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歌谣
我的知青生活（过春节）
在乡下的那几年的春节，上级都要求：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可是，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了一年的知青们，哪一个不盼望能在家中和父母团圆，那一个不盼望能在家中吃一顿香喷喷的年饭。在平时，如果回家勤了，父母要吵，兄妹要给白眼。那都是口粮少闹得。只有春节回家，才是天经地义。吃起来才理直气壮。
因此，只要大兵团平整土地的红旗一收，生产队一说放假。知青们就扒车的扒车，拦车的拦车，逃票的逃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蜂拥的回到城里的家。
只有76年春节例外。那年是春季招兵。节前，接兵的已到县城，初三就要体检。冰天雪地，往返不便。在农村被煎熬了3年的男知青们是不会放过在当时这唯一能改变命运，脱离苦海的机会的。我们几个小伙子也不得不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也是终身难忘的春节。
寒冷的冬天，对于当时的农民朋友，首先要解决的是“火”。在广褒的中原大地，烧火做饭的燃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麦秸和玉米杆除了留一点喂牲口，其余的全部都变成沤粪的原料。因此农民朋友要借春节放假的前两天搭帮结伙到50里以外的密县境内的土窑上去拉煤。我因没回去过节，也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去的时候，生产队派一头小毛驴作车头。十多辆架子车一辆连着一辆。在凛冽的寒风下任凭小毛驴慢达似游的走着。连接车厢的人们崴在车内一动不动，似乎被冻僵了。回来的时候车队更是壮观。遇到顺风，每辆车上两只竹竿支起一块床单，在茫茫雪海中前进。就像大海中行进着一队古老的帆船。晚上就住在“干店”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干店”。两间土胚房，一个土炕。交5分钱，给一碗白开水，泡一个冻得掰不动的窝头。在没有一点热气的土炕上猫一宿。回到村庄，再壮的汉子，也要脱层皮。
那年月，社火、庙会都作为“四旧”被破掉了。真正像过年的样子的，就是杀猪。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喂了一年的猪也够称了。（那时生猪收购标准是120斤，农民对喂肥的猪叫“够称”）可是，这猪他们是不舍得吃的，也是不能随便吃的。喂成的猪要交給国家，以换取一年必须的金钱和春耕急需的化肥票。在我们条件比较好的大村，公社特批可以杀一口猪。杀猪的架子直起来；杀猪的大锅烧起来。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像祭祀一样都围在旁边。我在那时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累得跟吹猪似得”、什么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一百多斤的猪肉，四百多人的村庄。每人分不到二两肉。猪鬃是杀猪人的酬劳。五脏是属于被杀之猪主人的。因为这家主人是拿不到现钱的。只有到秋后决算后，农民朋友才拿着钱或粮食去结算已经吃了大半年的肉钱。
除夕夜，我们几个留在村子里的知青，用分得的一斤肉加上两颗大白菜，顿了一大锅。一斤玉米酒，把我们喝的晕头转向。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没有鞭炮、甚至没有电。一个昏黄的小煤油灯在我们眼前跳着。只有呼啸的北风刮得窗纸哗哗作响和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我们的情绪沮丧到极点。
我突然想到一个去处。那是一个只有村里的精英们才能去的地方。牲口屋。我来到牲口屋，果然，队长、小组长、和几个壮劳力都在那里。他们围坐在一个燃烧着的大树根旁。一个马灯高高的挂在梁上，被满屋的浓烟遮住了它应有的光亮。他们饱经沧桑的脸被柴火照的黑明，被烟熏的直流泪的眼中，透出对来年艰难生活的迷茫。只有嘴角一闪一闪的烟袋锅，还透漏出生命的气息。我挤个地方坐下。听着队长担心来年春耕化肥还没着落。听着仓哥雄心勃勃的建房娶媳妇计划。听着冯大爷又在讲他跟刘伯承南下的故事。听着吴大叔在讲他走南闯北吃的最好的就是“芥疙瘩炒肉丝”。就这样，我和农民朋友渡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守岁”。
大年初一，分给我们的肉头天就吃完了、煤火也灭了、柴草也被雪下湿了。正当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老支书来了，让我们到他家吃饺子。我们半推半就来到他家，每人一海碗饺子，萝卜馅的，几乎没有肉。
大年初二，生产队长来了。让我们到他家吃饺子。同样的碗，同样的馅。
初三、初四、初五······一直到十六。我们每天被不同的乡亲们请到家吃着几乎一样味道的饺子。
现在，各种花样翻新的饺子，都不符合我的胃口。只有白萝卜大肉馅的饺子，才能让我吃的肚子滚圆。
十年前的春节，我又回了一次我下乡的地方。农民朋友用七碟八碗招待我。我说我就想吃萝卜馅的饺子。急的嫂子团团转。她说：我们多年都不吃萝卜馅了。
我虽带着遗憾离开了村庄，但思念将伴我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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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8/6 9:4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