖尔盟歌舞团还曾演出过由著名剧作家官一鸣编剧的反映知青生活的小戏《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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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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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彦淖尔盟原来从64年就有知青去了,历史记录得很详细。知青史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抹不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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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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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心众知青,

各项安排很精心,

优秀知青多涌现,

各地支援现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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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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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裂变中渐渐地融合

 

 


兵团的建立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国家上山下乡运动后续政策安排的产物,一、二、三师可以说是飘然而落在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上的。兵团的建制和管理都是垂直系统,与地方上的关系概括而言,是一种互相协调,平行而又依存的关系。但地方没有兵团可以,兵团没有地方似乎就是空中楼阁了。搞好与地方的关系,对于兵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时逢那个年代,国家利益最大化,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兵团和地方都毫无疑问是一体的。从微观而言,除了在“疆域”上互相嵌合外,经济上地方沾了兵团不小的光,无论从农产品的购买力上,还是生产力发展上都一样;政治上有时双方就在宏观政策的需要面前,彼此短时间融合在一起也是有的。比如边境上战争一触即发的那个阶段,和后来的军管时候。那段时间,兵团的军管人员,甚至可以进入地方公安、检察、法院等机构的领导小组。等到后期,兵团的发展出现了困境,在大势所趋之下,最后又完全交归了地方管理,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个先分后合,以地方接受兵团到最后吸收兵团而终结。按一本资料书中的总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中相遇,民族、地域、文化、经历的不同,造成一些磨擦和冲撞是难免的。”“纵观七年多来的兵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军民鱼水’的时候多,但也有‘大打出手’的时候。”

 


从另一面来说,“兵团绿”虽比不上“国防绿”,但也有军饷收入,有组织保障,有国家的大投入,比起老百姓的“黑棉袄”来,可是强多了。这也是当时地方上好多的年轻人和下乡知青,想着法活动希望加入兵团的诱因所在。兵团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序列”,自然也受到了军队“拥政爱民”的影响,各师、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开展各种爱民活动。在缺医少药的当地人眼里,兵团各师部医院、团卫生队无疑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大医院了。从这一点来说,河套人民沾光了不少兵团的福气,有好多的病人是在兵团医院里被救活了生命。有时,兵团连队里的一个小小卫生员,都成了百姓的救星。在一师五团六连的驻地附近,一个蒙古族妇女突然早产加难产,男主人求助于六连卫生员杨宪萍。杨宪萍面对脐带绕颈三圈,脸色黑紫的胎儿,拍一把掌没哭声。她“不顾胎儿满身的胎脂和腥乎乎的羊水味,立即进行了嘴对嘴呼吸,吸出一口粘稠的分泌物,接着做人工活吸。”孩子在一分一秒中活了过来,最终放出一声响亮的哭。孩子的母亲一脸倦怠,满眼感激地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按我们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由你来起。”杨宪萍高兴地允诺下来,“她想到自己是为了‘屯垦戍边’而来,边疆要靠我们蒙汉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携手来建设和保卫。”最后,她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团结”。

 


还有许多微小但非常值得一道的事,就是在那个生活物品和文化“材料”奇缺的年代,兵团给地方群众送医送药、演电影、演文艺节目的事不胜枚举。特别是当地方上遇到大的险情的时候,兵团战士只要闻讯,无不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在前。曾经在二师十六团当过知青的金丽娅回忆说:“河套平原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小湖泊,每到春末夏初,黄河上游冰雪溶化,那些海子顿时涨满起来。”“每当海子决口之时,波涛汹涌,沙质土倒在口子上,被水一冲,真是盘散沙。”“我们不论男女,肩并肩地坐在水中,让战友把土倒在自己的身后,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二师十一团的战士李世强说:“二黄河大坝决了口子,兵团战士听令最先赶到,看着被淹的十几个村庄,和被水冲走的沙袋,在共产党员打头带领下,战士们一个个手挽着手下到了冰冷的黄河水中。水被堵上了,战士们带着泥水和汗水,带着寒冷与饥饿,三三两两地躺在大堤上,草袋边,你靠我,我*你睡着了。”这样的故事发生了许多,有些被文字纪录下来了,有的永远成为当事人的记忆,但它们确曾存在过,至今还有老农会想起一、二件涉及知青爱民的往事。

 


说到矛盾,兵团与地方之间最容易产生的导火索大多是地界问题。一师一团五连,接收了原内蒙古军区某部在磴口县的靶场和果园。当年四月,磴口县红卫公社永进大队派人在靶场地内抢种小麦,引起了双方的土地问题纠纷。后虽经双方的上级部门协议,靶场地归了兵团,可后期的时候,五连改为良种实验站,永进大队又派人强行播种靶场地。这一次磴口县委裁决生产队所种土地由队里收割,其余土地由兵团经营的决定。一师向上级请示,结果不了了之。也有的地方,村庄以兵团侵占农田为由,拒不承认行政上的划分和裁决,致使双方矛盾对立,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兵团让步于地方的时候多,个中的因为所以自然无需明言了。针对土地使用权问题,内蒙兵团党委建议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出面组织有关单位组成了工作组,深入实地进行具体调查,调整矛盾,明确地界。方案大多都采取缓和矛盾,折衷解决办法。因为兵团是后来和外来之物,土地和利益的名堂大而无当,何况它究竟能打多久,谁也说不准。这些地界问题,最后随着兵团的解体和交归地方,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有趣的是,兵团开垦出来的好多地,在解散后都留给了地方上的农场和附近的村队,成了至今还让很多当地社员享受的一件大福事。

 


作为近十万的兵团知识青年集体,毕竟不完全是一个全正规的军事组织,吃饭、居住、劳动,在不完全自理中又大部分自理着。于是兵团驻地附近的集镇、城市,都成了兵团人购物和调剂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这在一定的情况下,即有互通有无的一面,又时刻蕴藏着矛盾和冲突。这种关系,从最初天津知识青年兵团专列到内蒙西部的路上,在集宁火车站停靠时与地方青年发生口角,并发展为大规模的群殴,数节车箱的门窗被毁坏,双方有多人受伤,一名当地儿童被扔进了油罐车淹死。这是一幕较为残忍的序曲,它为后来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兵团各部人员到位之后,与地方上年轻人互相滋事时有发生,有些完全是成群结队聚众闹事。原因或为了买电影票、长途车票,或在饭馆吃饭不排队、抢座位等,都是引来事端的导火索。兵团中的知青,往往以地域和所在连队为背景,以年轻人的争勇斗狠和哥们意气为助燃剂,极易形成一些群体式的“江湖组织”,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更为了显扬和“拔份”,到地方上与市镇青年寻衅打架。有时动起手来,砖头瓦块横飞,小刀、匕首乱舞,造成的后果有时很严重。

 


由于兵团生活艰苦,兵团战士常到驻地附近的村镇买油、买鸡、买肉或买菜、买瓜,改善伙食。有的老乡也常带着农副产品到兵团里,与战士换衣服、鞋子等物。这样的交换关系,虽然有时包含不等价因素,较少起大纠纷。但少数知识青年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有时被失主发现,抓住了难免一通恶打。这便会引来反报复,形成一大堆知青到当地大闹一场的现象。可以说,当年各地的瓜田,闹不好就成了是非场所;而农村的鸡舍和猪圈,不时成为知青的猎取目标。在靠近兵团的村落和市镇,尤其深受其扰。有些五原农村的老人,至今还时常说起当年发生的事情,“那些兵团知识青年,有时拉着一车人就冲进了队里,把村里的大人娃娃吓得不敢在家里睡,夏天里,一家一家晚上都躺在房顶上。听见动静,村子里的民兵能喊成一片……。”在巴彦淖尔的一些地方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民党的军队害了我们一阵子,兵团可要害我们一辈子!”看到成车的兵团战士经过时,甚至有人高喊“土匪下山了!”这类事件的发生,兵团各级领导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严格请、销假制度,限制人员外出,对参加打架的人进行教育,甚至给予纪律处分。对地方上被打伤的人员,兵团往往以单位的名义进行慰问和安抚。

 


可以说,兵团后期少数人的所做所为,大大地败坏了兵团的整体形象,使一些地区的兵团单位与地方单位上的关系颇为紧张,地方上的治安和保卫机构,也对后者存有较深的戒心和成见。74年的6月份,三师二十一团某连七名战士赶马车回团部的途中,经过临河县长胜公社隆胜一队时,发现水渠决口。双方因为意见争执,社员用铁锹砍伤了二名战士,兵团的人闻讯后赶来了十多人,又打伤了两名社员。这一事件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想,当时巴彦淖尔盟革委会副主任率领盟政法办主任和盟县公安局领导等找到三师师部,出口就说知青打死了两名社员,要求迅速处理当事人。在事件还未搞清的情况下,问题又经地方上报到内蒙兵团,紧跟着内蒙《公安简报》登发了消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兵团派下去处理问题的人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围攻,认为知青打农民是受了上面的教唆和纵使,还有的人当着盟里的干部,大骂兵团而无人制止。其实,双方被打伤的人员当时都被送到医院,伤势并不严重,不久即痊愈出院了。而兵团要求地方上澄清问题,挽回影响时,居然无人理睬,这也引起了兵团党委中的一片怨言。这一切的发生,正如前面所说的影响已经是名不假的事情。

 


再后来,三师二十一团战士到临河县城看电影,一位战士因为抢座位与人发生了口角。值勤的工人民兵把三名知青叫出了影院,同来的六人也跟了出去。连队的领导闻讯赶了过来时,兵团战士已与地方上的工人民兵打了起来,导致对方五人受伤,三人被送进了医院。问题被推到三师师部后,处理意见迟迟没有下来,二十一团也采取了拖延态度。一个月后,经地方党委两次出面敦促,兵团才对相关的战士和连领导做出了处理。几乎与此事件相隔不到十多天,二十一团某连的八名战士携带提包到临河县小召公社富强某队抢瓜,被社员追赶;随后又在富强某队掰玉米,返回连队途中被社员追上,抓住了三个人。另五人很快跑回连队,叫来了十三个人,又将被抓战士抢回;不久后某队社员又赶来,双方发生了械斗,两名社员被打伤住院。下午,某队社员开着拖拉机,拉着一个已死的老五保户社员的尸体到三师师部,说是兵团人打死的。初步尸检未能做出被打致死的结论,但巴盟党委当时的意见非常明确,坚决认定致死原因是兵团人的责任。三师很快交出了两名肇事者,送交到了临河县公安局拘留审查,师部隔离审查三人,其他人员办学习班进行教育。事件后来不仅牵动三师、巴彦淖尔盟委的领导,兵团和自治区公安厅都派人参加了审理。

 


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初,一个个充满了神圣的信念光环,等到了地方干上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切原来与梦想相距甚远,失落、沮丧、伤感便接踵而来,但下乡容易回头难。“他们从城市生活的暖家里出来,落差到社会的最底层,巨大的反差,令他们看到了一个实际的中国,一个和书本上讲的和想的相差甚远的中国。他们知道了农民生活的情景,知道了农民的饥苦与企盼,不管自觉与否,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地起了变化,他们对农牧民的同情心,并没有因为间或发生的冲突而减弱,反而在一些事件中得到了升华。”二师十三团无线电厂的知青武爱和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几个人在农村的地里流窜,结果发现满地的山药圪蛋。意外的收获让几个人忘乎所以,脱了裤子扎了裤口当袋子,肆意地在泥地里挖了开来。后来才发现地头上有一座小坟,还有烟火的微光在飘,几个人害怕了。后来那“坟”说开了话,原来是一位看山药地的老者。双方一交流,老者喃喃地说:“作孽呀,娃娃们可不敢呀,这是俺社员一冬的口粮啊!”老汉的哭腔让几个人都愣了,有一个递了一根烟给老人抽,双方便开始了交流。当听到老人说年景不好,能吃上山药就不赖啦的时候,几个人的心软了……。“我们把‘口袋’里的山药全倒在‘坟’地堆上,大家翻遍了口袋,尽其所在给他留下了七八斤粮票,一把毛票和硬币,所有的香烟和火柴,还有那条不知是谁的裤子。”这一戏剧性的感情经历,“也许就是毛泽东当年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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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市的一个学生,突然间变成了农民确实思想上不好接受,但谁又敢说什么?走过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不管是好是还是坏事。农民接受这样一群学生娃也同样有一个过程,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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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地方合与分,

交往有亲也有恨,

终究知青多良善,

愿听老汉苦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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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所不干的劳动分工

在这里之所以要罗嗦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知识青年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锻炼和考验每一个人思想与认识的试金石。劳动的内容细分起来,那有着许多令人一言难尽的名堂,我们在此只做简述,让读者诸君了解个大概。因为从大面上或一定的高度来看,知识青年下乡后,每人所经历的主要记忆,多是围绕在这种各自不同的劳动分工周围。我们只有先搞清楚了这个内容,才能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到巴彦淖尔之后,他们用汗水所浇灌的这片土地上,诞生出多少发明创造,收获过多少酸甜苦辣。


总得来看,知青劳动分工构成有六大块,一是农林业生产;二是工矿企业;三是渔业养殖牧业牧放;四是后勤服务行业和亦工亦农的准军事组织;五是文艺宣传、政治教育等综合性机构;六是属于地方知青劳动这一块。在这六大块中间,有很多创新出来的连队组织,他们既属其中之一的一部分,归类又不完全对口,需要我们特别认识的一块。下面我们就逐一加以说明,并最后形成一个较为总括性的贯穿和理解。


通过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和感觉,分布在巴彦淖尔的三个师团,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任务都属于农业生产这一块。其所占的地域面积由西而东,横贯巴彦淖尔全境,这一点与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米粮之川的地理优势分不开。同时,兵团铺开的大摊子,大多都是接手地方上的许多农场。这些农场所处的地域大都辽阔平坦,周边未开垦的生荒地较多,非常利于知识青年们创业发展。先以乌兰布和沙漠为例,其边缘和纵深较浅的地方,历史上就是屯垦戍边的一块宝地。宝地地广人稀,沙化严重,水利设施落后,非常适合搞农业和林业建设,也极具挑战性和开拓潜力,所以,当年兵团一师的一、二、三、四、五、七团大多都布局在这一块。往东到了大后套的大平原上,虽然土质因黄河水长年浇灌,盐碱化严重,但开垦种植农作物还是有着天然的方便,三师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团和二师的十五团都分布在这一段地区。再往东到了乌拉特前旗境内,情况就不同了,由西山嘴往西,除了苏独仑农场周边地带,适合农业开发,其它地方由于地势原因,大多因地制宜,搞了其它项目。在这里有一块最为悲情的“飞地”,那就是当时闻名远近,以条件艰苦,队风骠罕狂野著称的二师二十团所在地黄河南岸的一片农业垦区。


三个师团中工业这一块,在兵团创立之始,主要以十一、十三两个团为主,一部分分布在西部的乌海境内,一部分在东部的包头万水泉一带。属于巴彦淖尔地界内的,多是几个师创立的许多工厂企业和服务机构,如临河糖厂、磴口玻璃厂、乌拉山化肥厂、乌拉山电厂、各地师部的医院、招待所等。凡被分配到这些团、连队的知青,相对于农业开发连队来说,各方面都优越出很大的一截。但也有一些特别的例子,比如十三团采石厂的兵团战士自称为“采石大学玩命系”,绝不是一句戏言。总得来说,大多数工厂企业和服务领域的知识青年,劳动不用担心风吹雨淋冰雪冻,生活有规律,环境条件和福利收入也不错,非常受人羡慕。这种差别,一度吸引原来在农业团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调到工业团或各师的工厂去。不过这只是兵团后期的一种现象,创业之初,工厂企业建设之劳苦,比搞农业建设有过之无不及,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兵团战士的回忆文章中就能感受到。


巴彦淖尔地区的渔业资源拥有量,除了乌梁素海和黄河还有点意思外,其它地方实在不值一道。二师第十九团就以乌梁素海为据点,使其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水产养殖的一块福地。在这块福地上收获的不仅仅是渔业生产,还有牲畜过冬的良好饲料。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野芦苇和丰茂的水草,它留给许多曾在此下过乡的知识青年美好回忆。我们由各种资料中也可以看出,二师十九团是整个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中唯一以渔业开发为主的一个团。而说到牧业,巴彦淖尔可资张扬的地方就多了,虽不能和东北的几个盟相提并论,就知青下乡时的牧业发展,还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惜,牧业真正属于兵团曾经拥有过的,只有二师十六团所在地的中后旗牧羊海农场。这里地处阴山脚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个农场里,知青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放牧为主,他们成了当地牧业发展的一支不容小觑的年轻力量。同样,各个连队中还有一些以养猪、羊等家畜为职的知青班、排,他们专为连队伙食服务而创立,中间还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有的还上了《人民日报》。二师十九团的“猪倌”白美容就是其中之一。


兵团是几万人的一个组织,涉及到后勤问题可不是件简单事。在兵团初时,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供应与采购,渠道多从地方上或周边省市调运。兵团初具规模后,自身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物资的供应处于一种相对之中。各个连队在这一块上,都分配了较为可靠的带队现役军人和负责任的骨干知青,形成了班、排、连、团、师不同层次的后勤机构。其它方面如医疗、维修等部门,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军事和战备组织的成立,是兵团作为后备役准军事组织的必然。按未出版的《巴彦淖尔农管志》中所述,“兵团要必须以打仗为中心,完成‘五保卫’任务。”所以,各个师团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一些军事团、连队。大体上有榴弹团、野战步兵营、通讯营、高炮营、工兵营、侦察连、警卫连、防化连、轻型喷火器连、汽车连等,人数最多的达五百多人,少的也有一百多人。另外,各师、团在内部又分出武装战备连、排、班,和普通连、排、班。这些团、连的军事化训练要远大于一般的连队,兵团给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配了武器,特别是在战事消息乱飞的那段时间,这些军事化连队几乎停止了原来的劳动和工作,进行模拟和真枪实弹的演习训练。当然,这些团、连队只有少部分是专职的,大多数为兼职,凡进入这些团队的知青,大都享受过一段真正的战士岁月。不象好多的知青战士,一直到返回城市,都没摸过枪杆子。两者的得意和遗憾,只有当事者最为清楚。


文艺宣传队和政治教育部门有着相互紧密的联系,二者在整个兵团队伍中人数的比例最小,但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好多的事件都发生于这个团体之中。可以说政治教育部门多出笔杆子,文艺宣传部门多出表演家,从师到连、排、班的报道员属于前者,演出人员则属于后者。文化革命中,各地盛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其它的文艺节目。生产建设兵团在师、团一级组织建立了半脱产的宣传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并到基层单位汇报演出。这个组织吸引了许多多才多艺的知识青年,他们颇具演出水平,经常能造成轰动效应。往下到各个连队层次,为了活跃生活气氛,大多建立了业余宣传队,节目自编自演,什么样板戏、对口词、三句半、枪杆诗、小品剧,搞得非常活跃。这一行凝聚和调动了一批敢于在舞台上展示自己才艺的年轻人。他们在组织培养和自我锻炼之中,为兵团战士单调的生活添加一丝潮湿的雨润。可惜,兵团后期,宣传队大多解散,各团的人员集中在一、两个连队里,需要时抽调出来进行演出。这样的文艺宣传队在地方知青中也有组织的小有规模者,他们有的在田间地头,有的在灯油火把的简陋舞台之上,说演唱逗,成为当地红红火火小有名气的一族。


至于插队知青这一块,如果我们笼统想来,他们所参加的劳动活动,不外乎就是农业社里社员们的日常劳作内容,无所不包,又没有主次。他们冬天里跟着社员平地、耙地、积肥、备春播;春天跟了贫下中农学播种,学锄地、间苗、施肥、浇水、打秧;夏天顶着烈日抢收望无边际的小麦;秋天一脸黎黑地走出成熟的农作物田,从精神和肉体都已经沉甸甸了。他们年年也在场院里分粮食,也到野滩里搂柴禾,也在油灯下学《毛选》,也在寒风的夜里想念城市的家。如果说有些知青还有特别的“营生”,那他或她还会被分配去打草、放羊、牧牛、挖渠、开农机等等。可以说一个下乡知青,当年就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的、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身份特殊的“社员”。当时你要是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实质上,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每一个知青来说,还有着神圣、进步而又光荣难忘的一面。翻开《巴彦淖尔知识青年成长使用情况统计表》,有许多的名堂可资证明这一点。在知识青年担任各种职务和社会工作栏下,有“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团干部、生产队妇联干部、生产队民兵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代课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保管员、农机手”。每一栏下的人数合计起来,约占当年全盟知青安置总数的十分之二还多。这些顾名思义的内容,也是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分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巴彦淖尔知识青年下乡分工内容,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兵团与地方知青在劳动分工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他们偶尔还会合在一起参加一些“大会战”式的劳动。二是兵团中的许多分工,有主有次、有专有兼,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之中,有些完全是应用而生,无用而散。三是各个连队里,有着许多相同的劳动分工内容,起码在界线上并不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分明。四是一些具有特殊内容的劳动,比如种子农场、配种站、扬水工程队、基建连、大车班等难以归口,但又曾有无数知青参与其中,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能概略而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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