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河南”泪满面
-07年春节西安奇遇记
连续几年的春节,我们全家都没有回到西安去过了,那是因为母亲年老多病,弟弟身体也不好,怕回去劳累他们。古语云:“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常常想念着母亲和弟弟,于是每年的大年初六才是我们启程回家的日子,大年初八是我老母亲的生日,只要我还能跑得动,只要母亲还健在,初八这天母亲的生日是一定要过的。
今年也不例外,我和妻子初六回到西安,欢欢喜喜来到家中,没曾想到母亲已在医院住院了,我们匆匆赶到医院守护,初八母亲脱离了危险,但已不能与亲友相聚庆祝生日,只能躺在病床上休息,我们为她老人家祝福:“生日快乐,早日康复”!
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有好转,正月十二这天,弟弟和弟媳陪母亲去做“彩色B超”,我留在家中等待,心里焦躁,打开了电视机想随便看看。播出的好像是一部古装戏,看了不到十分钟,广告出来了,画面上出现了一个老年人,弯腰扶床的站立着,字幕写道:“殷庆云,58岁,家住西安国棉五厂,瘫痪28年,吃了同仁堂的“化淤丸”后,终于站了起来。
殷庆云?!这不就是“河南”的大名吗?!真是同我儿时青梅竹马、少年上山下乡、青年招工进工厂的“河南”蛋?!
1971年,我们一同被招工,来到了宝鸡市的一家大型重工业工厂,我被分到车间当了一名“拆卷工”,每天挥舞着硕大的“剪线钳”,把数吨重钢卷的禁锢钢丝剪开,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钢卷张开来,铁削、灰尘弥漫在空气中,满脸、满身都会撒满了灰褐色的粉末。然后和另一名工人双手用力把钢卷的钢板头抬起,煨入轰轰作响的机器嘴里。每一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几十次。庆云被分配到储运车间当了一名挂吊工,手中拖着粗大的钢绳,口中叼着一只铁哨子,把钢绳穿在一摞一摞的成品钢管堆上,用哨子呼唤着大型“天车”(跨在房梁上的起重机),然后把钢绳扣好挂在天车吊钩上,用手推护着几十吨重的钢管被冉冉吊起。每一天也要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几十次。
下班后,我们同样要在各自的班组开班后会,那时的班后会每天下班后都要开一个多小时,学习的都是祸国殃民的政治宣传材料,大家还要恭恭敬敬地聆听和讨论,用违心的语言去发言。开完会,我们结伴去工厂的职工食堂吃饭。晚上,我们和同学们(老三届都这样称呼)一起散步,一起在宿舍里聚会,谈古论今好不快活!工作虽然辛苦,但是比起农村的生活来,我们知足了。
星期天,庆云喊上我,去宝鸡市逛街,那时钱太少,只能座单程的公共汽车,回来或者去时总要步行一次,节省一角五分钱的车票。我们步行跨过宽宽的渭河铁路桥,桥下河水滚滚而过,挑头远望,渭河弯弯曲曲向天边延伸,我们欣慰招工来到了工厂,我们思念着渭河那一头的故乡和亲人,我们向往着今后的人生,我们辛勤地劳动盼望着能够拥有安定的生活。
宝鸡市老火车站那时是繁华的地方,车站前的马路叫“车站口”。车站口的东南角有个大食堂,只记得门口写着:“市饮食服务公司第?食堂”,里面以各种面条为主,有没有炒菜我已经不记得了。里面黑黢黢、脏兮兮的,每逢饭点总是有稀稀拉拉的食客光临。第一次来是庆云拉我来吃面的,我们每人买了一碗肉丝面,每碗1角5分钱。到窗口端出来放在简陋的桌子上,冒着热气,味道不怎么香,我问庆云:“面不好吃,为何来这里”?庆云不回答,只是傻傻地笑着,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在旁边擦桌子的一个服务员。我也仔细看去,哇噻!(且用现代语言吧)好漂亮的女孩啊!十八九岁年龄,柳叶眉、瓜子脸,美丽的大眼睛水灵灵的,个子有一米六五以上,长辫子、水蛇腰,混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长得不好看的!樱桃小口还在轻轻地哼着豫剧“朝阳沟”的曲牌,真是美若天仙。怪不得庆云要来这里吃面!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们休息日都会来“吃面”。
我的单身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76年在宝鸡小城里安了家,我通过努力刚刚从“拆卷工”考上了“维修工”,但是工资却被降了一级,美其名曰:带薪学徒。妻子在市属企业工作,工资很低。日子过得稀里哗啦,随着小孩的诞生,生活就更加艰苦了,与庆云的来往少了,大家各自都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挣扎,自顾不暇。1978年我开始了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用了八个月时间学习完成了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全部功课,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还要带孩子和接送妻子。工作、生活苦不堪言!听说庆云请长假去了西安,从此便失去了联系。
电视上看到了小伙伴“河南”的名字,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八十年代初期我完成了学业后,曾经去西安寻找过“河南”。听一个同学说:“河南跳楼了,半身不遂,脾气怪异,与谁都不见面”。况且已经是七十年代末发生的事情,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我非常难过,想起上山下乡时他对我的照顾,想起在工厂的日子里一起去吃面条,我屡屡泪湿眼眶!
我用笔和心记下了电视上广告商家的联系电话。站起身来,直奔桌上的电话机。拨通了商家的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北京同仁堂,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说:“刚才看到你们在电视上拍的广告,有个叫殷庆云的,吃了你们的药能够站起来了。这个人是我失散多年的同学,能否把他们的联系电话给我”。对方说:“没有征得患者的同意,不能随便把电话给你,你把姓名和电话留下,我们帮你联系一下,看看患者的意见”。于是我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在电话机前等待。
叮玲玲、叮玲玲!十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机听筒,里面传来一个女人兴奋的声音:“你是XXX吗”?我说:“是我”,是庆云的妻子打过来的。她说庆云不能说话,现在旁边听见你的名字很激动!这时已经接近中午,我对庆云的妻子说下午去她家里。
我又拨通了“同仁堂”的电话,感谢他们帮我联系到了“河南”。我详细询问了庆云的病情和服药情况。同时请同仁堂派人送一个疗程的“化淤丸”到我家来。心中也很激动和不平静,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是怀念,还是伤心,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联系了在西安探亲的好友“鸿钧”和“俊康”。鸿钧听到找着“河南”了,也很高兴,跟我约好一起去探望。俊康春节多喝了几杯,心梗发作住在医院里无法前往。
同仁堂的药很快就送来了,一个疗程十盒,差不多就是西北地区一个工人的月工资额。庆云现在的生活状况不知怎么样,能吃的起吗?我带着疑问和鸿钧一起出发了。
庆云的家很远,在西北国棉五厂的家属院居住。一小时后我和鸿钧来到了他家,庆云的妻子迎了出来。来到屋里,床上坐着一个老者(年久多病,庆云看起来很老),我马上就从眉目中间找回了当年的“河南”!
庆云看到我们进来,点点头、挥挥手示意,我走近前去握住了他的手,哇的一声,庆云痛哭流涕!只感觉到庆云的手在用力握我的手!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我的眼泪掉下来!
鸿钧也上前来安慰庆云,帮他擦去流下的眼泪和鼻涕。庆云的妻子一边拿来毛巾给庆云擦脸,一边给我们说着她这些年的遭遇。
1974年,她从西安上山下乡来到了陇县,这个县也是我和庆云下乡的地方。我们那时都已经招工来到了宝鸡市工作。她有一次从西安坐火车去宝鸡,然后转汽车再去陇县。上火车后她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来,火车马上就开动了,这时,上来了一个喝的醉熏熏的男人,一屁股就座在了她的旁边。列车开到中途,这个男人清醒了,看看旁边的小姑娘(那年她十八岁)说:“实在不好意思,喝多了,没吓着你吧”。她有点害怕,小声说:“我真被你吓着了,当你是个坏人呢”。这个男人有点内疚,怎么就能喝成这个样子呢?男人便主动寻问起她来,并说明了自己是老三届知青,现在宝鸡的一家工厂上班。她年龄还小,扒上火车也没有钱买票,宝鸡火车站怎么出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着落。男人告诉她:“你不要怕,到了宝鸡我来带你出站”。这个男人便是当年的“河南”。
“河南”侠骨柔肠,为人仗义,我们佩服他。河南心眼好,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我们崇敬他。这次遇上了小姑娘,我敢说“河南”绝无不测之心,只是看到小姑娘遇到了困难,出于怜悯之心伸手帮忙,要是我碰上了也会一样,这就是当年“老三届”的品德!
火车到达宝鸡,天色已经黑了,庆云带着小姑娘顺着铁轨走出了道口,这条路我和庆云不知道走了多少次了,因为知青没有钱买票回家。庆云看看天色已晚,去陇县的汽车第一班是早晨五点半发车。就对她说道:“你一个人天黑了能去那里呢?你要是相信我,我就陪你去汽车站,等明天你坐上了汽车,我再回厂上班”。就这样,他(她)们在汽车站的屋檐下待了整整一夜,他也陪她说了一夜的话。
76年她被招工到了西北国棉五厂,招工的名额也是庆云帮忙拿到的。从此他(她)们结下了不解之缘。78年庆云摔坏了脊椎骨,她毫不犹豫地提出与庆云结婚,担负起了照顾庆云的重担!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年轻女孩(那年她22岁),如此的重情意,我发自肺腑地说:平凡的女人、伟大的妻子!她也是“知青”!
我在庆云家中看到了同仁堂与之签订的广告合同,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庆云的妻子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了同仁堂的“化淤丸”的宣传,打电话联系后,同仁堂派人送来了五盒药(半个疗程),庆云试服后疗效显著,弯曲的手臂能够伸展了,同仁堂就与庆云的妻子商量:再给庆云送两个疗程的药,需要庆云同意把肖像权出让给同仁堂使用两年,也就是说两年内可以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中播放有关庆云影像的广告。庆云的妻子急于给庆云吃药治病,当时就同意了,签了这个合同。有了这个合同,我才在电视上看到了“河南”的消息,有了同仁堂的帮助我才能够联系上“河南”。但是,不幸的是我听庆云的妻子说:两个疗程的药吃完了后,联系同仁堂请他们再送来一个疗程的药,等她那个月发了工资后马上付钱,同仁堂居然拒绝了,我去时庆云已经停药好些天了。我要说:同仁堂你不能趁人之危,两个疗程的药,你就索要了庆云两年的肖像权。庆云久病卧床,他的妻子靠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人穷志短,接受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善心何在?!我还要说:同仁堂,千万不要去做“黑心狼”!让我们一起为庆云的健康做点事情吧!
告别了庆云和他的妻子,故事暂时结束了,这是我春节回到西安的一次奇遇。我告诉我自己:我会做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会去做我有能力帮助庆云的事情。
2007-3-3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