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知青岁月二三事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知青岁月二三事

　　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0月到农村，那时才十六岁，正值青春年少。当地老俵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地里，都管我们学生叫“崽俚子”，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稚嫩得很。　　

我插队的村庄叫“勋溪”，当地人普通话说不好，都管这地方叫“新壁”。村庄坐落在江西永修的西南面，群山怀抱，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这村庄有二三十户人家，木板房与土墙屋各半。有一幢像四合院一样高大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在村庄的中央，那是旧社会地主家的，解放后分给穷人了。这几十户人家勤劳而又淳朴，家家户户都养鸡养猪，靠着村庄的西头上坂和东头下坂二三百亩肥沃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地生活。三个“崽俚子”的到来，给当地男女老少带来了新奇，也注入了活力。对我们知青来说，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经风雨，见世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小苗带土移栽

　　那时候，我们刚出校门，不知道中国大地上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只晓得吃的大米叫“农垦五八”，贫下中农每年春季育秧用的谷种也叫“农垦五八”。有一年接上级指示，一改历年来秧田撒谷种育秧、拔秧、插秧的“三步曲”做法，在半干半湿的田里，播下谷种，待秧苗长到三四寸的时候，用铁锹连秧带地表皮一块儿铲起，装入脸盆，端到田间，按照行距与株距的一定规格，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摆放在泥面上，比起传统的插秧，费事多了。领导说，这叫“小苗带土移栽”，产量高，早稻亩产能获500斤。“毛主席指示我照办，领导咋说俺咋干！”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那个农忙季节，走到哪里，便都能看到这样的风景：男男女女光着脚，裤腿卷得老高，端着个脸盆，认真“摆”秧，田间地头，一片欢声笑语。

　　勋溪村庄南面有一片竹林，青翠挺拔。再向南一百多步，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河水清清，鹅卵石见底。河对岸是条沙石公路，向东通往安义。公路的南端山窝里，驻扎着一个营的部队，福州军区的612部队，是专门搞通讯的。听说1973年西沙之战之后，中央军委还对这支部队进行了嘉奖，送了匾，匾上是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畅通无阻”。

　　在我扎根农村的第三年，春天里的一个早晨，我刚起床，准备到厨房打水漱洗，生产队长傅行富匆匆来到我们知青宿舍，对我说：“坛子（我姓谭，谐音，绰号‘坛子’），今天上午对面部队有一个排的解放军要来我们队帮助插秧，还有好些个女兵，他们都是城里人（有许多来自北京的兵），农活做不来（做不好），你去坂里用划行器打上格子，他们好插秧。”我心里不禁“格登”一下，这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行吗？到农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我的坚定信念，领导分配的任务，不能讨价还价；解放军来支农，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体现，不能不欢迎；让他们来插秧（小苗带土移栽），质量不符合要求，就会影响粮食产量，又是大事，情况非同小可。我忙问队长他们什么时候到，队长说，吃完早饭，八点多钟。我一看时间，六点半，得赶紧去田里。不然他们来了，我准备工作没完成，一则会窝工，二则场面尴尬，解放军会说我们小瞧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因为当地人插秧是不用划行器打格子的），影响了军民关系那可不得了。我顾不得漱洗，放下脸盆，毛巾往肩上一搭，扛起划行器就向田坂里跑去，在队长指定的平整好的大田里，用木制划行器在泥水面上轻轻地拖，拖完直线拖横线，方格就这样“问世”了。所到之处，均匀的线条出来了，秧苗摆在十字交叉点上就行。在太阳的照耀下，田里数不清的方格清晰可见。我站在田埂欣赏自己的“杰作”，线条虽然有些弯弯曲曲，但大体上还过得去。我扯下颈脖上的毛巾，擦了擦汗，不觉已到早饭时间，才觉得肚子饿了，扛起划行器“打道回府”。还没到家门口，老远就望见南面另一条通往田间的小路上出现了一队穿绿军装，戴军帽、红五星和红领章的子弟兵。他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手拿着搪瓷脸盆，兴高采烈地有秩序地向田间行进。再晚一点就和他们“撞车”了。直到今天，这一场面还历历在目。

小保管上任

　　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叫成善林，六十出头，膝下无子。他待我们知青和蔼可亲，与我们说话，总是眯缝着眼，笑笑的。劳动分工时，总“舍不得”把脏活、重活、危险活给我们学生“崽俚子”做，生怕委屈了我们。我们都很尊重他。记得有一年，早稻快成熟的时候，老支书找到我，一脸凝重，一字一顿地对我讲：“坛子，希成（生产队保管员）生病了，睡在床上，起不来，腰痛。生产队开会研究，决定由你接替他当保管。”我一听这话，头皮都发麻。仓库的粮食、油料作物让我管？马上田里收上来的稻谷也叫我管？还有社员们的及家属的口粮也由我秤给他们，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这担子我挑得起吗？万一做砸了怎么办？老支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拍拍我稚嫩的肩膀，笑着说：“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你只管大胆做好了，相信你能做好！”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放在我手中。老支书临走前语重心长说了一句话：“钥匙虽小重千斤哪！”这句话似曾听过，是戏中一句台词，没想到今天会在我身上“兑现”。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移动脚步，既然是队里领导的信任，贫下中农的期望，没啥说的，豁出去了，干！咱知青也不是吃干饭的。当天下午我就走马上任了。

　　生产队的仓库坐落在村庄的西头，有十多年历史，砖木结构，很大；窗户却小，又高，里面光线不太好。老支书与队里会计和我一道打开了仓库大门，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闻到的是老鼠的尿臊气，看到的是满地的老鼠屎。我把东西两扇大门都敞开吹吹。支书与会计替老保管办移交手续，仓库里还有一些晚稻、糯谷、花生、油菜籽，都一一过秤记账，农具、杂物等一一清点。完后，支书、会计向我交代了一些具体事项，我都一一牢记。

　　没过几天就开镰了，队长不要我下田收割，说我的“战斗”岗位就在仓库与门前的水泥晒场。派了一位姓戴的大婶每天下午给我做帮手。从“双抢”（抢收抢种）的第一天，第一担稻谷挑进晒场开始，我就忙着不亦乐乎。挑谷子的人倒了谷子就离开，我要用工具将谷子扒开，每隔一两个小时要翻晒一遍。炎热的夏天，中午社员在家吃饭，休息，我却不能，还要端着个饭碗到晒场赶鸡，赶麻雀。中午太阳光炙烤着大地，水泥晒场尤甚，对晒谷好，人，却受不了。下午太阳偏西时，谷子晒干了，我与大婶将风车抬进晒场，她不停地转动着摇把扇谷子（去掉瘪壳），我不时往风车箱斗里倒稻谷，一筐筐要举过头顶，真要把力气。开始只能扛起半筐，后来慢慢增加到一箩筐，少说也有四五十斤。稻谷扇好后要逐一过秤、记账。大婶不光能干，做事麻利，心肠也好。称谷时她偷偷向我传授秘诀：秤杆要翘高些，55斤一筐，最多只能记52斤。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她说稻谷刚收上来，一下很难晒干，里面含有水分，时间长了，水分蒸发，稻子数量就少了；还有老鼠偷吃粮食，也有损耗。你不少记，到时候你会对不上账，粮食少了，你说不清楚（大婶的言传身教，让我茅塞顿开，我至今还感激不尽）。大婶对我好，我对她也格外关照，谷子过秤后，都由我一人挑进仓，男人总比女人劲大些。多的时候，一天要挑几十担谷子进仓，对于我这个身体单薄的“崽俚子”来说，真是个考验。碰到阴天，谷子没晒干，或是下午收上来的谷子，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将谷子扒拢，堆成几大堆，然后盖上石灰印做记号，以防偷盗。怕晚上下雨，还要用塑料布轻轻盖上，用重物压住。还别说，“双抢”一个多月，经常有谷子堆放在露天，晚上不曾被人偷过，从没“报过案”，我真感激当地百姓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一个“双抢”忙下来，有好几万斤早稻进了仓，堆得像小山包。那都是我一担担挑进来，一筐筐堆上去的。当时两个肩膀肿得都像小馒头，人都瘦了一圈。待到下半年，社员们拿着布袋，担着箩筐，来仓库秤口粮，我都会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秤翘得高高的，有意多给几斤。来之于民，食之于民，让他们高兴高兴。老俵们都夸我：“‘坛子’该机好！”（“该机好”，方言，很好的意思）。

舍身救女孩

　　与我一块插队到勋溪生产队的还有王新国与蔡新元两名知青，我们都来自同一所学校——云山中学，同级不同班。王新国到勋溪才一个多月，就被调去搞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年又应征入伍穿上了绿军装，到宁夏银川当空军地勤兵了。留下蔡新元与我“相依为命”，战天斗地，扎根农村。蔡新元比我年长两岁，绰号“菜包子”（蔡与菜同音），在学校，同学们就这么称呼他的。由于叫着顺口，也跟着“下放”到农村了，当地老俵也这么叫他，他也不生气。但小孩子这样叫他，他就不干了，眼睛一瞪，大喝一声：你再叫？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或从路边篱笆上抽下一根棍子，吓得小孩飞也似的跑了，这时蔡新元就会张开大嘴大笑起来，对我说，我哪会真打，逗他们玩呢！

　　蔡新元祖籍是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父亲在医院做行政工作，懂中医。耳濡目染，他把中医里的几十首“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时不时地摇头晃脑背上一首，还耐心地对我讲解，说些“经脉”、“气血”等与我年龄毫不相干的词汇，老半天见我无反应，于是不耐烦了，用一句“对牛弹琴”作结。可过不了多久，又“旧病复发”。其实他只有在我面前卖弄他那听不懂的中医学说，当地老俵是“不作兴”（不看重的意思）他的。蔡新元有一特长，识水性，自称“浪里白条”。他性格外向，好开玩笑，也吹点牛皮，有些少年老成的味道。社员们对我俩的评价是，“菜包子”滑稽些（调皮），“坛子”忠厚些。

　　后来，有一件事让村民对蔡新元的看法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弯。那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壮举。

　　村庄南面这条河，叫受安河，河水来自山里，无污染。很早的时候，祖辈在上游开了个缺口，让清澈的河水顺着小渠流入农田，灌溉庄稼；流经村庄，给家家户户带来便利。这条河，温驯时，像文静的姑娘，我们可以到河里捕鱼，戏水；当洪水泛滥时，则像发怒的雄狮，叫人不敢靠近。

　　记得有一年春天，连续下了几场大雨，河水涨上来了，河面加宽了，通往对岸的木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待水位退了一点后，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后生在河的狭窄处搭了个简易木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让人战战兢兢，因为桥下是咆哮而又混浊的洪水，流速很快，不时还冲下漂浮物。

　　有一天上午，雨好不容易停了，队长指派了几个社员到河对岸去砍柴，其中有位是下放干部唐家良。没过多久，又下起雨来了，而且越下越大，这些人都没带雨具。唐家良的女儿小红是个乖巧的孩子，那年她才九岁，个子修长，眉清目秀，说话声细细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嵌在腮边，人见人爱。唐小红见村里几个稍大的孩子要给对岸做事的大人送雨具，也拿了把伞想给爸爸送去。农村的孩子胆子大，面对凶猛的洪水，毫不犹豫地上了桥，小红却迟疑了，她从来没走过这种桥，回头又不甘心，于是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走到桥中心，由于紧张，不小心脚底一滑，一声尖叫，连人带伞落入激流中。听到尖叫声的伙伴赶紧回头，已不见小红的踪影，孩子们齐声大叫起来，“救命呀！小红落水哪！快来人哪！”孩子们的呼救声在山谷间回荡，在田坂里回荡，唤来了在外面做事的村民，唤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大家不约而同向出事地点跑去。

　　当时蔡新元正在床上睡觉，听到急促的呼救声，猛地惊醒，一个“鲤鱼打挺”，衣服与鞋子都来不及穿，只穿条裤衩，打开房门，就向河边百米冲刺。我当时正在菜地里摘菜，听到呼喊声，放下手中的篮子也向河边跑去。年纪大的村民有经验，边跑边叫，快！快到下游转弯处拦头，他这一提醒，许多跑往出事地点的村民又转身向东朝河的下游冲去。那儿也有一座木桥，但那里河床较高，平日里卷起裤脚就能淌水过河。待我赶到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个村民。这里河水也涨上来了，木桥不见踪影，小红不见人影。叫人恐惧的是河流转弯处是一深潭，面积比一间教室还大，深不见底，紧靠悬崖峭壁。以前听村里老人说，这深潭里有水怪，会吃人，前后有三名解放军冒冒失失来这里游泳，下去就没上来了。附近的村民是无人敢到这里玩水的。想到此，我毛骨悚然，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唐小红的母亲吕会计在众人的搀扶下失神落魄地赶来了，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小红的名字。十多个村民在浅水区摸索，识水性的年轻后生也不敢游向深潭。只有蔡新元不顾一切地在深水区到处寻找，一会儿探出头来，一会儿又钻入水底。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在小红不慎落水四十多分钟之后，蔡新元从深水里露出头来，双手托着一个上着白衣，下着蓝裤的女孩，岸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叫喊道：“小红找到了！小红找到了！”蔡新元真是好样的，咬紧牙关双手用力托着冰冷的小红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岸边，有人连忙脱下衣服铺在地上。蔡新元脸色苍白，哆哆嗦嗦将女孩平放在地上。平日里活泼可爱的小红此时紧闭着双眼，脸、手、脚都呈泥灰色，湿漉漉的头发衣服紧贴在身上，任大家怎么叫喊，她始终不应。吕会计突然回过神来，为女儿做人工呼吸。天仍然下着小雨，大家的心情比刚才寻找小红时还要紧张，都盼望着奇迹能够发生。一刻钟过去了，母爱感动了上天，母亲唤醒了女儿，小红有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小红醒过来了！”“小红活过来了！”大家又高声叫了起来，吕会计紧紧抱住小红，泣不成声。我被这情景感动了，与大家一样，泪水与雨水模糊一片。这时，大伙不约而同想到了小红的救命恩人，“菜包子”呢？“菜包子”呢？

　　我的知青伙伴蔡新元此时正在宿舍，躺在被窝里哆哆嗦嗦，上下牙齿直“打架”。小红的父亲唐家良闻讯左手拿着一瓶白酒，右手抱着一件呢子大衣赶来了。事后蔡新元告诉我，多亏了那瓶白酒和呢子大衣，没让他卧床不起。我清楚地知道，他从小就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发起病来喉咙管里就像拉风箱一样，和他同住一室都感到害怕。蔡新元的惊天壮举一夜之间就在十里八村传开了。当人们向他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时，他张开大嘴，露出雪白的牙齿，心里得意洋洋，嘴里却说道：“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何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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