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企山救火（杨小杨写）

大约是1972年入冬时节，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听有人说“企山着火了”！我和志远走出村口往企山方向望去，果然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么大的火靠企山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扑灭的，“火光就是命令”，我们村、邻村已经陆陆续续有人自发赶往企山协助灭火。我和志远赶紧回屋告诉老皮，同时穿上鞋子赶往企山。几年前在新圩一次扑灭山火的行动中，由于我穿了胡萝卜那双不合脚的草鞋，没走多远鞋子就掉了，结果赤着脚根本没法接近火场，扑打不了几下就坚持不住了，双脚还被烫出了几个大水泡。

我们一路小跑赶往企山。夜色中火光冲天，我们远远就听到孩子的哭声、妇女的哭声、男人们的呼喊声、狗叫声、还有木头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响成一片，给人一种特别凄惨的感觉，这种情景就像“鬼子进村”一样，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我们的心头不由得一紧，钟如芸在企山，她的情况会怎样？

到了企山，我们看到是村口那排房子着了火，其中有两间房的瓦顶已经被揭去，熊熊的火焰直往上串，火势并没有往两边蔓延。有经验的、年轻力壮的男人有的爬到房顶上揭瓦泼水，有的在梯子上递水，其他人则到村口的圳上挑水。虽然气氛紧张，但大伙的行动井井有条。我们看到如芸低头挑水，都没工夫和我们打个招呼，但看到她人没有事，她住的房子与火场还隔着很大一片空地，我们也就放心了，我们马上投入了挑水、递水的行列。

回家养病钟茹芸

由于屡次生病，我回家探亲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增加了。在广州养病期间，我接受了不少民间思想。也许因为林彪事件的发生，也许因为对知青政策的不满，我听到不少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也听到很多对极左思潮的批评。是的，也许我过于偏激，也许我只是天真烂漫，但是上天知道我的真诚。文化革命中一个又一个的最大的当权派被打倒，一个又一个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被揭露，我们还以为自己的辨别能力低下，每每受蒙骗。为什么最忠实于伟大领袖的人会背叛伟大领袖？为什么马列主义者的书架上摆的都是《资治通鉴》？我们的国家那么强大，为什么阳山的农民还那么穷，那么落后，就象生活在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历史中？中农比贫农更会种田，更会精打细算，在经济建设年代中为什么要还要依靠贫农呢？是的，我们的辨别能力低下，因为我们没有只听上头的理论，没有掌握真理。这时似玢传给我不少外国小说，大多是手抄本，其中有《悲惨世界》，《牛虻》，《红与黑》，我被那些活生生的充满人性的故事吸引。为了寻找我心中的答案，我还看了一些哲学书，其中有艾思奇的著作。曾经企图读资本论，尝试了几次，觉得太难，只好作罢。也许那些小说，那些哲学书给我不少启发，但是阳山的活生生的现实和动荡的社会思潮也许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唯物主义者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而我们国家却创造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思想慢慢地冲出了牢笼。

考大学钟茹芸

随着知青们陆续地离开生产队，离开公社，离开阳山，我们的激情逐渐消失，我们的坚持性逐渐减弱。我们再也不是天真幼稚的小孩子，扎根农村也许是时髦的口号，但决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需要出路，有的人等待出路，有的人寻找出路，有的人铤而走险。1973年，我终于得到了考大学的机会，那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我拿起数理化的书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临考前，我们进行了集体复习。我记得李明关于准备政治课考试的讨论，她找到生产队里念中学的孩子们的课本和作业来学习，这一点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那年当地农村青年也参加高考，考完试后传来了很多笑话，其中有一条填充题是“尼克松是。”回答是“尼克松是一种农药。”按照广东话，“松”和“虫”是同音的，多么丰富的想象力。

来阳山招生的有华师，中大，还有中山医。我很想报中山医，可是中山医的名额全部都给了本土的农村青年，我完全没有机会。到我们已经被录取了，突然跳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竟然被中央看中，录取的名单可能要重新审核，我们又不得不再等待。后来因为重新审核只是在少数地方进行，我们有幸逃过了。73年9月，我成了中大生物系的第三届工农兵学员。

不了阳山情钟茹芸

当我离开阳山的时候，我并没有依依不舍，而是感到幸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剥夺了我们不少人在黄金时期的读书机会和就业理想，破坏了我们不少人的美好前途，危害了我们不少人的身体健康。几十年后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句话的目的和历史意义只是为了收拾文革的烂摊子，我们的青春激情只是被愚弄。这种受骗的感觉使我一度耿耿于怀，使我一度不愿回忆阳山。

然而在阳山的近五年里，我们学会了种田种菜，挑水煮食，磨刀砍柴；我们明白了农民养活了我们，养活了人类，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吃大锅饭是会饿死很多人的。上山下乡使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它的历史，它的结构，和藏在它背后的看不见的真理。阳山生活给我的一生打下了无形的烙印，当我在纽约的制衣厂打工挣学费的时候，在研究所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我有时会想到在阳山插秧的时候如何缩短间隙，增加工作效率；阳山的磨练使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勇于克服困难，不怕贫穷，不怕失败。

今天是什么令我们不能忘却阳山？是对那种纯朴无私的精神和天真但美好的理想的怀念。阳山知青的刻苦，无私，乐观，向上的精神使我们连结在一起。

狼某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广州，她到阳山县城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年她刚刚退休，闲不住的她决定把属于自己的时间投入阳山的扶贫和教育事业。在以后的两年里，她再次把阳山看作自己的家，住在那里，不计报酬，为它的发展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不顾一切只顾捞钱的潮流中，她逆流而上，再次令我敬佩。

回广州的时候，有一段水泥路上居然晒着谷，我大叫咁都得，但有人跟我说，这并不稀奇。到清远时路过一个悬崖，路从悬崖的半腰走过，下边是一片嫩绿色的梯田，美得使人想起云南梯田。已经是11月中旬，这片嫩绿的梯田却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气息。回到广州已是天黑，似璇在东山湖公园大门口接我回家。至今他还记得，我带回来一大袋番薯，还有糖环。

作者简介：钟如芸，1966届广雅中学新五甲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连陂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1971年初迁往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后搬到企山生产队。曾参加沙坝水库工程建设和高峰公社群峰大队六仔崆生产队的调查工作。1973年9月在中山大学生物系读书，1976年底毕业。1977年初分配到广州中药第九制药厂（羊城制药厂）科研组（研究所）。1986年调到侨光制药厂研究所。1988年秋到美国，1989年春进入纽约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读药物化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底毕业。1992年春起在新泽西州惠氏研究所（Wyeth-Ayerst Research）工作，1997年底跳入先灵葆雅研究所（Schering-Plough Reaserch Institute）工作。2009年退休。

忆阳山插队生活诗词三首黄小励

其一：

忆阳山，调寄“望江南”；写于纽约 2004年8月

忆阳山，

重峦复迭嶂。

碧水修竹几分秀，

甘薯玉米半年粮；

翻山小路长。

忆阳山，

首忆是新圩。

书生学耕初尝苦，

村民相教是良师；

农艰始认知。

忆阳山，

再忆是江英。

筑坝修渠挑重担，

赋曲演戏抒豪情；

路漫求索行。

其二：七律：忆阳山下乡岁月赠陈挺；写于纽约2009年3月

犹记粤北山风劲，

漫步乡间月色银。

笑论烹煮开窍语，

助裁衬衣学姐心。

演出化妆描细细，

渠化编舞教殷殷。

县城赶考同床寐

少年情谊念到今。

注：下乡时我和陈挺不在一个大队；诗中写我和她相处时的几件事，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我下乡时十六岁，不大会做饭，尤其是用鸡作食材。当年新圩大队知青聚会，一般是许光远主厨。他说蒸鸡要放姜丝红枣。我为此就教于陈挺，她评论说，自己不喜欢放红枣，太甜。

在新圩下乡的那两年（1968年到1970年），中国经济经过文革初期的滑坡后，开始回升。我们这些城里下乡青年，感觉到当时因城乡差别和经济分配形式而产生的一些机会。比如，当时中国买布要布票；像被称为“的确凉”的化纤新衣料，在大城市如广州是抢手货，不仅要票证，还要排队，因此很难买到。可在阳山，因为山区消费水平低，分配来的“的确凉”衣料，价钱较高，乏人问津，因此免布票。我那时买了一块粉红色“的确凉”衣料，请陈挺帮我裁缝一件衬衣，她还教我如何钉钮扣才耐穿。

1973年初，我到县城附近的花溪嘴渠化工地劳动。五四青年节时，工地指挥部要我带几个姑娘搞个节目参加县城的文艺演出。我在惶恐之下，到县宣传队请陈挺帮忙。她给我们编了个歌舞，非常耐心地教我们动作；到演出时，她还亲自到后台为我们化妆。当然，在阳山知青几年乡村生活中，搞了好几次演出，幕后的化妆与舞台设计等，往往也都是陈挺在操心。

1973年夏高考时，在农村的广州知青到县城赶考，投靠当时在县宣传队工作的陈挺、余颖华和吴幼坚。好几个广州女知青到县宣传队的女宿舍过夜，弄得颇有些鸡犬不宁的样子；那两晚我是和陈挺同床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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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七律? 忆阳山抒怀；写于纽约2010年5月

五载韶华付阳山，

人在异国情深含。

阳清雨暴心底印（注1），

花溪风凛梦中旋（注2）。

常思村屋谁翻建，

更愿柴草能免担。

北寺新妆时髦意，

古韵难寻便怅然。

注1：我在阳山插队5年，其中曾参与修建阳（山）清（远）公路。夏季一场暴雨，引发山洪，把在公路一个8米大涵洞前察看的一位青年民工冲走。我那时在公路工程指挥部，随领导沿河寻找，最后在河滩中找到该民工尸体。

注2：1973年初我参与修建花溪嘴渠化工程，在该年夏季离开。那段时期的劳动与生活，在下乡5年中感觉最艰苦。

作者简介：黄小励，1966年广雅中学初一乙班学生。1968年11月到广东省阳山县新墟公社插队，先落户在新墟大队六队（潘屋队），一年后转到新墟大队十六队（崩岗坑队）。 1971年随阳山县委安排，迁到江英公社，在江英大队上田心生产队插队。1973 年经考试与推荐到广州华南师范学院（时改名为广东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读书。1976年毕业后到粤北连县工作，先参加附城公社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后在连州镇“五七中学”任教，再后到连州中学教书。1979年调回广州，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借调到香港经济导报社，任周刊“经济导报”的记者与编辑，后再兼周刊“房地产导报”的采访主任。1989年调回广州，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工作。1991年赴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留学，1994年毕业，获会计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考取了美国执业会计师执照。此后在纽约市的进出口业及金融业任职，现已退休，定居纽约。

阳山往事

黄启枝

在广雅校友梁云平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平淡的日子像流水一般，不留痕迹，静静地逝去，让你记忆全无。有些特殊的日子却难以忘却，它像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不因年轮的增加和岁月的远去而褪色，反而会在生活的进程中日渐凝结起来，鲜鲜亮亮地伴随着你的一生，不断地勾起你对往事的怀念。”

我曾在粤北阳山的群山里，生活了近十年，大山里的一山一水、那事、那人，不断地洗涤着我们的心灵。我在那里品尝过苦难，经历过友情，爱情，许多难忘的情景，经常会一下子涌现在脑海里。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为了感谢在有缘同行的艰苦岁月中，以及之后的许多年，给予过我无限关爱和鼓励的所有阳山知青朋友，写下几段小小的回忆，就姑且称之为阳山往事吧。

狼狈的回程

1969年春节，第一次回广州探亲，但探亲假完后回阳山那天可就狼狈不堪。前一晚我在李明家过夜，临睡前，调好闹钟，两人便安心入睡，也万没想到闹钟好端端的会坏掉，结果迟了起床，到了解放南汽车站，眼睁睁地看着阳山班车从我们身边开出，我俩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那时一张车票虽不算贵，但家里就给了这么些钱，怎么好意思再问妈妈要？于是，我和李明就厚着脸皮向站长求情，希望他能批准我们用原票上明天的车。起初，站长硬是不答应，说，你们又不是老太婆，这么年轻都还会误点？不行！重新买票。我们当然也不罢休，费尽了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还是打动了站长的心，但就要求我们回学校去补张证明。失而复得的两张车票，我们当然要好好珍惜，否则再误点的话，还好意思求情吗？为了能在第二天清晨知道起床，我和李明当晚每人喝了六大杯水，这样一定会每小时都醒来一次，一定不会误点了。

七拱卖罗卜

下乡后不久的一个墟日，生产队里的劳动力，全都要挑队里收成的萝卜，到七拱墟上去卖。队里的阿婶帮我和萍儿张罗好两担萝卜后，我们就跟着队伍出发了。起初还好好的，但还没走到村口，已觉得担子越来越沉，加上不会换肩，尽用一边的肩来挑，还没走一半路，肩膀已被压得火辣辣地疼，放下歇一歇又怕赶不上。往七拱的公路，车来人往，热闹非常。满载着蔬果赶集的牛车，轮子被压得吱叻吱叻地响；装满化肥农药的“手扶仔”，屁股冒着浓烟，“格格格”地往前冲；当地的青年男女，挑着担子轻松地在我们面前飞奔而去。我和萍儿挑着那箩筐萝卜，一路上左摇右晃，在车群和人龙中穿插。重喜嫂很和蔼地对我和萍儿说，不行就歇一歇吧。路遥遥，望穿了眼，捱了好久，总算看见七拱桥，眼前也大放光明。重喜嫂帮我们选了个好位置，让我们坐在那里摆摊。那天学光和汉岗也有到墟上卖萝卜，因为他们经过我们的村口。不知道他们卖成怎样？卖完了没有？反正我和萍儿直到天快黑了，挑去的萝卜还剩一大半，因为我们实在是开不了口叫卖，更不好意思跟买家讨价还价。墟上的人走得七七八八，我俩开始着急了，怎么办呀？难道要挑回村里去？想想刚才的情景，心里充满了恐惧。如果卖不完要挑回去的话，都不知道要走到猴年马月了。这时，有一个城镇虬绲闹心昴凶幼吖次剩忝堑穆懿肥遣皇且簦苛椒智唤锫舨宦簦课液推级酝艘幌拢负跻炜谕鼗卮穑簦〗峁歉瞿腥擞煤苌俚那桶盐颐堑穆懿诽艋亓怂募摇Ｎ伊┒偈彼闪艘豢谄底判ψ牛崴傻靥糇趴章峥鸹氐蕉永铩５诙欤谔镆袄铮謇锏呐┟裉滴颐怯妹拷锪椒智募矍袅肆娇鹇懿罚脊笮Γ担忝窃趺床惶艋乩矗智唤锫舾颐巧孤懿犯梢埠猛邸４迕衩堑男κ巧埔獾模颐侨春苣诰危Σ怀隼础?

最原始的“AA制”

相信我们每个阳山知青都有同样的经历。村里人均盼着每年一次的烧石灰，不是喜欢干那到山里抬石头的重活，而是参加烧石灰的劳力，可以在那个期间有顿饱饭吃(生产队里供应)。不仅有饱饭吃，还有香喷喷的红烧豆腐和猪肉呢。现在的孩子，为了减肥，视猪肉为“死敌”。但那时，每年只在特定的日子才能吃上猪肉。第一次参加烧石灰，我们和几个壮健的大嫂，主要是上山割草，供应燃料，但我们也有吃大锅饭的份。吃饭的时候，大伙围成一个圈，每人拿着一碗饭，而红烧豆腐和猪肉就盛在大汤碗里，领头的(通常是队长)喊一声：“起筷”，大家就一齐往汤碗里夹菜。起初，我也不懂他们的规矩，别人喊“起筷”，我就夹了两三块到自己的碗里，心想，我也不再夹了，这样吃饭好像挺不卫生的。结果引来村民们的哄堂大笑，原来，按他们的规矩，每次夹菜只准夹一块，我想，这就是最原始的“AA制”了。除了烧石灰有大锅饭吃以外，每年的夏收季节也有饱饭吃，因为季节不等人，早造水稻割了要马上赶做晚造的活，所以那个季节就要起早摸黑地干，在农村最累人就是这个夏收秋种的季节。第一年参加这个忙活，每天从田里回来，两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抬也抬不起来，加上又患水稻皮炎，两脚从脚面到膝盖部位全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红斑点，没一处好肉，硬硬的像一条象腿，痒得钻心。幸好这样的日子不用自己烧饭，回家可以贪得半点的休息时间。有一天，月亮出来了才收工，在田头分得一大碗饭，及一大勺白水煮的没油没盐的萝卜，端回家里去，队长宣布今晚吃过饭还要开夜工。坐在家里的床前，我捧着饭碗，大口大口地吃着，十分有滋有味，但吃了一半，就累得眼皮再也抬不起来，把饭碗撂在床边的木架上倒头就睡，等队长开工的哨子吹响，糟糕，饭还没吃完呢。

最新指示总在半夜传达

下乡后不久，我和颖华、陈挺、沈苏民、穗立等参加了连陂大队宣传队，白天劳动，晚上就提着汽油灯，到各个生产队去宣传，经常演出完了已是深夜。那时年轻，也不知道什么是累。我们排练了一些顺口溜、快板剧、很简单很老土的舞蹈、小组唱什么的，幸好有沈苏民拉手风琴，增色不少。那时整个大气候还是文革的那一套，开工前早请示，放工后晚汇报。我们的队长森哥做这些事就最卖力，每天都十分虔诚地举着毛泽东的像，然后带领村民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的声音特别响亮。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特别多，三天两头就有，而且多数是在半夜里传达到队里。我们是宣传队的成员，一来最新指示，森哥就大力地拍打我的小木窗，“启枝姑，起身起身，又有最新指示啦。”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赶快穿好衣服，双脚像上了发条一样，飞步跑到宣传队的集合地点。自从新圩公社有了我们这伙知青加入宣传队，每年一次的阳山文艺汇演都得第一名，后来我们转战江英，也就理所当然地把这个第一带走了。

苦中作乐

在阳山的日子，虽然苦，但又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会，在离吴幼坚家不远处碰到她，她问我：“启枝，你食佐晏未？（你吃午饭了吗？）未食的话来我家食苦瓜粥啊。”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我笑着说：“我地都苦过DIDI啰，重食苦瓜粥？”（粤语，DIDI即“鸭弟弟”，扁嘴鸭形容愁苦委屈模样，整句有苦上加苦之意）以后，每逢我和朋友讲起这段往事，我都会笑弯了腰。有时，“苦中作乐”就是这么回事。那一年，我和如芸自立门户到了企山，有段时期，我总感觉头疼，一天，如芸独自走了十几里路，到江英墟上，买了6个猪脑，回家后，花了半天时间，细心地挑去猪脑上面的筋，然后用药材炖汤两人吃。那次的事令我十分感动。但后来这件事让如芸的弟弟似玢知道了，他哈哈大笑，仿佛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你们两个那么蠢，原来两个人吃了6个猪脑。”

不能认同的阶级斗争方式

我们插队的黄屋村，公路两旁是截然不同的房屋，靠山的是地主高家的高墙阔瓦，很有气势地坐落在山脚下。宽敞的大门，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对联。高家的地主仔牛高马大，队里所有脏活重活，别人不愿干的活，全由高家老幼包起。地主仔平常开工都不说话，所以直至离开黄屋,还没真正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在文革时期，斗地主，斗地主仔都成了理所当然，他们是必然的斗争对象。但令我困惑的是，一个地主女，已经嫁入了贫农家，就因为这个出身也免不了挨斗的份。1970年的冬天，我们干完了活回到村里，所有社员立即被工作组集中到祠堂里，周围还站着其他生产队的民兵，看那气氛，又是一场批斗会，只是不知道主角是谁？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批斗的是我的三同户伍为婆婆的夫家嫂嫂，一个行将入土的弱不禁风的老人。老太婆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工作组成员从病床上揪起，背在背上，然后撂倒在祠堂冰冷的水泥地里，只听见卜通一声，老人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前的情景是那么突然，令我的心像被利器戳了一下。但那时我已是大队干部，能说半句不理解吗？只是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走进我的三同户伍为婆婆的家，直到离开黄屋。

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

到沙坝水库去安营扎寨，几乎是向阳大队知青大部分都经历过的。当时，为了排除哑炮出事身亡的农民是个年纪很轻的民兵，他的姐姐是葵花生产队的妇女干部，当年我参加工作队到葵花时跟她很要好，所以听到她的弟弟身亡的消息，我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那天吃完了晚饭，几个知青结伴回到公社宣传队(当时我们几个被调去了宣传队，在工地巡回演出鼓舞斗志)所住的帐蓬。我们走在漆黑的林子里，听着那远处传来的钉棺木的声音，我的眼前浮现出死者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眼里不禁流下泪水，心里充满了悲哀。当晚，许光远用《英雄赞歌》的谱填上歌词，“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第二天，我们站在水库工地的高坡上，用沉重的心情歌颂这位不知名的不相识的小青年。

1972年的元旦，我们是在工地上过的，那天好像是放假，所以我们较迟才起床。元旦早晨，醒来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阵悦耳的歌声：“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久违了，优美动听的歌声。我马上把收音机拧得更响，隔着茅草搭的“篱笆墙”，喊醒睡在隔壁铺的淑平：“淑平，快听，好好听的歌呀。”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显示了文艺春天的来临，知青的春天还远吗？从那年的早春起，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招工招学，我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江英这片曾经用青春和汗水浇灌过的土地。

让年龄稍大的先走

我们虽然落户在江英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的山区，但也没有被遗忘，1972年初春开始，各种各样的单位，陆陆续续地来到江英招工，有工厂、有机关。当时虽然大家对这一天都盼了很久，但在讨论“这次招工谁先走”的数次知青会议中，大家却都在谦让，好像谁也不愿意最先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为什么？那是阳山知青的单纯、无私，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在主宰着我们做人的准则，那就是把最好的让给别人，我们从来不会为一个半个名额争得头破血流。那样的会议由于讨论来讨论去都没结果，最后只好按年龄来定先后，对号入座，让年龄稍大的先走。

为知青写真黄启枝

很想为可爱的阳山知青来个写真，就试试吧。1971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平原的新圩公社调往处于山区的江英公社。我和如芸、声煜、老饶、穗立5人分在寨狗塝生产队，老饶是我们家的大哥，也是家长。在外他是出了名的壮劳力，是我们队的副队长，是知青积极分子。他经常要和队长杨灶一起商量队里的事情，队里任何的重活苦活他都干过。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内心挺善良的。有一回，队里安排在村外种树，我们都去了，活干到一半，天就下起雨来。那时候，每个知青干活都是很不惜身的，农民一遇到下雨，就把整个身子裹进蓑衣里，只有我们才不顾一切，任由大雨把身体淋得湿透。放工了，回到自己家的厨房，声煜已蹲在灶前边，一边烧热稀饭，一边烤着弄湿了的衣服，本来也无可非议，但老饶一回到家，看到我和如芸站在一边，忽然一个箭步走过去，把声煜揪了起来，还说：“快起来，给女同学先烤！”上山打柴，我们都会走在路窄坡陡的悬崖边，这时我就会战战兢兢，老饶每次都走在我的后面，不停地提醒我“慢慢走，前面小心！”他真是一个好人。

穗立干活很卖力，与乡里的老老少少都十分要好，也许他还是我们几个人中对寨狗塝感情最深的一个，当他要送女儿到国外留学前，还专门带领女儿来这里探望那些依然穷困的父老乡亲。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年，一起到江英茶场救山火，我不小心掉进坑里，是穗立和光远，一个推，一个拉，把我救了上来。

如芸是到江英的那两年里，对我帮助最大，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知青，在我的文章,《姊妹情》里，我专门写了这段情谊。

李明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个知青，她人很内向，但就十分坚强。她是阳山知青中最后离开的一个，纯粹是因为家庭问题拖累，否则，按她的表现，应该第一批就去上大学。我真是很难想象，她当时一个人，瘦瘦小小的，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心里彷徨吗？那些年，她是怎么过的？要换了是我，我肯定不会那样冷静。

萍儿的文学味儿很浓，她带往新圩的书，把第一天来接我们下队的民兵的扁担都压断了。每天晚上，煤油灯下，萍儿不是写日记就是看书，再不就是在一大本的相簿里，给每张照片题词，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牵肠挂肚呀”(指思念家人)。我觉得这四个字真是很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当时的思念之情。

以上写的都是发生在当年的一些琐碎的事，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往事，鼓励我前行。我经常对女儿说，不要害怕痛苦的经历，任何的经历，对于我们，都是一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姊妹情黄启枝

1971年春节后，我们从阳山县相对比较富裕的新圩公社，调往阳山北部，地处英德、阳山交界地带，据说是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贫困的江英公社。这次调迁是阳山县党委的决定，而当年的我们也的确怀着满腔热情，要用自己的青春去改造穷困的山区。

到江英后，因为地区的复杂性，凡是分去边远一点的生产队的，都要求男女同学同户，以便互相照顾。于是，我和如芸、穗立、声煜、老饶就分在了同一个生产队，即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听说那个生产队所在地，是解放前土匪头目集中的大本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村外的野地里结了厚厚一层冰。当地的农民看见我和如芸，每人只有一床硬硬的棉被，几个大婶便快手快脚地给我俩赶编了两床厚厚的稻草垫子。到了晚上，北风吹得更紧，昏暗的油灯下，我俩坐在一张旧木桌的两边，各自看着自己喜爱的书。如芸大多是读哲学、经济学方面的，而我就爱看文学方面的著作。在那些艰辛的日子里，我们从书中寻找精神支柱。夜阑人静，远处传来夜归人的脚步声，从远到近，又从近慢慢地飘远。稍有动静，村里的狗又咬起来了，往往是起初汪汪的两声，之后就引来一大片的回应。夜深了，天越来越冷，空气也冻得像凝固了似的，牙齿冻得格格直响，“你冷吗？”我看着聚精会神地读著书的如芸问。“今晚真冷呀，这么冷，咱们能睡得着吗？”如芸作出了回应。还是她聪明，说：“干脆我们把两床稻草垫垒在一起，再加上一床棉被，然后我俩一齐盖一床棉被，互相取暖，好不好？”我欣然同意，“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时，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究竟拿谁的被子作垫呢？因为谁都知道，被子让两人压过之后就更不暖了。“用我的吧。”“不，用我的。”我俩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如芸争贏了，因为如果从年级来划分的话，她始终是姐姐。两人睡在一起，虽然也还是冷，但也比各自睡暖和一些。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似乎又回到了我的幼年，也是那么寒冷的一个冬夜，我把小脚伸进了妈妈暖暖的手心里，冻得通红的小脚慢慢地暖和起来。拂晓时分，隔壁农舍的公鸡喔喔地叫着，啼声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这时，我才发现，冰冷的泪珠已经打湿了枕巾的一角。

开春后不久，村里来了工作组，他们几人就驻扎在生产队里，和农民三同。来寨狗塝的工作组是从韶关派来的，毕竟都是城里人，与知青们共同的话题也就多一些。其中有一位姓梁的女同志，年纪约四十几吧，大家都叫她梁同志。她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开工，争着干重活，到了晚上，就挨家挨户地去访贫问苦，也问及队里地富的情况，边问边做笔记。我总感到她对我和如芸特别的好，那眼神里总流露出一种慈母般的疼爱。一天夜里，她轻轻地敲开我们泥砖屋那扇破旧的房门，直至那晚，我们才知道这位“梁大姐”的故事。原来，她的女儿也是知青，和我们一样，1968年底到连南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她没我们这么幸运，她是一个人下一个生产队。下乡的第二年，春节刚过，她就急急地要回队里去，梁同志说她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就在回村后不久的某一天，她上山砍柴，由于迷了路(她是个大近视)，天黑了还在山里。这时，一个男人好心地说为她带路，结果半路上把她污辱了。那女孩在第二天的清晨，回到队里，就自杀了。我望着梁同志，她强忍着泪水的神情，令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想起了冬夜的寒冷，心里隐隐作痛，忽然间，我觉得十分理解眼前这位坚强的母亲的心情。她慈爱地抚摸着我们被北风吹裂的双手，缓缓地说：“我的女儿，年纪跟你们一般大，所以，一到队里，看见你们，就感到像见到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你们知道吧，我真是很疼爱你们呢。”夜深了，梁同志离开了我们，消失在茫茫的夜雾中。临别前，她嘱咐我们，晚上一定要关好房门，还要在门缝的位置插上把柴刀，因为我们的那道门也实在太松垮了，只要在外面，用手指往门缝里轻轻一挑，拨两下，准可以把门弄开的。

1972年春节后，学光和绍海到队里探望我们，之后，我和绍海通信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天黄昏，我和如芸一起在自留地里除草，春夏之交，白昼渐长，离天黑还早着呢，农作也不必太赶了。休息时，我俩并排坐在田埂上，凉风徐徐，拨弄着我们的发丝，抚摸着我们的脸。太阳快要下山，落日像一颗鲜红的蛋黄，挂在两山之间。几只小麻雀还在荒地里觅食，它们跳跃着，追逐着，偶尔发出一两声啾啾的叫声，更突显四周的宁静。我望着远处村边的小路，若有所思。每隔几天，山区邮递员就会骑着那辆破旧得哐噹哐噹响的自行车，到村里送信，今天也差不多是派信的日子了。如芸看见我出神地望着村外，亲昵地扶着我的肩膀，微笑着问我：“你希望找个职业军人吗？”“啊？我……”我不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因为那时，我和绍海真不是那么熟悉，只知道他是个铁路工人的子弟，再就是听说他是部队里的特等射手，还听说他在一次比武中，一拳打碎了一块砖头。就这么多了。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神秘地笑笑，说：“他力气这么大，以后打起架来，我岂不是准输给他？”如芸一听，咯咯咯地笑起来，笑了好久，几乎喘不过气来，笑声停止后，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大姐般和蔼和理智的神情，“你真是个大傻瓜，那是对敌人，对自己的亲人又怎么会呢？”

1972年中，我和如芸决定调往离公社很远的企山生产队，离开曾经一同愉快生活过的三个广雅男生。对我俩的忽然离去，老饶他们深深不解。当年的好强、幼稚和执拗是我们决然离开寨狗塝的原因。老饶曾询问过我，我不忍心伤得他太深，因为毕竟在近一年的相处中，他也曾给予我关心和爱护，所以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令我至今依然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老饶38岁那年，因患重病与世长辞，我仍然没有给他一个解释，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始终还是一个谜。他哪里会想到，我俩的调队竟会是因为他的一篇讲用稿？那时老饶参加了一次讲用会，他在讲述参加农村阶级斗争的经历时说：“……我之所以能够安心地参加这些斗争，全赖我们有好后勤，她们就是我们集体户里的两个女同学。”老饶以为这样讲是为我和如芸记了一功，但我俩并不领情。听了他的讲用，我俩火了，“就他懂得参加阶级斗争？我们来江英就只配做后勤？咱们走，要求调到更边远更复杂的生产队，让他自己去搞什么后勤吧。”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并立即付诸行动，结果大队党支部也答应了我俩的要求。

到了企山，一切从头开始。虽然队里给了一些用作熬稀饭煮番薯的柴草，但却很不够。我和如芸商量好，天亮后，就上山打柴去。天蒙蒙亮，我俩早饭也顾不得煮就出发了。我们仗着自己年轻，饿一会儿不算什么，等打完了柴再慢慢张罗早饭吧。清晨，静谧的山林，空气特别的新鲜，到处散发着泥草的香味，深深地吸一口，人也精神起来。林里不时传出唧唧喳喳的鸟鸣，悦耳动听。在山坡上往下一瞅，远处依山建成的小农舍，屋顶上正飘着缕缕炊烟，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早晨。我们找到一处茂密的林子，就砍伐起来。饥肠碌碌，不久我就没劲儿了。忽然间，我怀念起寨狗塝的日子，那时有老饶，有穗立，他们有的是力气，这些重体力活，他俩总抢着干。即便一齐上山打柴，挑着柴草回程时，走在一边靠山，一边则是深沟的羊肠小道上，老饶也总跟在我的后面，不停地提醒：“小心，小心。”这下可好了，什么都得自力更生了，心里竟有点点的后悔。如芸可没我那样的心思，她熟练地挥舞着柴刀，认真地把打好的柴枝堆好，看见我打得比她慢，又走过来帮忙。那天的成绩还算不错，很快就可以下山了。“我去那边找些长一点的茅草打草绳，你先歇一会儿吧。”如芸对我说。我俩相处时，我总会成为照顾的对象。这时，留下我一个人在整理柴草，当我低下头去，眼前一黑，突然间感到天旋地转，站也站不稳，也许是饿了吧，我只好慢慢地坐到地上，倚靠在柴堆旁。如芸拿着草绳回来了，看着我苍白的脸，微紫的嘴唇，豆大的冷汗从额头上滚下来，她吓坏了，急切地问我：“你是饿了吧？你一定是低血糖，我扶你下山去，马上给你煮东西吃。”“不要紧的，我一会儿就会好，再坐一会儿，咱们一起把柴挑下山去。”我望着那好不容易打下的柴草，心里很是舍不得，如芸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你呀你，身体这样了，还舍不得这点柴草？不要紧，我陪你下山后，我再回来挑。”听着那么体贴的话，一股暖流淌进我的心里。

秋收后，我到江英茶场参加公社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一去就要好几天的住在那里。凡是那一类的学习班，都是闷极了的，倒不如在生产队里劳动来得痛快。山区的天，说冷就冷，一夜秋雨就似乎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我一方面确实需要回队里拿寒衣，而另一方面也想回去看看如芸，说说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也趁机解解闷。但那时的学习班是不让请假的，只好下午的学习结束后才赶回村里去。从茶场回村，有一段颇长的路程，秋分过后，白昼很短，才走了一小半路，天就开始暗下来，很快地，就黑得不见人影。路上行人极少，偶尔遇见的一两个也行色匆匆。这时我倒不怕鬼(因为我不信有鬼)，而是怕人，怕坏人。尤其想起梁同志的女儿的遭遇，就更是寒心。我打开电筒，像村民们教我的，拿手电的手要离身体远一点，那样即使有情况，也不容易马上受到伤害。道路两旁的山峰，黑压压的一片，像怒海中的恶浪，汹涌澎湃地往身上盖，令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越走就越害怕，越害怕就什么以前遇过的可怕事都一股脑儿浮现在眼前。这时脑海里又出现了一条黑黄相间的可以横跨公路的大蟒蛇，那是在新圩连陂时，和萍儿一起去公社看电影，回来途中遇见了一条这样的蛇，当时两人都吓呆了。心里害怕，脚步也越走越快，忽然，电筒微弱的光线照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窜过来，越过我的鞋面，吱的一声钻到山边的土堆里去。“老鼠”，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只曾令我有心理阴影的小动物。也是在连陂的时候，和萍儿、李明一个集体户，一次挑水回厨房，看到地上掉了一根“桶绳”，于是就弯腰去拣，结果那“桶绳”忽然窜动起来，唉呀，原来是老鼠的尾巴，差点没把我给吓死。惊魂未定，又听到黑暗的草丛里沙沙地响。我安慰自己，别怕别怕，也许是小野兔罢了。古人说：“夜过坟场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可惜我连口哨也不会吹。时间像过了一个世纪，我终于看到企山村里微弱的灯光。当我经过村口的祠堂，里面传出“哭葬”的低吟声，这里的乡村习惯，女儿出嫁有曲子唱，叫“哭嫁”；而死了人也有曲子唱，叫“哭葬”。这时我还闻到阵阵的香烛气味，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栗。我快步推开自家的房门，跑进屋去，这下倒把如芸吓了一跳。“你怎么一个人回来？有人陪你吗？你真够大胆的。”如芸这般的夸奖我，“别说了，刚才我差点就给吓死了，你知道我是最怕黑的。祠堂里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走过……”如芸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说：“没什么，是村里一个老婆婆去世了，遗体停放两天，搞完仪式就下葬。”如芸像说着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祠堂离我们这儿挺近呢。”“不怕，我从小就不怕这些，以前和余颖华在四队，那停尸的祠堂就在我们睡房的旁边，打开窗就能看见，我们也没害怕呀。”如芸倒安慰起我来了。

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各种运动甚至比城市还多，没完没了的，一个接一个，这会儿又来了一场运动，我和大队的干部分片包干，宣传阳山县委“种矮种，夺高产；种高粱，战饥荒”的指示。当时的策略是，无论什么样的自然条件，都要种矮种(一种据说是高产的水稻品种)，都要种高粱(据说比玉米、番薯高产易种)，不许种玉米，也不许种番薯，更不许种高种。可是当我来到边远的生产队里，所遇到的情形却令我大吃一惊。老农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在他们那个稻田像沼泽地的村子是没法种矮种的，因为人站在田里，很多地方泥浆已齐腰深，就连高种的稻穗都是刚刚伸出水面，若是矮种就全给泥浆淹没了。又说，村里的人都是靠番薯叶来喂猪，高粱的叶子不能喂猪，那么猪的粮食如何解决？一个老农民对我说，如果真要这样做，他就只好等着饿死，他说，到时候自己会蠕到粪箕上，让家人把他埋掉。更离奇的是，在那种路线下，为了证明喂猪是不需要什么番薯藤玉米糠的，向阳大队的路口竟建有一个现代科学养猪的试验场。那里养的猪不用饲料，而是用每天路过进去解决的行人的粪便来喂养，然后猪粪就用来做稻田的肥料，还说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结果场里的猪一只只瘦得皮包骨，像山里的流浪野狗。

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