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上山下乡是一项全国性的青年运动，兴起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波及的范围可以说举国上下，无处不到。巴彦淖尔地区作为知青下乡的一片热土，在大批量地接收外来知青的同时，本地的年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当第一批从大城市来的知青出现在巴彦淖尔时，本地的一部分青年紧跟其后，积极地投身到了上山下乡的潮流之中，在运动后期更成为当时全部留乡知青近半数的特殊一族。按1971年全盟下乡知青统计表中数据来看，在64、65年运动之初，盟内及各旗县就有615人自愿报名，随外来知青一起下乡到农村。66、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乡的人数仅增加了146人。68、69年随着知识青年下乡大潮的到来，本盟及各旗县本地下乡知青人数又增加了1303人。随后经历了近三年多的淡静期，在1974的时候，受中央（73）30号文件和自治区（73）50号文件规定的影响，全盟加大了对本地符合条件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新增人数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77年底，本地知青下乡总数已经增加到了4242人，占当年在乡知青总数的近一半。

按中央（73）30号文件和自治区（73）50号文件规定，凡属当年应届毕业生的城镇高中学生（除按政策留城的人外），和应届毕业的初中学生（除升学和按政策留城的外），以及历年应下而未下的社会性青年（包括中途退学和农牧区迁入城镇的青年），不论男女还是已婚的，凡吃商品粮，年龄在16周岁以上均为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就连乌达矿，黄铁矿，营盘湾煤矿吃商品粮的干部职工子女，也均包括在内。巴彦淖尔盟各地基于这两个文件，特别制定出相关的手续，来界定和审批符合留城手续的本人申请。并实施走群众路线，由群众评议，组织审核，张榜公布的措施，对城内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对不符合留城条件而留了城的，坚决收回留城证动员下乡。由此掀起了一场力度空前的盟内青年上山下乡大动员活动。动员工作由新设立的动员机构总负责，而且扩展到盟直各个单位之中，人数不等地成立了动员领导小组。动员工作采取单位承包家长，学校包学生，子女说服父母，层层负责的方法。各地还成立了针对本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农、林、工、妇、青和公、检、法众多单位都有人参加。由于力度空前，宣传到位，全盟一度掀起了本地知青下乡的“热潮”。

这波大动作的收效令人振奋，巴彦淖尔盟委领导为此召开了表彰大会，对动员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了表扬，对一些落后的部门提出了批评。表彰发言稿中说：“临河一中、三中、四中有上百名应届毕业生写了决心书，要求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前旗一中，动员工作做得好，应庙高中毕业生毕业典礼大会，同时也成了欢送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大会。”“有先进者，送了两个小孩下乡后，又主动送三子到农村插队。有的家长认识就是不一样，把两个到龄的孩子全打发到农村锻炼。”这些先进的表现，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也有局限性，不难看出是树榜样搞宣传的策略安排。不过，初时的工作进展顺利，和当时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还富有政治热情有关。等到75、76年的时候，盟内的动员工作就陷入了困境。原因是城市居民通过对早先下乡知青的各方面情况的深入了解，发现娃娃们下到农村之后，生活不能自给，锻炼流于劳动受苦，后路又难以看清，而那些没有下乡的年轻人中，有好多的人都被招了工，还有的参了军，两厢一对照，有儿女下乡的人家心理就不平衡了。
按档案记载，当年“乌前旗的动员工作阻力很大，有些人不是把子女看作是社会的，是党教育的，而看作私有财产，当做商品，把子女下乡看得比什么都难，为了留城，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甚至把自己的爱人报为长女，将自己的儿子报为内弟的都有。五原县的问题也很突出，74年底招工了一批不符合留城条件和留城证件的青年， 盟委和动员办公室多次指示都不纠正。事后，乌兰牧骑招了十名演员，有七名就是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的就是下乡对象。临河县刻字美工社有个工人李振平，是国民党上校的儿子，属于应下乡人员。天津来人招生，复审被刷了下来，盟招生办的个别负责人，私下做工作，最后被招走了，同时还跑到天津做工作，让结业后分配到天津。”“临河县有些应下乡知青家长，认为农村没出息，又苦又累，长期不归，所以想法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把子女留在城里。有的送到乡下，总不放心，觉得这个队不行，那个队也不好，目的就是图个熟人和朋友，好把孩子再弄回城里来。”

以上的复杂情况不仅属于巴彦淖尔地区，当时全国各地都存在着为儿女回城或下乡延生出来的严重走后门现象，为了杜绝这股歪风邪气，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都下了文件，巴彦淖尔盟委政府参照发文规定，“对走后门上学，参军进工厂，手段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要坚决退回。1973年元月后招收安排的职工，属于动员对象的一律辞退，动员下乡。凡是动员对象的，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安排，各级招工招生征兵的领导机构，都要有知青办的负责人参加。从知青中招人，必须是下乡二年以上的，要经知青评议后，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县革委会批准才成。”“对违犯政策而招用的，不论是国营和集体，还是正式工、临时工，一律进行清退。没有留城证的被招了工，要回收留城证，从工作单位辞退。”“盟内各旗县本地知青下乡不满一年的，不能报考大学或中专，历届应下乡而没下乡的，包括办了手续人没去的，也不能报考，经批准缓下乡的，考学要先办下乡手续再报名。”同时，盟委在动员和安置政策上做了一些小调整，比如：“大的企业机关单位职工子女，可以分别实行一厂一社，几厂一社，对口挂钩，或分别按系统包公社，单位包大队。”“有病不下去的，可以留下来，但不予安排工作。对顽固不送子的职工和领导人，要先停止职务，等候处理。直至撤职，开除党籍。”

办法可谓想了不少，只是人们的认识随了知识青年政策的变化，和生存状态的恶化，主动响应动员的家庭和年轻人是越来越少。76年以后，知青下乡的动员工作走进了一片沼泽区，无奈之下，动员人员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又搬了出来，“工作人员先单位，后敲锣打鼓到家里，十次八次动员家长放子女下乡。不愿下乡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多次动员不下的，让子女和家长到乡下办学习班。”“对应下乡而没下乡的青年停止粮油供应，如家长还不送子女下乡，对家长也要进行一定的处罚。”“从党政机关、工厂、学校抽调带队干部，随知识青年一起下乡，下乡干部顶劳动锻炼任务。”“扩大知青办人员配置，要求大的旗县配10一13人，小的旗县配7-8人。”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粮食局有个家长说豁出去20年工龄不要，也不能让孩子下乡。”“有的借口投亲靠友，把孩子打发在外，把责任推在娃身上。还有的转移户口，或中途退学，或另立户头分散居住，逃脱动员。更有家长把没病的孩子，硬让住在医院里逃避下乡。”“还有的采取调动工作，将子女过养他人的手段。有的人有学校、单位、街道出的材料证明，弄得真假难分。”更多的家长采取看，拖，躲，顶的手法消极对抗。

如果说初时自觉自愿的下乡，是知识青年崇高觉悟下的一种人生选择，那么后期的做法，就有点闹剧式的行政无理作为了。本地知青是整个巴彦淖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走的道路和最后归宿也脱不出全国形势这个大窠臼。随着外地知青大返城，本地知青回城就业也成了必然，其后来享受的待遇和政策，也都搭上了知识青年各种安置办法的顺风车。所不同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本地知青是本地城市市民的子女，大批量的下乡又逢运动的后期，加上生于斯长于斯，得人文、地理与政策之先，能近距离得到家庭呵护和保障，所受的“罪”实在说来，可忽略不计。其次，本地知青除先期下乡的部分外，后来的安置和组织工作都比较到位，按档案中的话说：“均安置在中等以上的生产队，一队8到15人，最少不能少于8个，便于管理生活和学习活动。建立知识青年队，每个队由公社调配2名大队干部、10户贫下中农，安置30到50人。”再次，知青最后大返城时，他们无后顾之忧，来去一身轻，谈婚论嫁，成家立业原就在这片土地之上，实在便捷又自然。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小瞧了本地知青，他和她当年的奉献精神，比大城市下来的“贵客”知青毫不逊色。他和她留在家乡农村的汗水和青春，同样是那个如火年代里一份光荣而美好的记忆。

“实际上，当撤销兵团的消息属实之后，兵团从上到下普遍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光明的前途已经不复存，‘序列’的光环全然退尽。现役军人们心里清楚，返回部队不过是走走形式，转业回家已是早晚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兵团干了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结果是上面一句话，说散就散，一切努力全白费了！复员军人对于从兵团职工转成农场职工，也是牢骚满腹。知识青年的看法更为尖锐，认为现役军人拍拍屁股走了，复员老兵到哪儿都是挣工资，只有我们知青被扔在这里不管了。当年可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上山下乡，屯垦戍边，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怎么说走就走了，要走也应该一块走……”这样的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事态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当年10月，随着地方干部陆续进入兵团各单位，权力移交工作全面铺开，迅速结束。76年春节刚过，一批批现役军人开始分批撤离已经改名换姓的生产兵团。

随着兵团的撤消，人员流动突然加速。人员流动的走向，一是兵团内部换单位的人员陡然多了起来；二是从外部加入兵团的人数突然增多。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工作，由条件差的团场调到条件较好的团场；由农、牧业团调到工业团或者兵团、师的直属厂，从连队调到机关等。这时的各师、团的领导大多数都即将离任，责任心一落千丈，人情债又背了一身，所以对人事调动远不如先前那么严格了，甚至有人还大开“后门”，把自己在农村的子女、亲戚塞入兵团的厂矿、团场，占一个“全民”指标；或把在工作中培植起来的“亲信”安排在较好的工作岗位。有的地方，在一些工业单位中突然多出一些12至14岁的“小朋友学徒工”，跟在兵团战士的身后直叫“师傅”。送他们来的家长，大多是兵团战士的前领导，他们满面堆笑与战士们打招呼，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白：“过去，咱们确实存在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个这个嘛，啊……哈哈，这些孩子以后就靠你们关照了。”这些问题被反映上去后，三师党委检讨了错误，并被迫宣布由该师发出的调令和商调函一律作废，表态要坚决杜绝乱调动等走后门现象，严格掌握兵团战士病、困退的尺度。

在这个非常时期，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在离任前都突击发展了一批甚至几批党员，提拔和任命了一些连队干部，以偿还自己欠下的种种“人情账”。同时，大量撤消因打架斗殴、偷东西、超假、作风等问题而给一些人背上的各种名目的处分，让人们的档案变得轻飘飘起来。对于领导的这种宽宏大量，一时间确实颇得人心，让知青眼里的原领导和干部给人多了几分可亲近感。这次“减负”中，把一些早已做了结论的政治案件，也在可能的范围内进季复查，对处理过重或定性错误的案件，重新进行了处理。在这种转变中，好多的干部在临走之时，都设过酒宴，互相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来化解往日积年的成见，令人们猛然认识到，不管是干部、职工，还是兵团战士，原来真的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现在这条战壕已经不存在了。

兵团原领导干部的大撤退，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现役军官，趁机不顾一切捞东西，有的甚至把办公室的折叠桌、椅、条毡都卷跑了。更有的人公然违反财会制度，化公为私，想方设法，巧立名目，用公款来为自己服务。有的大批量定购毛毯、皮衣等物，按人头发放。有的自批木料，制作家具。这股歪风最显眼的时候，是一车车满载行李，摇摇晃晃地在众人眼里离开的车辆。车上除了大小家具、行李卷，锅盆碗筷外，甚至还有木料、水泥、砖头、煤块、粮食，真正的干净彻底！留在身后的是兵团战士的唾骂，和无可奈何憎恨的目光。为了对付这种现象，二师十三团农药厂的兵团战士，自觉组成了护厂队，对撤离人员的行李进行检查，发现公物一概扣留。有一个团政委，平时干过不少整人的事，离开兵团的前夕，害怕报复，手枪中常装着子弹，结果他的两个孩子拿着枪玩，不慎走火打死了一个。当时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来时背包肩扛，走时车载箱装”。当然了，任何时候，都有不少不失本色的人，用他们做人的脊梁骨，和几卷简单行李，展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慰藉一群茫然不知后路的知识青年。

前面一切的发生，有着大的社员背景，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件事：一是老教师李庆霖告“御状”获毛主席回复。二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巨大冲击力量，加速了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的调整，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最终谢幕。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他因为自己的儿子报名下乡后，“孩子终年参加队里的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口粮不够吃。从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这封反映问题的信，最后交到了晚年的毛主席手里。老人看了后流泪了，于1973年4月25日亲笔回复说：“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无，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央以（73）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当年六月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了调整、补充和完善，并以中央（73）30号文件下发了会议情况的报告。一年之内，中央连续下发两个文件强调知青工作，使处于窘困境地的知识青年们看到了希望。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很快组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调查组，分赴农牧区社队和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情况。调查引出许多惊人的事实，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人先后听取了领导小组的汇报，全国上下坚决处理了一批罪行恶劣的犯罪份子，也留下一句“统筹解决”的后话，让知青们在不断的期待中苦苦地等待着。

1978年10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由于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在《纪要》中明确宣布：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认真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要切实加强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随后下发了人们常说的“知青四十条”，无情地封住了知青回城的道路。

这种事与愿违的政策和方案，使全国各地的知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并在云南农场爆发了一系列事件。先是千名知青签名的《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没有得到答复。随后的第二封信也无回音。绝望的知青开始了罢工，进而演化为组织知青赴京汇报团。进入12月份，知青们在昆明火车站卧轨，使发往北京的火车中断运行72小时。这种不寻常的举动，令中央领导颇为震惊，调查团迅速赶往了云南。1979年1月下旬，调查团走进开始绝食的勐定农场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1000多名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调查团的领导人赵局长跌跌撞撞地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了一起……。赵局长直起腰来，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说：“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云南知青问题很快就获得了解决，并且解决的非常彻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几万知青，土崩瓦解，走得所剩无几。这种现象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没有出现，由于北方的政策较为松动，知青返城不但比云南早，从始至终，都是在渐进过程中完成的，最为高潮的时段是1977年和1978年。早在1975年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指定专人到内蒙古兵团和地方上招工，目标主要是自己城市里的下乡青年。一时间，这种做法互相效仿，天津、北京、呼市、包头顿辙成百上千的招工指标分配下来，兵团农场和地方知青办都积极配合，对凡符合条件的知青，一律放行，而且男女平等，各占一半。同时，巴彦淖尔盟委政府也积极拓展安置渠道，在招工中，野外、矿山补充自然减员可以指名招收子女；被错整成“内人党”而致残的人，优先照顾一名子女回城；兵团干部、职工子女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分参加兵团的，也可占招工名额。这种半约束，又半敞开的办法，使整个知青回城的工作有堵有通。

1977、1978两年，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抓住政策松动的大好时机，终于掀起了迟来的返城大潮。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知青办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也相应把门越开越大。北京市先是规定，交给地方农场的原北京市下乡知青，过去兵团中的政策继续延用，仍可享受病、困退回城待遇。知青们闻讯后，纷纷组织起来要求确认身份。天津、保定等城市也相继做出了类似决定，开始时还按病、困退手续按部就班，后来就变成了凡是北京、天津的知识青年，不管婚否、病否、家庭困难否都可回城。一时间，返城大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人们“宁愿回城去扫马路，掏厕所，也绝不回头”，成为了当时知青创作的名言。那些曾经的积极份子和知青干部也动摇了，并最终随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