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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的记忆
冯玉兰
每个人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它往往会给你的人生走向带来重要影响。四十年前那段上山下乡当“知青农民”的生活，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半时间，但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时时回想起来，总能从中体味到一些人生的感悟。
我是陕西商县中学初67级学生，1969年元月下乡插队时才刚满17岁。“文革”中，担任商县县委书记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让造反派关入“牛棚”，临别时都不能来为我送行。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我，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家，只觉得前途莫测，内心一片冰凉。
数九寒天，我们坐的大卡车出城后摇摇晃晃地往西南方向开去，大约走了70里地，才到了我们插队的地方——商县杨斜公社。“杨斜”这个地名古怪，后来我才知晓，这里原名叫作“杨家斜”，一是因为最早在此定居的望族为杨姓，二是因为它位于秦王山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故而才得此名。杨斜山多，但不缺水，南秦河穿境而过，当地老乡称之为“乳河”，形容这条由秦王山流出来的河水甘甜清冽，如母亲的乳汁。用现在的眼光看，杨斜应当是一块山青水秀的地方，但当时在我眼里却是一片穷山恶水，因为我的心境简直糟透了。
我和另外四名同校不同级的女生被分到一个队——联星大队（北槽村）第四生产队。她们是高67级的何坚、刘淑娥，初68级的刘政菊、段小云。五个人中我年龄最小。开始，我和段小云住在社员王韧家，村上人都叫她“韧姐”，我们叫她姨姨，她的大女儿叫全淑玲，比我大两岁，待我如同亲姐妹，我们就挤在一个大炕上睡。一个多月后，我们五个知青才搬到一起集中居住。那是队上新盖的四间大瓦房，原是准备做大队部办公用的，由于我们到来没地方住，才临时决定改为知青宿舍的。这件事让我对大队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王保珊有了一丝好感。王支书家就住在大队部附近，他的妻子叫李桂英，很快就和我们熟络起来，平时经常到我们“知青户”来串门，还隔三岔五地给我们送些酸菜之类的好吃的，我们叫她桂英姨。每逢想家的时候，都愿上门去找桂英姨拉拉心里话。
记得第一次去支书家，看到他家墙上镜框里的照片，有几张是保珊支书穿军装照的，而桂英姨也是一副城市人的时髦打扮。后来才了解到，保珊支书当过解放军，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在省地质测绘部门工作；而桂英姨原是西安某国防工厂的工人，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夫妻双双回到保珊支书的老家落户当了农民。回乡后，公社让保珊担任大队支书，他工作出色，到我们插队时，他已经是连任了七八年的“老支书”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俣珊叔和桂英姨也是一对“老知青”啊！和他们比起来，我感慨万分，当年他们舍弃了拿工资的“铁饭碗”，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毅然决然回到山村务农，他们所吃的苦肯定比我多得多。但他们毫不报怨命运的不公，在这穷山僻壤开辟出人生的新天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榜样，也仿佛窥见前途的曙光，振作起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插队的日子是清苦的，队上多为山地，本来独具发展林副业的优势，可在当时“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种植产量很低的玉米、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上，一个劳动日值才一角几分钱。社员常年以包谷糊汤为主食，偶尔能吃上一顿酸菜糊汤面，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我们女知青一天只挣七分工，况且山里的妇女除农忙外，一般都不上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我总是跟着男劳力一起出工。那时，保珊支书可能也是想让社员经济上稍稍宽裕一些，便偷偷揽了给商洛地区化工厂加工炸药箱的副业活。须知，这在当时可是要担“走资本主义道路”罪名风险的。这活首先要上山伐木，是重体力活。我们女知青和男社员一样，上后山扛树，爬五六里的山路，肩扛一根七八十斤重的圆木，一口气扛到乳河岸边。放入河中，让一根根圆木顺水飘至下游十里处的麻池河村，用水带锯解成长长的木板。然后我们再把流着水的湿木板背回来，背回村后过秆按斤两记工分。记得我曾扛过百十斤重的木板，一路也无法休息，到村口过河时，感觉眼睛都看不清了……放下木板，才发现肩膀磨破了，脚也打了泡，但队上给我记了十分工，而且是女劳力里面最高的，我心里乐滋滋的。
山乡吃的困难，烧的也困难。我们几个女知青，常常结伴背着背篓，到后山去搂松毛（落下的松针），背被社员丢弃的松技，回来当柴烧。记得69年冬的一天，雪下得很大，我们没柴烧了，就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山坡拾柴。一路行走非常吃力，到山上已热得汗流浃背，口渴难忍，便拽一根山坡上丢弃的包谷杆，连同上面的冰凌就啃了起来，吮吸着残存的甜汁。风雪中我抬头一看， 小云同学竟然热得只穿着一件三个手绢做成的顿顿（无袖小内衣）站在风雪中啃着包谷杆。彼情彼景，象刀子一样刻在了我的心上，现在回想起来，辛酸之余也不乏几丝快意。
就这样，经过艰苦磨练，我不仅学会了生活上自理，而且还掌握了插秧、打连枷、耱地、担担子等一系列农活的本领。柔弱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尤其是思想渐渐成熟起来，“学生气”少了，懂得如何面对人生的磨难了。毋庸讳言，这一切，无疑对我至今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大概应了那句老话：“好人命运多舛”。一天傍晚，村中忽然传来桂英姨焦急惊恐的呼喊：“建琪、建琪，你在哪儿？”建琪是保珊叔和桂英姨的老三儿子，当时才三岁多，一个人出门玩耍，跑得不见了。这下可惊动了全村的老少，我闻讯丢下手中的饭碗，跑出门来一边安慰桂英姨，一边和乡亲们帮助四处寻人。找了大半夜，终于在村头水渠里发现了建琪的遗体，大概是贪玩失足落水溺亡的。这件不幸的事对保珊支书打击很大，四十岁出头的他头发白了很多，但他并没有趴下，依然没明没黑地带领社员修梯田、建学校、建水磨、修桥筑石坝……工作起来啥也不顾。过度的劳累,使他落下了一身的病痛,严重的病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1996年月10月病逝时才66岁。那时我已调到西安工作，没有赶上回去给他送葬，至今仍感到非常遗憾。
1970年6月我被首批招工回城，临走时，保珊支书语重心长地说：“娃呀，走到哪也别忘了咱山里人，回去问候你爸你妈，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看看！”第二年，当了工人的我果真回杨斜了一趟，看望了保珊支书、桂英姨、众乡亲及还留在农村的插友们。此后，2000年、2004年又回去过两次。特别是2004年那次，至今历历在目。改革开放以来，杨斜发生了很大变化，县上准
备把这里打造成旅游度假生态区，计划重建人文景观松云寺。老知青们闻讯纷纷解囊赞助，那年我也专程去捐了钱，算是为家乡“第二故乡”尽点绵薄之力。桂英姨和王韧姨听说我要来，一大早就在松云寺门口等候，见面我们相拥而泣，说不尽的离情别绪，道不完怀念之情。
就在这一次回村，我才知道保珊支书原来还是朝鲜战场上的功臣——1953年6月的一天，他所在的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的车辆正准备通过一座桥，美国鬼子的多架侦察机俯冲了过来。他急中生智，不顾个人这安危，把步枪架在战友的肩膀上，向敌机开火。经过连续射击，终于将一架敌机的油箱打中，敌机爆炸坠毁，其余敌机仓皇逃窜。他的英雄壮举保护了部队和那座桥梁的安全，他却被敌机的碎片击中肋部留下了终身伤疤。战斗结束后，他荣立了三等功。这段经历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过，村里也很少有人记得，听了这段故事，保珊支书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更加高大了。
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那段难忘的插队生活就如在昨天。如今，“老三届”知青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那段蹉跎岁月已载入史册，但“老三届”知青精神却永远值得发扬光大。什么是知青精神？按我的理解，就是反思历史、反省自我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精神，就是讲良心、重感情、讲义气的精神。这永远是被我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已经激励我迈过了无数坎坷困境，还将伴我走完今后的人生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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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3/26 11:52: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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