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顽主”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八年。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了。
夏秋之交，大批的北京知青来到了内蒙。他们在农区插队的主要分布在自治区首府呼市附近的武川县和土默特旗。在牧区插队的主要分布在锡林郭勒盟，离呼市很远。再有一部分就是到了生产建设兵团。
我也该插队，本来报名的下乡地点是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因为我是“黑帮崽子”，当时只能是这条出路。而学校里所谓没有问题的干部子弟都被校革委会分到了城里，当了工人。
看着帮我打好行李的妈妈独自流泪，两个小弟弟一脸茫然的样子，再想到我被看押起来的爸爸和那个十三岁就拿刀捅人，出狱后被送回老家的大弟弟，我心里就一揪一揪地疼。
从一九六六年我十五岁文革开始，幸福就离我家远去，大弟弟就是被革命领导干部的孩子骂成“黑帮崽子”， 两人在厮打中，拿刀桶了人家。十三岁的他，被戴上手铐脚镣、校里校外地游街批斗。幸亏，被捅的那个革命后代没死，他才被放出监狱。妈妈怕他出来后报复人家，就把他送到了我爸爸的乡下老家去读书。（注：以前，我写过一个《丁香书语》，就是写这个弟弟的。）
由于两年来，我和我的家人受尽了屈辱和不公正的待遇，说句老实话，我当时已经开始仇恨社会了。
在学校，有两个和我命运相同的同班同学，从小，我就是在他们中间拿主意的人。学校把我们三个分在三个不同的下乡地点。
我问他俩：“咱们就这么认命，去乡下当一辈子农民吗？你们甘心吗？”
“不甘心！”他俩异口同声地说。
“我也不甘心，”我说，“你们有没有胆子，跟我抗拒下乡？”
“有！”
就这样，我回到家里，打开了行李，斩钉截铁地对妈妈说：“妈，我不插队了。就是死，我也不和家里人分开！”
之后不久，我就和插队的北京知青歧哥认识了。
那时，车站大街上有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供应啤酒、咖啡、牛奶和一些小吃。我和比我高一届的磊哥经常在那里泡通宵，他老爸原来是乌兰察布盟盟长，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俩自然按照“人与群分、物以类聚”的自然法则到了一起。他也是个抗拒上山下乡份子。
一天晚上，我俩正喝着啤酒，两个北京知青进了餐厅。那时的北京知青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穿一身蓝衣服，脚穿松紧口的懒汉鞋，当时管这种鞋叫“片儿懒”。
两个知青一个小圆脸，一个小长脸，他俩要了四瓶啤酒，没去坐其他的空座位，拎着酒瓶笑眯眯地朝我俩走来。小圆脸对我和磊哥说：“哥们儿，能交个朋友吗？”
磊哥笑着说：“能，坐吧。”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聊了起来。
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要坐明天早晨的长途汽车回插队点儿。他们觉得在长途汽车站的椅子上过一夜太无聊，就找到这家餐厅消磨时间来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熟络了，也知道了彼此的名字。小圆脸是小柏，小长脸是小培。
他俩看我俩跟他们年龄相仿，问我和磊哥为什么没下乡？
磊哥说我俩老爹都被打倒了，下了乡，怕一辈子回不了城。
他俩说，在北京不下乡可不成，学校和街道非把你赶到农村去不可。小培担心地问：“像你俩这样赖在城里，又没有工作，以后怎么混下去？”
我笑着说：“以后就上街要饭。”
他俩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们四个越聊越热闹，啤酒很快就喝完了，大家争着掏钱，又买来几瓶啤酒，几盘香肠。喝到半夜，大家有点累了，我就邀请小柏和小培到我家去住，他俩非常感动，问我家有那么多床让他俩住吗？
磊哥说：“兔子家就是房子多，被抄家好多次了，估计不久也要被赶出大院了，我现在就住在他家，你们不去住，以后也没机会住了。”
第二天清晨，我和磊哥用自行车把小柏和小培送到长途汽车站。路上，他俩一再向我和磊哥表示感谢，说：“你俩这么仗义，下次我们进城，再给你们介绍一个歧哥，他是我们这些‘顽主’的大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顽主”的名词。当时我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称自己是“顽主”，于是问道：“什么是顽主？”
他俩相视一笑，带着很自豪的样子向我们解释道：“当‘顽主’首先要不怕死，敢插人。‘顽主’之间，要绝对仗义，不能玩流氓假仗义，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磊哥追问道：“插人？插人是什么意思？”
他俩从各自的军挎包里掏出了三棱刮刀，说：“就是跟人茬架时，敢拿这插子插人。”
我笑着说：“就你俩这幅学生德行，还敢插人？”
小培说：“在北京茬架时，我插过一次人。小柏比我多，插过两个。”
看他俩笑眯眯，说这样的事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回了一句：“你俩就吹吧，反正我们没见到。”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话。
没过多长时间，歧哥就和小培下山了。小柏没来，说是留在生产队干活了。
歧哥比我高一届，长得虎背熊腰，摔得一手好跤。文革前，我们学校的跤队是全市中学冠军，我经常看他们比赛和训练。一看岐哥的水平，就知道他能进我们学校的跤队
歧哥还有两个特长让我很佩服，一是他能前后连续翻一连串的跟头，二是弹得一手好吉他。后来他到工厂当了工人，是厂文艺宣传队的专业吉他手，还给到内蒙慰问的著名歌唱家马国光担任过伴奏。
歧哥在我家住了几天后，就带上了我，去土旗看望他的北京同学。
他每到一处，那些北京同学都兴奋不已，好象花果山的美猴王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沾他的光，也受到了知青们的热烈款待，在每个知青点都能得到吃香喝辣的待遇。就是那次，我见到了娇小可爱的小豆豆，四十年后我们才在北京重逢，这是后话。
我发现跟歧哥走的最近的那些知青，都是些自称顽主的人。
他们聚在一起，就会眉飞色舞地谈起在北京的往事，谈谁跟谁茬架，怎么怎么个由头，怎么怎么打的，怎么怎么个结果。其中就有小浑蛋的许多故事。在他们眼里，小浑蛋是个为人行侠仗义，不屈服特权阶层的好汉，是个顶天立地的小英雄。
我们大院有几个部长的孩子在北京念书，以前从他们嘴里也听到过小浑蛋的事情。但是，他们对小浑蛋的评价却是轻蔑和鄙视的，把小浑蛋说成是一个到处惹是生非，杀人不眨眼的街头小流氓。
我不是当事人，又没生活在北京，对小浑蛋的两种评价哪个对，我当时是做不出判断的。在内蒙，我见过许多次惨烈的武斗场面，亲眼见过军人开枪打死学生。在我的母校，我也亲眼见过一个战士被学生们活活打死。不管谁是谁非，我总觉的一大帮人打一个，算不得什么本事和值得夸耀的事情。
后来长大了，我渐渐看出小浑蛋是代表北京贫民阶层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叫弱势群体），相对来讲，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弱势群体的不屈和顽强。
建国后，北京成了首都，随着成套国家机构的建立，出现了各种大院，随着这些大院孩子的成长，逐渐也就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大院文化。这种大院文化，相对于前一种文化，是占有强势的。
小浑蛋敢于蔑视大院文化并进行挑衅，自然也就激怒了大院的孩子们，他们要维护并表现自己的强势，所以一说要收拾小浑蛋，各大院的孩子们纷纷摩拳擦掌，集体响应，最后终于出现了我们都知道的结果。
可以说，小浑蛋是这两种文化冲突的牺牲品，这是社会不和谐的悲剧！
我跟着歧哥在乡下转悠的那些日子里，感觉非常愉快。他们不因为我是黑崽子，而对我有任何歧视。对我家的遭遇，他们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切。
歧哥和他的哥们说：“兔子，你准备好材料，到北京去上访。我们探家的时候，在北京接待你。”这句话，让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在此之前的压抑和孤独感开始消失了。
这是一个新的族群，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他们敢公开蔑视和嘲笑正统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跟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几乎有点格格不入。
比如，我在北京上访期间，有一次和歧哥他们在西单鸿宾楼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饭后，见这家酒楼的墙上贴了一幅毛笔字，写的是伟人的诗词《沁园春 . 雪》，那字不知是谁写得，真叫漂亮！
大家围着那幅字啧啧称好时，小培说：“这字没治了，比丫某某某写得好。”
北京人谁都知道 “丫” 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心中一震，这可是在说现反的话呀！
可是，那帮哥们儿却开心大笑，连说：“就是，就是，比丫某某某的好。”
他们在街区有自己的地盘观念，如遇别人侵犯，拿他们的话讲，就是“拔份儿”的来了，他们会坚决猛烈地反击。
那天早上，我在新街口一个卖菜的棚子下等歧哥。因为头天晚上，他说第二天要带我去国务院上访办公室送我家的告状材料。
歧哥因为晚到了一会儿，我被几个穿“学生蓝”的人围了起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叶子”？
以前，我听歧哥说，北京有的顽主专找人“洗叶子”，就是抢钱的意思。
我对那几个人说：“我没‘叶子’，我是来上访的。”
那伙人中，立刻就有人从裤兜里掏出一把三棱刮刀，顶住我的腰，威胁我说：“臭丫挺的，找插是吗？！”
正这个时候，那人后脖梗子狠狠被人砸了一砖头，“扑通”一声，栽在地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培从那人身后砸的。歧哥他俩及时赶到了。
那帮人显然认识歧哥和小培，连忙向他俩拱手作揖，说：“歧哥，培哥，误会了，误会了！
让我惊奇的是，这帮人本来是要洗我的“叶子”，结果见了岐哥和小培，自己的人挨了打不说，还恭恭敬敬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叶子”都掏了出来，全孝敬给了岐哥和小培。
岐哥低声跟我讲，他们这帮人是吃“佛爷”养“佛爷”的人。
“什么是佛爷？”我不解地问。
“就是小偷。什么都偷的人。”岐哥解释说。
“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佛爷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北京就这么说。”
后来，我问了专门研究北京方言的学者，才明白小偷被称为佛爷的原因。清朝时候，北京文化人给小偷一个雅称，叫这类人“拂意”，意思是让人不愉快的人，忤拂人意愿的人。小偷们当然不喜欢这种贬义的称呼了，就故意借来“佛爷”这种发音接近的名词称呼自己，以后竟真的把人们的叫口儿给改了过来。
这场小风波过去后，歧哥和小培陪我去了中山公园。当时国务院上访办公室就设在那里。没过一会，他俩的弟弟和妹妹也赶来了，都是他们的两个小哥哥叫来帮我排队的。
来京告状上访的人按照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等等区分，排着长长的队，望也望不到头儿。
我那时还是小，以为接待我上访的都是能帮爸爸翻冤案的青天大老爷。排队期间，我反复阅读妈妈写的上告材料，熟悉要点。歧哥和小培也不打搅我，他俩看我站累了，就和他俩的小弟妹们轮番替我排队，当时我那个感动啊，不知拿什么去谢他们，这也是我们以后成为终生朋友的原因。现在，小培已经去世多年。歧哥刚退休，在家一心搞篆刻。
接待我的是三个人，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然后问我来北京上访的目的和要求等等。听我讲完，他们收下了材料，说将转到有关部门去，最后，让我回家，等候结果。
出了接待室，琦哥、小培和弟弟妹妹们围了上来，问我情况，我学了一遍，他们说：“就这样把你打发了？” 我说：“是呀，他们是普通接待人员，不可能对我家的事请立即表态的。”
“丫挺的！”小培咬牙切齿地说，“我压根就不信任这帮孙子。现在连兔子这样的家都受欺负，我看就不是什么好世道！”
就这样，大家心情郁闷地回了家。
在北京上访期间，由歧哥安排我每天晚上住在谁家，在谁家吃饭等等。
这些北京哥们儿的爸爸妈妈大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淳朴善良，每天忙忙碌碌，生活都不富裕。但是，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小破孩儿一点都不嫌弃，做最好的饭给我吃，拿最干净的被褥让我睡。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家家都是那样的讲礼数，不仅小辈儿人见了长辈要称 “您”，就是同辈，小的见了大的，也要称“您”。还有，人进了屋，一定要向所有人打一遍招呼。后来我发现，这种习惯是北京人从小养成的。比如一个妈妈抱着孩子进了屋，会对孩子说：“叫叔！叫爷爷！叫姨！”总之，屋里有谁，就要把谁恭恭敬敬地叫上一遍。
像歧哥、小培这样在外狼突虎奔的主儿，回到家里也都立刻变成了得体驯服的乖孩子。对父母孝敬，对弟妹慈爱。一个个都像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描写的老大一样。
我那时好羡慕他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生活虽不富裕，但父母健在，弟妹可爱。而我的父亲却被常年关押着，妈妈成天提心吊胆地带着我们过日子。想到这里，心里就暗暗地难过。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在北京，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孩子在外地插队，或去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孩子都被注销了北京户口，这意味着在北京没有他们的口粮。爸爸妈妈们日夜思念远在外地的儿女，加上担心他们以后的前途，这也就成了家家父母沉重的心病。
像歧哥、小培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都知道在家里不能呆得太久，因为他们在家里多待一天，实际上就等于从家人嘴里多吃走一份东西。这是很残酷的事情，父母一方面盼着孩子们回到身边，可回来了，又造成了家里的经济拮据。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在城市，每个人的口粮是多少，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谁家也休想多出一份来。
现在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还响往和怀念那个时代，我真不知道他家出过知青没有，过没过过买最普通的东西都要带上户口本和各种票证的日子？
在余下的日子里，我就跟着歧哥和小培到处游玩，拜访他们顽主圈子里的各种人。
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北京，出现的一群非常奇特的年轻人。
那是个什么年代？
首先，是个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只有人治，军治或准军治的社会。再后来，中苏一触即战的局面出现，军人要准备打仗，于是，工人遵照最高指示，逐渐介入了上层建筑管理和部分社会管理的角色。
其次，是个人为制造天下大乱后，天下也没得到大治的年代。老人家两年前率先打毁了前十七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曾被证明是很有效的国家管理体系，包括教育管理体系。
中学青少年的前途黯淡，大学不能考了，毕业后只能上山下乡，个别幸运的能留城当工人。文革前凡在中学里念书的学生，被称作“老三届”。现在，这茬人碰到一起，问一声“你是老三届的吗？”说一声“我是老初二的。”或“我是老高三的。”互相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亲情，接下来的一句肯定会问：“你在哪儿插的队？”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八年，“老三届”这些人经历了他们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事情。先是红卫兵运动，胡造乱反，废弛纲纪，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TMD三个字成了出现频率最多词汇。
一九六六年，老人家的八次“亲切接见”，使有资格当上红卫兵的学生感到不可一世，睥睨群小。
既然最上面把潘朵拉盒子打开了，当然，一切也就乱套了。当时，人们只知道，在大陆除了两个人有不可撼动、至高无上的地位外，其他一切人，都可以被怀疑，都可以被打倒。
说老实话，对这些涉世未深，尚处在“老三届”年龄段的青少年来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为非，什么为歹？界限完全模糊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判断能力。
这是一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啊，我们最爱读”这类歌曲长大的青少年。他们对领袖的忠诚、热爱、敬仰和崇拜到了无限的程度。对领袖的话，他们深信不疑。对领袖的号召，他们毫不迟疑地进行最坚决的贯彻和响应。他们哪里知道，这种盲目崇拜的思维定势，恰恰是形成他们悲剧式命运的成因之一。
这茬青少年在文革前，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以上这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周长利那张手捧小红书，胸带领袖像章，上兜插钢笔的照片时，我明白了，这位大名鼎鼎，后来被叫做“小浑蛋”，并被看作是典型顽主头目的孩子，跟他同时代的青少年，在起初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北京“老三届”的中学生们，在那两年随着国家的政治大气候，大致经历了成立红卫兵组织，走向社会造反；八次接见、大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刘邓；派系林立，到处夺权；揪军内一小撮、砸烂公、检、法；军宣队进驻，复课闹革命等等时期。
这一个一个时期的接踵而来，无休止的斗斗斗，使人们越来越沮丧和无奈，除了从大乱中得到好处的人，还保持着“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劲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从学校的运动中游离出来，成了逍遥派，出现玩主（后来统一叫顽主，另有其说法。）的温床也就具备了。
岐哥和小培在校期间，就属于不再关心学校的运动，游离到社会上去玩儿的主。那么，玩什么？怎么玩？和谁玩? 对这类青少年来讲，又是分类型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跟当时的主流社会玩了。你让他们再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那类说教，他们会狠狠骂你一句：“装丫挺的，我们不玩那个！”
我从歧哥、小培以及他们的朋友身上，最重要的感受就是，他们从精神上到行为上都特别独立，他们有自己的活法，否定正统，蔑视我过去奉为神明的东西。
他们公开谈论性，而且敢于追求女孩子，彼此还兴致勃勃地交流性体验。这个领域，我过去别说谈了，就是想都不敢去想，甚至认为，想了都是流氓。
那是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时代，但是，我很少听见酷爱音乐的岐哥和小培唱这些正统的歌曲。
崎哥弹得一手好吉他，他能把文革前出版，当时禁唱的《外国名歌200首》一支支全部唱下来。他俩教了我好多好多的歌，都是当时在玩主群中流行的那些歌曲。有些歌我至今都会唱，要不怎么四十年后见了小浑蛋的生死哥们儿边哥，惊得他像看外星人一样看我，说：“你小子，怎么连这歌都会唱？我以为早就失传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北京那些日子，见到岐哥和小培茬了两次架。起因和过程都不说了，反正他俩勇猛过人，眼睁睁看着他们白刀进红刀出，放倒了几个跟他们一样身备刮刀的人。我当时只有感叹不已，原来真正的玩主是这样打架呀，太凶猛了！
（余文在后面第12楼，这里储量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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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22 11:1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