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岁月划痕（1—46章）

没关系，就这样吧。相府胡同现在保定还存在吗？修改一下投稿保定媒体，一定是篇很好的老保定记忆文章。爸爸为你裁衣、妈妈缝制，多面手的父母，为你骄傲！内蒙古兵团？是六师乌拉盖？那时保定、天津、唐山、北京去了不少知青。

父亲巧手真能干，

徒手把家作打扮，

与时俱进技术增，

裁剪胜过服装店。

1、相府胡同已经拆除，盖起了楼房。

2、现在写点儿纪实散文就是自己逗自己玩儿，没有想在报上发表。退休前我就是保定日报的副总编，在自己的报纸发东西，会让别人有想法，不如在网上发更自在。

3、父母确实是我的骄傲。

4、我是六师战勤连的，就在乌拉盖。

 

                小杂院

                  ——岁月划痕之六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陆续进行旧城区改造，一批批居民搬进了社区化的新楼，一个个大杂院随之消失。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奋斗目标喊了几十年，它终于实现了。人们应该满足，可并没有满足，因为楼房隔绝情感的能力太强了，家家都关着门过日子，完全没有了邻里之情，人们又开始怀念大杂院。可要让大家重回以前的环境，又没有人愿意。人，就是这么纠结的动物。

      我本来也把以前在保定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叫做大杂院儿。可有人给大杂院儿定了标准，说是院儿要足够大，人要足够杂。而我住的那个院儿，仅有6间10平米以上的房子，4间6平米以下的小屋，院子也只有40多平米，实在不够“大”的标准。但住的户数还不少，最多时7户，最少时3家，各行各业都有，应该符合“杂”的标准。所以我就叫他小杂院了。

      我们家是最先搬入小杂院的，之后继续搬入了王大娘家，喜子家，小儿家，心宅家，谢叔叔（后来是谢姑姑），刘姓母女三口。小儿家搬走后又搬入田叔叔家。最多时达到20多口人。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院儿里活动，能不杂乱吗？

      当然，户多人多也有它的好处，比如一些日用品就不用都买，可以串换着使用。我们家开始就用王大娘家的水桶和扁担挑水。

      我们家搬来时没有买水桶，是因为有送水的。每天上午都有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在胡同里喊：“谁要水！”有人要水，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用户的水缸中。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有时给他钱，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得了。

      后来父亲嫌送上门的水贵，就到水铺去买水。出了我所住的相府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就有一处水铺。那是一处临街的铺面，房子旧而高，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晚间上木板。房子里铺了高于胡同地面的地砖，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有人来买水，老板会亲自为你服务，把水桶打满。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你得自己挑回去。

      记得进城之前就听大人们念叨过，城里花销大，可没想到吃水还要钱。村里的水井就随便打，没人站在边上跟你要小钱儿。

      大概在1956年，我们胡同的南口装上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一桶一桶地买水吃，自己流出来的水可以随便接。水费很便宜，每人每月不过几分钱。胡同有了自来水，父亲挑水也就近多了。

      我们家不仅用王大娘家的水桶挑水，还用他们家的大铁盆洗衣服。他儿子全哥找人用雪花板打了一个特号大盆，床单被面都能洗，我们家洗大件时就借他们的大铁盆。

      城里做饭也不用农村的土灶，而是用煤球炉。那炉子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里边还要搪泥。和泥时要掺头发，全哥、全嫂，喜子的父母，都在理发馆工作，他们拿回的碎头发院里的人随便用。

      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拔上十几分钟。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也就没人抗议。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挺要劲儿，生手经常是费了刨花和木柴，也没把火生着。

      小杂院的刨花也都串换着用，自家没有了，到邻居家抓一把就是。

      木柴和刨花也是要买的，好在离我们胡同不远就有家“大兴木厂”，买起来很方便。可这家木厂公私合营后不久就着了一次大火，当时我亲眼目睹。记得有人喊“大兴木场着火了”，我就跑出胡同来看，只见木厂上空升腾翻滚着大片浓烟，由于隔着不少民房，我没有看到明火。消防车尖叫着开进木厂所在的枣儿胡同，还有许多穿着花马甲的人也冲进胡同去救火。人们说那是水社的成员。后来得知水社是一种民间的消防组织。但不知为什么，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水社的人活动。可能是消防职业化以后，这样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由于扑救及时，火灾没有火烧连营，但这样的厂子建在密集的居民区，本身就是安全隐患，所以火灾过后“大兴木厂”就关张了。这下再买木柴和刨花就很麻烦，要跑很远。再后来实行了票证，没票去哪儿也买不到。而且煤店只不定期地供应木柴，不供应刨花，木柴、刨花都成了宝贝。不过小杂院的传统没有改变，自家没有刨花仍可到邻居家抓一把。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连米面和油盐酱醋人们也都串换着用。临到做饭时，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没关系，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一般米面得记住还，油盐酱醋就两可了。后来食品供应全部凭票证，家家不够吃，人们就主动克制，尽量不去借了。

      杂院的做饭也算是一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家家都在院里做饭，做点儿好吃的，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

      吃饭就更有意思了，家家都在院里吃饭，一家围一个小饭桌，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谁家吃什么那是一目了然。

      那时，各家的伙食没有太大差距，从１９５５年秋天实行购粮证后，粮油都定量供应，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所以吃的主食也就差不多。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王大娘家、喜子家吃得更好一点儿。之所以有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别的家挣的都是死工资，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发计件工资，所以干活的积极性高，收入就比别人多一些。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他们两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也就不好体现了。

      但有钱总还是有地方花的，王大娘家就最先买了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相声，什么侯宝林、郭启儒啦，马季、于世猷啦，刘宝瑞啦，一大帮出名相声演员轮流登场。我是一听有相声就往王大娘家跑。杂院的各家都是相互开放的，只要不睡觉就都开着门，串门是抬腿就进，没有敲门这一说。小孩就更自由，不管人家嫌不嫌麻烦，想去哪家去哪家。

      后来，又是王大娘家先买了黑白电视，那时候我都有了孩子，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光荣传统，也总往王大娘家跑，去他们家看动画片，好像最喜欢看的是《铁臂阿童木》。

      杂院的大人们对孩子都是宽容的，虽然孩子们都调皮捣蛋，经常添乱，但没人计较。一旦孩子的家长有事出门，又不方便带着孩子，邻居就会帮着照看。我小的时候王大娘照顾过我，小儿的妈妈也照顾过我。我有孩子后，全嫂又经常帮我照看。

      相互帮忙，好像就是杂院邻居天经地义的责任，提出请求要帮，不提请求也会主动帮。

      父亲在商店工作，在物资紧缺的票证时代这可算是个好工作。当时最牛职业的流行说法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父亲为邻居做的主要贡献就是帮着买紧俏的日用品，什么布匹针织品啦，什么肥皂香皂牙膏啦，父亲也因此深受欢迎。田婶在罐头厂工作，她就经常帮大伙儿买便宜水果。另外，还帮助大伙儿买做罐头时剩下的下脚料碎肉，那时视肉如宝，也算是帮人的大忙。

      当然最重要的帮忙莫过于找工作、调工作之类。我爱人从兵团病退后，就是全哥帮助给找的招工表。我弟弟调动工作是王大娘的另一个儿子安哥帮忙安排的。安哥还主动帮忙，推荐田叔的儿子当了警察。虽然田叔说儿子当警察会不学好，但田婶和院里邻居都觉得是大好事。事实证明安哥的忙帮对了，田叔的儿子因此改变命运，起码没有进入下岗那一拔儿，他也没有不学好。虽然这种帮忙，帮的都是大忙，但也不用请客，不用送礼，上门说声“谢谢”就够了。现在听说，请人帮忙找个合同制的工作都要花七八万元，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杂院生活也不是没有矛盾，邻居间为一些小事也可能闹意见。比如，有人偷偷往院里的渗水井里倒垃圾，就造成院里人互相猜疑。这口井原是房东家的吃水井，后来不出水了就改为渗水井，用于渗排脏水（以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可我们这些租房户入住后，总有人偷偷往里边倒垃圾，最后垃圾堆到地面，渗水井报废，人们只好到院子外边的地沟去倒脏水。不倒垃圾的人就很有意见。

      后来，我们院的人在院里装了自来水，修了下水道，用水就方便多了，刷碗时都能冲着自来水。人们把盆啊碗啊就直接放在池子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干净。可后来我发现，有人趁着早上院里没人往水池子里倒尿盆。再后来我又发现还有人在里边倒大便（这些都应该倒到院外地沟里），我就再也不在水池子边上刷碗洗菜了。院里的人也曾因此互相猜疑过。

      另外，院里的人还为用电闹过意见。我们全院共用一个电表，各家按灯泡总瓦数分摊电费，但有的家换了大灯泡不多报瓦数，别人就有意见。再如有人临时使用一些小电器，分摊电费时又不多交，别人也会不满。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无线电，焊接时用到电烙铁，母亲就提醒我要少用，因为她听到了反映。再如，院里有人养热带鱼，冬天时要用电加热，这个很费电，曾使全院电费增长10倍。收电费的来了，院里人都拒交，说电表出了问题，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是鱼缸里那个电热棒闹的。后来电业局的技术人员检测了电表，说没有问题，院里人只好分摊了这大额电费。但无疑人们有了一肚子的意见。

      杂院的另一个矛盾点就是地盘。住房那么紧张，谁们家都没有专用厨房，都得把炉子放在门口，北屋门前有大廊檐，下雨不怕，别的家就得想办法了，比如我们家就搭了个小棚。此后，我从言谈话语中也能听出别人的不满，只是没有人明说罢了。可全哥家和田叔家却因为盖煤池子打了一架。

      全哥的煤池子原来在北屋后边的夹道里，后来房子翻修拆掉了夹道，煤池子就没地放了，于是他把煤池子垒在了他们家另一间屋子的窗前。这间屋子位于院子的东南，而院子大门就在院子东边的中部，这也就影响了住在南屋的田叔家的人的出入。他当警察的儿子很不满意，就把煤池子给踹倒了。这下全哥家不干了，要求他给重新垒好。两家各不相让，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全哥的儿子重新把煤池子垒好，警察没有再踹，算是了事。

      这之前两家就有一点儿芥蒂。全哥爱喝酒，经常做东请客。一般情况是请社会上的朋友，有时也请院里的邻居。他弄了好酒，就整几个菜，招呼我父亲和田叔去品尝。那时候他们说到的好酒有西凤、杜康，但常喝的是物美价廉的双沟大曲、洋河大曲。我父亲也爱喝酒，但非常注意节制，基本上没有喝醉过。田叔也爱喝酒，却从不注意控制，是一喝就多，多了就耍酒疯。

      田叔耍酒疯多是在自己家里折腾，偶尔闹到院里哄哄劝劝也就安生了。可这次是喝得太高了，连喊带叫，闹起来没完没了，谁劝也不行。全哥想把他推回屋去，他还跟全哥翻了脸，又骂又打。全哥生了气，找了根绳子把他捆上，他才安生了。

      可田婶对此很有看法，你拉他去喝酒，把他灌醉了，还给他捆上，这是什么事？警察知道了也感觉很没面子，说全哥欺负人。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两家因此有了芥蒂，所以才会因为煤池子打架。

      院里打架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因此搬了家。我们对门那间6平米的东房住着三口人，是一位刘姓母亲带着俩女孩。不知为什么俩女孩与另一家的女孩心宅打起架，进而刘姓母亲又与心宅妈打起架。先是对骂，后是对打，最后是心宅妈拿起大葱抽打这位刘姓母亲，这位刘姓母亲败了阵，就抽起风。事后邻居们多次劝解无果，最终母女三人搬了家。

      不过，院里邻居间的矛盾，基本上都能被时间化解，磕磕绊绊地过后，还会恢复正常交往。

      1993年，小杂院在旧城区改造中被拆除，院里一起生活的几十年的邻居只好分手。往日的不愉快早已成过眼云烟，沉积在心里的只有那些温馨的回忆。

难忘当年小杂院，

相互帮助亲切圆，

偶尔也有小摩擦，

终于拆迁全不见。

 

       母亲的家乡话与“听说”

                                 ——岁月划痕之七

      母亲是在1954年，她26岁时离开家乡饶阳，到古城保定生活的。刚到保定时她一口饶阳话，后来孩子们都说保定话，她的饶阳话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保定味儿。到了老年，她的饶阳口音就不那么重了。可一旦老家来人，她与人家交谈不了几句就能“复位”，又说她地道的家乡话。

      听着她那浓重乡音，我感觉那样的熟悉，那样的温暖，那样的亲切，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母亲让我吃奶，不说“吃奶”，会说“吃妈妈”，我饿了也就嚷着“吃妈妈”。我大一点儿了母亲让我吃馒头，不说“吃馒头”而说“吃饽饽”，我饿了也就嚷着“吃饽饽”。进县城的时候母亲偶尔会给我买油条，但她不说“油条”，说“麻烫”，我嘴馋了也会嚷嚷着要“麻烫”。母亲给我喂菜、喂汤之前都要尝一尝，淡了她会说“寡”，再加一点儿盐。

      小时候母亲教我的话，就这么有特色。我还记得她教的那些有关时间的词，如“黎明”教我是“傍明子”，“中午”教我是“晌午”，“傍晚”教我是“傍黑子”，“晚上”教我是“黑介”，“今天”教我是“今了个”，“昨天”教我是“夜了个”。有关动物的词，蚂蚁告诉我是“米羊”，蜻蜓告诉我是“麻浪”，“知了”告诉是“叽了”，蝈蝈告诉我是“叫官儿”，麻雀告诉我是“大家佬儿”，蝙蝠告诉我是“盐白虎儿”。母亲还说，“盐白虎儿”是老鼠偷盐吃变成的。看我吃了咸的东西，她还吓唬我会变成“盐白虎儿”。

      以上这些词，我现在还能学出当年的味儿，听着都跟唱歌似的，没在饶阳那块儿生活过的，没准会认为是外语呢。

      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多多咧”，只要她想强调某事“非常”得怎么样，就会这样说。记得小时候母亲就跟我讲过家乡的烟花“好看多多咧”。

      那时候一到过年，邻村都要举办大型的烟花会。我姥爷怕女孩子晚上出去不安全，不让母亲去。可母亲还是和村里的小姐妹们一起偷偷跑去看。

      母亲说烟花一放就半宿。有喷一房多高的“大梨花”，有能照亮夜空的“满天星”，有一种半人多高的“花树”，开了桃花开梨花，开了菊花开牡丹，一会儿变一种花，好看极了。最好看的是“小老鼠偷葡萄”。在一房高的架子上绑好了烟花，点燃后，会燃放出满架绿色的葡萄叶，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最后是许多吱吱的小老鼠，闪着光在架上乱窜。

      母亲虽然是尽量早回家，但还是免不了挨说。她说，那时觉得，能看上那么好看的烟花，挨说也是值得的。

      别看母亲没有听大人的话，她却要求我听大人的话，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听说”。在母亲的嘴里，“听说”是好孩子的主要标准，内涵丰富，无所不包。

      据我的体会，不无理取闹要算一条，用母亲的话说，你不能“白不央的”就闹。可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比如我曾坚持让母亲给我梳辫子。

      当时我觉得，院里所有人中只有母亲长得最好。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母亲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梳着大辫子。

      有一天，我的爱美欲望大爆发，非让母亲给我也梳个她那样的大辫子，母亲说：“小小子不梳辫子。”我就在院儿里闹了起来。“我就要梳！我就要梳！”王大娘她们为此笑得前仰后合，我不管这些，见母亲不给我梳就哇哇大哭。“不啼唬（哭）就给你梳。”母亲笑着哄我，还真拿出梳子给我梳了一个辫子。梳好后，我兴冲冲地去照镜子，谁知镜子里的我，头上顶着一个用红头绳扎的“望天锥”，和说双簧的小丑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儿母亲那样的漂亮。我委屈得又大哭起来。妈妈哄我说：“等你大喽再给你梳好看的。”可妈妈说什么我都不听，就是一个劲儿地哭。妈妈也生气了，不再理我，任由我哭。我哭来哭去，感到又晕又累，不知什么时候趴在炕上睡着了。事后母亲就说我不“听说”。

      再就是“不让干么儿就不干”，也得算一条。在这方面我做得也不好，母亲曾多次数落我。在母亲数落我的事例中，“丢粮本”的事我印象最深。

      大概在１９５５年秋天，我们家发了购粮证，老百姓都叫它粮本。政府给每个人都规定了一个月吃多少粮食，干重活的多些，干轻活的少些。只要干一样的活儿，不管高矮胖瘦，胃口大小，都给一样的粮食。没有粮本，不仅从粮店买不了粮食，就是到了饭馆也吃不上饭，饭馆里的窝头、馒头、米饭、面条都要收粮票，而粮票要凭粮本从指标内支取。所以，粮本成了人们的命根子。

      发粮本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去买面，回来时我偏要拿着粮本。母亲不给，我就哭闹，母亲烦了，就把粮本给了我，还一再叮嘱：“拿好了，别弄没（mu）了。”

      可粮本还真让我丢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的，母亲带我回去找也没有找到。这下可给父母惹了大麻烦，他们要东跑西颠地补办粮本。不但没买完的粮食泡了汤，连补办期间的粮食指标也作了废。那时是否还有农贸市场我不清楚，但父母还是弄到了粮食给我吃，我没有感到挨了饿。用母亲的话说是没有“摆着”（饿着）我。

      与之对应的，“让干么儿就干么儿”，当然也就是“听说”了。

母亲很注重对我进行劳动教育，很小就让我干力所能及的活儿。什么倒水啦，倒土啦（胡同每天有收垃圾的人拉着车过来，听他一吆喝，就得赶紧把垃圾端出去），抬水啦，攥煤球啦，打酱油啦，打醋啦，很多很多。

      我要是不愿意干，母亲会生气地说：“可求着你野勒盖子（额头）晒大粪了。”或者说：“少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了槽子糕了？”

      记得有一次去打酱油，我竟然把钱给丢了，气得母亲说：“你就是奏（做）醋奏不酸。”

      对于母亲的批评，我很反感，有时反感就流露到脸上，母亲会说：“你看你那个模样，气死木匠，难死画匠。”当然有时也会表扬：“这回做得不赖呆。”

      不能“发废”，不能“割业”，也是母亲要求我听话时经常提到的。这两个词到底该怎么写，我不知道，反正我明白它的意思。不能“发废”就是不能调皮捣蛋，其中含有不能损坏东西的意思。“割业”看着像个佛教用语，其实不是，它指的是小孩打架，不能“割业”就是不能打架。

      我知道母亲也曾“发废”过。她说她去看烟花时，捡未响的炮仗装在口袋里，结果把过年的新衣服烧了个大洞，并因此挨了我姥爷的训斥。这说明孩子“发废”是天性，我当然也具备这样的天性。

      我们家有一个很精巧的小闹钟，Ω形外壳线条柔和流畅，黄铜壳体上有精致繁复的西洋纹饰，表蒙子微微外凸似乎有放大的作用，连背后上发条的钥匙都是铜柄钢头儿。上面的数字不是我认识的数字，而是一种怪怪的符号，父亲说是罗马数字。有一天我发现闹钟不走了，就决定动手修好它。我们院里心宅的父亲就是修钟表的，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另外，我还听说，科学家小时候就喜欢拆东西，拆了研究里边的结构，所以才成了大科学家。于是，我趁母亲外出的机会用父亲的改锥打开了闹钟的后盖，里边全是黄铜的大小齿轮，一个咬着一个，我根本弄不清是怎么个关系，就用改锥拨来拨去。拨拉了一通没有效果，我便决定把零件全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拆着拆着，突然“哗”地一声，发条全都崩了出来，并乱七八糟地卷在一起。我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想把发条盘回去，可没有成功。我没有了研究的心情，把拆散的闹钟一股脑放到了抽屉里。

      母亲发现后，愤怒地训斥我“发废”。我心里不服气，你小时候不也“发废”吗？

      由于我“发废”后母亲总训斥我，所以我“发废”了尽量不让母亲知道。我有一把折叠小刀，是母亲买来让我削画画的铅笔的，可我总把它想象成是锋利的匕首，还用在它门口的土坡乱扎。一次扎的时候用力不当，小刀拆了过来，把我的手割了个口子。看着鲜血不断流出，我不敢去找母亲，而是去找小儿的妈妈。小儿的妈妈没有训斥我“发废”，而是心疼地直喊“宝贝”，并赶紧给我抹上药水包扎。所以我不怕小儿的妈妈知道我“发废”的事。

      至于“割业”那更是孩子的天性。我跟院里的心宅、小儿、喜子都“割业”过，打完架又好了，不就得了。可母亲不这么看，“割业”了还是要说我的。

      另外，母亲还把讲卫生放入“听说”范围，用她的饶阳话说得“格介”。她要求我眼上不能有“吃麻糊”（眼屎），鼻子上不能有“能带”（鼻涕），还嘱咐我上院里的“茅子”（厕所。我们院原有一个小厕所，后来废弃，成为南屋的杂物间）一定把纸扔到茅坑。我不能完全达到她的要求，她就说我不“听说”。

      母亲还要求我吃东西前要洗手，我是经常忘了。一旦我肚子疼，她就会数落我不“格介”。不过她还是心疼我，会说：“我给你揉揉。”还会哼一个莫名其妙的歌谣：“肚子疼，找老赢，老赢没在家，找老八，老八不会扎，扎一肚子鸡把把。”

      在母亲“听说”的范围中，还包括“稳当”。她总表扬小儿“听说”，好多情况都是指小儿“稳定”。对此我也不太服气，觉得女孩比男孩“稳当”那是应该的。

      不过，我也可能比别的男孩子更不“稳当”一些，比如喜子。喜子就不像我总是慌慌张张的，没有稳当的时候。

      我因为不“稳当”也挨过母亲不少的训斥。吃饭的时候，我爱端着碗乱跑，母亲就总要求我坐在“板床儿”（板凳）上稳稳当当地吃，我当然听不进去。一次吃饭时乱跑，就把碗给掉到地上，摔出了大璺。

      还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得又热又渴，进门就找水喝。可暖壶是空的，我转脸看到了炉子上的烧水壶，上去对嘴儿就是一口。在奶奶的惊叫声中，我被烫得跳了起来。幸亏水还没有烧到要开的程度，不然我就得满嘴是泡了。后来，我的上膛还是掉了一层皮。那时奶奶正好在保定，她一直埋怨父母没有给我进行足够的安全教育。

      母亲对奶奶非常尊重，我听她和父亲交谈提到奶奶时都是一口一个“咱娘”，她对奶奶的批评自然会虚心接收。不过母亲并非没有对我进行安全教育，只是对此没说而已，因此她根本就想不到我会那样做。

      她曾一再警告我，不要到远处去瞎“磨丢”（好像专指孩子玩儿或散步），尤其不能跟陌生人走。她说有“拍花”的，专“拍”小孩。让“拍花”的“拍”了，就会迷迷糊糊地跟他们走，最后让他们卖了。

      我很害怕，就把母亲给我说的“拍花”事跟胡同的孩子们讲了，不少孩子说他们早就知道。

      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叫三模的孩子说，让“拍花”的“拍”了，就会看到两边都是水，只有脚下这一条路，而且后边有老虎在追，只能跟着“拍花”的走。“拍”的时候，“拍花”的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药粉的布包，用这个布包在小孩头上一拍，药粉就进了小孩的鼻子，小孩就会出现幻觉，听“拍花”人的话。

      他还说，“拍花”的要用小孩做药。做什么药呢？他说做“迷糊药”，用来“拍”小孩。可我想不明白，这么做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他们怎么会冒险杀人呢？

      母亲还曾让我提防小偷，说有“奏（做）贼的”到了保定，专门偷人家的被褥衣物。进门后发现没人，就会把炕上的被褥衣物都裹到床单里，然后打个大包袱逃走。他会叫个三轮直奔火车站，让人没有追寻的机会。当我一个人在家时，就很害怕，担心“奏贼的”的上门。可他们一直没来，我觉得是我们院门儿的缘故，因为我们的院门很隐蔽，小偷可能难以发现。

      母亲已经走了，她再也不会絮絮叨叨地让我“听说”，可她这个“听话”才是好孩子的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我的观念，我也要求我的女儿“听说”，我也要求我的外孙“听说”。这个观念可能与现代教育的观念并不完全相符，可中国人有几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说”呢？

    清风修竹的《岁月划痕》很吸引人，让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保定关于相府胡同的故事。修竹的父亲给人的印象就更深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父亲也一定能教育处才华出众的儿女来。

难忘慈母家乡话，

教育思想传承佳，

孩提时代心理状，

详细描述同感大。

 

　　                  王大娘
　　             ——岁月划痕之八
　　  我们家是最早搬入保定市相府胡同4号院儿的，当时整个院儿的房子都空着。但父母却没有选宽敞的北屋，而只选了1间10平米的西屋。因为北屋的房租太贵了，1间就要五万元（当时用旧版人民币，1万元相当于新版1元）。而且北屋是对三间，两边的房子要共用中间房子的门出入，所以最少要租一间半。父亲那时才挣三十多万，舍不得花这么多钱租房，就租了那间每月三万元的西屋。
　　我们入住后一个月，大概在1954年6月，有户人家租了北屋西边的一间半（东边临着胡同，稍乱）。他们是祖孙三代：公公、儿媳和大孙子。听说还有一个小孙子在老家。由于是祖孙三代，他们只能多租一点儿房子，公公就住在了中间屋子西边一侧。
　　搬来后得知，他们的老家也是饶阳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况且他们所住的北韩村离我们所住的东关村不过20多里路，所以我父母和他们近乎得不得了。这家人是儿媳当家，她比我父母大十岁左右，父母似乎可以叫她婶子，可不知当初她们怎么商量的，没有这么叫，而是叫了嫂子。
　　听说这位儿媳姓范，但父母让我叫他王大娘，因为她的丈夫姓王。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什么时候去世的就不知道了。
　　王大娘的大儿子比我大十一岁，本有当叔叔的份儿，可上边那么排了辈儿，他也就只能委屈着当哥哥了，我管他叫全哥，或北屋大哥。
　　王爷爷和全哥都在理发馆上班，是计件工资，收入算是高的。所以他们才有能力租下北屋。
　　继他们之后，又有5家人搬入，除了喜子家像市里的之外，别的家儿都像农村的。喜子家住了北屋东边的一间半。
　　王大娘只有三十六七岁，但看着却像农村的老大娘。她像我奶奶一样地挽着纂儿，有时纂上还套着黑线的小网兜。穿着尖尖的黑布鞋，因为她裹了脚。旧时把这种脚称“三寸金莲”，好像是宝贝一样，我却看它不好看。她还像奶奶一样，一年四季都穿自己做的大襟褂子和缅腰裤子。那种褂子似乎只有黑色和蓝色，没有肩，前身就是一整片布，扣子系在旁边，是自己盘的布扣。缅腰裤有很肥的裤腰，穿上后要把富余的裤腰折起身前，再用布条的腰带系上。我小时候穿过这种裤子，很难看的。
　　王大娘胖乎乎的，说话高声大嗓，还尽说吓唬小孩儿的话，爱骂“你娘个纂儿”，可其实她是一个很心善的人。
　　我常到王大娘家里玩，也能感觉到她喜欢我，她家有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给我吃。比如老家来人带来的花生啊，红薯干啊，晒干的腌萝卜丝啊。这类吃食有时我家没有，即使有也感觉远远不如她家的好吃。
　　我特别愿意往她家跑，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她会讲笑话儿。
　　她给我讲的笑话很多，记得有一个特别逗乐：有个财主过寿，三个女婿各送了一坛酒。财主是个财迷疯，感觉喝这么纯的酒太浪费，把三坛酒倒入大缸，又在里边掺了一坛水。寿宴时，四个人都喝着酒没味，可谁都不敢说，因为三个女婿送的也是水。大家都怀疑是自己掺水让酒变了味，便都夸酒好。长工听他们一个劲地喊“好酒”，忍不住到酒缸那儿去偷尝，可“酒”一进口便“噗”地吐了出来，原来财主的好酒就是白水。
　　由于我总缠着她说笑话，到后来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概是实在没词了，便总给我讲同一个笑话，我记的头两句是“笑话笑话一大掐，锅台角上种了二亩瓜”。后边的就记不住了，好像大意是：有个小偷来偷瓜，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哑巴去学（xiao,二声）舌，瘸子去追他。一追追到干巴井里，揪着小辫把他从水里薅出来。原来是老绝户家的秃小子。因为她一讲上两句，我就知道后边的词，便嚷嚷：“不听，不听，讲别的。”以致现在都无法想起这个笑话后边的原词。
　　把她缠烦了，她就说会一些似乎是针对我的歌谣，比如：“小小子，坐门墩儿，啼呼妈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做嘛儿？做鞋，做袜儿，打通腿儿，说话儿。” 又如：“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沟里,把媳妇抱到炕头上。仨烧饼，俩麻烫（油条），媳妇媳妇你尝尝。”
　　除了会讲笑话儿，她还会讲抗日的故事。我们饶阳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日的故事不少，但我母亲不会讲，可能那会儿她还太小，没记住。王大娘知道不少，而且她讲起来好像都是亲身经历。
　　不过她讲抗日战争可不说“抗日战争”，而是说“闹日本子的那会儿”。讲起来，什么区小队、妇联会、青抗先、儿童团，似乎都和她有关联。但我始终不知道她到底在哪个组织的，干的什么工作，任的什么职务。反正听得出，参与了她就自豪。
　　当然也有苦难，她经常提到的一段儿，就是日本鬼子扫荡时，她和乡亲们如何逃往村外，如何苦不堪言，如何险入魔掌，但鬼子最终没有抓到他们。
　　王大娘还教过我一首歌，好像是儿童团唱的：“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有一张小护照你可带着哩？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唱的时候，我还真的没理解是什么意思，因为一直不知道那个小的“胡照”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还记得她教给过我两首这样的歌谣，一首是：“蒋介石你真混蛋，你不抗战，你光捣乱。”后边就不记得了。另一首：“锵锵锵，嘁锵嘁，打老蒋，我也去！”听着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歌谣。
　　听王大娘说，她进过根据地办的妇女扫盲班，但我觉得她学习不怎么好，因为她并不认识几个字。
　　别看她不怎么识字，有时还对我进行文化教育。一开始是让我背“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后来，还教我加法，也是成套的，合辙押韵：“一加俩，俩加仨，七十二个加十八。”那时我刚上一年级，这个题还我算不出来，因为我只学了十以内的加减法。她挺奇怪：“怎么这正规学校，教得还不如扫盲班呢？”
　　她还给我出过一道我不会计算的题：几个小孩去赶集，半道买了一兜梨，一人一个多一个，一人两个少个梨。她问我几小孩几个梨？我不知道怎样例算式，就胡猜，最后还给猜出来了。当我兴奋地告诉她是两个小孩三个梨时，她终于表扬了我：“真是不赖呆！”
　　大概搬来一年之后，王大娘当上了婆婆。全哥找的媳妇和他是同行，也在理发馆工作。闹洞房的时候，王大娘还不让我进去，说：“小孩不能看。”她越不让我看，我越想，就转了一圈儿又溜回来，偷偷摸摸地钻到门口，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往里看。屋里摆着条板凳，全哥和新娘一人一头站在板凳上，好像要表演什么节目。就在两人都向中间走的时候，王大娘看到了我，又把我轰走了，我只听到了屋里的哄笑，不知道进行了什么精彩的表演。
　　现在想起来全哥结婚是很简朴的。婚前屋里南北各搭了一张床铺，西墙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了一把椅子。婚后，只在东墙边多了一张理发用的旧的绿桌子。新娘长得很白，说话也很和气。母亲让我叫她嫂子。
　　大概又在一年之后，王大娘抱上了孙子。王大娘的孙子叫小强。
　　大概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57年，王大娘的小儿子也来到保定。王大娘管他叫“坏子”，我猜着是“坏小子”的意思，跟“嘎子”差不多。听说，他在老家就爱“发废”（调皮）。不过此时他已经十六七岁，我觉得应该稳当一些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猜测不准。一天，我在屋里玩儿，隔着竹帘看到他把小强的小竹车推到院子中央，并后退几步，开始活动腿脚。此时院里就他一个人，他要干什么？我很好奇，就站到竹帘前观察。只见他突然起步，飞身纵上小车，身段轻盈舒展，只可惜有只脚收得不利索，踢了一下小车。这一踢不要紧，身子完全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担心他受伤，可他起来后龇牙咧嘴地揉了几下膝盖，就若无其事地回屋了。
　　坏子来的时候，谢姑姑正好从院子东边偏南的那间6平米的小屋搬走，坏子和他的爷爷住进了那间小屋。
　　别人都可以叫他“坏子”，唯独我不行，母亲让我叫他安哥。后来，他参加了工作，单位是保定市玻璃厂。
　　我上小学之后，小伙伴越来越多，就很少再缠着王大娘让她讲故事了。不过有了困难还会去找她，认为她理所当然地要帮助我。大概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母亲要求我试着做晚饭。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时，父亲调到了炼焦厂，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而母亲已在大跃进热潮中参加了工作，下班很晚，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吃晚饭。
　　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我干什么都要请教王大娘，好多时候她不但要过来指导，还得亲自给我示范。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包饺子时，王大娘倒成了主力，拌馅，和面，都是她，我只是剁剁菜，擀擀皮。母亲下班后看到我包了饺子，非常激动，夸我长大了，可我心里明白，主要功劳都是王大娘的。
　　后来我去了内蒙兵团，返城后结婚又租房住到了农村，跟王大娘接触的就少多了，但只要我回家都一定会看看她。
　　他的大儿子给她添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小儿子给她添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已儿孙满堂，其乐融融，而且孙子、孙女们都上了班，孙男娣女都供着她，她可以颐养天年了。
　　可有一次母亲却告诉我，王大娘的精神有点儿问题了，变傻了。我观察了一下，她就是不爱说话了，也没有更多异常，就不愿意相信。
　　直到1981年我又搬回相府胡同老院子住的时候（父母他们搬到了父亲从单位分的楼房），才确认她真的有些不正常了。比如，你和她打招呼，她会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你，并不答话，偶尔说话也是颠三倒四的。现在想来应该是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可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觉得她有点“傻”了。
　　搬回老院子后，我延续父母的习惯，从不锁小厨房的门。可有时会发现，小厨房里的食物莫名其妙地少了。我跟父母说起此事，他们说没准是北屋王大娘偷着吃的，她以前就这样做过。后来，我还真的碰到一次。她看我回来了，眼里充满惊恐，怯怯地说了一些含混的话，就低头走出了小厨房。
　　听嫂子说，王大娘已不知道饥饱，哪怕刚吃过饭，她也说她是饿的。我就亲眼看见过，她刚撂下饭碗儿就冲着全哥说：“你摆（饿）死我吧！”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全哥没让她吃饭。
　　她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连自身的清洁也要嫂子帮忙，她再不是以前那个干净利索的老太太。
　　她还经常半夜起来在院里活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比如悄悄扣上我们屋子的门吊扣。结果早上起来我无法打开屋门，只好捅开钉在木窗户上的胶片片基（用胶片片基代替窗纸，屋里会亮堂些），从里边伸出手来费力地把吊扣打开。
　　全哥也带她去医院看过，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大概在1982年，王大娘去世了。全哥找了汽车，把她拉回了饶阳老家。
　　1983年我上电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人物写作练习的作业，我写的就是王大娘。
　　

   清风修竹笔下的王大娘是个可亲可爱的人，可惜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否则她儿孙满堂，应该生活得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