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后，各生产队里知青的口粮也都按照各队的标准分别分配下来，知青点上的那个库房顿时变得五谷满仓。然而成群的老鼠不知从哪里也异常迅速地迁徙而来，在这里建起了它们的“安乐窝”，枣核般大小的耗子屎，吓得当班做饭的女生战战兢兢地谁也不敢一个人到仓库里去取米。伙委会排出了男女搭配轮班儿做饭和推碾子拉磨的日程表，还搭起一个猪圈，养了两口猪。
当班做饭这活儿可真不容易，尤其是赶上阴天下雨，柴禾潮不起火苗。又怕耽误了大家下地出工，无论谁当班，都得撅着屁股使劲儿往灶坑里吹气，可往往还是只见冒烟不起火，可是不知啥时候灶坑里的柴禾又会突然“噗”地一声烟炝，几乎把人打个倒仰，灶里的柴禾才呼呼地着起来。做饭的女生用手揉着被浓烟呛出眼泪的两眼，还忘不了“命令”着笨手笨脚的男生干这干那，做成一顿饭真是不容易。好在谁也不说三道四，一个个狼吞虎咽地“造”得蛮香。
我们这栋知青宿舍是一溜九间的筒子屋，跨度大，举架高，用土坯砌了几道间壁墙，隔出了男、女生宿舍和厨房、仓库，我们住进来时墙还没有干透，窗户套子四周透风，没等糊上棚冬天就到了。我们一个个躺在炕上，身子底下是热的，身子上头是凉的；大伙只好戴着帽子睡觉。早上醒来，男生的眉毛、胡子全挂上了霜，一个个冻得不愿起来，躺在被窝里互相瞅着傻笑，直到有人喊“一、二、三”，大家才比赛似的一骨碌爬起来，在一片咝咝哈哈的声音中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把被子一卷就下了炕。
知青点儿上高大的柴禾垛一天天变矮了，“伙委会”估算了一下，照这样下去，这点儿柴禾肯定烧不到明年秋后。于是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第二天集体上山去打柴。当晚贴好了三大锅大饼子，这是上山带的干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套上三挂牛爬犁，个个都全副“武装”，手拿镰刀，风尘仆仆地向东山进发了。
在银装素裹的大山里，半尺多深的积雪从每一个人的裤脚灌进鞋里，把鞋和袜子都冻在了一块。晚上回来，一脱鞋连袜子也跟着拽了下来，大伙儿叽叽喳喳地闹腾一阵子，早把疲劳忘在了脑后。一连干了三天，我们一个个终于累的精疲力尽了。一回到青年点儿上，连话也都懒的说了，有人连饭都不想吃，就直接钻进了被窝儿里。
后来，我们在报刊上又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年十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那天，董加耕、邢燕子、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应邀到毛主席家中作客，毛主席谈笑风生，不时地给坐在他身边的董加耕夹菜，还讯问他在农村的情况，勉励他要好好干，做一个新式农民……
这使我们每个知青都倍受鼓励，就象自己也见到了主席那样激动。
这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地冷，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鹅毛般的大雪，把大地、远山、树木、农舍统统变成一片银白。过去我们在城市里从没见过的让人睁不开眼的“大烟泡儿”，呼啸着一刮就是三天三夜。
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怒吼了几天的西北风象是刮得疲倦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也渐渐地停息下来。我们知青都在宿舍里趁着生产队没活儿的机会，缝补着秋收时磨破、刮坏的衣服；当班做饭的同学仍旧在厨房里忙乎着刷碗洗筷儿那些活儿，也有人趴在炕沿上，在煤油灯下写下自己从未间断过的日记。知青小苑又吹起了他最拿手的笛子，优美动听的笛声在大宿舍的空间里回荡。
忽然，窗外隐约看见一群人踩着厚厚的积雪，伴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推开了我们的房门。进屋后才知道是市长胡传经同志等一行六人。他们是到县里检查工作的，顺便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到知青点儿上看一看。市领导同志的意外到来让我们每个青年都异常感动，大家热情地给领导倒开水、搬凳子，争抢着回答领导关心的问题；胡书记看见我们当初的那种豪情未减，还是下乡前那股热情，而且身体都比原来棒了，心里感到满意和放心。他老人家关爱中夹着鼓励、中肯而又不失风趣的话语，激起了我们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胡书记说完，随手端起了那碗开水，下意识地在碗边吹了一下，刚一沾嘴边就撂下水碗哈哈的大笑起来。原来我们只顾攀谈，想不到在这寒舍里，刚才还是滚烫的开水，这么一会儿功夫竟然变成了凉水……
寒冷而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迎来了雪化冰消的第二个春天。我们又经受了一次除茬、整地和春种等艰苦劳动的考验。随着大田播种的结束，绿油油的小苗破土而出，紧接着又拉开了夏锄大忙的序幕。
农村的夏夜似乎短的出奇，早晨三点多钟天就放亮了。四、五点钟的太阳在村子的上空罩上一层透明的水雾；远近传来雄鸡的啼鸣和牲畜的嗷叫，村子里一会儿比一会儿活跃起来。我们忙三火四地吃几口饭，这时生产队下地的钟声便“铛、铛、铛”的响起来了。
“庄稼饭，十点半”。到了晌午，社员们都急匆匆地往家走，他们热一口苞米碴子水饭，在门前的园子里揪把小葱蘸着自家下的大酱，稀里糊涂的便是一顿午饭，紧接着又去忙乎那些喘气的鸡鸭猪狗。而我们几个知青从地里回到村里，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上一里多地才能回到知青点儿上，三下五除二的吃过午饭，就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大炕上，过不了多大功夫，从炕头到炕梢十几个人就纷纷进入了梦乡，刚躺下时有的人还翻阅着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不一会儿手里的书便不知不觉地滑落在了炕席上，打起呼噜来了。酷热的天气和刚刚住火的热炕不一会儿就让我们一个个都大汗淋漓了。
讨厌的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又无声的落在我们浸出汗渍的前额和发烫的脸上，在我们赤裸的臂膀上爬来爬去地叮咬着，我们却全然不觉；房梁上那些叽叽喳喳的麻雀，在九间房子大梁上方的空间里从东头飞到西头，又从西头飞到东头；翻飞嬉戏的燕子，时而从筑巢的房梁上俯冲下来，又从敞开的窗户飞出去，时而又原路飞回来，把衔来的小虫送进嗷嗷待哺的雏燕嘴里，还不时的把它们的排泄物丢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
下午出工的钟声又敲响了。先醒来的同学使劲儿拍打着身边仍然睡得像死猪似的同学的屁股，嘴里使劲儿地招呼着，终于把大家都轰了起来；大伙儿一个个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抹一把额上的热汗，然后把疲惫的身躯移到厨房，舀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再揉一下充满血丝的双眼，抖一下精神又扛上自己的锄头下地去了。
下午，头上火辣辣的日头，晒得人们两眼直冒金星，脚下踩着烫脚的黑土，稍不留神就有小苗连同杂草一起被我们没准儿的锄头铲掉了，人们上午的精神早就没有了。只有那一颗颗绿色的小苗儿顽强地与酷热抗争着。我们穿着背心，双肩都晒曝了皮，我们就学着社员的样子，把小褂罩在头上挡挡灼人的太阳，但仍觉得脊背上总是有汗水不断地往下流。人们盼着太阳快点儿落山，否则体内的水分几乎要被它蒸干了。也许是太阳也同情这些辛苦劳作的农民，也许是它无法与农民的意志抗争，它终于渐渐地退下去了。只是在西边的天际留下了一片血红。我们这才收工，沿着弯曲的田间小路回到炊烟早已升起的村庄。到了青年点儿上，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凭着对某种梦幻虔诚的追求，才有了那种身在苦中不知苦的超然感觉。在无尽的艰辛中，描绘着连自己也无法预测的理想中的美好未来。
脸朝黑土背朝天的艰苦劳作，没有把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吓倒，蚊虫叮咬、粪臭烟熏的生活环境没有使我们务农的决心动摇，文化落后、粗茶淡饭的生活条件没有降低我们高昂的意志，这力量的源泉皆来自于那颗红心，那份真诚，那种几乎透明的热情。
原来对我们持怀疑、观望态度的社员们，这时都惊叹起来，他们从心里对我们流露着那种带有某种同情的钦佩。他们说：“真想不到你们这些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能吃得了这么大的苦”。同时又发出质疑：“你们到底图希个啥呢？”
“社教”运动结束以后。我们知青点上有五名同学被抽到“社教”工作队去外地参加“社教”。不久，县里又接到省安置办的通知，要从我们点儿上抽调两名知青到黑龙江省最北端的爱辉去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点儿上一下子走了这些人，让留下来的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战友离别的感受。
这一年里，知青点儿上有四名同学先后入了党，不久又有人被公社选拔去当了干部。 “五一”前夕，经基层推荐，我被作为“政治保送”对象派到县一中，跟六六届毕业生一起参加高考复习。这本是件好事，却把我的思维搞乱了：前年我们放弃高考下乡来，如今又从乡下推荐去高考，到底什么才是祖国的需要？我搞不明白，反正这是组织的安排，我只有服从。但是，当我知道报考的学校仅仅限定在省内五所院校，并只有文、史、哲几个专业，我心中的那股喜悦一下子低落了许多。心想，凭我两年前在校的成绩，我觉得考入名牌大学还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政治保送”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多限制呢？我心怀不快地决定放弃这种保送。县文教科的赵科长十分客气地向我讲述了这次推荐的政治意义，说把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推荐到大学，这是省里的决定，把你们这样的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又有实践经验的青年送到大学去深造，毕业后，组织上极有可能把你们派到某个县去做党的后备干部……这时我无话可说了。于是，就跟那批六六届毕业生一起埋头到那紧张的温课备考中去了。在校的学生们听说我是被“政治保送”的，被录取肯定是没问题了，因为考试成绩只做参考，他们一个个心中对我充满了羡慕。
然而，当时的历史坐标恰恰定位在党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了。
半个月以后，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梦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而化成了泡影。从此，便酿成了那段历史的悲剧，也铸就了整个一代人的遗憾。
这届学生怀着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片真诚，带着一丝遗憾然而却又义愤填膺地走出了自己那所被斥为“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学校，满怀激情地投身到了那场“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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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8/9 22:4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