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知青岁月》录------- 在林岔河的日子

      三年暂时困难之后的1963年秋，我小学毕业跨入了商县中学的校门，从我们这届开始是新修订的教材，师资也是最好的，同学们发奋地努力学习，校园里充满了朝气，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到了1966年春，阶段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文化革命的前奏开始，学校师生开始参与批判“三家村”的斗争，几个月后就停课闹革命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揪“走资派”、“牛鬼蛇神”、斗老师，学校里也分成几派，互相斗争，到1967年下半年又出现武斗知青岁月，一片混乱。后各地各单位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逐渐恢复正常秩序。面对大学停办、经济受挫、就业压力大的状况，中共高层对全国在校的几千万中学生，只有采取分流的方式，即农村户口的返乡，城镇户口的插队下乡，1968年底，以最高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为号令，开启了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元月7日下午，经过一路颠簸，我和二哥赵平昌到达林岔河公社，小队干部从公社把我们接到林华大队第六生产队，到村时社员正在抬石头修河堤，我们放下行李即投入劳动。住房安排在一位姓铙的老百姓家隔开的一间房，房子在一个涧塄上，房后就是长满松树的大山，涧下流淌着清清的河水，我们吃的水就在这条河里挑。林华六队是地处秦岭深山林岔沟里的一个小山村，山沟很狭窄，耕地全是坡地，而且很陡，春耕期间没有用牛犁地的条件，全靠人用镢头挖地，熟地用牙镢挖，生地要用板镢挖。距离远的地方，还要带干粮，中午不回来。我们和社员一起劳动，起初没穿草鞋，没扎缠子(绑腿)，不几天，解放鞋烂了，腿也被砸的伤痕斑斑。好心的社员说，上坡挖地不穿草鞋，不扎缠子是不行的，因为挖下来的土块石块涌到脚上腿上，草鞋和缠子是最好的防护措施。随后，我们也和当地人一样，脚蹬草鞋，腿扎缠子，肩扛镢头，腰插砍刀出工收工。干活歇伙时去砍柴，收工时背回自己砍的柴，阴天下雨时也学会了自己打草鞋，慢慢地也像个山里农民啦！
　　起初，队上给我定的工分底分是8分，由于我劳动肯出力，从没落后过，劳动时和社员谝东谝西，笑声不断，回城时常常替社员捎买东西，老百姓要写个什么，念个信什么的，我都在所不辞，和群众相处的很好。过了不长时间，队长在一次挖地的间歇提议把我的底分由8分提为10分，得到社员的一致同意。虽然只是涨了2分，但我的心里仍充满了成就感，毕竟是通过自己的实干和劳动，获得贫下中农的认可和肯定，从那时起，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全劳”啦。
　　转眼到了端午节，二哥先几天回家去了，我却没有回城。早晨刚起来，一个小青年硬把我拉到他家吃粽子，中午下午又是几家硬拉着我去赴宴。晚上回屋时，打开门一只脚刚踏进屋，脚下软乎乎的，拿起来一看，竟是几个粽子，面对此情此景，既意外又亲切，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个端午节，我被乡亲们浓浓的、淳朴的、厚道的情感所包围、所感动。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对身处异乡的异客，给予的朴实无华又饱含真情的关怀，确实令人难忘。
　　山里的重体力劳动是艰辛劳累的，那时，我们常常期盼天阴下雨，因为老天爷下雨就不用上工了，可以休息了，也可以看看书。但当年夏天的一场暴雨，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天早上就开始下雨，到中午时分，不停的大雨使平时只有一两个流量的林岔沟河水竟然变成满河的黄浊的大洪水了，估计有近百个流量吧。队长紧急动员社员抗洪护堤，堤外是全队仅有的一块平地，社员们冒雨用木桩、树木防护着快要坍塌的河堤，危急之中，一名30多岁的青年农民被洪水卷走，只露了一下头就再也没影了，几天之后在十多里外的李家湾大河里才找见尸首，后来那位社员的追悼会的悼词是我写的。那段时间，目睹灾后被冲垮的河堤，被摧毁的良田，被洪水夺取生命的惨状，全村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面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我们又惧怕天阴下雨了。现在看来，在当年“以粮为纲”的时代，无节制的毁林开荒，水土大量流失，加剧了洪水灾害，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也是原因之一。
　　下乡时的交通条件是很落后的，县城到杨斜没有班车，每天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辆车去杨斜送货拉木料，知青家里有自行车的也不多，徙步步行是我们知青的一个基本功。从县城到我们林华六队号称80华里，我和二哥多次徒步往返。从县城往林岔河走和从林岔河到县城，心情是决然不同的。记得每次回城时走到杨峪河时，顿觉川变宽了，山变低了，眼界开了，虽然离县城还有10多里，但心情舒展多了，甚至感觉不到累了。后来搭便车、扒车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去杨斜的车多是从县城拉百货用品，返回时运木料。在老汽车站(现在的市工商银行家属院)对面的搬运站是装百货发车的地方，由于担心百货用品的安全，司机一般不同意闲人上车，也就很难在此搭上车。我曾和在麻池河插队的胡德川同学徒步走到杨峪河时，爬上一辆去熊耳山煤矿拉煤的车在金陵寺下车，随后我俩翻山越岭，他在插队的岭西沟大队到达，我则继续前行，到林岔河时已天黑多时了。我们后来返城，多是到当地的木材组搭乘拉木料的车，一些好心的司机经木材组的人介绍便让知青爬到车上边去，装木料的大卡车都是前高后低，上到车上的人都要用手牢牢拽住捆木头的粗绳或木料，遇到车过便道、走河道颠簸的地方，则更要把好把牢，以免摔下来。也常遇一些司机不愿捎人，而我们执意要搭车的情况，只好强行扒车了，司机发现了把我们撵下来，但当司机返回司机炉的瞬间，我们又敏捷地扒上去了，有时竟这么往复几次，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严重违犯交规，不顾生命安全呀！还有一次，从林岔河徒步返城，走到杨斜街上见一辆装有木炭的卡车停在路旁，想方设法扒上了车，车行一路到县城，虽然个个是个三花脸，全身上下脏兮兮的，但仍庆幸搭上了便车，节约了大半天时间。
　　大约是下乡一年后的1970年夏天，林岔河公社来了位年轻的公社书记王德升，他十分关心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他的提议下，全公社的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都抽调我们知青参加，像清理阶级队伍的外调、推广“红薯下蛋”、“斩断梁子岭，造田百亩”的大型农田基建、修建南秦水库、新修杨峪沟公路等，都抽调知青担当一些管理角色。清队时我参与过一些外调，推广“红薯下蛋”工作，我搞过宣传和下队检查。修建杨峪沟公路时，我当过一段材料保管员。修建南秦水库时，我担当林岔河公社民工灶的伙食管理员，和几十名民工住在杨峪河房湾大队的一个民房里，我睡的床是一个比我身高还要短的板柜，每天睡之前总要在柜子的另一端用萝筐支一块板才行。条件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我又特别喜好这种充满激情的集体生活，想方设法调剂饭菜花样，让民工们吃好吃饱，和民工们相处的很友好，和做饭的炊事员协作的也很融洽，感到很充实。王德升书记还到水库工地、民工驻地看望过我们，大会表扬我伙食管的好，是个实干家，那时我管的民工灶在杨斜区五个公社上下评价是最好的。
　　上山下乡使我们这些过去在城里生活的小青年，一下子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和最贫困的中国农民朝夕相处，劳作生息，面对艰苦的环境，说实话当时也很迷茫，那时宣传的口号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真不知在农村要呆到何时？记得后来一位同学风趣地说，我们上山下乡不像现在干部下乡蹲点，挂职锻炼是“有期”，我们是“无期”呀！但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农村生活的确磨炼了我们老三届人，使我们对中国国情有了最直接的接触和深切的了解，让我们休味到了农村生活的原汁原味，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让我们感受了人间的真情。从那个环境走过来的老三届人，大都修炼出了勤劳勤奋，实干苦干，节俭朴素，实事求是，联系群众，重情重义，体贴民情的优秀品质，在尔后的工作岗位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默默地劳作着，为社会奉献着。
　　1971年春，我被商洛地区水泥厂招工，又跨入了工人阶级行列，随后又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1995年，我从商洛调入西安，虽然几经变动，但我永远记忆着上山下乡的岁月，心中珍藏着老三届人的那段经历。那个年代，虽然我们失去了许多，但在人生的阅历上，上山下乡给我们留了一段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烙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获得了一笔精神财富，并终生受益，但愿这些仍能激励我们的未来，并传承给后代。
　　
                                                商县中学初六六级甲班　　
　　                                  插队地点：商县林岔河公计林华六队

那个年代，虽然我们失去了许多，但在人生的阅历上，上山下乡给我们留了一段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烙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获得了一笔精神财富，并终生受益，但愿这些仍能激励我们的未来，并传承给后代。
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