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四舍五入算比例 抓阄解难法更绝
赛诗会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诗歌声中画上了句号。虽然这与原来要批判假妞误锄掉玉米苗的意思,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但由于使用的语言顺应了当前的形势,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公开提出什么不同意见。可就在工作组的郭大组长准备就此写庆功报告的时候,疤脸和辣婶夫妻俩炕头上关于“擩(儒)法斗争”的笑话,却在李家坡一带传开了。
一些喜欢打闹开玩笑的臭男人,见面之后就有了开玩笑的新词:“喂,昨天晚上给你老婆‘擩(儒)法斗争’了没有?”甚至一些调皮的坏小子去偷听人家新婚夫妻洞房的时候,也使用上了这个新词,说去观看人家的“擩(儒)法斗争”。
俗话说“好话不出门,坏话传百里”。由于“擩法斗争”这四个字,利用谐音的技巧,调皮的解释了“儒法斗争”这样的新词,弥补了当前运动中人们对那些玄虚莫测新政治词汇的无知,所以没有过几天,“擩(儒)法斗争”这样的俏皮话就在李家坡周围的一些村庄也传开了。
这样的政治玩笑,不知怎么很快就传到了公社书记苗青田的耳朵里,一个电话,就把工作组的郭大组长叫到了跟前。“你这个鸡巴工作组的组长是咋当的?这么严肃的政治问题,怎么竟被你搞成这样?你这个组长还想当不当了?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抓出一点成绩来,如再出现什么差错,就给我河里漂西瓜------滚蛋。”苗书记很不客气,指着郭大组长的鼻子,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
郭大组长年龄约三十六、七岁的样子,由于脸上有一脸坑坑洼洼的麻子,常被人称为郭大麻子。他虽然有着近一米八的大个子,但现在面对顶头上司的训斥,他也只能点头哈腰一个劲的说“是”。
郭大麻子原是乡中学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由于造反“政绩”比较突出,就被调到了乡教办。乡教办基本上是个虚设机关,工作和人员可多可少,所以他就经常被借调到各种名目繁多的工作组帮忙,因多多少少有些文化,就常常担任工作组的组长。他这次到李家坡来,本来是想紧跟形势,在全公社树起李家坡这面学习小靳庄“赛诗”的先进红旗,能给以后的再向上爬做点铺垫,没有想到却挨了苗书记的一顿臭批。
他挨了苗书记的臭骂之后,心里自然更加忿忿不平起来,他想这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故意捣乱,这才使他在公社书记面前丢起人来。于是他回到李家坡后,就连夜给工作组召开会议,暗下决心从哪里跌到从哪里爬起来,一定要在李家坡搞出一个样子来。
俗话说“一个麻子一个点,十个麻子一小碗”,郭大组长有一脸的麻子,点子自然也就多了起来。他在心里盘算着,要想使自己的工作在领导面前显出成绩来,关键就是要抓典型。不论是好典型,还是坏典型,只用是典型,就能产生波动。只用是有了波动,就能吸引领导的眼球,产生出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来。当然,揪出坏典型要比塑造好典型更容易一些,好典型一般来说是需要首先有付出,而坏典型则是随时都可以揪出的,有时候一夜之间,就能“挖”出许多阶级敌人来。
想到这里,他们就在怎样“挖”出阶级敌人的问题上,动起了脑筋。
“我看那个秃头林队长就够‘典型’的,他曾污蔑咱写诗是‘拉屎。”在工作组的内部会议上,一位齉鼻子的年轻组员首先就想到了秃头林队长。
一想到秃头林队长的不配合,郭大麻子也是气不打一处而来,立刻就说:“先查查他是啥成分,咱再想办法治他。”
“前几天我已经查过了,他家是贫农。”另一名戴眼镜的女组员立刻就作了回答。
提建议的那个年轻组员张了张嘴就不说话了。
郭大麻子低下头想了想说:“我看咱还得在‘阶级斗争’上多下点工夫。”
在郭大组长看来,揪出坏典型,肯定少不了“阶级斗争”这个道具的。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只要抓了阶级斗争是个“纲”,其它无论什么事情就都是随之“一抓就灵”。同时也只有利用“阶级斗争”这根魔杖,才能使大家兴奋起来、热闹起来、动乱起来,也只有让天下都乱了起来,他才能在其中浑水摸鱼,捞到自己的好处。
可该如何挥动这根魔杖呢?他又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
他想李家坡的社员群众肯定是不好挑动的,一方面,李家坡由于村小,除了韩老六和李老抠这一大一小两个地主,死得死逃得逃之外,村里再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批斗对象;另一方面,这些社员都是在家在地的相邻了好几代,他们不仅大多顽固滑头,而且也拖儿带女的磨不开这些情面。而知青们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没有什么根基和阅历,而且大多比较听话易冲动。想着想着,郭大麻子就把这个缺口放到了知青身上。
可他的这些想法刚一出口,齉鼻子的年轻组员就提醒他说:“这些知青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他们中咋会有‘阶级敌人’呢?”
“那可不一定,毛主席说让我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志,也没有说是百分之百呀,那百分之五是啥?说不清这里面就藏着不少的‘阶级敌人’呢!” 另一名戴眼镜的女组员已经猜透了组长的心思,一下就说到了组长想说的点子上。
“对,咱就从这百分之五中找,我就不相信咱就挖不出一个阶级敌人?”郭大组长一锤定音,一下就敲定了这个方案。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齉鼻子的年轻组员搬着指头,在计算着这百分之五的人数。
戴眼镜的女组员扭过脸来,一下就揪住他的鼻子笑道:“你真是个笨蛋,百分之五,就是一百个人中有五个阶级敌人。他们正好是这十个人,不就是零点五吗?”
齉鼻子的年轻组员立刻反驳道:“可那只有零点五呀,咱总不能把人家一劈两半吧?”
戴眼镜的女组员这时愣住了,她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我看你俩上学的时候,数学肯定学的不好,在小学不就已经学过‘四舍五入’了吗,那零点五向前面一入,不就正好是一个人吗?”组长不愧是在乡中的当过教师,一下就把这难办的问题给说到了点子之上。郭大组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说到得意之处,就趁这个开玩笑的机会,假装不在意的在那女组员的漂亮脸蛋上轻轻摸了一下。
组员们这才尬恍然大捂。那女组员抬头看了一下组长,组长除了一脸的得意洋洋之外,那脸上的坑坑洼洼麻子之处,果然在深藏着智慧的光芒。
“他们一共是十个人,可这一个‘指标’咱给谁呢?”齉鼻子的年轻组员一脸的幼稚,竟无意的把这准备深挖出的一个阶级敌人说成了一个“指标”。
“当然是那个‘大头’了,他爸是XX厂的‘走资派’。”口直心快的女组员立刻就想到了刘安祥。
“那可不一定,要是还有暗藏的其他‘黑五类’子女呢?” 齉鼻子组员又和她打开了别。
两个组员的小声争执倒是提醒了郭大组长:“对,我明天就回公社一趟,查查他们的档案,决不能漏掉一个。”
郭大组长在说“决不能漏掉一个”这句话的时候,不由就习惯性的提高了嗓门。郭大组长嗓门一提高,不由就沙哑尖叫了起来。这时,那个戴眼镜的女组员不由就偷偷笑了起来,因为她记得刚刚看过的一场电影中,那个头戴歪帽,手执钢鞭的家伙在大屠杀之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使用的也是这个强调。
郭大组长自然没有明白女组员的笑意,继续说到:“咱们搞外调的时候,还有注意再叫上几个贫下中农,这样咱们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对,对,咱这就叫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齉鼻子的年轻男组员这时也兴奋了起来,随口就来了一段眼下电影中常有的那段红语录。
第二天,天刚一放亮,郭大组长果然领着那个女组员回了趟在三岔镇的公社。他记得他当初在公社文教办上班的时候,曾见过知青们的档案。由于公社一级没有专门管理知青的机构,所以各公社就把知青们的档案统一归纳到了公社文教办的领导之下。
这一查档案,“假妞”小白脸果然就露了马脚。
在别人的档案袋,家庭出身这一栏里,其他人都是如实的填写着“城市贫农”或“贫农”“下中农”等具体的成分,只有“假妞”郜跃进是含糊其词的填着“市民”二字。
郭大麻子像“纠山队长”发现了“密电码”似的,立刻就奸笑了起来:“哈哈,这小子还想蒙混过关,实话告诉你吧,‘再狡猾的狐狸,也是斗不过好猎手的’。”
“怪不得他要把玉米苗锄掉,原来是早有预谋的。”口直心快的女组员立刻就想到了那次在锄地时锄掉玉米苗的政治事件。
工作组回到李家坡之后,迅速和支书李三炮交流了意见,然后就领着叫驴,按照“假妞”郜跃进在档案中所提供的地址,到古城搞外调去了。
郭大组长之所以提出要带叫驴出来搞外调,是有三大理由的:一是叫驴的成分是贫农,能够代表广大贫下中农的立场;二是叫驴上次在“赛诗”会上表现积极,是年轻一代贫下中农的典型代表。三是叫驴年轻体质好,能够跑前跑后的不拉队。
支书李三炮同意叫驴跟工作组出来搞外调,主要凭的也是第三条:派太年轻的来吧,虽然年轻体质好,但政治上不可靠;派年老的来吧,虽然政治上不可靠,可却是体质不好,尤其是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在明晃晃马路上看见汽车走来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好;派中年的社员来吧,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进一趟城,光他们自己家的事情就得忙活半天。想来想去,还只有叫驴最符合这三条,所以就点头同意了。
叫驴听到这个要去“外调”的消息之后,竟高兴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要知道能去搞“外调”,不仅是领导干部对你的信任,而是利用这“外调”的机会,还可以到城市里逛一逛,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先一天晚上,他就借好了一身干净的半新衣服,第二天他就随着郭大麻子他们上路了。
然而,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的。不知怎么“假妞”在头一天的晚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第二天天一亮,他提前就下了山。当第二天,郭大麻和叫驴等一行人,在古城长途汽车站刚出汽车站门口的时候,郜跃进就假装正巧碰到了他们。
“你……”郭大组长一下就愣得没有了词。
“我也刚到汽车站,我妈前几天捎信说她病了,我今天请好假之后天一亮就下山了,你们怎么也来了?真巧就碰到你们了,那就先到俺家认认门吧。这是我爸,他正巧接我来了。”
还没有等郭大组长他们一行人反应过来,一位年近五旬衣着虽很陈旧,但神态却很有风度的城市男人,就极其热情的给他们递上了香烟。
“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无论如何也要到家里认认门,下次来了,也好有个歇脚喝水的地方。” 郜跃进的父亲,一面向他们热情的一一递烟,一面随即就划开了手中的火柴。
郜跃进趁郭大组长点烟的机会,趁积就接过了他手中的黑塑料提包。
“假妞”父子的出现,太让他们感到意外了。可俗话说“伸手不打热情人”,无奈之下,一时没有了主意的郭大组长他们,只得随热情的“假妞”父子,一同走出了长途汽车站的大门。
郭大组长他们之所以跟随假妞父子去“认家门”,除了碍于假妞父子的热情脸面之外,还与郭大组长接到那个女组员的眼神有关。在他们这仨人中,别说是叫驴,就是组长郭大麻子,他虽然是拿着国家的固定工资,但毕竟只是农村乡一级的普通干部,更没有见过什么大市面,现在见这城里人如此的热情,那女组员就他递过了一个默许的眼神。更何况他们觉得既然假妞父子请他们去“认家门”,那中午一定是有所招待的,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总比在大街上啃干粮强吧。于是他们在假装推辞了一会之后,还是同意了假妞父子的说法,去郜家“认认家门”。
长途汽车站在西环城路的小西门和大西门之间。这座千年古都,在解放之前是个具体什么模样虽然已经看不出来了,但眼下的大小街道基本上都还保留了下来。眼下古城的繁华,除了北关之外,就是这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所在的西环城路的北段了。自明末民初平汉铁路开通以来,这平汉铁路与古城的西环城路之间,就是商贩们云集的地方,比较在大西门之外,先后就形成了马市街、驴市街、花市街等商业街道。马市街的对面就是西大街,穿过护城河之后,他们一行人就进入了西大街。叫驴是第一次来古城。走在西大街上,看着两旁一爿爿的商铺,叫驴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好奇的就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一样。
“这西大街与东大街并不是东西相照的,明朝重修古城的时候,为了忌讳古黄河泛滥,就故意让这东、西大街错开了。这是西马道口,这是西南营,这是丁家巷,这是南门西……”假妞的父亲热情的向他们一一做着介绍。早在进城之前,叫驴就听说过古城有著名的“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洞”,可没有想到这眼前的古城小巷竟是这样的别开洞天,几经七拐八拐之后,他们终于在洛阳府附近,拐进了一座深宅。深宅的院落虽没有李家坡那样的农家大院宽敞,但却精致的错落有序,尤其是院落里那棵年代久远的海棠树,更显出一种古城的文化品位。
走进屋子之后,假妞的母亲急忙热情的端出了茶具。假妞立刻给客人们沏倒上了茶水,假妞的父亲见有儿子在场招待客人,在和客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自己就走进厨房准备饭菜去了。
见假妞的父亲做饭去了,叫驴就好奇的问了起来:“在家里都是你爹做饭呀?”一句话就问得假妞尴尬了起来。
看假妞尴尬了起来,跟随的女组员就转移起话题来:“这里的胡同咋怎么窄呀?”
“这里还窄呀?你们没有去过‘铁拐府’,那里的胡同才叫窄呢。”
“啥?还有‘铁拐府’?那‘马道’是咋会事?”叫驴不由又好奇的瞪大了眼睛。
见叫驴和女组员把话题越扯越远了,郭大组长就扭转起了话题:“跃进,这院子里的房子,原来都是你们的吗?”郭大组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把“原来”两字加重了语气,意在提醒假妞说出城市土改的时候,他们家里的成分是否是“城市地主”?
聪明的假妞立刻就明白了郭大组长的用意,他当然明白郭大组长他们今天进城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这“成分问题”瞒是瞒不住的,他今天之所以在车站拦住他们,并不是害怕他们去父母的单位或街道调查,而是不愿意让他们找来找去的,弄得满城风雨。现在见郭大组长已经把话挑明到可这个份上,只得趁机主动向郭大组长“坦白”了他父母的历史:
郜跃进的父亲在学校读书时,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参加了米文和的一八一师,主要在豫鲁冀三省交界一带抗战。一八一师虽然是在前线为抗战而浴血奋战,但可惜这样的正规军却是打着国民党军队的编号,这样他的父亲就算有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如果仅是有了这一段简单的历史,那他父亲的黑档案就容易写多了,因为国民党最后毕竟是被打败跑到了台湾。可后来的“邯郸起义”却有改写了他父亲的历史。
米文和的一八一师虽在积极的抗战,但部队的上级石友三,却是个在国共汪三方势力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他的部下六十九军高树勋,被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做通了工作之后,就在濮阳的柳下屯击毙了石友三这个汉奸,并收编了他的部下。1945年高树勋又在邯郸的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这样郜跃进的父亲就又有了“革命军人”的证书。
郜跃进的父亲随部队在马头镇起义后,实际上就算参加了革命,所以转业后被分配到了古城的一家医院。他父亲参加工作之后,为了感谢政府的不计前仇,就拼命的工作。他父亲曾是正规军医,不像我父亲那样只是靠采些破草烂叶那样胡乱给人看病,所以比较重视技术的学习。当五十年代中期,组织上要征求合理化建议时,他就提出了“我们在学习政治的同时,也应该学点业务”这样的意见。这下惹恼了院长,院长以为郜跃进的父亲在指桑骂槐的讽刺他不学无术,就开始整郜跃进父亲的“黑材料”了。等“右派”的指标正式下来之后,院长就在“右派”的名单上加上了郜跃进父亲的名字。这样郜跃进父亲的档案上,就又多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郜跃进的父亲是个耿直的人,尽管他已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但在工作却还是不服输。可没有想到,文革开始之后,一个造反组织在调查“柳下屯事件”的时候,却又给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因为在抗战时期他曾经做过石友三身边的一名小军医。
屋漏偏遇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正当郜跃进的父亲,为新戴上的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感到冤屈的时候,一群从天津来串联的红卫兵,却又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弯弯曲曲的洹水,虽然在地图上看,似乎隶属黄河流域,其实却属于海河水系。洹水在经过了七七四十九个弯之后,最终是通过卫河、北运河,与海河联系在了一起。在很早的时候,坐着打鱼的小船就可以直接到达天津卫。郜跃进的父亲就是在天津遇到郜跃进的母亲的,而郜跃进的母亲正是天津租界邢子荣家的千金小姐。
提起“邢子荣”,一些搞党史研究的人可能还略知一二。
邢子荣原籍是直隶沧州任县人,因少时家贫,闯关东时曾漂逐于哈尔滨。起初为求糊口曾务工于木工,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他们一伙人就长途跋涉越过边境去了苏联,并在那里耳闻目睹了1921至1922年的俄共“彻底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之事件。受其影响,邢子荣等一行数人返回哈尔滨之后,又开始了把布尔什维克之圣火在白山黑水下点燃。
他们之所以把哈尔滨作为重要的红色国际中转站,一是因为东北距苏联较近,联络比较方便,二是因为东北的工业基础较好,便利的交通和一定规模的工人,为圣火的传播提供了可能。由于邢子荣的文化水平有限,所以他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而筹款。因为当时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这些支持毕竟是有限的,而国内由于党员稀少,所收党费,对于支撑这个伟大的事业更是杯水车薪。
邢子荣主要经营炼铁、粮行、运输、贩卖水果、海鲜等商事,并以这些活动作掩护,从事共产国际的联络活动。当时所经营的汽车运输已经达五部,所参股经营的亚洲号巨轮,曾畅行于松花江、海参威、天津、上海等地,所以这一切又为他的政治活动披上了一件“富商”的外衣。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盘踞东北,轮船被没收,经营活动只得收缩。1936年寇谍机关确认邢子荣为“义勇军”哈尔滨之首领之后,就开始悬赏捉拿。邢子荣只得携家眷逃出山海关,辗转于大连、营口、秦皇岛之间。后又在天津避居于外租地的法国桥(今解放桥)附近,在这华北与东北衔接的海河之滨,他利用与劝业场为邻的位置优势,继续从事他的炼铁、粮行、美浮石油、贩卖海鲜等经营活动,只不过此时的经营规模已大为减少。
由于失去了党的联系,且经营活动日趋窘迫,甚至开始纷纷倒闭,这位常在商海边站立的人,渐渐就萎缩了起来。后来由于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他逐渐的就退出了斗争的漩涡,开始余渡晚年,并于1943年先于日寇降败而谢世,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等到日寇被驱出国境的那一天。尽管如此,他还是因革命的“不彻底”,给子女们在后来文革中的遭罪留下了祸根。
郜跃进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与他的父亲相识的,那时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漂亮的爱国女性。当时积极抗战的军人,很受姑娘们的青睐。身着一身戎装的年轻英俊的父亲,就这样深深的吸引住了母亲。只可惜她当时涉世太浅,根本无法预料以后的结局。她没有料到抗战结束后,作为“国军”的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竟退到了台湾孤岛。更没有想到丈夫投城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之中又增加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她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为时已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只能痛苦的忍受这命运的捉弄。可她没有想到,文革开始之后,随着几个从天津来串联的红卫兵的到来,因为要调查她父亲邢子荣的“革命脱节”和“投敌叛国”,她又背上了一个重重的黑锅。
郜跃进的家庭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复杂的历史,所以才使他在填写家庭成分的时候,不知道该写上父母的哪一顶“黑帽”?所以他才笼统的填上了“市民”这一个模糊的词语。因为这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新词,已经在社会上悄悄流行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