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46章）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相府胡同

——岁月划痕之四

相府胡同，这么阔气的胡同应该出现在皇城北京才对，可它偏偏出现在了保定。

据说通州曾经有条胡同叫过这个名字，但它还有个名字叫进贤胡同，不像保定这条胡同是咬定“相府”不放松，文革中被改为“前进胡同”，文革一结束又赶紧改回来。

不过，保定的这条相府胡同还是在九十年代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了，那块地方已盖了楼房，地图也抹去了相府胡同这个名字，只有那些坚持旧习惯的人还在用相府胡同来称呼那个地方。我就是这顽固坚持旧习惯的人之一，因为我下意识地把它当成了我永远的家，虽然那里已经没有我住过的一砖一瓦。

我和母亲是1954年来到保定的，刚到时我们借住在了父亲所在的美利金笔行的经理张伯伯家。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住下之后父亲就开始找房子。大概一个月之后，父亲告诉我们，房子找到了，离他上班的地方很近，那个小巷叫“相府胡同”。

我那时虽小，但已经喜欢听人讲故事，并从故事中知道“相府”是很大的官住的地方。能住在大官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件荣幸的事，所以我很高兴，盼着快点儿去看房，好知道那个相府是个什么样子。

看房的日子终于到了。我和母亲随着父亲先到了美利金笔行所在的税务角，然后向北进了一条小巷，父亲说这条小巷叫杨树胡同。由于税务角在保定地势最高，进入杨树胡同便是大下坡。下坡几十米处，路西有棵五六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来的大槐树。父亲说，大槐树对面的小巷就是相府胡同。在杨树胡同我只看到了槐树，却没有看到杨树，它为什么叫杨树胡同呢？后来才知道，是我听音定字弄错了，应是杨淑胡同。

进了相府胡同的这个西口，南边北边各有两个院，东边有两个院。南边的1号院和2号院之间，有一公共厕所。这六个院围出了一块不小的空地，空地北侧有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棱面光光，几个小孩正在围着它玩儿。

空地东南角是胡同的小路。父亲领着我们顺路向南拐，走出十多米，路面由刚拐时的二米宽，变成三米多宽。并一分为二，左边坡度大增，在顶头处向东拐去。右边则随原地势向南延伸，在超过拐弯处两米多的地方，形成一个凹形区。在转弯处上坡比下坡已高出一米多，梯次摞起三块大石头把上下坡连了起来。

父亲指着转弯处西侧凹进去的地方说：“我们找的房就在那个院儿，４号院儿。”

可我却没有发现有什么院门儿。近前一看才发现奥秘所在——大门开在了凹形的西南角西边一侧，且拱形院门与外墙浑然一体，没有任何凸出的部分，不进入凹形地带，是很难发现院门的。

我一直猜测房主是为了防贼特意做了这样的设计。别说，效果还确实不错，自我们入住就没有招过贼。

父亲说，这个院儿的房主是保定最大的油漆店的老板。他有两处宅院，另一处在保定市光华路38号，比这处大得多。不知什么原因，房主决定全部出租这个院子的房子。他们全家已都搬到光华路去住。我们到时，房东已安排人在等我们。

爸爸已事前来过，并了解了租房的行情。他带我和母亲又逐屋看了一遍这个院的11间房子。

北房，屋子地面高出院子地面30多公分，中间有一阶石头台阶。北屋共三间，中间的那间凹进去一米多，其正中是上部装有四块玻璃的木门。凹进去的部分形成一个外廊，廊檐两侧角上有格状雕花饰件。东西两间面积都在15平方米，门都开在中间的那间屋内。三间房阳面全部都是玻璃窗，东西两间有可开启的活窗。三间房的雨檐下装有带浮雕的饰板。

南房为两间，里外间，每间大约12平方米。靠东的一间开门，有一贴窗纸的木格窗户。靠西的一间被一小厕所压住近两米，只留了一个小木格窗户。

西边，靠南是个小厕所，也就3 平方米。中间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靠北的一间大些，也就10多平方米。

东边，最南边是一间小房，从外边看只有一个门，但由于不压南房，里边有向南的空间，面积有5－6平方米。挨着这间小房向北，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再向北是门洞，门洞口装有两扇大木门，门上除了有木门闩，还在下边装有3个环的铁吊链。另外，还留有插顶门杠的地方。最北边是一间近6 平方米的小屋。

东房和西边靠北的房子，房檐下装有雕花的饰板。

当时，这个院的房子全都空着，可由我们任意挑选。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没有选宽敞明亮的北屋，因为每间要租金5万元，而且最少要租一间半，当时爸爸的工资不过30多万元。南屋也不能选，黑暗潮湿不说，里外间必须一起租，房钱也少不了。所以，最终选定的是西边的那个10多平方米的单间，它的租金是3万元。（那时用的还是旧版人民币，1万元只相当于后来的新版人民币1元。）

要租的房子选好了，可我心里还有事儿，那座“相府”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父亲说，他也不知哪个院儿是那座旧相府，听说在南口。我们走时决定从南口出去，顺便看一下。

从院里出来，我们踩着三块石头上了坡。上坡向东10米处是一个澡堂，澡堂门向南开，拱门的上部有三个字，父亲说是“清和园”。由此向南，顶头后再向东向南，就到了出口。原来我们是从东到南斜穿了税务角的东北角。

以前，我还从没有走过这么窄的路，宽处也就一米多的样子，最窄处两人走对面都要侧身。小巷里的房子多数破旧不堪，有的外墙中部已凸出，像挺着的大肚子，在故意挤压行人。

小巷南口冲着东大街的只有一个院，门楼的花砖虽然雕刻得挺精细，但门楼很低矮，而且进门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因为院子地面低于小巷地面。里面的房子不知如何，但从逼仄的格局看，也不像相府。巷内似乎还有两三个院落建有门楼，但都非常小气。即使不论它们的位置，它们也难与相府搭界。

唯一与别的胡同不同的是，胡同南口有座高大但已残破的砖牌楼。它有一个很大的砖拱顶，拱顶两边是高大的立柱。柱顶有残破的圆球，柱面似有彩绘，但已模糊。拱顶上有泥灰塑的祈福类装饰，也已剥落。总体感觉是一副破落户的样子。

这就是那个住过大官的相府胡同？太让人失望了。

我也曾怀疑过这里是否真的住过相爷，因为不仅院落没有像“府第”的，而且胡同里也没有像达官贵人的，住的都是像我们家一样的平头百姓。

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听起来很闹气，但我们的日子却是很清贫，并没有沾上相爷什么光。

大概1959年的时候，相府胡同瘦过一次身，拆掉了紧临杨淑胡同的两个院。拆掉的原因是因为杨淑胡同要扩张，不过扩张成马路的杨淑胡同倒把名字弄丢了，要改称新北街。

相府胡同被拆掉的两个院儿，分别是1号院儿和16号院儿。拆除后那些剩下的房子，都归了新北街，这两个院儿的门牌号也随之取消，我们住的4号院儿就升级为3号院儿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们要革“四旧”的命，我们这个相府胡同也就成了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于是得改名，有人便将它改为“前进胡同”，“革命永远向前进”吗！那个人是谁？肯定不是我，我没那么有才。

文化大革命搞烦了之后，我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离开了相府胡同。说是要扎根边疆的，可最后还拔了根，又跑回相府胡同。

结婚的时候，相府胡同的院里没有我和媳妇住的地方，只好去租社员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直到父亲从单位分房搬走，我才又搬回相府胡同。

虽然断断续续在相府胡同住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弄清相府胡同里的相爷到底是谁，似乎它成了谜。

直到1990年春，我才找到了谜底。那时我已到保定市报社工作，担任了总编室副主任。上级要求各单位都要配合省市有关部门编写志书，我便承担了编撰《保定报志》的任务。由于工作需要，与市里主管编志工作的尤文远有了交往。又由于工作需要，他送我一本1984年7月保定市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地名资料汇编》。我发现书中便有关于相府胡同的介绍：“基本为南北走向，呈不规则状。南起东大街，西到新北街，路长155米，宽2米，土路面。系居民区，隶属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清代有一姓于的相国，曾在此街南端建公馆，故该胡同得名相府后，后称相府胡同。1969年改名前进胡同。1981年复名相府胡同。”

按照《地名资料汇编》的说法，清代姓于的相国在小巷南端建的公馆，那对着牌楼的那个进去要跳坑的院子，还真的就是“相府”，那相爷的府第也太寒酸了，这官儿当的。

那么这位清代的于姓相国是谁呢？《保定晚报》一篇有关保定街巷的形成和演变的文章说，清代直隶巡抚于成龙曾在相府胡同住过，因为他加衔太子太保，而太子太保有相位之称，所以这地儿就叫了相府胡同。这说法听起来有些牵强，但清代在保定任职的于姓大官中没有比他更合乎条件的，就只能算是他了。

这位于大人您可能也认识，因为他曾在全国火过一把，2000年央视一套上映的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那位“于青菜”、“于青天”就是他。他的事迹着实感动了一大批人，以致被公认为是清正廉洁的楷模。据说那些故事还都有真凭实据，他不是那种人为拔高的假典型，所以我的这位邻居就着实可钦可敬了。据说保定贤良祠供奉的第一位贤良就是于成龙，另外，还给他修了于公祠。

这位于成龙这么厉害，我就以为他是公案小说《于公案》主人公的原型了。后来才知道弄错了，原来还有一位于成龙在保定任过直隶巡抚，他以治河闻名于世，这位才是《于公案》中那位断案如神的于公。由于这位于大人比前面那位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晚，且年岁要小，所以被称为“小于成龙”，前面那位自然就是“老于成龙”了。

不过也有人对相府胡同是因于成龙而得名的说法不认同，他在报纸上发文章说，清康熙年间两位先后做过直隶巡抚的于成龙，都当不起“相位之称”，且督抚衙门后边都有官邸，不需在外边建公馆。

那相府胡同因何得名？文章说是从冠有民国辛巳（1941年）序的《清苑县志》抄本得知，因明代刘吉府第在此故也。文章还介绍，《明史》说刘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屡遭御史弹劾，却越弹劾越加官，终至相位，且居位十八年。“人目为刘棉花，以其耐弹也。”不过最终他还是因为得罪皇帝丢了官。文章还说这条胡同明代叫刘阁老胡同，清光绪《保定府城图》则标名相府后。

对这种说法，我也有疑问，因为保定市还有条街叫国公街，据《地名资料汇编》说：“相传，明朝阁老刘吉国公曾驻此街，故得名国公街。曾称刘阁老胡同。”一个保定市怎么会有两条小巷都叫“刘阁老胡同”？难道刘阁老也是“房爷”，有多处府第？

我知道胡同历史是越久远越有底蕴，但还是希望我的老邻居是清代的于公，而不是明代的刘阁老，因为刘阁老与我厌恶的那批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最终，我在没有完全弄清这条胡同出处的情况下搬离了它。1992年时我从所在单位分到了宿舍楼，两室一厅带厨卫，可比我在相府胡同的小平房强多了。邻居们投以羡慕的目光，我自然也是喜气洋洋。

可离开后，我却空落落的，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同院叔叔婶婶，那些与我一同成长的发小，那些与我比邻而居了三四十年的邻居，那亲切的声音和习惯的味道，那熟悉的环境和温馨的氛围，都让我依依不舍。

好在我搬走之后，我弟弟住了过去，我还可以随时回去看看。

可弟弟搬回去不久，这条胡同就彻底消失了。那时候保定市搞旧城改造，规划到了新北街东侧的胡同。于是包括相府胡同在内的一条条小胡同被夷平，很快，一座座居民楼又拔地而起。

弟弟也像我一样住进了楼房，可再去看他的时候却没有了回家的感觉。

父亲的巧手

——岁月划痕之五

我从乡下来到保定之后，才对父亲有了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已快5岁了。

从父亲收拾新租的房子开始，我就发现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有一双巧手。

我们家租下的房子，在相府胡同4号院，是院里靠北边的西屋。这间西房是借3号院房子的后墙盖起来的。南北长4米多一点儿，东西宽2米多一点儿，总共10多平方米。由于中部用了过梁，还被看作两间房呢。

当初我们看房时，此屋的内墙有的地方抹了泥面，有的地方还露着借用墙的砖，显得又脏又旧，不像居室。可我再跟着母亲来帮父亲收拾房子时，墙面已焕然一新，雪白雪白的。原来父亲已补抹了脱落的墙皮，腻了露着的墙缝，并用白灰刷了墙。我真没想到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竟然还会泥瓦匠的手艺。

更让我惊异的是，父亲竟然还会木匠活，他用几个旧包装箱当原料就打出了家具。

他将一个大包装箱加固之后，改装成了农村的大板柜，柜子上部三分之二钉死，三分之一可以掀开，可掀开的部分作为盖子。后来母亲主要在里面放衣服。

他还改装了一个小包装箱，把上面的面做成了整个可以拆开的活盖子。母亲用它来放米面，做饭时还将它当作操作台，切菜、擀面都在上面。

最让我佩服的是父亲打的架铺板的“人字长凳”，我一直认为这是爸爸的独创，如果赶在现在，说不定还能申请专利呢。

这种凳子，是用包装箱的稍厚点的板子作凳子腿，斜着钉在面板的面儿上。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面板的边儿冲上，而一般的长凳是面儿冲上。由于面板的宽度变成了厚度，虽不能坐人，但大大加强了这种薄包装箱板作面板时的承重能力。之后再用横牚把两条腿钉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最后再用木板把两根横牚钉牢，就成了简捷结实的“人字长凳”。

由于屋子小，父亲还在空间利用上下了功夫。

他把大板柜放在床铺的下面，顶了一条“人字长凳”，节约材料倒在次要，主要是为了节约空间。铺板支在了屋子的南部。大板柜放在了靠西墙的地方。大板柜的盖子露在了床铺的外边，这样可以方便地放入或取出东西。妈妈锦上添花，将这露出的部分糊上了一种亮光纸。绿色的亮光纸上，印有黑色的折纸燕子的图案。我曾对那图案了观察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才能折出那种小燕子。

床铺的铺板不知从何处而来，一看就是旧的，因为已磨得光光滑滑，再就是已受潮变形，拧拧巴巴的，搭好床铺后起伏不平。为此，父亲又在上面铺了些稻草垫，才看上去平整了。这个床铺占去了整个房间的小一半。

父亲把那个小木箱放在了屋子的北边，把水缸放在了东北墙角，这样显得不碍事。因为水缸在屋门打开的情况下，被掩藏在门后，根本看不见。

这个屋的门是我从未见过的怪门，两个黑漆门扇由合页连接在一起，开门后两个门扇能折叠起来。由于它折叠后靠到了墙角，出入更为方便。我猜着房东这么设计，也是为了节省空间。可有一利就有一弊，这种折叠门的插销只能装在门框上。而门框边上都是木格的窗户，捅破窗纸便可从外边开门。所以入住后我一直提心吊胆，常做有坏人这样从外边开门的恶梦，梦中我和妈妈奋力抵住插销不让坏人进门。

另外，父亲还对窗户做了一些处理。屋子的朝阳面没有墙，除了窗台，都是木格子的窗户。这种窗户只能糊纸，没留装玻璃的地方。爸爸便在靠南的那边钉了6个小钉，卡上一块玻璃，作为向外观察的窗口。妈妈则把一种叫窗户纸的人工粗绵纸糊在了窗户上。这种纸窗户看起来面积不小，但屋里并不亮堂，而且还不保温。

更要命的是特别怕下雨，大雨一浇，纸就破损甚至脱落。为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特意买了一块四角带铁包角的大帆布，临到下雨时赶紧挂在木窗的钉子上。但它只能护到南部的窗户，有时来不及挂，整个窗户都被淋坏。后来爸爸又钉了四块雨箑子挂在窗前，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收拾房子时，父亲还显示他的裱糊手艺。这个院儿的房子都是略带坡度的平顶，没有做顶棚，进屋抬头看到的是旧椽子和破苇箔。爸爸买了白纸，糊了房顶。由于屋子比较低，爸爸没有绑架子，而是直接把纸糊在了椽子上。由于屋子是借人家的房子的后山墙盖的，靠墙的那根顶梁柱无法砌到墙里，就成了明柱。爸爸特意用硬纸板把这根柱子和过梁包起来，并糊了白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意做的里外屋隔断呢。

之后，父亲买了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紫红色油漆的迎门桌，放在了屋子迎门处。这是爸爸为安家买的唯一家具。

经过父亲和母亲一番精心拾掇之后，再看这屋子，墙白，顶白，窗纸也白，所需家具基本齐备，还真有了家的感觉。

1954年5月，我们搬进了父亲精心收拾过的家。

在居家过日子的过程中，父亲的心灵手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他因打篮球磕掉门牙而装了颗假牙，但装得质量太差，没用多长时间就掉了，他也曾试图用钢丝固定它，但效果很不理想，最终他扔掉了这颗假牙。可缺颗大门牙看着实在别扭，听他说话都漏风，母亲就催他再去装颗假牙。可他对牙医失去了信心，坚持要自己做。

他找了个废弃的白塑料（当时叫化学）牙刷，截取一段儿做了个假牙，然后装在了掉牙的地方，怎么装上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是装自如，拔方便，还挺美观。

父亲还会修理脸盆。脸盆漏了，他会拿一种彩色的热塑的材料修补（那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将脸盆的漏处烤热，把那种材料趁热涂上去，等它凉了，窟窿眼也就补上了。

总之，凡是自己能做的事，父亲都不求人。我觉得自己在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大了之后也是所有活计都试图自己干。

父亲的手巧还体现在多才多艺上，他画画就挺好。

那时母亲正好照了一张照片，父亲可能觉得照得相当好，就决定照着它画张大的挂在墙上，作为新家的装点。他买了一种叫图画纸的厚纸，买了碳铅笔，便动了笔。不知那时有没有绘画培训班，也不知父亲是否参加过这方面的学习，反正他画得是相当好。画像上的母亲与真实的母亲，不论是相貌还是神情，都非常像。邻居们看了，都夸父亲画得好。

这大大刺激了我，我也想画画。这之前我还受过一次类似的刺激。刚搬到这个院儿的时候，全院儿就住了我们一家，我没有玩伴儿感到很没意思，就到院子门口看别的小朋友玩。这样，我认识了3号院的一个小姐姐，她叫田文霞，还领我去了她们家。3号院分里外院，她家住在里院的西屋，是里外间，有带玻璃的门和窗，我感觉比我家又大又亮堂。

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应该没有上学，但她们家的墙上贴了不少她用蜡笔画的画。有花草，有鸟兽，还有小人儿。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鸡鸣图。一只大公鸡正昂首啼叫，远处的山上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那时感觉这画儿棒极了。佩服之余，还有些不服气，感觉我要有蜡笔，没准也会画。

又受了父亲的刺激之后，我决定付诸行动，央求母亲给我买了铅笔，也画起来。那时父亲正好给我买了《杨家将》的小人书（一种小开本的黑白连环画），我就临摹起小人书里边的人物。没想到我的处女作还得到了母亲的夸奖。

父亲不仅会画画，毛笔字写得也特棒。后来，我的小人书买多了之后，父亲就曾帮我粘了牛皮纸的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了毛笔字的书名。那时我已上学，课程里就有书法课（当时叫大字课），我觉得父亲写得比字帖上的字还好看，正规而不死板。后来才知道那叫行楷。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好，后来看了叔叔写的字，才知道叔叔写得更棒。叔叔退休后开了家书画店，招牌就是他写的字。写字都成了叔叔谋生的手段，父亲就显得业余了。

不过父亲在手工方面却很专业。大概在1966年初的时候，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保定电影胶片厂弄到一点儿废电影胶卷和废片基，并开始用它扎镜框。当时正流行用这种镜框装毛主席的画像，父亲似乎也想跟上风潮，所以着了迷似地绑扎。他把毛主席画像放在两片大片基之间，然后在片基的四边扎上双层的电影胶片，扎的方法是将塑料绳依次穿过电影胶片的小孔。扎好后再往两层电影胶片之间夹上细圆棒，最后再用塑料绳封好外沿，镜框就做好了。

做好的镜框既庄重大方，又非常时尚，家里人喜欢，邻居们也羡慕。更重要的是，里边放的不是家人的照片，而是伟大领袖的画像。当时人人都说自己最最忠于毛主席，父亲自然不甘落后，也非常郑重地把“红太阳”挂在了我们屋最显眼的地方。有段儿时间时兴灵魂深处闹革命，每天都要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汇报思想，我们家没有机会去中南海面禀，就面向镜框里的画像表忠心。

1969年我去了内蒙兵团，1971年春天借开会的机会回过一次家，发现家里挂着好几个漂亮的小布娃娃，夸张的大脑袋戴着鲜艳的小帽，红彤彤的脸蛋儿，水汪汪的大眼儿，不丁点儿的小裙子，可爱极了。那眼神画得特别好，你看她，她就看你，让人越看越想看。我以为是买的，一问敢情是父亲做的。

我在兵团干得不错，心情极好，看父亲没事做了这么多小布娃娃，以为他也心情极好。可我临走时母亲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在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中父亲参加了群众组织，他参加的那个组织在全省站对了队，但在保定市却站错了队。可竟致被打成反革命，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只能让人怀疑某些人在报复。

我担心父亲承受不了，可看他做了那些多小布娃娃，知道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放心了不少。

1972年兵团战士有了探亲假，11月我正式探家，得知父亲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已经摘了，但给留了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父亲的心情好多了，竟然在自学裁剪。我母亲是服装厂的职工，会自己做衣服，我们家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母亲做的。但母亲不会裁剪，做像样的衣服还得求厂里的师傅帮着裁，很麻烦。父亲自认为心灵手巧，能掌握这门技术，就找了裁剪的书自己学起来。听母亲说，父亲学得很快，裁剪制服已经没有问题。

父亲听说我们兵团已实行了供给制折款，不再发服装，就提出给我做一身军便服，让我见识见识他的手艺。

那时上映了一部反映“乒乓外交”的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片中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穿了一种铁灰色的队服，这在蓝、绿、黑三色泛滥的中国顿时成为时尚亮色，母亲也赶新潮给我买了铁灰色的斜纹布。

轮到父亲显身手了，他把布铺在炕上，量量画画，“咔咔”地把布裁开，然后信心满满地交给了母亲。衣服做好了，我一试，感觉比买的还棒。

1974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保定接受技术培训，父亲看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特意从他们商店买了一块儿处理的黑色粗呢子布，由他裁剪，由母亲缝纫，给我做了一件很不错的外衣。穿上那件呢子外衣，我感觉精神了不少，还臭美地去照了张虚光相。

1975年我困退回到保定。1979年父亲平反。1985年我应聘考入保定市报社。父亲听说我当了记者，又给我买了块毛呢布料，做了件西服上衣。

后来，他想给我个意外惊喜，悄悄给我做了一身白西服。我确实意外惊喜了，可回家一试，怎么看都像扮装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太扎眼了，不好意思穿出去。

我本想穿着它去看望一次父母，让父亲知道他没有白忙活，可我太缺少勇气了，竟然一次都没敢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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