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如果你问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在河套地区最苦最累的营生是什么？他们十有八九都会回答出三个内容，一是脱大坯；二是挖大渠；三是割麦子。这一切说来话长，还得从兵团铺开的大摊子开始。兵团初时不但物资调动遇到很多困难，资金的周转也一度出现了问题，可是兵马已招，队伍已建，一切困难只能靠自力更生来解决。就以住处来说，师、团部还有接手过来的一些农场的现有设施可资利用，虽然差距很大，但可以暂时过度。最苦的是分散开来的各个连队，人数多，场地大，许多就建在荒无人烟的大野滩和沙漠里。原临河农场是由二十一团接手的，一批批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和复员老兵从祖国各地源源不断汇集过来，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住房紧张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很普遍，相应的各团连都组建了由兵团战士为主的基建连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创业。盖房子所需的砌墙土坯，不比现在的机制砖瓦那么省事结实，而主要是靠人力用和大泥、套模子的方法来解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劳动强度位列三大累营生首位就可想而知了。下面让我们从两位当事者的描写来了解一下脱坯劳动的大概情形。

“头一天，我们做坯场的准备工作。先是挖一个大坑，疏通了渠道，从灌渠里引来了水。然后每人挖一个齐腰深的小坑和从坑底通到地面的斜道，接着又从几里外的沙丘上拉几车细沙。第二天下午，开始和泥。推土有的用小平车，有的用独轮车，也有的用筐挑。独轮车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有技巧，开始时掌握不住平衡，推时左摇右晃，一不小心就会车倒土撒，还得重装重推。收工的时候，大家要在泥堆上挖一个小坑，倒上些水，以防晾干。第三天，我们正式开始脱坯。早上六点多钟大家就起床到了坯场。站在挖好的坑里，双手从泥堆上挖一团泥，在铺好的细沙地面上，滚动几个个儿，然后扣到坯斗里。三个坯斗都扣满后，双手端起，沿斜道跑上地面，再扣在清理好的平地上。一天下来，动作快的要跑400多趟，扣1200块坯；动作慢的，也要跑上二、三百趟，扣八、九百块坯。下午我们还是和泥、脱坯，并增加了翻坯、码坯等事情。就这样，我们一干就是半个多月……。”这是三师二十一团十连的知青刘建禄在兵团后经历的第一次艰苦劳动的真实记录。

脱坯的营生插队知青当然也免不了，正如村人们的话：“村里的男人女人都说，脱坯这活儿是男人们干的，哪有女人上坯场的，何况都是些城里的女娃娃们。可就是这些娃娃们，愣是在村东头开出一片脱坯场院，每个班都分到了一块。第二天吃过早饭，全班战士肩扛工具，雄纠纠、气昂昂，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来到了脱坯场。七月的骄阳下，各班都干得热火朝天，你争我抢，汗流满面。场地不够了，要尽快把干了的土坯码起来。干了的土坯每块也有八、九斤，一次搬上四块 腰就直不起来了。坯上的盐碱吹落到胳膊上、脸上、脖子里，蜇得又红又疼。腾出坯场，我立即抢着端模子。装好泥的坯模子，足有三十七、八斤，来回走一趟三、四十米，光着脚丫跑步，头一个小时还劲头十足，渐渐的开始大喘气了。强烈的阳光斜射在头顶，脚底板烫呼呼的，汗珠子顺着眉棱骨、鼻尖往下掉，腿脚渐渐地不听使唤了，真是蹲下不想站起来，站起来不想蹲下去，整条腿和腰都疼得厉害。”这是三师二十三团八连的战士张玉敏记下的《脱坯场上的一天》。

“望着日见长高的坯垛，我们的心中五味俱全，只有我们才知道它来之不易，每块坯上都渗透着我们的汗水和艰辛。当老天爷下起雨的时候，我们比谁都着急，都心疼，同志们拿上雨衣、塑料布、铁锹奔向坯场，有的同志甚至抱出被子、毯子。挖沟的挖沟，盖土的盖土，每个人身上都让雨水浇得水湿，场面实在让人感动。有了坯还得有砖，上级指示自己克服困难，我们跟老乡租了一口砖窑，连里的几个男子汉，硬是承揽了烧窑的任务，昼夜干了几天，出窑时一看，竟是一堆似坯非坯的‘二混子’。失败了再来，最后硬是烧出了红澄澄的方砖。这中间有多少困难我不清楚，可出窑、背砖这活我可领教了。一开始背个10块8块，后来互相竞赛、找窍门，居然背到了20块，比我们高出半个头的砖撂压得腰成近90度。那些天，每天就这样冒着窑内高温，汗水夹着砖末，个个都象是花关公似的。我当时曾戏谑地想，红军过雪山，我们过火焰山，艰难都一样吧！”这是三师二十三团的战士刘欣的回忆。

在农业学大寨的热烈气氛下，各团无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前后投资了不小的资金。由此可知挖大渠的劳动，对于当年的兵团战士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份内容。其主要有修水库、挖渠、打井等项，是河套地区重要的农事活动，每年必搞，一搞就绝不是小动作。按统计说明，一师完成了一干渠122公里，北二支干渠18公里，西排干工程32公里，建扬水站4座，扩大灌溉面积9万亩，八团建电力扬水站1座；二师修建电力扬水站30余座，打机井70余眼，扩大灌溉面积13万亩；三师新建二十三、二十五团自流灌溉区，与原二十一团、二十二团灌区配套，修建了二十四处电力扬水工程，共扩大灌溉面积4万亩。这些成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贯穿了整个兵团存在全过程。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月，当地村队对不服改造的“四类份子”，实行惩罚的手段之一，就让其参加挖大渠的营生。但这项劳动涉及到兵团个人的名下，又是考验和锻炼知识青年的试金石，所以人们努力而为，力争上游完全可以理解，其劳动力的强度更是令人终生难以忘怀，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感叹说：“如果有人问我，兵团时期什么活最苦、最累？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他挖大渠。”

挖渠有大工程也有小工程，大的是几十万人参战，小的是各个村队和兵团自己挖出的小引水渠道。挖渠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清理旧渠中的夏天淌水形成的淤泥，有的是拓宽渠道，还有的为了引水灌溉而新挖水渠。在春天人们忙着种地，夏天淌水来不及，早秋更是顾不上，所以这一劳动多数都安排在早春二、三月或老秋天，有的地方干脆就是大冬天挖渠修水利工程。搞大型的水利工程，往往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各个生产队和兵团连队都把劳力顶了上去。在出发前兵团的各个连队里都要举行这样那样的“动员会”、“誓师会”，“年轻的知识青年们被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心里热朴朴、火辣辣的，一个个献红心，表决心，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好不威风。”。“进入阵地后就更不含糊了，班与班之间展开对手赛、擂台赛，你追我赶互不示弱。春天的河套乍暖还寒，可战士们差不多都是脱光了上衣，光着膀子挥汗如雨。早晨踏着朝阳跑步进入工地，晚上收工后，累了一天的战士，一个个筋疲力尽，有的人身子都快散架了。”乐观归乐观，但超强度的苦与累，没几天时间就把人摔绵了，可工程没完工前想退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挖大渠，都设有统一指挥部，所有参加的单位和村队都由大到小地逐段分配了土方任务。这些任务随地段的土质不同而难度不同，有的地方还能上机械，更多的地方全凭车推肩挑锹头甩，如果当天的分工任务完不成，挑灯夜战也不能遗留到第二天。在老秋天，随着日子的后移，天寒地冻，此时挖渠那简直是活受罪，西北风吹来如刀子一样，人们的脸冻得直淌黄水，手上老茧开裂，皴皮如鸟爪子一样。“到了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歇在如同冰窖一样的干打垒土房里，人人当‘团长’。早晨醒来洗漱，牙膏能冻成‘冰棍’，毛巾如钢板一样坚硬。”

二师十六团的金丽娅说：“春节一过，各连队进入了挖大渠大会战。按照节令，过了春节就是春天。十六团地处大青山下的乌不拉山口，春天姗姗来迟，冻土有一米厚，一镐头下去只能啃个白印。当时信奉的是人定胜天，于是采取了开山打岩石的办法，铁锤打钢钎，然后装炸药把冻土炸开。无论是打锤的还是扶钎的，一锤下去，手都震得麻酥酥的。一天下来，手肿得都拿不住筷子。炸下来的冻土小块用大筐拾去，而大块的就需要四个人甚至六个人用粗木杠子抬。当时男女都一样，不仅穿的一样，吃的一样，而且干活也一样。用粗木杠子拾大冻土块，女战士也当仁不让，硬是咬着牙抬起块块冻土。当渠挖完了，肩膀也压铁了。过后一层层地脱皮。”

二十一团的知青王岭群在他的《如火如荼的年华》一文中介绍说：“1970年11月初，寒风凛冽，雪花在天空中飞舞。三连全体指战员奉团部命令到五里外去清挖排水渠。到了渠边一看，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渠里还存有不少的水，水面上结了薄薄一层冰。这能挖吗？正在大家犯难时，只听连长命令道：‘男同志全部下水挖，女同志在渠背搞接力，把淤泥倒上去’。我挽起了裤腿，穿着绒裤毫不犹豫地下到了水里。水齐腰深，冰凉刺骨，挖一锹泥，端出水面时仅剩半锹。尽管这样，大家挖得还特别起劲。一会儿，不知哪个女‘愣头青’趁连长没注意带头跳进子水里，其他女青年更不甘示弱，也纷纷往水里跳。连长、指导员拦了这个，跑了那个，最后一个也没拦住。此时，渠水里排满了人，摆开了泥水战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冰水也好象沸腾了。尽管同志们的热情高万丈但毕竟老天不作美，又泡在冰水里，时间不长，人们的嘴唇就冻成了紫黑色。这时不知谁带头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同志们也都高声唱和，顿时驱散了寒气。足足挖了三个多小时，这场捞淤泥的战斗才告结束。这样的蛮干，只有在那特别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下才能看到。”

再说割麦子一项，那劳累与干热是另一番情景了。河套是个米粮川，开出的土地如果没有地界之说，那是一马平川跑不到头。这样的地理条件，最适合机械化作业，可当时的机械技术还很不到位，专门的收割设备顾东顾不了西。因为麦子黄时那只是几天时间，就铺天盖地一齐熟透了，人力就成了最好调度的收割力量。再加上辛苦了大半年的知识青年们，看到丰收的麦浪，那份由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谁都按捺不住激情和喜悦，早就磨好镰刀跃跃欲试了。

“开镰的前一天，三连的500余名兵团战士整齐地列队在连部的大院里，由连长、指导员作战前动员：‘是英雄，是好汉，割麦场上比比看！’凌晨4点钟，嘹亮的军号声就把人催了起来，以排为单位整队奔向麦田。每三人划作一组，其中手快的一人打头阵，割四垅，捎带打腰子，中间一人纯割五垅，后面一人割三垅，连捆带拣麦穗。这时天刚麻麻亮，镰刀一伸进麦垅，讨厌的蚊子就像一窝蜂似地涌了出来，扒在人的脸上、脖子里，死死地叮住不放，人们根本无暇去顾及它。麦田的地头长三里多地，到中午十点钟以后，是人们最难熬的时刻，太阳烤得人直冒油，口干舌燥，腰已连续弯了几小时，此时更加疼痛难忍。我割几把就得站起来直直腰，不怕慢就怕站，一会儿我便落在后边了。女青年似乎忍耐性较好，差不多冲在前边的都是女性了。常言道，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这话大概有点道理。只听见，女四排的王燕带头喊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随之，口号声此起彼伏，再加上镰刀的割麦声，人们的呼哧喘气声，宛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章。我好象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抖擞，憋足了劲，一会儿又冲到了前边。”

当年能够在兵团的工矿企业工作，不能不说是知识青年们的幸运，但工厂也有工厂的难处和问题，许多的工矿企业中，劳动强度比种地挖渠割小麦有过之无不及。在此咱们先说一说工矿团里的采石兵，他和她都是刚走出校园的“准男子汉”，和如花似玉，天真烂漫的少女战士，只穿上一套肥大的兵团服，无须专业训练，用不着现场观摩，凭着觉悟、胆量、力气兼备，就成了一名合格的优质采石兵了。他们初来时，“太阳升起我们上山，太阳落下我们下山，蓝天白云，高山青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曾经是一名采石兵的杨兰萍说：“我们连在海拔2000多米的乌拉山中开辟出来的采石厂，高有150多米，在上面作业，那高度就令人气喘吁吁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数九寒天，塞外一派冰天雪地，冷风嗖嗖，皮茬皮袄也挡它不住。盛夏酷暑，赤日炎炎，不知要晒掉多少层皮。”“脸变得黑而粗糙，抡锤搬石，挖山不止，手上磨起厚厚的茧子；工衣破洞补块胶布再涂上墨水，扣子磨掉用铁丝拴住经久耐用，大头鞋歪七扭八前裂后开……。”这是兵团战士回忆中以苦为乐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面。

1973年，180电厂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兵团战友报》记者造访了工地，并写出《乌拉山下战旗红——180电厂工地巡礼》的长篇报道，把几千人的劳动场面都跃然在纸上。

凡是在兵团呆过的人，无不对当年的“吃”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而且越是条件艰苦的连队，人们的食欲和为吃而不安生表现的就越严重。按一位当事知青的话说：“那时，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男女之事谈得少，也不敢乱谈，只是围绕着‘吃’大作文章。有的讲故事来让大家画饼充饥，流口水，想家里。锻炼的人们一个比一个赋有想想力，结果就把美餐美食，带到了梦里去享用。我们班有个知青战士，能把战友的脚丫子当猪蹄啃。按他醒来后的述说，自己跑到了城里边，走进一家食堂，人家刚做出来的卤猪蹄，那红肉的颜色，那飘散开的香味，馋得他冲上去就拿了一个最大个的猪蹄，正准备下大口的时候，被战友给惊醒了。为此两个人还开玩笑，互相埋怨对方不够意思。还有的战士几个人常凑在一起，出点子想办法，对吃不饱肚子的生活进行自我调剂和改善。更有的当起了拦路抢劫的主儿，伤了别人不说，最后自己也深受其害。反正知青关于吃的话题和做得事情，说起来话就多了，给你三天三夜九后晌都说不完……”

让我们在此先说一番盼的故事。兵团战士三年有一次探亲假，回家探亲的人不仅是个人的大事，也是同班、同乡、同学之间的一件大事。回家的人在短短的12天，谁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要办的事也太多太忙了。他不仅自己要和家人团聚，还要去看望朋友的父母亲人，还要到街上大包小包地采购‘进口货’和精神食粮，最后再挤出点时间看几场电影过过瘾。等到带上自己和朋友家人捎得东西回连队的日子，战友们早就望眼欲穿，掐指算了不知多少遍了。这一天的到来，自然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另一个节日。回来的人们大包小包，接站的人浩浩荡荡，有时甚至出动马车、汽车去接站。好容易等到回了连队，马上打开提包，该吃的吃，该抽的抽，几小时之内一定能结束‘战斗’，只剩下家人嘱咐的一句话：‘留着东西慢慢吃’。每当这个时候，男战友们居住的屋子里，一片狼籍，烟蓬雾罩，连平时最爱说话的人都悄无声息起来。仿佛因为说话会影响了身体对食物的美好感觉。女战友们也不比男同志斯文多少，一样的狼吞虎咽之像。

这样的时候毕竟有限，空白的时间久了，兵团战士们耐不住了，有的战士就想出了高招，通过国家畅通的邮政系统，从千里之外的家乡调运食物。这股风气一度在各个连队里大面积蔓延，互相影响，彼此参照，使兵团成了邮政服务的一大重点单位，众多的包裹要出动马车去拉。有一个孤儿知青家里很穷，只有一个高龄的奶奶。刚到兵团时，每月的津贴费5元钱，孤儿知青每两个月给奶奶寄去6元，这省下来的钱虽说不多，但等于奶奶捡10多麻袋烂纸卖的钱啊，也足够奶奶的一个月生活费。看着别人都有包裹寄来，孤儿知青终于有一天，硬着头皮给奶奶写信，让寄一包白沙糖来。收到包裹的那一天，这位知青像离弦的箭一样奔过去，抢了邮包就跑。有几个战友跟着后面直追，叫嚷着：“喂！别独吞了，见面分一半，共产主义万岁。”这位仁兄才停住脚步，来个先下嘴为强，没想到一口吃进去，吐出满口的白沫子来。众人尝过之后，才知道寄来的根本不是白糖，而是一包面起子（小苏打）。后来才闹清楚，奶奶接到孙子的信后，急忙去商店买了一斤白糖，不料忙乱中错把起子给塞进了邮包。这位二师十二团的孤儿知青由此得了“起子”的外号。

这股风气让兵团领导们很看不惯，不以为然的也不能熟视无睹了，训话说：“这哪里像个部队！哪像个部队！要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于是，有的连队就宣布一律不许寄食品，发现有人违例的就地没收；有的领导宣称这是给生产建设兵团抹黑，不但没收邮件，点名批评不说，还办展览、开现场会，让当事的知青接受众人的教育。但批归批，寄归寄，可怜天下父母心。时间长了，领导也懒得多管了。后来的几年里，兵团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寄包裹的风气才慢慢淡化了，包裹也随着越来越少。但这股兵团“共产风”所到之处，烟、酒、糖、茶等好吃的，以及故乡来的美食，形成了一种大家共享的惯例，成为了兵团中人与人之间通行的道德准则。谁要是吃“独食”，会成为大家不耻的对象。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兵团人豁达胸怀和强烈的群体意识，以及与家人亲情联系，与姐妹弟兄共享的那种情景场面，给录年的知青一族们留下深刻印象和企盼，成为了许多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的往事。下面是兵团战士陆佩玲关于寄包裹的一段回忆：

“乔红一大早就去团部取包裹——从京城寄来的美味。大冷的天，往返三十多里路程，真够她呛的。屋里的战友们早就等急了，又怕连长知道了挨批，又到了开饭的时间。几个月来上顿下顿的土豆丝、土豆块，吃得人们舌头都是涩的，想起来都反胃，所以乔红取回来的不啻为久旱中的甘露……。当乔红在众目睽睽之下拆开包裹，取出一个大塑料瓶，打开之后香味扑鼻，里面是腐乳汁泡着的香肠段儿。对此美味何人不垂涎啊！疼爱我们者，乃父母也。这时不知谁已把热气腾腾的窝头端了回来，大家抓起窝头，你一勺、我一勺，就着香肠吃了起来。谁也顾不上细品这久违的佳肴，狼吞虎咽着，只觉得今天的窝头似乎可爱了许多，连平时饭量最小的晓丹，也一连干掉了两个，香肠当然消灭的更快了。乔红突然想起包裹里的信，取出来边看边叫。猛然间，她大笑一声，嘴里吃的东西喷了一地，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晓丹连忙抄起信一看，也跟着笑了起来。莫名其妙的我们也凑过去，大家忍俊不禁，天哪！信上写着：‘……寄去的香肠是生的，吃时要……’遗憾的是，这时的瓶子已经空空如也。”

在饥饿的侵袭下，人们难免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溜进炊事班拿几个馒头或几块肉的事，几乎各个连队都发生过；在菜窖上打打主意，搞几棵白菜，弄点土豆、红薯、胡萝卜，有时也能抵挡一阵子饥饿。更有大胆的，干脆操起“时迁”的职业，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来。“先是个人偷，后是集体偷；先是晚上偷，后来白天也偷，再后来不少的班长、排长也加入了偷的行列，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作案’的经过，以显示自己的高超技艺。那时候，偷成了公开的秘密，包括被偷者——食堂。似乎谁也没有把这些看成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偷到后来，就走出了兵团，甚至还有人远途奔袭，不惜跑几十里路去猎取美味，一饱口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要是让领导发现了，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让被偷的农户抓获了，更要受不小的罪。当年因此各个连队常要演出一场又一场“平息军民纠纷”的小品剧。二师直属种子站的张有国和三师二十三团四连的梁京生，分别记下了偷鸡和摸狗两件事的经历过程。

“休息的第二天上午，附近农村的一个农民来找领导，说：‘我一早起来，发现我家5只鸡没了，在窗台上摆着5只鸡头，夜里下了刚湿地皮的小雨，我于是顺着脚印一直跟到偷鸡人的门口。’指导员跟着老乡来到偷鸡者的宿舍，在顶棚上搜出了5只无头鸡。指导员批评了偷鸡的战士，令其向老乡赔礼道歉。老乡除了将死鸡拿回去外，这个战士又赔了5元钱给老乡。临走，老乡愤愤地说：‘国民党害了我们一阵子，兵团要害我们一辈子。’据说，那天还有一个兵团战士偷了老乡一条狗，这人贼大胆，发现狗后就赤手空拳迎上去，当狗竖起两条前腿扑上来的那一刹那，他就猛地伸出象虎钳一样的两只大手，卡住狗的脖子，使它透不上气来而失去反抗能力，只能乖乖地被偷狗人抢走。二、三个小时后，狗皮被埋在地下，肉成了几个兵团战士腹中物了。就是这样一些个‘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使兵团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一个永不忘却的记忆是我们吃过一条狗。那是真正的吃狗，不光是吃狗肉，最后连骨头都敲了吸髓、煮汤，如果不是因为狗皮有毛，也早吃了。这是一次属于绝密的行动，一但泄密就会以‘破坏军民关系’论处。我们吃的是老乡巴图家的狗，套狗、勒死，然后剥皮、开膛，都是邓铁锁在野外操作的，但要煮肉必须回到班里，别处不安全。等到晚上才敢把肉切了，放在烧炕的灶火上煮，还派人在外面放哨，监视连部的动静，以防连队的干部闯进来。9点半吹过熄灯号，宿舍不能再有亮光，我们就拿被子堵在窗户上，望风的人紧紧盯住连部，直到灯灭了肉才端上来。一盆肉放在马扎上，香气扑鼻，热气腾腾，大家喜不自禁，但是不敢大声说话。有谁夸铁锁胆大，铁锁憨憨地笑笑，甩出一句天津话：‘你逗嘛逗！快吃！’第一块肉放进嘴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有种期待落空的感觉。煮肉时没放任何佐料，当晚连一小撮盐也没来得及找到。尽管如此，十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把这条狗吃了。没有洗手的水，不敢到井里去打，只用柴草刮刮、擦擦，便钻进被窝。带着一些满足，我们度过了塞北这个寒冷的鬼祟的夜晚。”

一师的战士张维平在《吃死猪》一文中介绍说：“不怕人见笑，我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往往吃到不能动了，才会放下碗筷。当然，这‘习惯’的养成要归功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超负荷的劳动，清水煮菜，使我们总感到饥肠辘辘。那时，我们每天都要来一次精神会餐，谈论着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没想到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一天下午，战士高兆顺从兽医站附近的地里挖出了一只百十来斤重的死猪。兽医站的大夫说，这猪是病死的，只要高温蒸煮，还是能吃的。几个战士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唱着战歌将死猪扛了回来。连队里热闹开了，剥皮的、劈柴的、搭炉灶的……火生起来了，很旺。火上放一个大水桶，里面放着大块的肉。我们围坐在火旁，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桶里的肉。”

“第一桶肉熟了，大伙前呼后拥地把桶架到屋里。小个子王振东没等把肉捞出来，就叉了一大块，狠狠地咬了一口。‘唉哟！’他被汤得叫起来，嘴角咧到了耳边，可肉却没舍得吐出来，在嘴里含了一会儿，还是吞了下去。他弯着腰，用手搓着胸脯大叫：‘烫死我也！’大伙笑得人仰马翻。每个人都跟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腮帮子鼓鼓的。我是有名的‘大肚汉’，这桶肉我只吃了两大块，可足足有3斤。大家吃够了、乐够了，闹乏了，才觉得胃里不舒服。屋里的人全出来了，遛弯儿的、劈柴的……，更多的人是往厕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