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古大哥是大我一轮的兔子，生于1939年。
他记事的时候，中国已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她的奶奶是被伪军用刺刀捅死的，当时日本人在场。因此，刘大哥直到现在也恨着日本人，更恨替日本人办事的人。
有一次，他说如果他当选国家主席，就任命我当总理。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往日本扔原子弹，然后他就宣布下台，剩下的事让我去处理。
日本人如果买他的画，他就把画价抬得高高的。吓跑了买主，他也不让价。有人劝他降降价，能把钱赚到手不挺好的吗？他说，给日本人让价，他就不是奶奶的孙子。
沦陷时，刘大哥的爸爸担任着唐山陶瓷厂的总经理，由于暗中资助抗日的人，几次被抓进宪兵队受到拷打审问。因为嘴硬，同时也由于日本人抓不着实际证据，加上有人作保，他几次都被营救出来了。
日本人投降后，在国共争斗那几年，刘大哥的爸爸暗中资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因此解放后，把刘大哥的爸爸定为是爱国进步人士，成分划成旧职员，没定为资本家。
刘大哥小时候，父母发生了婚变，他父亲跟北京一个知识女性结婚了。但是，后母对她很好，解放后把他接到北京读书。在北京念书期间，他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美术，二是吹奏乐器，三是武术。
有一次我和原北京画院院长聊天，那位院长跟我说：“刘西古的拳脚功夫可是了得，那是1969年的夏天，我坐公共汽车上班，正遇上四个流氓调戏一个漂亮女学生。刘西古上前制止，那四个流氓掏出刀子就扎他。我也没看清楚这刘西古是怎么打的，反正不一会，那四个流氓全被刘西古给打趴下，倒在车上起不来了。到了站，刘西古带着那个姑娘下了车。我当时还纳闷呢，这刘西古不是画画的吗，从哪学来这么一手高强的武功？”
我问刘大哥有没有这么一段动人的英雄救美事迹，他说有。我问，那姑娘呢？他说，下了车他就让那姑娘走了，根本不知道人家的去向。我说，换了是我，我可得问出她是谁，家住什么地方，跟她演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戏。
刘大哥说，我那时已经跟你大嫂谈恋爱了，眼睛里没有别的女人。
我心里说刘大哥一句：“傻瓜！”
刘大哥从北京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专业对口的单位。但是，此时他的笛子吹奏水平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时，他吹笛子得了北京市业余器乐演奏大赛第一名。一时间，名声大噪，那两年，北京电台、中央电台反复地播放他演奏的曲子。1964年他被彭真市长亲自点名，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市文工团，成为该团笛子独奏演员。
“好景不长，”刘大哥说，“我在团里才干了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彭大爷被打成了黑帮。咱每天就知道吹笛子、画画，不懂政治。可是打倒彭大爷咱想不通，因为他平时给我们讲的，全是革命话呀。造反派让我交代跟彭大爷的黑关系，我说我俩没有黑关系，彭真一见我就让我好好地吹革命的曲子。他们看我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后来就懒得理我了。
“北京文工团是彭大爷指示成立的，当然也就必须解散了。解散后，由于我的笛子吹的就是好，他们把我分到了北京市木偶剧团，还是当独奏演员。彭大爷是好人，后来打倒四人帮，他解放了。多可惜了啊，那么有本事的人，整整坐了十年大牢！后来，他一过寿，我就给他画寿桃送去，不是咱巴结他，老人家对咱有恩，咱得念着报呀。你信不信？咱中国的领导人要是都像他对老百姓那么好，这共产党就垮不了。”
文革期间，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来讲，画画要比演奏乐器的生存风险大。当时的美术工作者，特别像刘大哥这样，学习中国传统人物工笔画和花鸟画出来的画家，几乎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那时可以画的题材都被局限在歌功颂德和所谓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主题里。画别的，弄不好就被扣上“表现四旧”和“宣扬封资修”的帽子。
“那个年月，我那敢画佛像啊？可是在过去，画佛像、画菩萨，画宗教题材的画却是我的专长。”刘大哥说，“我那时画画，也画四君子，就是梅、兰、竹、菊，都被厂家采用过，印在被面、床单、暖壶皮儿和痰盂上了。当时画一幅独立的传统花鸟，题款时要特别小心。你比如说我画梅花，就题上‘梅花喜欢漫天雪’。画菊花，就题上‘战地黄花分外香’。画葡萄，就题上‘硕果累累’，不是毛主席讲的话，就是跟运动成果沾点边，反正不让人抓住我的辫子就成。”
既然画画如履薄冰，有的画还干脆不能画，刘大哥就下大力气练吹笛子功。牛皮不是吹的，可笛子就得靠吹，靠的是真本事、硬功夫，吹得好不好，靠比，是第二，就成不了第一。刘大哥就是靠真功夫，被调入了所谓的“样板戏团”，成为了《沙家浜》剧组的笛子独奏员。现在老点的人都回忆一下，样板戏电影《沙家浜》开场时不是有一大段悠扬的笛子独奏曲吗，那就是刘大哥演奏的。
说起这段经历，刘大哥老提起一个人，此人姓于名会泳，是江青的山东老乡，也是这个恶女人的红人和打手，残酷地迫害过文化界的干部和群众，当过九大、十大代表，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四人帮”完蛋后，他服毒自杀了。
刘大哥说，于会泳懂音乐。当时，为了搞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最突出的问题是，传统的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不配套，其中，中国笛子发出的声音,死活就配不上现代交响音乐。于会泳跟刘大哥说，咱们想想办法，准能制出配套的笛子来。
于会泳带刘大哥跑到乐器厂，挑出了100根不同长度和粗度的笛管，再带上厂里的工人回到样板团，一个笛子一个笛子地打眼，然后配上交响乐一个一个地试吹，终于找到了能配上交响音乐的标准笛子。
刘大哥说：“于会泳绝对是个音乐奇才，如果他不往政治上乱搭顾，最后的命运也就没有那么悲惨了。”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老是处理不好政治与学问的关系，当二者同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往往以为孟子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机会来了，从而择前弃后。
看来，当官的诱惑远远大于做学问的诱惑。可是他们往往忘了，政治才不是他们精通的学问呢。不能否定，在中国历史上，弃学当官，有个别成功的，但绝大多数是不成功的。他们最后的下场，不是感慨东门犬，就是怀念华亭鹤，皮之不在，毛将存焉？靠山一倒，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李斯如此，陆机如此，于会泳也是如此。
1976年10月，不得人心的“四人帮”被一举抓获，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在事实上结束了。坚冰虽是慢慢解冻的，但当时，中国文化人都知道，春天要来了。刘大哥本来就没扔下画笔，他又开始画起了他拿手的工笔佛教人物画 。赵朴初老人跟他说：“西古啊，现在全国也找不出几个能画佛像的人了，你要抓紧时间画出来，别让这门古老的艺术断了线。”
西古大哥没让老人家失望，没两年工夫他就把能画出来的佛教人物都画出来了，并捐给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老一幅一幅地观看，嘴里不停地说：“画得太好啦，画得太好啦，这是大功德啊，西古！”看完了画，老人家立即亲手题书，给西古大哥留下了感言。
过了一年，香港佛教界用重金请过去西古大哥画的12幅佛像，在港澳台地区出了一本当年的新挂历，发给广大善男信女。行中人士说，在这类宗教工笔人物画中，至今还没见有谁的画技能超过刘西古 。
我了解刘大哥，他对政治上的是是非非搞不大清楚，也从不去深究。他对待政治人物，是以“那人好不好得看给没给老百姓做过好事”这样简单的标准来做判断的。对彭真如此，对华国锋也是如此。那两位老人每过五年过大寿时，刘大哥是一定要带上他画的大寿桃，去登府祝寿的。
“那个老人好啊，” 西古大哥一说起那位曾在中国当政三、四年的华国锋，准是这句先开头，“他一见我，就久久握着我的手不撒开。老人家喜欢我画的桃，过寿期间，那桃就挂在客厅墙上，谁去祝寿都看得到。兔子你说，他当时不下令，那‘四人帮’还要祸害咱中国多久？不就从他那儿开始，新时代才来的吗？给咱老百姓做过大好事的人，咱可不能忘了人家呀。”
张学良将军100岁寿诞时，政府的有关方面请西古大哥画了一张大幅的寿桃，精裱后，作为国礼派专人送到住在美国的张将军府上。那位百岁老人展开了那幅画，看得喜不自禁，立即叫人挂好画，在画前留影。他再三叮嘱来人给刘大哥捎话说：“请转告刘西古，我太喜欢他的画啦。有了这寿桃，我张某争取活到100岁以上，回祖国去看看，也去看看刘西古。”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于2001年10月14日仙逝，整整活了100年又4个月，他生前没有实现跨越太平洋，回到祖国看望的愿望。
“兔子，你好好留着这张照片，”西古大哥送我翻拍的，张学良在寿桃前的合影照片时说，“记住，咱们写字画画的人，就是要给好人送字，给好人送画。”
邓公小平也是长寿之人，他过90，91岁生日前，有关方面都请刘大哥画了寿桃，送去给老人家贺寿。这位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的世纪老人去世时，一向很迷信的刘大哥人难受地说：“哎，90、91岁有寿桃吃，92岁没吃，人不就走了？要吃上了寿桃，不就能到香港主持回归典礼了吗？”
某国家领导人去世，我见过的，除了政府组织的以外，老百姓能成群结队自发地到长安街为其送行，表达心中哀念的场面有三次：一次是送周恩来总理，一次是送胡耀邦，再一次就是送邓公。
在自发去送邓公的人群里，就敬立着刘大哥这样的画家。
曾子著的《大学》有言：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全文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刘哥和宋哥.jpg：
上图中坐着画画的就是刘西古大哥。下图是刘大哥画的牵牛花：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刘西古作牵牛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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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0/6 0:4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