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无雪的冬天

——我的1977高考

1977年10月，我正在黄山参加一个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一天早晨，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连播中获悉，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我们非常兴奋-----为春天终于叩响冰封的中国的门窗，为我们已经被耽误的这一代人将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急忙赶回芜湖，和朋友们商量怎么去报考，大家都很兴奋，准备跃跃欲试。在仓促中我们重新拾起已经荒废了十多年的高中课本，一切从头来。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把主要精力放在复习数学上，背那么多的公式与定理，演算了大量的习题。时间太紧迫了，从报名到考试仅仅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很少有这样旺盛的精力。考试时间安排在12月中旬，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1977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没有下雪，虽然镜湖结了一层薄冰，但是，聚集在考场外的5000多名考生却如沫春风，竟然没有感到一点寒意。文科考场就设在我的母校-----芜湖三中，我的座位竟然是我读高三时的教室，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由于我是老高三，文化基础扎实，所以各门课程考试的感觉良好。果然在1978年元旦后，我就收到招生体检的通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这些参加体检的人，相互高兴地打招呼，好像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大门似的。

1978年春节以后，不少人陆续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他们兴奋得跳起来。而我望眼欲穿“千帆过尽皆不是”，我知道这决不是考试成绩的原因，肯定依旧是家庭出身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受到株连。市招生办工作的刘延业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可怕的家庭出身问题，，我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芜湖市手工业局在我的档案上签了“不予录取”的意见。虽然我的考试成绩是317分的高分（那年高考成绩的满分是400分），我的考生档案一直锁在市招生办的铁柜里。

我愤怒了！春天已经来到中国，为什么春风就吹不到我的身上？我勇敢地去找主管部门的头头评理，我站在芜湖市委办公室外，等候正在开会的市委副书记程介一出来上厕所，向他递交我的申诉信，我慷慨激昂地给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上书，向他倾诉我心中的愤懑-----

正在我心灰意冷，在焦灼却不抱多大希望的期盼中，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的干预下（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赵守一在我们的上书信上作了重要批示），芜湖市16位因受家庭问题株连的考生被补录到一所师范学院，终于挤上最后一班车。报到的那天已经是5月22日，在欢迎我们这批曾经是社会弃儿的迟到者的大会上，我喊出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我们要读书！”台下许多老师和同学潸然泪下。那一年，我30岁，正是人生的而立之年。

我们的校舍条件非常差，环境也不够安静，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旺盛的求知欲望。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的太多了。那是从一场伤痕累累的浩劫中刚刚复苏的年代，缺少好的教材，不少老师都是从一些资深的中学老教师中选调的，还有一些刚刚平反改正的老“右派”，他们对我们这些经历特殊，性格成熟的学生充满了感情。学习的日子充满了活力和张力，我们一个班40 多人基本分为两类人；一类像我们这样年龄大，饱经沧桑的老知青，还有一些是从农村考进来的应届生和复员军人。经历不一样，思想观点一时难以融合。我的同座罗立群比我小十岁，是白湖农场看押劳改犯的民警，人很倔强，但他能够将《红楼梦》中全部诗词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阶级斗争，还是生产力？他和我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要动拳头，但他却是我的老弟，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引为知己。毕业后，他被分回庐江县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以后连续4年报考研究生，次次落第，我一次次鼓励他不要泄气，第5年他终于考上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硕士生。他现在是广东珠海出版社的总编，成为国内研究武侠小说的权威之一。来自寿县的姚弼是一位迂夫子，满腹经纶，写一手风流倜傥的好文章，在“文革”期间他因文字而惹祸，受尽折磨，他豪饮，每饮必醉。他能够将2000多行的《离骚》背诵得一字不漏。在溯风砭骨的冬晨，他戴着棉帽手套，踏着冰霜，在校园一角枯草丛中背诵古文。他佝偻的身影，抑扬顿挫的诵读，成为我们校园一道风景。30年来他一直在六安一中教语文，我读他古文韵味的来信是一种享受。我一面读书一面勤奋地写作，用稿费补贴生活。当我写的一篇介绍芜湖铁画的文章被英国广播电台采用，并汇来10英镑的稿费时，全班同学为我欢呼，我从银行取出那笔钱，给远在武汉的妻子买了一条羊毛围巾，，为自己买了一条裤子。然后和姚弼、罗立群一起去医院看望王纯才，他在篮球比赛中摔断了腿，已经治疗一个多月。我们将拄着拐棍的他拖出来，在新市口的一家小饭店里花5元钱点了三菜一汤和一瓶“弋江大曲”，举杯痛饮，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时期，进入文化复兴的时代。那几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生机，使人感觉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许多曾经被禁的书刊、电影片又重新开放，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法国影片《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交谊舞刚刚恢复，校园里荡漾着歌声，我们还自编自演了独幕话剧《心灵之歌》，它以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为背景，控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人民的抗议，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个独幕剧的油印说明书和剧照。许多许多新思想新思潮涌进校园：萨特的存在主义，武汉大学学生们编的杂志《这一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我们举行话剧《雷雨》的讨论，筹备编印小报《启蒙者》，我们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我的散文《蓝色的梦》在首届安徽大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优秀奖。

1977年，中国的冬天是温暖的。中断12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如冬雷惊笋，如春风绿岸，一代人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这次划时代的高考，最后只录取了22万人。3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与共和国的命运一起沉浮，成为跨世纪的的栋梁之材。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正是邓小平这位伟大的历史巨人，以惊人的胆识，力挽狂澜，将我们这些曾经被淹埋在荒冢中的洁白石子--------共和国真诚的儿女们，重新发掘出来，镶嵌在新时代大厦的廊柱上。

1977年，党中央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性变革的契机与先声。

我们正是这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的见证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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