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文化 专栏纪实文学 → 【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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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美女呀,离线,留言给我吧!
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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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15 22:31:00 [只看该作者]

     珍贵而又详实的原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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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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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16 7:35:00 [只看该作者]

对不起亚宁!前段网址域名出了问题。现在调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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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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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16 7:36:00 [只看该作者]

战士人人都说吃,

期盼家中邮寄实,

精神会餐加偷摸,

也难解决日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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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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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18 10:44:00 [只看该作者]

7、“吃”的智慧与潇洒

 

 


透过一篇篇知青关于吃的回忆文章,我们能感觉出一种苦味的快乐和智慧,同时暴露出人在饥饿的时候,能悲喜出各种各样的关于吃的故事。有个男知青说:

 

 

“因为经常挨饿,我们摸索出一些吃饭的技巧。比如,我们每班12个人,去食堂吃饭时是一盆饭、一盆菜汤。聪明的人第一次只盛多半碗饭,这样很快吃完就能再盛第二碗。如果第一碗盛满,不等吃完,饭盆早已空了。”另有一些人生出的办法,令人有种对生活情意浓浓的感觉。“有时候实在累得挺不过去了,装装病号,不但可以休息,还能享用美味的‘病号饭’。各连的病号饭,几乎都是大米饭、面条之类,一人‘生病’可以打一盆病号饭,全班分而食之,亦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举动。”这种智慧由饥饿而诞生出来的例子还有很多,二师十三团的王锦棣说:“没有吃的,肚子咕咕叫,大家另辟蹊径。胆大一点的男战士开始在路上笑嘻嘻地、小心翼翼地向吃不了的女战士‘乞讨’了。女战士看看周围无人递过来,于是十几双手就象老鹰抓小鸡似地一抢而光。没过两天,聪明的小伙子们便由守株待兔发展为上门取货,甚至某班和某班还订了合同。有的女战士还有意省下来留给男战士。没过多久,窝头馒头的传递就象一股温泉,轻而易举地融化了男女之间那块政治坚冰。几年以后连队不少战士成为眷属,那爱情的种子似乎就是在这时候埋下的。”

 

一师的知青孙永明在《十六岁的我》一文中说:“难忘那一天。一天紧张的劳动结束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连饭都不想吃,一头栽倒在床上睡着了。一会儿,我被伙伴们唤醒,一睁眼看见副指导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小孙,我们大家祝你生日快乐!’我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是我16岁的生日。多好的连领导,多好的战友啊,在这样紧张的生活中他们还没有把我的生日忘掉。”我激动地双手接过面条,大口大口吃起来, 我敢说这碗面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次。以后,我一想起16岁生日这碗面条,就余香满口,我也曾多次如法炮制过,却再也寻找不到那种滋味了。”俗话说“饿时糖甜如蜜,饱时蜜也不甜”,这话一点都不错,如果在饥饿加疲劳之时,再加上兵团战友的一份关爱的情谊在其中,那就更香到骨头里去了。

 

 


连队里的吃喝,有苦的一面,也有乐的一面。苦在平时,乐则多在几个大的节日,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元旦、春节等,都是兵团法定的会餐日子。虽然当时有“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开门红迎接新年”的作法,但好好吃一顿还是免不了的。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各个连队的炊事班的人有时要忙好几天,忙不过来的时候,好多的战士就自力更生来搞美食。这种会餐不仅有好吃的,而且“管够”,单凭这一点就让人高兴一阵子了。为了多吃一些,许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绝食”,更有一些人的表现被传为“佳话,并加以喧染,广为流传。“某人一口气吃了18个包子后,忽然不见了,众人奇怪时,又见他回来接着吃。原来,刚才是出去跑步——为了消化。”十三团八连一个知青说:“1971年的‘八.一’节,连队里搞会餐,八菜一汤,敞开肚皮随便吃,每班还有一瓶沙城枣酒。这是自伙食限量后的第一次‘开斋’,吃得人仰马翻。当天晚上的厕所时时满座,搞得连长哭笑不得。”

 

 


这种节日的海吃,留给知青们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好多的文章中都有描写,在此我们摘录两段有代表性的美文,来见识一下当时的情与景。“1969年10月1日,连队会餐,准备了8个大菜,有牛肉、羊肉、骆驼肉、猪肉,还有一大盆兔子肉,馒头随便吃。听到这个消息,班里的战友眉开眼笑,心说:‘可该咱们足足实实吃一顿了,所以一天下来没吃多少东西,一直留着有限的肠胃。……兵团 馒头比市场的个儿大,差不多是二两半一个,我就着8个菜一气吃了九个半馒头,算下来是二斤四两啊!别人吃完都走了,地面上只有我和八个盆子,吃完躺下再也不想动了。我后来想喝水,排长过来说:‘千万别喝水,一喝水肚子里的馒头会在胃里涨起来,容易胃穿孔,有生命危险。’吓得我再也不敢喝水了。”

 

 


二师十六团女战士胡德回忆说:“1971年春节,连里吃饺子。初一上午,我们全班20多个人聚在一起,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锯了锹把当擀面杖的,有搬来大木箱当面板的,天津兵居然变戏法似地拿出了香油,负起了拌馅的重任。当然也不乏手笨得只会递饺子皮或干脆站在一旁敲盆敲碗凑热闹的人。还没等饺子包好,我们非常英明地先派两员大将去占锅,并随时回来通报消息。因为全连24个班,只有两口锅,去晚了就吃片汤吧。”

 

 


“我们抬着包好的饺子喜气洋洋地到了伙房,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像开锅一样,喧闹声快把房顶掀开了。挤在锅边的人都虎视耽耽地盯着锅里的饺子,不时有人催着:‘快捞,快捞,该我们班了。’我心里盘算着,只要这锅饺子一出锅,我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饺子倒进去,来个先下手为强……。果真,我不负众望,干净利索地把饺子倒进了锅里。站在锅边的几个男生先是一愣,他们可能被我那异常迅猛的动作惊呆了,他们马上意识到‘栽面儿’了,于是也毫不逊色地把他们的饺子倒进锅里。这下可就更热闹了,口哨声四起,有人喊着‘吃团圆饺子啦、’‘男女大团结啦’……我的头一下大了,脸也烧起来,饺子也不要了,带着全班人马跑了回去。还是炊事班的战友给我们送来两桶‘面片’。连长为这事训了我一顿,我还委屈地大过年的哭了半天。”

 

 


另一位兵团战友调侃式地回忆说:“过年大会餐知青是酒足饭饱,牲口可是遭了殃,有的骑马午夜狂飙,有的把羊当做坐骑,更多的是大声喊叫,不知是幸福的流露还是痛苦的宣泄。血液在我们的身躯中流动,发热,发胀,此时此情又能向谁诉说?不知谁带的头,我们找来木料,泼上柴油,燃起大火,火光直冲夜空,映红了大地。那一晚,我们毫无睡意,喝着酒,唱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歌,男女知青象奔向火中的凤凰,那样的雄浑悲壮。 ”

 

 


除了如此这般大队人马的红火热闹外,个人的安排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在休息日外出,到附近的城镇里找个饭馆,几个人或一个人一头栽进去,吃它个昏天黑地,痛痛快快实实在地享受一顿饱饭。只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连队的驻地与集镇和县城都有一定的距离,往返一趟就是几十里路的路程。如果有顺路车,还可能省去跋涉之苦;没有车那就要靠两条腿来去了。似这样长距离的奔波,只为了吃一顿好一点的饭,不惜步行几小时的大有人在。按他们的总结,回到连队后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消耗殆尽,肚子又开始了饥肠辘辘。虽然是这样的耗时耗力又耗钞票,但也值得,年轻人们要的就是这个劲!远离城镇的连队,连这样的口福也没有,只能利用探亲的时候补充了。在回家的路上,那是归心如箭,馋虫肆虐,等不上了,先在火车上买它几盒饭吃饱了再说。你再看他们的吃像和饭量,一个女战士一下子解决掉好几盒饭,把同车的乘客常常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叹息说:“哎,饿坏了!”

 

还有一种享受,那是兵团的后期,限制喝酒令自动“消除”后,人们饮酒之风的蔚然大泛滥。这一点完全是受到了当地风气的感染所至,也是塞外北国,苍茫天地对这帮外来知识青年们从精神上的一种“改造”手段。君不见,他和她刚来之时,对着沙海,对着荒野,对着冰天雪地,哭哭啼啼,如天塌了一般。等过了两年之后,还是他和她,身上的儿女气已经被漠北的风沙荡涤的干干净净。一个个脸晒黑了,人变丑了,力气变大了,能力变强了,骨头变硬了,精神变得粗砾了,性情变得豪放了。这时的知识青年们,找到了与之对应的一种饮料,那就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老烧酒。于是,把酒临风,对月当歌,人们的豪情与之吻合在一起,烈烈如火,猎猎如旗。正如在牧羊海子边上下乡的知青王新生所说:“那次,我们喝醉了。醒来之后,我们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浓烈的醇酒和莽莽的苍原是不可分开的一对兄弟。”正如一本书中的总结:“是酒塑造了豪爽的兵团人,给兵团人系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兵团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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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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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会餐总疯狂,

撑得喝水都险象,

长途跋涉进餐馆,

回家路上暴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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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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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永难忘怀的集体快乐

 

 


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属于集体娱乐活动的大约有三大项:一是全兵团动员大演革命样板戏;二是时不时能看几场电影;三是各个连队间的体育比赛。这三项内容是兵团生活中亮点不多的人性化的东西,既被政策所允许,又被政策所掌控,既有组织的热情,又有参与的热烈,其较现在人们唯利是图的人生追求,似乎显得更为有意思,也更见精神与乐趣。基于此,其红红火火的热闹场面,差不多给每个兵团知青都留下了曾经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美好回忆。下面让我们逐一展开“卷轴”,看一看个中的风情图。

 

 


先说由师到团到连队到排与班的样板戏一项。这一项始创者大概来源于文化革命中各地盛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样的宣传队除了名符其实外,还穿插演出一些围绕主题的文艺小剧目,成为了占领宣传阵地,活跃思想文化,反映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的好手段,而受到了上面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于是,师、团一级组织了半脱产的宣传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并到基层单位汇报演出。这种抛头露面,光大自身形象的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就由上而下,在一片效仿中扩大化起来。每团一个样板戏,每连一个样板戏,每排每班都有了各自的“样板戏”,参与者中有专业人士,也有临时出家的具有艺术细胞的年轻知识青年,更多的则是活跃在连排班中间的那些个不甘寂寞的兵团战士。如果说他们所表演的节目,在师、团一级,还有着革命样板戏的味道,越到基层的节目越接近现实生活内容,有很多完全是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小戏剧。

 

 


要说当年兵团知识青年中,不乏多才多艺的人,再加上少量专业文艺团体的下放人员流落到兵团,他们加盟到师、团一级的宣传队中,使样板戏的演出颇具水准,经常能造成轰动效应。水涨船高,各个连队中具有艺术天赋,能唱两嗓子京剧的人,因此就成了争相抢夺的宝贝。演出内容则转绕着“八个样板戏”,各个宣传队有的自信水平,能全剧搬演;有的则精选其中段落,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其中最为人们所热衷的要数《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后来《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也由一些团队排练出来。当时,二师宣传队干脆对底下各团的宣传队作了明确的分工,要求每个团都要排练一个样板戏,然后通过调演和巡回演出,使全师都能看到兵团战士自己演出的样板戏。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与演出锻炼,十七团因为成功排出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而名扬兵团内外;而十三团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全剧,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说到《红色娘子军》的排列,宣传队员皮汉沙回忆说:“在团部颇有才气的宣传干事陈振英的指导下,我们以自己全部的热情、智慧和精力投入文艺宣传工作。不久,十七团宣传队的名字在二师响亮地传开了。自编自演的各种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为枯燥、单调而艰苦的边疆业余生活带来了生气和笑声。1970年底,团宣传队又第一个在兵团大胆地学演了全场芭剧《《红色娘子军》。从乐曲复杂的配器、演奏,到主要演员的选拔和足尖功夫的培训,从灯光、布景的绘制到全套服装道具的拼凑、缝制,每一个亲身经历的队员都有一肚子的甜酸苦辣,足足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正式巡回演出开始了,从全团到全师,从包头到呼市。为兵团战士,为边疆军民,十七团宣传队的足迹踏遍了连队、乡村、工厂、矿山和军营。红色娘子军连的歌声响彻中滩大地,黄河之滨。”就是十七团这支样板戏演出队,后来因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成就了两个“兵团英雄”,也伤了自身的演出元气。

 

 


连以下的宣传队,组织形式要求就不那么高了,参加的人多少有点表演专长就可以加入。说白了就是将十几个“有两下”的知识青年组织在了一起。其目的是为了活跃兵团战士的生活气氛,节目以样板戏清唱为主;以对口词、三句半、枪杆子诗,以及表现连队现实的小品剧为辅。而后者的编写,主要靠连队里的一个或几个来进行“创作”。按当事的知识青年回忆说:“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准备节目,大家东侃西侃胡乱凑了一下,一致提议由我执笔编一幕独剧。我独自一人躲在库房,不分昼夜,搜肠刮肚地苦思,颠三倒四地傻写,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在小屋里憋了两天,总算将短剧的脚本拿了出来。”这样的脚本内容可以随便编,政治要求却很严格。按另一位知青的话说:“编节目:塑造英雄人物要贯穿一条红线,疯狂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一个主干:揭露阶级敌人,与无产阶级的敌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层面的表演水平参差不齐,难免有“走板”“现眼”的时候。有一个连队宣传队演出《红灯记》的“刑场斗争”一场时,把台词“带李玉和”念成了“带李铁梅”,口误者发现念错后,灵机一动,又加上了“她爹李玉和”,一时传为笑谈。

 

 


各团的宣传队大出风头也就是两年多时间,演出者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和一些幸运的兵团战士,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挑走了,成了真正的文艺兵。随着人们的兴趣的转移,各个团队的演出队大多解散,演出人员集中在一、两个连队里,需要时再抽调出来进行演出活动。上面尚且这样,底层的演出队自然也风光不再,各自偃旗息鼓,消声匿迹在日常的劳动队伍中。但人类对文艺的需求是永恒的,代之而起的“大唱革命歌曲”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行歌曲”之风却臻臻日上。前者当年最红的歌曲要算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下定决心”等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歌曲。后者则大多是文革之前流行的抒情歌曲,和从电影和电台上听到的外国、香港等地的流行歌曲。对于前者大家可以喊破嗓子地唱,对于后者,在一段时间里,那是不能随便放声和瞎哼哼的。搞不好就被上纲上线,影响了你在政治上的进步。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如现在老少都会唱的一首

 

《敖包相会》,在当时是被斥为具有不健康内容的黄色歌曲。这样的歌曲你如果不小心唱了,还被领导或积极分子听到过,那你的麻烦就来了。有位女战士叫卢香云,不经意地哼出几句来,不但丢了五好战士评选的资格,还被扣上了“爱唱小资味很浓的歌”的帽子,并受到了如下的一番盘问:“革命歌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为什么不唱?”面对这样的盘问,你最好的态度是承认错误,写封认识深刻的检查书,当着全班的同学面,眼含热泪地表明自己的悔改的态度,虚心接受组织和全体战友的帮助。胆敢辩解,那可是背上鼓寻锤,自找倒霉。当时别说这样顾名思义就不健康的歌曲,连《上甘岭》影片中的主题曲,都被视为黄色歌曲,其它的自然不用再说了。不过,对这一问题,也要看你遇到的“领导”是否宽容大肚,或患有政治思想麻痹症。如十九团的知青朱山,在五.四青年节聚餐后,用小提琴一口气拉了几十首中外名曲,最后以“送君送到大路旁”结尾,虽然搏得了满堂彩,但还是被左手写匿名信的“家伙”告到了团政治处。

 

 


朱山所在连队的连长,对此不能不处理,但他用了一套唏哩哗啦,风趣幽默的方式把一场“政治思想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篇小问令人读来,大感三生有幸。首先,这位连长一开口就上纲上线,调门不减,却弦外有音地说:“听说有个黑干子弟,唱什么送君之类的黑歌,公然为彭德怀招魂!”这句话果然有震摄力,全连百多双眼睛“唰”地转向了朱山。却见朱山双手抱肩,那抬头眯眼看游云款款飘荡之状,好个超脱入定的好汉。队列里开始骚动,空气陡然松驰。见此情景,连长操着京腔,调子降下温来,又说:“啊,唱什么‘喀秋莎’,喀秋莎不就是火箭炮吗?怎么一眨眼就变成女人了?想老婆也没有这么想的,乱弹琴!还唱什么‘莫斯科郊外的、郊外的晚不晌’。大晚不晌干嘛去,黑不隆咚的,别掉沟里。那地方背,还不及咱这里的景。还有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什么、什么‘天仙配’!”说到这时,连长把最后三个字竟用拖长了调的花腔唱出来的。全连人自是乐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这位连长把一个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会搅得烟消云散。聚众闹事的“首犯”朱山,更是荣辱不惊,皮毛未伤。

 

 


当年人人大唱的革命流行歌曲,大多都来自《战地新歌》三部曲,其中不乏《大刀进行曲》、《抗日战歌》等高水平的歌与曲子。还有一些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歌曲,如《青春献给伟大的党》、《革命青年进行曲》、《革命知识青年之歌》、《让青春放光芒》、《誓作公社新一代》、《党是春雨我是苗》等等。另外有一部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自己所创作的革命歌曲,由于其内容贴切生活的现实,其风格与激情与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不弱于“钦定”的歌曲。如一师三团二连自编的连歌:“我们生活在乌兰布和,我们劳动在乌兰布和,披荆斩棘气豪胆壮,我们是战斗的队伍,毛泽东思想指引方向,彻底埋葬旧世界,把全人类解放。”更为经典的要算《兵团战士之歌》和《兵团战歌》,它们不仅旋律昂扬,而且歌词充满了豪迈的气魄。其中有四句歌词,已被引到了本书《生活篇》之下,在此让我们再重复感觉一下。“蓝天作账地作床,黄沙伴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战歌,广阔天地摆战场。”

 

 


引颈高唱革命歌曲,自可表现出知识青年的豪情斗志,但是低沉的时候,也难免唱出一支支思乡曲,它们完全是知青苦闷的内心表现。如“你知道吗,北风啸啸又是一个冬,得过且过,对酒当歌,也有沉醉意。自己的青春,谁不怜惜,苦难又谁来管!……。”还有一些出自其它地方的知青之手,随着歌声唱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在兵团中也非常有市场。如《南京之歌》、《重庆之歌》、《告别北京》等歌曲。现在时过境迁了,好多的人和事都有了历史的定论。《南京之歌》的作者是一位插队知识青年,名叫任毅。他因为此歌被判入狱达10年之久,这样的悲剧本身已经让这首歌沉甸甸的成为了知识青年同病相怜的心声。而《告别北京》的词作者,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诗人,他的笔名叫食指。作者如此遭遇,唱得人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它的传播完全是在秘密的抄写中完成。同样的,更多的“黄歌”,如《外国名歌二百首》、《忆难忘》(俗称《蓝色的街灯》)、《苦的咖啡》、《苏珊娜》等歌,也在众多知识青年秘不示人的小本子中被珍藏着。其中尤以《蓝色的街灯》流传最广,几乎成了许多连队的队歌。这些忧伤的旋律勾起人们的伤感,沉淀着人们对前途和命运的思考。

 

 


说到兵团战士们最乐的事情,当年大概要算是看电影了。它位居于知识青年最高级别的文化生活,较过节吃肉、收到寄来的包裹还令人高兴。按兵团放映员周佩萍的话说:“我们的‘解放’车刚开进大院,孩子们便忙着往回跑,人们奔走相告:‘演电影啦,演电影啦!’。当晚霞抹去最后一道余晖,各连队的战士们排着队伍,唱着歌儿陆续来到广场。家属、孩子们有的带着小马扎,有的在地上铺张纸,有的干脆就地找个半块砖放一块石头,往屁股底下一垫,就自得其乐地边吸烟边和周围的人聊起来。”“我们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观众们以银幕为中心,前后铺开,层层叠叠,围满了人。除了兵团的战士、干部,还有驻地周围的老乡、工人。地下坐满了就爬树上房顶,有的农牧民甚至从十几里地以外,骑马或步行来到这里,每放一场电影,恰似一场盛大的节日聚会,这便是当时较为‘奢侈’的文化生活了。当银幕上升起演员名单时,也同时印上了不断增多的人头影子。片子放完后,人们熙熙攘攘,急急忙忙往回走,叫喊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喇叭里的歌声伴送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广场。”

 

 


二师十六团的胡德描写的看电影,又是一番场景:一听到演电影的消息,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魂不守舍,连连眺望连部的方向。当红旗在连部上空飘扬时(收工的标志),大家都会跳起来欢呼着,一阵风似地跑回去。匆匆吃过晚饭,不管男女都要认真梳洗打扮一番,穿上新军装,戴上新军帽,找一双合适跟脚的鞋,那兴奋劲如同过节一样。然后全连整队出发,一路上歌声、口号声不断。快到团部小桥时,由连长亲自指挥,一声令下,个个精神抖擞,挺胸昂头,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拼尽全力喊着震天动地的号子。与其说是走步,不如说是跺步。小桥在颤动,团部的大地在颤动,甚至牧羊海的空气也在颤动,那威武神气劲儿,就好象是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正规军。兄弟连队都以极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支兵团二师小有名气的‘草原上的红五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个个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劳动的疲劳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看完电影回去的时候,那狼狈样就更别提了。摸着黑,闭着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跌跌撞撞,溃不成军,全无了去时的神气劲。”

 

 


这样热闹的看电影场面,可惜多数时候都放映的是八个样板戏,和曲指可数的几部片子。人们看得次数多了,都能对演员台词倒背如流,常常是银幕上演员说上句,观众在下面接下句。电影演到这种程度,人们看电影都已经成了一种晃子,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借这个全团大会师的机会,找同学的,找老乡的,可要热闹一番,高兴一阵。其实真正看电影有时反倒并不怎么惬意,露天操场,因为都是坐在背包上,后面的人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夏天蚊子叮咬,就是抹上避蚊油也无济于事;冬天冻得腿脚发僵,只能不停地跺脚,哪有心思看电影。”而一师四团六连演样板戏的宣传队员,“跟着放映组翻沙包,踏泥咛在各连队转了一圈儿,连看了七遍电影,硬是把《红灯记》背了个滚瓜烂熟!我们的功夫没白下,几乎排完了整本戏。”

 

 


要说好看的电影,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要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英雄儿女》等几部影片。文革中拍摄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春苗》、《红雨》和《创业》也还可以。外国电影那少得可怜,只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几部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影片。人们看得多了,幽默的总结也就出来了,什么“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锣鼓小号……。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只增不减,常常抱着一种侥幸心里,想着会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新电影。放映员周佩萍说:“有一次我们来到兵团放映,偌大个礼堂,大人、小孩子黑压压地坐成一片。放完几本新闻片之后,正片终于出现了。当《沙家滨》三个大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观众哗然。‘唉,又是《沙家滨》的埋怨声响成了一片。人们事前早就知道影片名了,但心怀侥幸,企望银幕上能出现一部意想不到的好片子。”放映员和连队的领导们,为了弥补消息闭塞,解决电影太单调的问题,在放电影前总要加一些新闻纪录片,来宣扬国家形势和外事活动。有人戏称,当时能看到的“电影明星”只有两位,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西哈努克亲王。

 

 


当时看电影也要和政治结合起来,比如看了《卖花姑娘》之后,各个连队跟着要开“忆苦思甜”大会,除了请来当地老贫农讲过去的苦,每个战士还要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表态要如何如何等等。看了《英雄儿女》,接着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看了样板戏后,要组织学习讨论,检查思想深处的私字一闪念。有一段时间里,为了体现战斗作风,各连队看电影时要集合队伍,排队前往。战勤连还要打上背包、背上枪,为得是预防战争的突然发生。而在演出中,为了避免“资产阶级”镜头对广大革命群众视线的污染,一些外国影片中涉及爱情内容的镜头,会被政治责任心超强的张三李四们遮遮掩掩,或成段落地“剪裁”过去。结果造成人们的大遗憾和一片嘘声。放映员周佩萍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为了配合形势,放映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影片中最精彩而且优美的片断,便是芭蕾舞《天鹅湖》中白天鹅与王子的双人舞。当影片演到双人舞特写镜头时,突然画片变虚了,许多人情不自禁用手揉眼睛。当观众们莫名其妙的狐疑还未驱散,画面又实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孙组长,一位复员老兵,一个严肃有余的人,以十娴熟的技巧,迅速而准确地使影片画面‘虚实得当’处理的结果。”

 

 


连队或附近集镇演电影的机会毕竟少,人们看电影的迫切心情便很难得到满足,于是一些靠近县城的连队知识青年们,星夜步行几十里路到城里影剧院,买票坐在电影院里过上几个小时的瘾。有时因为路上耽搁的时间长了,或电影院的票卖完了,这样一趟辛苦就太令人不甘心了。没办法,只能寄希望有人退票,高价也在所不惜;或混水摸鱼,走“歪门邪道”进影院。有时实在没办法,又实在心剪如熬,一帮年轻人便来横的,强行闯进影院。管理人员自然不干,纠集起人来驱逐。“影迷们”有时打游击战,有时干脆胡来,以硬抗硬。结果常有打架斗殴现象的发生,影院门口成了一块极易引发事端的是非之地。这种冲突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叙述过二十一团战士因看电影而引发事端的例子。下面,让我们再看一段二师十二团的兵团战士,为了到乌拉特前旗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所采取的无赖搭车手法,以搏一笑:

 

 


“团部驻地新安镇距离乌拉特前旗有40里路,大家商量好,下了工吃过晚饭后,早点动身出发,到旗影院看电影。为了不误时间,我们决定路上搭车。出发不久,我们就追上了当地老乡的一辆大马车。老乡一看这么一帮人,死活不同意我们搭车,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爬上了车。老乡把鞭子一扔不赶车了。这怎么能难住我们,兵团战士没几个没赶过大车的,有人顺手拿起鞭子,一声脆响一声‘驾’,马车稳稳地起步了。老乡一看没辙了,又紧跑几步窜上车,抢过鞭子说:‘还是我来赶,真拿球你们没办法。’我们一个哈哈大笑,心里明白他是怕我们赶得太快,累着他牲口。走了十多里路,后面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不知谁喊了一声‘截汽车’,十多个人跳下大车,横在马路上,站成了最佳截车队形。车果然停在离我们2米左右的地方,大家二话没说,呼地一下全爬上了车。车上拉的大石头,我们站在石头上,同司机商量车到前旗。司机非常愤怒,叫我们下来,我们不理他。时间大约过了20多分钟,司机连抽了三支烟,只见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用脚踩了踩,一头钻进驾驶棚内,车子疯一样开了起来……”

 

 


最后让我们再来说说兵团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的经常项目有打球、爬山、拔河、跳绳,并为此经常进行班与班,排与排的友谊比赛。有的团一级还组织了由各个连队筛选出来的蓝球高手组成球队,专门请来内蒙古体委和包钢的篮球教练,对队员们进行强化训练。兵团中的蓝球队不但参加内部比赛,还经常到地方上去一显身手,比如参加当地盟、市、旗县一级的邀请赛,有时还走出本地,到其它盟市去“征战”。这些比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兵团中年轻人的参与热情,和对集体荣誉感的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参与者和爱好的人数众多;二是兵团与地方赛球会,在蓝球场的观众席上,常会积聚大群的兵团战士,他们即是观众,又是自己球队的啦啦队,热情一点都不比现在的球迷差。有一年,二师十三团蓝球队在包头市参加联赛,进入决赛后,几乎每场都有成百甚至上千的兵团战士开进包头市,自动组成啦啦队,造成场外的压倒优势,并给对手以不小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本来团篮球队技差一等,但是在哥们弟兄的鼓噪下,越战越勇,反而能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在欢呼声中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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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文艺宣传队,

样板戏现人才瑰,

电影看得不过瘾,

体育比赛声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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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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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7/21 17:05:00 [只看该作者]

   附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伟大领袖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革命斗争中百炼成钢。勇敢战斗,不怕困难,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努力学习,刻苦锻炼,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我们的青春灿烂辉煌。


农村天地无限宽广,到处照耀灿烂阳光。我们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劳动中茁壮成长。勇敢战斗,不怕困难,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努力学习,刻苦锻炼,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 我们的青春灿烂辉煌。

 

附录:(2)狂风为我送歌声


 蓝天作帐地作床,黄沙拌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歌声,广阔沙漠好战场。要用我们滚烫的汗水,把乌兰布和来浇灌。要用我们战斗的歌声,唤醒那沉睡的阴山。革命战士斗志昂,革命意志坚如钢,战天斗地决心大,愿将热血撒边疆。要用我们劳动的汗水,把乌兰布和来浇灌。要用我们战斗的双手,唤醒那沉睡的阴山。
附录:(3)《兵团战士之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前人没有开过的地,敢叫风沙低头,沙漠变绿洲。颗颗红心望远忠于毛主席,屯垦戍边,屯垦戍边,屯垦戍边,屯垦戍边,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誓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 

 

附录:(4)《乌兰布和之歌》


大青山,青又长,乌兰布和宽又广。当年的红卫兵战斗在边疆。千里长,万里长,千万颗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就在咱身旁。


1、遥望天安门,心情怎能不激荡,峥嵘岁月豪气在,幸福时刻永难忘。峥嵘岁月豪气在,幸福时刻永难忘,永难忘。


2、改选大沙漠,气势怎能不豪壮,战天斗地立新功,塞外江南凯歌扬。战天斗地立新功,塞外江南凯歌扬,凯歌扬。


3、面对帝修反,怒火怎能不满腔,紧握钢枪守边疆,屯垦戍边斗志昂。紧握钢枪守边疆,屯垦戍边斗志昂,斗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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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都是当年歌,

豪情壮志可见得,

想起当年威武事,

如今心中还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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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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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酸甜苦辣的情与爱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龄大多为十七、八岁,正值豆蔻年华,而且又远离开了父母的约束,感情上一下子放松起来也是情有可原。这一点现在看来是司空见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又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视其为洪水猛兽,兵团里坚决明令,三年之内不准许谈恋爱。不仅如此,兵团里还用行政手段把男女分开,各个连队无一例外分建了男、女班,男、女排,希图用这样一堵大墙来隔绝男与女之间的情欲大事。但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是男女一起劳动,同在一口锅里吃饭,要把青年人管住,不让男女之间相互“谈情”,也真不是一件易事。何况,感情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在异性之间和空气一样存在着,在个人心理层次完全是一种化学外溢。所以,强制的命令毕竟不可能封锁住青春的冲动,结果闹出了许多的“丑闻”和悲剧。

 

 


“经过女班宿舍的窗下,听到一阵嘻笑声,他本能地转头望去,只见女班有人裸露着上身在擦洗。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的心狂跳不止。他毕竟是20刚出头的后生,青春年少,异性的强烈吸引,不禁使他多看了几眼。这时,刚好女班有人出门,正巧看到了,于是一桩‘流氓事件’发生了。”“熄灯号刚刚响过,女宿舍那边传来了纷乱的嘈杂声。两个惊魂未定的女战士,向人们作了如下诉说:她俩正在小解,蓦然看到厕所墙角处有一个黑影,用手电光扫了一下,是个男人!她俩惊叫,那人飞快地跑了。闻讯赶来了的连长听完汇报,立即向四周派出了搜索的人,同时下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天!应到的人中独独缺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抓回来,连队里正好没有政治罪人,他自然而然成了‘图谋不轨,伤风败俗’的罪人。”

 

 


这两起事件发生在兵团组建之初,充其量是一些冲动下的“错误”,被上纲上线到了荒唐的地步。真正走入婚姻的阶段,是兵团建立三年之后,男女之间的禁网被慢慢撬开了。首先是对大龄知青谈恋爱放松了,并允许他们结婚。于是,在各个连队不同地出现了“知青夫妻”。但对年龄还小的知青,兵团的管理在这上面还是很严的。彻底的放开是1973年之后,于是乎男女之间的大墙终于坍塌了,一时间交朋友、谈恋爱成了时髦的风气。在几天时间,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暗地里隐藏了如此多的恋情,有的男士哀叹“地球已被瓜分完了。”爱情是崇高的,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兵团战士的爱情,纯得透明,不掺半点铜臭,也没有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在他们的‘爱情天平’上称得只有‘情爱’……”还有的说:“兵团战士的爱情像‘苦茶加糖’。”后来,好多知青由爱情的交往,发展到了组建幸福的家庭,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生历程,但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是回城时的大撕裂,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叹息的悲情故事。

 

禁止爱情的只是兵团里的知青,分布在村社里的插队知青则比较自由,有甚还被认为是扎根农村的一种良好表现。比如有个插队知青准备结婚,村队长说:“你俩的婚事是咱们村的大事,得由村里来办。”消息也惊动了县知青办和公社的领导,专程派来了干部,郑重其事地参与了进来。各种意见便都提了出来,有的说:“要让婚礼成为体现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有的说:“要把婚礼办成学大寨的誓师大会”等等。新郎新娘都不同意,上面来的人讲形势,摆道理,村里的社员也参加了辩论,最后惊动了县委书记,才算免为其难,没搞成什么政治活动会。只是号召他们举行了一个不喝酒的婚礼仪式。还有的村队,男女人口比例差距大,特别是光棍小伙子挺多。看见下乡女知青,认为是老天爷送来的天仙女,想着法子进行撮合。有的用不光彩的手段,拉拢,威逼,或利诱,让一些女知青娃娃们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最后稀哩糊涂入了窠巢。

 

 


天津知青方铃,被安排到五原县美林公社联乐三队,同来的有十二个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龄。按承诺知青头一年的口粮是700斤,每月还有6块的零花钱。后来生产队承担不起,降到了一块。不久,文革开始,补助自然被取消了。等到第二年,口粮减到500斤,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都觉得吃不饱,同来的人中岁数大点都开始处对象,十二个人中走得走,嫁的嫁,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住在破房子里,不劳动就没饭吃,不搂柴就就烧不暖家,晚上更是不敢睡觉。有一次高烧,遭遇的凄凉可想而知。村队长便出主意说,干脆找个对象算了。人在难中,稻草也能救命。方铃答应了,想着跟家里说一声,寄出去的信久久没有回音,其实被队里截留了。等到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娶了她后,信才被交在他们的手里。生米熟饭,回头无岸,等到大返城时,个中艰难,最终把她锁在了巴彦淖尔这块土地上了。

 

 


另据资料记录,有些小小年纪的知青,下乡没多长时间,便公开地宣布要结婚了。于是,知青屋腾出了地方,做了他们的婚房,一通简单的恭贺新喜,两个人便过起了“家家”。双方的家长没有来,组织上没有干预,一切都显得再在自然不过。可是,居家过日子,比不得单身那么容易,密月期一过,矛盾和问题接二连三,吃喝拉杂睡都不能自理,更不要说别的幸福了。还有一种现象,比如临河县知识青年档案中资料记载,好多次知青安置会议上,都有人提出在白脑包、狼山等地下乡多年的几位大龄男知青,因为人老实,干活实在,就是不会处对象,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希望组织上能给以经济照顾,同时帮忙解决个人问题。在资料的后几卷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关的信息,会议记录中还有某某某终于找到了对象,某某某结婚的喜讯。这样的“爱情”故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知青,都能避开感情的诱惑,投身到了“战天斗地”的新生活里,有的打心眼里鄙视谈情说爱,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肮脏产物。一些有点城府的知青,暗中还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长远大算,为了将来留一条路,坚决不结婚,硬可等过了人生最佳的男婚女嫁的年龄,直到最后“胜利大逃亡”,回到了城里,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而早期下乡的知青,在农村生活过几年后,原初的豪情壮志被消磨殆尽,生活也走上了艰难之路。看着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也匆匆,归也匆匆地走了,谁也看不清将来会是怎么一回事,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便开始萌生。于是,坚持的不在坚持,观望的也不在观望,知青和知青之间,在生活和劳动,环境和外力的撮合之下,结婚成家盖房生孩子。等70年后更多下乡的年轻人来到村子里时,他和她已经完全地被农村给同化了,过着与当地农民一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有的男知青找了村里的民家女,有的女知青找了村里的农家男,还有的失了政治觉悟,和地主、富农的儿子过在了一起,家长断绝了来往,社会不同情,“成为了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的一桩熟可忍,又熟不可忍,比失足更可怕的错误事情。”家最后把他或她永远地留在河套大地,实现了最初下乡时“扎根农村”的誓言。这中间每个人都各有各的情由,他和她为了生活有个温暖的地方,为了慰藉天涯孤人的寂寞情怀,为了身不由已的威逼与利诱,为了……。这中间,谁也不知道结合了多少对真情的“幸福”,又破裂了多少刻满伤痕的心,还有好多的人因此而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

 

 


下面是我们从巴彦淖尔盟知青办的一份总结中看到的一些片段:“有些知青结婚后,象村里的社员一样都自盖了房子。有一部分有病难以成家,一部分穷困无人看上。临河县份子地公社有一个知青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哪还有钱娶老婆养孩子啊。”“两个北京知青结婚后,女的患上了神经病,多次到北京看病都没有结果,回到村里后,男的在家看管女的,粮食吃多少就到队里取,烧柴用多少就到队里拿,生了两个孩子,都送了人。两个人成了村里的知青五保户,欠队里一千多块钱。”“天津下乡女知青,在生产队里被一个二溜子纠缠,搞得晚上一个人不敢睡,收工一个人不敢回家。后来,二溜子企图不轨,被女知青抓伤了脸后,便扬言非要娶了这个婆娘不行。随后的纠缠变本加利,问题被反映到大队,被定性为年轻人自由恋爱,不予解决。女知青害怕,草草地与村干部的儿子结了婚。”“有个女知青,被村里的政治队长给把肚子搞大了,借此要挟结婚。女方不同意,偷偷跑回老家把孩子引掉了,人也不敢回村来。”

 

 


在山崩一样的知青大返城开始前后,许多的兵团知青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未婚年龄,未婚同居现象大量出现,造成了当地人对知青**泛滥的大贬损。至今,我们还能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当年在兵团驻地周围的沙漠里,常有野狗争食死婴的场面出现。而另一些成家的知青,特别是已经拉家带口的老知青们,他们内心的煎熬与选择,又是多么的沉重和艰难。青岛的一位知青写到:“几年来,我与妻子从相识、相交、到相爱,终于盼到了可以进行婚姻登记这一天。为此,78年7月13日,团部特意批准为我们登记的八对知青夫妇放了一天假,并派了一辆大马车,把我们送到西沙梁公社领证。短短不到三个月,我和妻子又赶着小驴车,拿着团部的证明,到西沙梁办了离婚证。当时的政策规定,不离婚就不能回城。 ”另一位知青在网上写到:“终于,我也可以‘病退’回北京了,临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看到一对男女抱着一个婴儿包,他们把孩子放在一个坐位上,两个人脸色铁青,谁也不说话。火车进了站,男的要走了,女的把孩子撇下,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候车厅。男人终狠了狠心,检票进了站台。女的到我上另一趟火车走时,还没有回来。孩子的哭声吸引了好多看客,后来车站的管理人员把婴儿抱走了。上了火车,我猛的想到那个男的也是兵团下乡知青,有一次还到我们连队办过事。我明白了,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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