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知青岁月》录------ 秦王山下的天井村

                     秦王山下的天井村

　　1968年12月20日，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商县中学的初中和高中66、67、68统称“老三届”的城镇户籍学生，全部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商县杨斜区的牛槽公社仅安排了4名学生，张剑英在西秦大队，薛立群和张建中在西桥大队，我被安排在商县牛槽公社西联大队第一小队即天井村插队。
　　天井村据距离牛槽公社有3里，据杨斜区有30里山路，据商县城100里，交通不便，进出山里的货物运输，全部要靠人挑肩扛。我下乡所携带的行李，是村里派专人到杨斜区挑到天井村。
　　天井村是一个有40户160多人的自然小村。村子靠近秦王山主峰，依山傍水，一条小河从村旁穿过。村对面的山沟里长满了一人合抱的松树林，村子后面背靠栎树林。据村上的老人讲，天井村的农民大多数是两湖移民。全村老少全部讲“客家话”。这个村平地少，坡地多，可灌溉的土地很少，基本是靠天吃饭。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个村还是比较好的。每个劳动日价值能达到0.40元左右，每人每年能分得近300斤的口粮。比起周边一些收入更低的村子，情况还要好。从这里也能体现出牛槽公社的干部群众给予知识青年的特别照顾。

                                 会战修梯田

　　初到天井村插队劳动，正值举国上下“农业学大寨”。牛槽公社组织上十个大队的强壮劳动力在毗邻的西联二队会战修水平梯田。当时山上和田间挂了很多红旗和标语，很是壮观。公社革委会主任卢启新亲自坐镇指挥，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地上无论是20多岁的后生，还是30-40岁的轻壮年，个个吃苦耐劳。120斤-130斤的担子，能轻松挑起来小跑。在商县中学读书时，每逢夏收和秋忙，学校也组织学生下乡劳动，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打钎，放炮，抬石头，垒石链这样的重体力活路。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作为工地上唯一的知识青年，也不能示弱。我深信别人能干的，我也照样能干，绝对不能给知识青年丢脸！一个多月干下来，8磅锤也能轮动了，特重的石头需要四人抬或八人抬的场子我也敢上。许多年轻人都愿意和我搭伙干活。
                                 天井村的春节

                                                                                                          一九七零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在天井村度过。之前，我的大弟弟印立仁从林岔河公社的金谷槽转到天井村插队。母亲带着我的小弟印小平和2岁的侄女印晓霞也从县城来到天井村。我们一家五口居住的是公社卫生所留下的三间旧瓦房。这三间房紧靠村前的小河，挑水洗衣十分方便。真有点“小桥流水，桃源人家”的景致。
　　西联大队支部副书记梁治全和天井村队长陈宣富听说我们要在村里过年，提早就给帮我们准备。特意安排给知识青年杀了一口肥猪，请村上做豆腐的能手帮我们磨豆腐。腊月二十八，我的父亲和大哥印存柱、嫂嫂赵莉也来到了天井村。
　　年三十晚上村里点火龙。火龙实际上是将上好的干劈柴交叉架起来，到年三十晚上零时一到就点起火来。火光照亮村里的天空，烤暖了围在火龙旁的每个人。预示新的一年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大年初一不出门，初二开始走亲戚。村上的长辈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纷纷邀请我们去他家一块吃年饭，喝年酒。这年的春节，使我感到真正成了天井村的第41户。
　　
                                     天井村的小木工

　　天井村是林区，家家门前有垒起来风干的上好木板。村里有一位姓刘的木工，手艺不错。当时的政策严格限制个人搞“副业”，有木工技术的村民也不能随意给其他人做家具，挣些零花钱。
　　我在1967年到1968年回原籍劳动期间，曾经跟随姓马的木工师傅学得一点技术，专长做门窗和桌椅家具，并且置办了成套工具。到了天井村，我的木工技术也有了用武之地。利用换工的方式，给许多农户做了当时最新式的家具和门窗。由于我用料节省，样式新颖，不收工钱，只换工分，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后来牛槽公社的综合厂还调我去做了几个月。至今，我做的家具在天井村还有保存。
　　
                                      山里的小喇叭

　　天井村没有收音机，更没有有线广播。组织居住分散的山民上工，生产队长要隔山高喊，或家家户户的满山跑，劳累和效率低下可想而知。
　　在商县中学读高中时，我曾经是航模和无线电爱好者，有利用电子元器件组装收音机和广播扩大机的技术基础。1970年秋季，在西联大队和天井村小队的支持下，我设法绕过计划经济的藩篱，特意到西安找熟人，搞到了一套上海产的收音扩音机和几十个电动陶瓷扬声器。村里组织砍树、栽杆、架线，十多天就使家家户户通上了小喇叭。从此，村民可以随时听广播节目，队长和村民也可以利用有线广播，互通音频信息。1999年我资助村里在梁喜民家安装了第一台800MH移动电话。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传达信息。
　　
                                    永远的财富

　　1971年3月招工返城，从此离开了养我二年多的天井村。进城后我先后在商洛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地区交通局、商洛汽车大修厂和陕西省电子信息业发展公司供职。天井村的村民只要进城，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坐坐 。村里有什么重大事情，也喜欢找我们商量。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都设法帮着办。几十年过去了，天井村的村民仍然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我们也始终把天井村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永远不能忘怀。
　　1992年在举国下海办公司的大潮推动下，我曾承办过中港合资企业、中日合资公司，股份制民营交通运输公司，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市场组织出口国有企业的滞销产品和富余产能，向国内推荐和引进急需的新产品新技术，为搞活国有企业，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扩大就业渠道，做了一些贡献。无论是当工人、当干部、任基层领导和公司董事长，无论是成功和失败，无论是企业盈利或出现亏损，无论是遇到诚信和遭遇欺诈，在农村插队劳动时所积累的曲折阅历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是激励我进取永远的财富。天井村不仅是我曾经劳动过的山区小村，更是我从此走向成熟和取得成功的起点。
　　2008年是知识青年下乡40周年，仅以此文献给一起插队劳动的同学，共同纪念那段已经过去又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挖掘和宏扬“老三届”知识青年特殊经历所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