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知青相爱亦艰难，

结婚成家阻力全，

兵团插队虽有异，

一样艰辛各自难。

10、三次政治事件中的人和事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中国的政治事件是层不出不穷，大到举国上下，倾国倾城的事。如打倒刘少奇；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周恩来的去世；华国锋立国；打倒四人帮等等不一而足。小到一个单位，鸡零狗碎的一件小事就可能挂到政治的钩子上去。如当年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把毛主席万岁错写在了猪食槽上，结果就在当地载入了政治事件的分类册里，差点把小命丢掉。还有“一打三反”中，在兵团中卓有成效地发现了一些“反革命”，哪一个人被揪出来，在连队里都上升到了政治大事件的高度。这些事件在当年的下乡知青中，都或多或少地留着无数的记忆，有的也许还有着切肤之痛。对这些我们不作推敲叙说了，只从三件大的政治事件说开。一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当时兵团和插队知青中的影响。二是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罕后发生的大震动；三是发生在河套兵团知青中的“王亚卓”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深思与感动。

珍宝岛事件不过是中苏在地缘上的一次罅隙性的冲突，对内地可能影响不大，在当时的北部边陲内蒙古，却激起了一段风雨如磐的紧张日子。这次冲突过去不久，在十月份的时候，当时的林副统帅向全军发布了准备打仗的命令，进而整个内蒙古建设兵团实行全面的军管。打仗就得备战，备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时间战备工作和战备教育全面铺开。兵团里先是大摆敌情，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华罪行，大讲敌人是纸老虎的本质，大讲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其次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所有人员不许外出，随时随地准备迎战。再次是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防空、防毒、防空降、防原子，大挖特挖防空洞。一时间“敌情”四起，巡逻的战士错把毛驴当成了特务。流星划过，站岗的战士当成了敌人的信号弹。最令人惊心的是半夜里的紧急集合，搜索空降的敌特，跑了十几里路，最后对着树林子里的一堆大便，分析出十万个为什么。那真是风声鹤戾，草木皆兵。

仗最后也没打起来，发布命令的林副统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叛国逃到温都尔汗摔死了。消息封锁了好长时间才被透露出来。上级传达文件的时候，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有个女知青当场疯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她的精神天空垮下来。一个叫做张永江的知青回忆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放声大哭，感到天空一片黑暗。我不是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副统帅悲痛，而是为自己心灵被玷污而绝望。还有什么比最神圣的信仰被欺骗更痛苦的事情呢？”另一个叫蓝国庆的知青，在日记里困惑地写到：“既然林彪可以卖国投敌，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谁呢？从前我们打倒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等，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吗？”女知青荀晓红说：“那一刻起，我竟有种新生的感觉，像脱胎换骨，也像大梦初醒。我对自己说，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我们知青也该回家了。我下定决心回家，越早越好……”

林彪死讯未发布之前，中央下发了紧急指示，再一次把人们拉近了战争的边沿，每天除了生产，就是军事训练，不时的紧急集合，让知青们睡觉都不敢摊开被子，一听哨响，穿上衣服提上背包就往外跑。最让人筋疲力尽的还数全师上下的野营拉练，时间三天至十天不等，行程少则50公里，多则450公里。拉练要求战士们做到“会行军，会做饭，会休息，会放哨。”几千号人马跑步在大风沙和冰雪盖地的野外，负重行军，时速不降反升，许多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极限的痛苦与劳累，被“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保卫毛主席，战备野营练红心；为了埋葬帝、修、反，骨碎筋断永向前；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一路风雪一路歌，嘹亮歌声震山河，兵团战士骨头硬，苦练硬功保边防”的口号声淹没的无声无息。

当时的安排，已经计划好了敌军突然袭击，各师团如何战斗和转移。进一步对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被占领后，兵团如何进入游击战，扰乱敌人，拖住敌人都做了精密计划。为此，各武装连队枪支都发到了个人手中，子弹、手榴弹也分别保管起来。十八团的高射炮都进入了阵地，就连后方转移的车辆和路线都安排好了。兵团战士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二师十二团六连的全体指战员都写了求战书，并递交了十几封血书。十一、十七、十九团的武装连还参加了公庙子机场反空降实战演习。十六团的组织机关和八个连队，以战术演习为背景，全副武装强行军48里，进行抢运糜子和水利会战，挖掘了7万平米土方的防坦克壕，抢运了180亩地的糜子。而当时的兵团农场也不例外，据乌拉特前旗本地知青李喜武说：“我被分配到机修队干上了又脏又累的铸工，局势紧张起来后，知青们中间传说农场为保险要迁至黄河以南。果然，一天早上，我起床一看，偌大的一个农场，上千户人家，一夜之间搬得精光，只剩下公安干警和家属……。”

地方的知青在这一段时间也不闲着，与当地的民兵队伍结合在一起，在村落和村落之间进行巡逻、放哨、抓特务、监视有“身份”的坏分子。公社在进行武装训练，知青就占了不小的比例，身份特殊的，背景复杂的自然又受了不少的委屈。真枪实弹的训练，真有全民皆兵的味道。有些村子里，人们是身上背着枪到地里参加劳动。武器自然不会多，几个人能轮到一杆枪算是幸运的了。当时留下好多有意思的笑话，其中有一个说有个领导讲话断句上出了问题，给人们说：“下面，咱们发枪了，一人一杆。”底下的知青和民兵听了，高兴的欢呼起来。领导摆了摆手，接上前面的话说：“那是不可能的。”场上顿时一片唉声。领导又说：“两人一杆。”人们听了，心想也可以了，结果被领导的后话“那也是不可能的”给断送了。笑归笑，普天之下的“加强战备，保卫祖国”还是让人至今难以忘怀那段岁月的紧张与活泼。

“王亚卓”事件，则是1973年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进行了赞扬。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宣传，把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黄帅，树成了“全国反潮流典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反右倾回潮”的浪潮。这股浪潮使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领域更加混乱，大帽子大棒到处飞舞，广大教师人人自危，连建设兵团办的正规学校也不得安宁。校园里一片狼籍不说，大字报糊满了门窗，教室成了学生娃娃们打架闹事的阵地。老师无尊严，公物无保障，教学基本上停了下来。这一现象令当时在兵团的三个年轻的知识青年，在一次聚会中，经过一通商量后，决定“给黄帅写信训训她，替老师说说话，老师太受压了。”信随后由三人中的邢卓执笔，采用了“王亚卓”的署名，直接寄给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

制造这次轰动国内外大事件的三个人，分别叫王文尧、恩亚立、邢卓，都是驻在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上的二师十九团的知青。王文尧生于1949年，原天津16中高中学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任十九团九连文书；1970年入党，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导员；1972年提干，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曾被评为团、师和兵团积代会代表，多次被评为优秀报导员。恩亚立生于1951年，原北京二中初中学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十九团十连战士，后被任命为上士给养员；1970年调到坝头中心小学任教员；1971年加入共青团；1972年调任政治处放映员。工作踏实，有吃苦精神。邢卓，生于1952年，原保定十一中初中学生，1969年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加入共青团，后调到十九团政治处任报导员。曾被评为巴彦淖尔盟、兵团、内蒙古日报社优秀报道员，受到过当地各大报社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王亚卓”是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他们的信寄出之后，各人便继续忙碌自己手中的工作，约过了十几天时间，黄帅的回信到了，内容是说来信收到，看了是有收益的。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容认真考虑。同时信中还提出几个问题，要求“王亚卓”同志谈谈看法。分别为“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来怎样才是真正的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是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这样的书信往来，无论当事者，还是十九团的领导干部，谁也没有太在意。2月8日晚上12点左右，《人民日报》社政治部打电话到团里询问“王亚卓”的情况。团政治处秘书告知了对方真实情况，尤其强调了三人的表现不错。此时，除了邢卓在团部上班外，其他两人都回去探家了。得了这个摸不清来意的消息，邢卓也没做多想，又给黄帅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了“编者按语”。在信中，这个令人怀疑年龄的小学生，极尽断章取意之能事，把一封合情合理的交流信，送上了批判台，并祭起了一顶“看不惯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的大帽子，将整个事件上升到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的高度。公开信的发表，让三个人大吃一惊，兵团的动作也很快，迅速召回了回家的另两个人，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十九团，召开了两千多人的大会，批判王亚卓的错误。很快写出了三份报告，分别为《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报告》。一时间，对于三个人来说，用天塌地陷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当事人邢卓回忆说：“我从团广播员口中得知‘公开信’发表的消息，还以为是广播员开玩笑。”“等王、恩归队，我们三人被工作组分别监管，互相不能晤面，责令交待问题。”“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三人分别凭记忆追述，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三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间或以踢打‘帮助’我们提高认识。”“全国有大量写给‘王亚卓’的信。其中很多是对我们‘反动’、‘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批评、教育的，也有不少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四月中旬，组织作出了处理决定：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送一、三、四连接受监督改造。”“改造期间，我们饱受欺凌磨难，看尽各种脸色，也始终受到正直真诚的人们的关照。”

政治事件影响大，

有时人命闹笑话，

内蒙兵团不例外，

这些真的难忘啦。

附录“王亚卓”和黄帅互写的两封信，供读者诸君参考和玩味。
黄帅：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的信及日记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教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以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还是以敌视的情绪加以批判，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不应该强调提意见人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绝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如果别人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瞪眼晴”之类不恭之词来对付你，你将会怎么想呢？
这里再一次申明，老师对你的压制是不对的，然而你的行动也同样是不对的。矛盾产生了，解决的方法应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里去找。你们之间的争执不属于原则问题，只要有一个高姿态便可解决。从这方面说，和老师谈谈心，把对他的意见摆一摆，心平气和，他想必不会认死理的。“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
现在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说话，还能负责么？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教师们想一想吧，他们多少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他们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现了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吗？……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上的事懂得很少，只是出于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关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就写到哪儿，如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以后有空，还想再与你讨论。
祝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1974年1月14日

王亚卓同志：来信收到，你的信对我是有教益的。你对我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正在认真考虑。
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怎样才是真正的反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总之，我希望你进一步谈出你的看法，有许多问题我还需要很好地学习。
我正等着你的来信。
北京中关村一小      黄帅
1974年1月23日

11、乌梁素海上冰与火的洗礼

“这场大火，给我身上留下抹不掉的伤疤，更留下难忘的记忆。英雄也是人，是普普通通、懂得勇敢也懂得恐惧的人。而勇敢和恐惧，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呀！”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每每读来，都会令人不由自主热泪盈眶，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与前面知青们在冰天雪地里的遭遇，形成了真正的冰火两重天的人生洗礼。这洗礼成为了他们人生最厚重的记忆，以至时守多年之后，犹有许多的人会回忆起来。记着这一切的，还有乌梁素海依然连天的芦苇，和那永远涌动的波光涟漪。

乌梁素海美又险，

知青难忘记忆鲜，

迷路成为家常事，

救火毕生印记全。

1、纵横田野的插队生活

生活的课题，总离不开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插队知识青年刚来到巴彦淖尔，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住宿。对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做过介绍，知识青年下乡初期，人少事物新，政治的光环光芒四射，各方面的重视自不待言，所整合的条件也比较到位。后期的时候，虽然有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具体的安置办法，知青的住房和一应生活用具，都有详细的算计和安排。这些安排经费都从知青的安置费中按比例支出。可是，知识青年“每人只有几百元的安家费，东扣西扣，所剩无多。如何用剩下的这点钱把房子盖好，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在加上知识青年“初来乍到，农活才刚刚开始学习，自己盖房，体力和技术都不能。”所以，知识青年们的愿望也很简单，“只希望早点把房子盖好，住着不拥挤就行了。”对此，各个生产队落实上面的政策表现就出现了差异，有的村队领导重视，提前高质量地完成了；有的知青与社员同心协力也盖起来了；有少数经费被挪用，“光荣”的知青屋在村领导的口头承诺上遥遥无期。

遇到前一种村队的知识青年有福了，正如有一位插队知青所说：“在村队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安排下，一个多月以后，一溜九间新房便屹立在村南边小学校旁了。队长想得周到，又指挥人马打了围墙，盖了猪圈，修整了菜园子，还专为女生盖了厕所。全公社六个知青点，数我们队这九间房最好。外村知青羡慕不已，都说我们好福气。”遇到后一种的知识青年，那就要受苦了，只能东家住几日，西家凑合几天，有的还被安排在社员的南凉房中。档案中纪录这样一条，“有几位知青自从来了之后，队里一直没给盖房，有两个住在老乡家里，还有两个被安排在‘地主富农’的凉房中住。地主富农采取好吃好喝拉拢手段，侵蚀我们的知识青年。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大是大非问题。他反映出有些村队的队领导对待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样的例子所占比例很小，总体上知青的住房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俗话说生活是一本无字的书，下到村队的知识青年，都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体力消耗大，饭量也大，自然不会有多余的存粮。有时就饿起了肚皮，脸皮厚的问队里要、借，脸皮薄的就度日如年，难以为继了。有个知青讲过一段这种窘境时的小故事，“粮袋又瘪了，吃完中午饭，大家坐在土炕上，各自翻着自己的裤兜，往外抖落着零零星星的人民币。数了数，九个人凑了八元四角八分，能买40多斤白面，又能将就着对付几天了。钱的问题解决了，可谁去买呢？买粮既耽误下午出工挣工分，又费力气。传统办法是用抓阄。五个男生（在知青集体里还是照顾女同胞的），五个纸团，三个写着‘买’，两个空白。由一个女同学将纸条写好，揉成小纸蛋。结果，我和大贾、小贾摊上了下午买粮的差事。”这种事例仍然是少数，更多的知识青年粮不够吃了，村队的领导都能以“寅吃卯粮”的方式，先从队里解决一部分。解决的粮粗多细少，油水也跟不上趟，饿与馋成了困扰知识青年的一件大事。

饿与馋积累的太久了，就积出一些能吃的大肚汉来，一位知青说：“我们包过一顿饺子，那个头儿大得赛过鹅蛋。有个知青能一顿吃下105个。这还不算，队里收麦子，干嘟噜的面条，大碗盛着，我愣是吃了六碗也没咋着。我以为自己算个能吃得了，谁知有一次会遇到一堆高手，才知道自己河伯向洋，见着‘大巫’的神通了。我们是到另外一个队里看知青老乡的，他们招待吃烙油饼。”“灶坑的浓烟，昏暗的油灯，伴着一张张饥渴的面孔和满屋的喧哗。直到每人都捧起一张五、六两重的大饼啃着、咀嚼着，茅屋里才出现片刻静寂。这顿饭，连菜都来不及做，直吃到晚上九点多。大家边吃边互相盯着，你说他吃了三张，他说你吃了四张半，一片惊叹，一片嘲骂声。吃到最后，主人、客人一个个捧着肚子栽倒在炕上。‘真他*的香呵’，有人在黑暗里打个饱嗝，长吁一口气。紧接着，又听得‘嗵’地一声，不知谁放了个屁，引来一阵哄笑……。”

能吃的原因不仅仅是饥饿与馋，还有一个劳动量的问题隐藏在里边。到了这个时候的知识青年，已经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每天跟着贫下中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熟悉了农活，个人也“渐渐地学会了当家过日子，养了猪和鸡，种了瓜和菜，盖起了储粮的仓房，圈起了垛草的柴栏。村里的社员夸我们说：‘看看人家北京青年，真像过日子人家一样了’。在生活的课堂中， 我们还向乡亲们学会了修炕、补席、脱坯、抹房……，困了卷一支地道的蛤蟆烟；乏了喝两盅纯正的‘二锅头’；暑气袭人的三伏天下到冻得牙齿格格响的十几丈深的井里为全村清理饮水井；鼓乐喧天的殡葬行列中气喘吁吁地帮助突遭不幸的老乡家抬棺扶椁。当命运将我们抛入苦涩的生活激流之后，恶浪不仅没把我们淹没，反而使我们异常迅速地熟悉了‘水性’。”这种一切都要靠自己劳动创造的生活，让娃娃知青变得吃苦耐劳和吃皮耐厚起来，原来的娇气已经荡然无存了。下面的两个例子就是个证明：

“我们的生活内容早已变成每天上队里干活，回家里干家务，每人轮流做饭，生活杂事自觉分担。一句话，每日为了温饱而忙碌。其中积极参加搂柴，成了‘坚持走上山下乡道路，维护集体户利益’的一个实际表现，也成为插队战友们默契中的一条‘道德准则’。它被集体户的多数人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大家在冬季里自愿搭伴，尽量搂够来年全户所用的柴禾，为共同过好插队的日子尽一份心。”“冬季天短，要抓紧时间搂。我们用书包背去的食物只能是苞米面干粮、咸菜疙瘩和洗净的生胡萝卜。在呼啸的朔风里，除了大活人不冻，工具、柴草不冻，其它一切有水份的东西统统上冻。行军壶中的水会结成冰坨子，上过当了，我们改为嚼胡萝卜权当饮水。头天晚贴好的饼子，已经冻得硬梆梆，一咬一溜儿白茬牙印。咸菜中有盐份，冻得稍轻。生胡萝卜冻得近乎半透明，那晶莹的紫红色真可爱，咬着它咯嘣咯嘣的，好脆生！别看是些上了冻的食物，当我们搂了一头晌柴，腹中饥肠辘辘的时候，它们便是稀世美味！”

“在插队前我没有见过虱子，自然也没有领教过它们的厉害。然而到了农村，我们很快便与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常在晚上，熬不住阵阵搔痒，便开始掌灯搜寻。久而久之，我们变得对虱子较为麻木，始信“债多不愁，虱子多不痒”的古训。那时，我们把虱子戏称为“自留畜’。当时的村民每家都有一些自留的如鸡羊等家畜，这自然是大家的戏谑之说了，然而每个人毕竟不能和虱子绝对和平共处，搔痒之余，不能不采取点行动。当时我倒真觉得抓虱子是下乡生活一大乐趣。每每炉前灯下，沿着衣服缝子觅掐下去，总是战果辉煌，直到连虮子也寻不到时，居然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按说，女知青较男知青总要更讲卫生些，但她们的‘自留畜’并不见得就少。一次大家挤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我和一位女知青坐在一起。忽然她带点沾沾自喜的口吻说：‘嘿，老安，我抓着一头自留畜！’话音未落，她果然从裤脚内捏出一只圆鼓鼓的虱子，抓虱之技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知识青年生活的具体的内容，和一个贫下中农日常的几无两样。无怪乎当时的队长在分工时候，只一个区别，那就是男社员和女社员，知识青年已经不被区别出来了。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被这种表象所掩盖，“知识”二字蒙上了一些土尘，精神迷惘，信仰麻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这些人似乎背负着‘原罪”，诚心诚意、脱胎换骨去参加劳动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似乎是为了不破坏乡村具有原始情趣的氛围，知青的生活方式也变得极为原始。”另一则原因是可供阅读的东西太少太少，形成了信息上的窒息，感情上的淡漠，思维上的迟钝。对这一点，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这些号称知识青年的人，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刚到农村那时，盛行‘共产’风，家里带来的钱都拿出来统一使用。书，不用说更是集体财产。几个知青的书凑起来一看，好像统一规定了似的，你的、我的，大家一样：红宝书，大的小的；英雄事迹，雷锋、王杰、焦裕禄；文学作品清一色是《欧阳海之歌》。知青屋里，本来没有摆书架的地方，不过，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必用的红宝书，其它书也用不着摆出来。本来嘛，‘文化革命’了好几年，翻来倒去读这几本书，‘精神食粮’也有吃伤的时候。”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谁有一本类似《基度山恩仇记》这样的禁书，那会让多少人如饥似渴，看得脖子都疼。而看一场电影的奢侈，让他们能提前几天就睡不好觉，把分布在各个村队的“同类”，约到自己的根据地上，畅谈猛吃。然后在回味中勒紧裤带，节衣缩食。

知识青年被广阔的农村天地“改造”着，同时也在不甘寂寞地挣扎和努力着。他们在回城的时候给村里的老乡带回专门“止痛”的索密痛，也带回各种各样关于城市里的消息。他们偷偷地听着能收到能听懂的任何电台的声音，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神神密密地传播出来。他们也拍样板戏到田间地头为社员们演出，也唱流行歌曲，抒发自己胸中的郁闷。到了这个时候，好多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反思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究竟何在。有些人开始从家里带来在校都没有好好学过的课本，在劳动之余努力地填充精神的饥渴，和一份渺茫的期望。在蚊子、小咬嗡嗡飞旋，各种昆虫啾啾地往衣缝里钻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和贫下中农一起龙口夺粮。在深秋寒冷的清晨，“在城市中的孩子正做着香甜的梦，而我们却被队里钟声催醒，筛糠似地钻出暖暖的被窝，踏着圆月泻下的清辉，到场院干活儿。黎明前摸黑扒苞米皮，天放亮就打场。我们的手被冻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脚步上的胶棉鞋也凝成了硬壳子，倦意始终缠绕着人们。有时扒着扒着苞米瞌睡来了，我就歪在没膝的苞米皮中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