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药 野 鸡
东哈力浅周围的地形地貌兼具丘陵、草原特征,是一些小型动物繁衍生存最理想的地方,兔子、狍子、野鸡、沙鸡、狐狸、狼等动物非常多,尤其是野鸡、沙鸡都是成群出来觅食,人在田边地头行走,经常会被突然从身边草丛、庄稼地里飞出来的野鸡吓一跳。一到冬天,村子周围,庄稼地里和山边树丛里布满了野鸡、兔子脚印。若在山上行走,经常可以看到一堆一堆的动物骨头和皮毛等,社员们说这是被狼吃剩下的狍子骨头。
莫旗土产公司收购野生动物,记得一对完好的野鸡(一公一母)的收购价是两元五角,一只狐狸或一张狐狸皮三十元。当地农村有些兼职猎户,他们除了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还利用农闲时间打猎,收入不菲,这些人家里的生活自然要比其他社员好一些。东哈力浅有一C姓猎户,有一支铁砂铳,养了两只细狗。他经常在生产队收工后扛上枪,带上狗,到村外转悠,个把小时就回来,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最少是打只兔子野鸡什么的,是村里的一号炮手。据别的社员说,他一年里要用小牛车往土产公司送好几次野货;他的那两只猎狗,就值800元钱。800元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生产队的饲养员老孔头,冬天时头上戴一顶狼皮帽子,是他拿一把牛角刀和狼搏斗,把狼打死,做了一顶狼皮帽子,村里的小青年和我们知青,都非常敬佩老孔头。
东哈力浅的知青生活非常艰苦,不是缺粮就是没柴,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们的体力入不敷出,长此下去,怎么坚持接受再教育?知青们填饱肚子、改善生活、增加营养的愿望十分迫切。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猎户们的打猎成果启发了我,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到东哈力浅的第二个冬天,开始想办法向大自然要食物。没有猎枪,没有猎狗,“打”猎是行不通的,有人向我建议:用毒药药野鸡。
我花五元钱买了一块金鸡纳霜(约鸽子蛋大小),找了一些颗粒比较大的新鲜玉米粒,自己做毒饵。首先用小刀把玉米脐抠下来,再用磨得锋利的抠耳勺把玉米粒里的淀粉从玉米脐的洞里抠出来,留下一个空壳,用金鸡纳霜把洞填满,再用玉米脐把洞口堵上,外表基本看不出缝隙来。这样,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搞四、五粒,我利用休息时间搞了一个星期,将近有七、八十粒,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待用。
药野鸡必须要选大雪过后,野地里一片雪白,野鸡在农田、树丛附近寻找植物果实,这时它们就很容易看到裸露在黑土地上的玉米粒。在一场大雪后的第二天傍晚,我和村里一个叫王二小的十多岁的男孩扛上大扫帚和铁锹,带上毒饵,在东哈力浅村东边离村子一华里左右的地方,选了一块野鸡脚印特别多的种过黄豆的地,用大扫帚、铁锹把地上的雪清掉,露出黑土,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把塞满毒药的玉米粒肚脐朝下,光面朝上,均匀地放在黑土地上。当时虽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但我们两个人都累得直冒汗,估摸着若有野鸡群飞过来的话,能放倒一大片。
当晚我连瞌睡都没了,琢磨着野鸡肉怎么个烧法?是不是挑一部分外观好的卖给土产公司?过几天再搞一次,下药的地点选在哪里等等,十分兴奋。第二天上午,叫上二小,拿了两条麻袋,一根扁担,(准备用来装运野鸡),赶到现场。到现场一看,两个人都傻眼了:地上一只野鸡都没有!满地都是野鸡脚印,所有的毒饵都被吃光。我和二小象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一点精神了,又奇怪又气恼。我们找遍了方圆百米之内的垅沟、草丛,没看到一只野鸡,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分析:现场除了我们的脚印以外,没有别人的脚印,排除了野鸡被别人拿走的可能。毒饵肯定是被野鸡吃了,野鸡吃了毒饵当即没有死,离开了现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我买的金鸡纳霜是假的或过期的。二、药性发作慢。由于制作毒饵时,用玉米脐子将放毒药的洞眼堵上,在地里被严寒冻硬,野鸡吃进去,一下溶化、吸收不了,当时没有被毒死,都飞跑了。
我和二小灰溜溜地回到村里,不敢声张。但社员和知青们还是知道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社员和知青中传为笑谈。
11. 偷 柴
1971年春节过后,天气仍然很冷,我们储备的柴火快烧没了,同学们都很着急,没有柴烧,冬天是过不去的。大家一商量,决定去偷柴,为了生存,我们只能不顾一切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自己队山上的树不让砍,就在其他队的山上打主意。听说前兴山山上的树挺多,离家不远,是偷柴的首选目标。于是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在社员家借了两把大板斧,选了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在生产队套了一辆车,由郭庆保赶车,青年点在家的人全部出动,进山偷柴。
出了屯子,我们借着月光,顺着山沟向前兴山方向前进,当时已值初春,虽然满地白雪,但已开始刮南风。爬上前兴山的南山,看到前兴山村里灯火点点,远远传来狗叫声。果然他们山上的树比我们东哈力浅山上的树要高大,长得密。由于天气寒冷,树已冻脆,只要用斧背一打或用脚一踹,比胳膊粗的柞树就在树根部断下来,根本不用斧刃砍。我们正干得欢,忽听到山下前兴山村呼声大作,狗叫声、马蹄声响作一片,可能我们被他们发现了。不一会,他们的社员从山下冲上来,还有一部分社员骑马从侧、后面包抄过来。我们一看快被包围了,立即叫女生们和郭庆保赶车先跑。好在只装了半车柴,郭庆保赶着马车顺着山沟向下冲,很快回到青年点。山上的我们,被他们的包围圈压缩得越来越集中,这时王吉林发现对面十多米处的树丛后闪出一个人,快速向他走来。王吉林是近视眼,眼镜上结了一层薄冰,没看清来人是谁,就走近那人,说:“你磨蹭啥呢,还不快跑!”对方说:“你跑不了了!”王一听不是我们的人,调头就跑,可已来不及了,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几十个社员手拿洋叉、猎枪、刀斧把我们7个人围在山头上。我们7个人一字排开,手里横握大斧,站在直径8、9米的包围圈中。(事后才知道,几个女生根本没撤,只是隐藏得好,没有被发现,被隔离在包围圈外面)。
首先,他们要缴我们的械,叫我们把手里的大斧丢在地上,我们不丢。叫我们到他们队上去,我们不去。就这样,杀气腾腾地对峙了半个多小时。但毕竟我们是偷柴,最后我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偷他们山上的柴,若再偷,拿我是问。就这样,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放开包围圈,我们一个不少地回到了青年点。一次安排周密的偷柴行动,就这样失败了。第二天,前兴山的队长到我们队反映情况,原来昨晚他们正在队里学习黑龙江省(莫力达瓦旗从1969年7月起曾一度归黑龙江省管辖)革委会关于封山育林的文件,研究制定制止乱砍滥伐的办法,结果让我们撞在了刀口上,怪不得他们的行动那么迅速有力。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一个锅里抡勺的亲密战友。
12. 做 酱
莫力达瓦旗是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一年之中有半年要穿棉衣,从早到晚穿单衫的日子只有个把月。农作物生长季很短,一年之中也只有夏末到秋能吃到新鲜蔬菜,冬天可以吃到储存的大白菜、萝卜、土豆、大葱等,而整个春夏两季主要靠酸菜、咸菜、大酱、粉条佐饭,所以在当地人的家门口,一口酱缸是少不了的。
1971年春天,储存在地窖里的蔬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一缸酸菜已吃光,咸菜也告急,还有几个月才能接上新鲜蔬菜,怎么办?总不能天天用盐水配饭吧,于是,我们决定做豆瓣酱。
做酱比醃酸菜、醃咸菜都难,我们请本队车老板陈景发做指导。陈景发待人忠厚,我们知青称他老陈大哥,有事求他,只要他能办到的,都会答应。年令大概比我大五、六岁,但却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人称“陈大力”。他不但力气大,还有一身骑马的好功夫,不管什么马,只要他陈景发的手能摸到,没有骑不上去的。
做酱那天,我给陈景发当下手,首先是煮黄豆,把洗干净的黄豆倒进大锅里,加够水后,大火猛烧,黄豆煮得越烂越好。怕把水烧干,续了好几次水,大约煮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听到他说“别烧了,再闷一会儿就行了,”我才把怕烧过头的担心放下。这时陈景发捋胳膊卷袖子,用锅铲在锅里捣了起来,因为黄豆煮得虽烂,豆瓣还是整个的,要把大部分豆瓣捣碎才行。锅上热气腾腾,他一边捣一边擦汗,我怕汗珠掉进锅里,就说:“你一边擦汗去,我来捣。”接过锅铲耍了起来。
豆瓣捣烂,接下来是做酱块子。陈景发用手在锅里挖出一团豆瓣,在桌子上摔了起来。最后把那团豆瓣摔成1尺长、半尺宽、半尺高的酱块子。于是我又学他,做起了酱块子。摔着摔着我突然想起来,人说某某是“酱块子脑袋”,现在才明白,意思可能是说某某人的脑袋长得有棱有角,近似长方体形状。做好酱块子,码在男生宿舍南炕的炕头上,让它受热发酵,这第一道工序就算完成了。
两个月后,干裂的酱块子里长了绿毛,弄得男宿舍的味道越来越不好闻。这时可以做酱了,于是同学们把早已准备好的那只大水缸洗了个干净,根据陈景发的要求,摆在屋外光照好的地方,把弄碎的酱块子放进缸里,加上盐(黄豆、水、盐的比例现已忘记),把烧开的水倒进去,这第二道工序很简单,很快就完成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捣酱,就是反复地用酱耙子在酱缸里捣,使干硬的酱块子溶化,和盐、水溶和。所谓酱耙子,就是用一块巴掌大的木板,垂直安一个把子,以便手握着木把,在酱缸里上下捣。只要同学们有时间,谁都会去捣几下。为了让缸里的酱接受更多的太阳光热,晴天要把酱缸上的盖子拿掉,用纱布把缸口蒙严实,不能让苍蝇进去。下雨天要盖好缸盖,不能让雨水进去。可是这一来二去,就给苍蝇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当陈景发宣布“你们的酱可以吃了”的时候,酱缸里的蛆已有一公分长了,这时,陈景发已是黔驴技穷,对付酱缸里的蛆,他没有办法,尽管他是大力士。
更让我上火的是,我们知青点没有围墙,从门前路过的人,谁都可以“参观”我们的大酱。有一天一社员揭开缸盖,看到里面的蛆,大叫:“你们老浙真能整,你们这是做酱还是养蛆啊?”这时陈景发正好在我们屋里,马上顶上一句:“东北人谁身上不长虱子,谁家酱缸没有蛆?”看蛆在酱缸里一拱一拱地蠕动,的确让人恶心。怎样才能消灭这些蛆呢,我搜肠刮肚地想办法,最后想出一个每个人都知道该这么做的“好办法”:吃酱的时候,用筷子把蛆挑出来。轮到谁做饭了,到酱缸里舀出一碗酱,粗枝大叶地挑一挑,倒在锅里烧一下,于是,一碗喷香的炸酱上桌了。
没多长时间,一缸酱就吃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