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初春，张家河来了3名插队的北京知青。于是，犹如平静的湖面又投进一颗石子一样，守旧而淳朴的张家河人的心中从此泛起了层层的波纹，所有人的话题都围绕着这3位知青而展开，所有人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的“怪异”而不断起伏变化。
北京知青说话与本地人反差甚大，这是最令乡民感到失笑和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把这些口音视为“操话、洋话”。北京知青行为大胆，说话无拘无束，乡民就把他们叫做“冒失鬼”、“二百五”、“灰汉”。北京知青见多识广，对许多事情说的一套一套的，乡民们就说是“吹牛皮”、“咬文嚼字”、“丢人现眼”。总之，北京知青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家河人的眼里格格不入，特别是这3位留着长发的“长毛”，其“流氓”形象与我们这些“光脑”小孩子比起来真是太不“正相”了，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不愿与这3个“外星人”接触。但是，年少好奇的我却不管这些，很快就与这些知青混熟了。我发现他们也同样对我们这里的一切感到好奇，我们双方便相互打问和讲解着北京与延川不同的人文风俗。时间一长，我在说土语的时候偶尔就会学说几句“洋话”。村里人听见就耻笑不止，说我跟这些人是“一路子货”。幸好父亲见过些世面，所以并不反对我结交北京知青为朋友。有时我把知青朋友带回家，父亲还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并叮咛他们好好照顾我。
这3位知青有一个叫胡宝胜，在银行上班；一个叫柯伟功，在粮站上班；另一个叫孙永康，在供销社上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打猎。每逢星期天，他们就背上自己制造的土枪，在我的引领下翻山越岭几十里，打鸽子、山鸡、兔子甚至水库里的鱼鳖。我那时善跑识水，自然是捡拾中弹猎物的角色。那些山鸡被射中后，先是拼命往上飞，然后一头栽落下来，掉进山沟里。为此我有时为找一个猎物要跑四五个山梁才能找到，虽然辛苦，但却乐在其中。有一次，为了多打猎物，柯伟功不听劝阻将火药、铁砂料装得很满，结果开枪的时候枪膛发生了爆炸，随着一声巨响，他的手被炸的血肉模糊，脸也变的乌黑。一时间，柯伟功撕心裂肺的惨嚎在荒山野岭间凄凉的回荡，那场面把我们几个都吓傻了，一个个不知所措。从那一刻起，我们都认识到了枪这玩意儿的威力并对他产正了深切的恐惧，也看到了人在巨痛中所表现出的不顾一切的无奈。进入隆冬季节，张家河的河湾被寒冰所封。胡宝胜为我们几个早就做好的冰车派上了用场。光溜溜的冰面上，我们有坐着滑的，有站着滑的，还有人踩着木条钉了铁丝的冰鞋在滑。由于这些东西乡下人没有看到过，所以尽管河边寒风袭人，但围观的男女老少却有增无减，称奇叫好。一段时间后，河岸上观看的人越来越少。而冰面上滑冰的人却越来越多，当然，主要是我们这些娃娃们，随着滑技一天天提高，我们的胆子也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有时连人带冰车掉入刺骨的冰窟窿里，被拉出来时冷得直打哆嗦，站都站不稳，棉裤棉袄也很快被冻成了硬壳。可是第二天，这个人的身影又出现在滑冰的人群里。有一天，一位同学因滑冰掉进刘家河水库的冰洞里，尸体三天之后才被打捞上来。在家属悲恸的哭声中，全村娃娃的冰车冰鞋也被大人们砸了个精光，那三位知青因此受到了单位的严厉处分，滑冰的事情从此在张家河划上了句号。
腊月时节，我和知青们又开始为缺油少肉的肚子打起了算盘。这个季节正是陕北的土狗成群结队四处混游交尾的时候，我们就用套子套，夹子夹，隔三差五就能捉住一只，我们残忍地把狗吊起来，迎头浇上一桶凉水，然后用乱棍劈头盖脑一阵乱打，直至死亡。接下来是剥皮、割肉，再装入柳筐浸到冰窟窿里拔骚，七八天后，拔去了骚味的狗肉炖出来香味扑鼻，于是我们吃着狗肉、喝着散酒、讲着故事，那真是人间少有的乐趣。
北京知青脑瓜子灵。点子多，在他们搅闹得张家河“难以安生”的同时，却在潜意识中影响和转变了许多土著村民的观念。那时候，胡宝胜有一台全乡唯一的收音机，他便把听来的重要新闻记下来，由柯伟功公正地写到书纸上，张贴在公社的墙上，使乡下人了解了不少天下大事，知道了在张家河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不少人从此就有了想去北京逛一趟的理想，就有了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的愿望。今天，张家河人以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干事的勇气，各显其能，广开财源，率先脱贫致富，走上康庄大道，这其实与当年受北京知青的影响是有一定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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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2/16 10:25: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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