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百分不算满分

一百分不算满分

                            ——为了忘却的纪念

感受到人生的低沉，期盼着命运的转机，不幸的是，当你积数年努力，认为可以交上百分答卷时，代表社会判卷的人，却以潜规则认为不算满分，剥夺了你的机遇，而且，同样残酷的剥夺将不止一次降临，你就像被遗弃在荒漠枯沼边的红柳，或在铺天的沙尘中匍匐枝条，期盼下一个春天，冰川多融些许，溪水将再次来临；或者，从心底厌弃这卷地的狂风，再也不愿苦苦支撑，因而愤然折干而去！

镜头摇回到1965年末的南京龙蟠里，昏黄的街灯在寒风中摇曳，临街第四中学的礼堂里正在上演独幕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1965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三年自然灾害”的低谷中全面恢复，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正在孕育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育为三大革命服务”已在教育战线加强贯彻。当年，《中学生》杂志刊登了京郊一所中学老师集体创作的独幕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如以当时学校培育的思想情操来阅读该剧，十分感人：一家三个孩子，哥哥、妹妹与小弟，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学期考试一百分的成绩，在革干父亲的引导、教育和鼓励下，三个孩子的思想得到了提升，共同认识到，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社会要求面前，课程考试的一百分不算满分。我们四中的青年才俊张再禄老师精心挑选演员、精心执导，并主演了父亲一角。台上的剧情渐入高潮，台下的我，小资产阶级热情也渐被燃起，并一丝丝地升华为革命觉悟，与此同时，我也不时留心与我小学、中学同班的裴光中同学，他在剧中扮演“小弟”一角。“小弟”个子矮，单腿跪坐在桌边的凳上，一只手托着大脑袋，白晢的脸上一双稚气的大眼注视着父亲与哥哥姐姐的交谈，我至今还能记起舞台灯光下那明亮忽闪的眼神。

 好像是1963年秋，我在鼓楼区一中心小学刚升四年级时，裴光中同学从外校插入我们（一）班。当时我校是南京市小教6面红旗之一，自1960年我入校那年起，我校与琅琊路小学开始试点小学五年一贯制教学，我校刘英志老师是全市领受这项教学实验的两名重点教师之一，自一年级起全程任我班班主任，因此我们（一）班也成了全市的重点试验班。裴光中同学是从六年制的小学平级转来，按说我们五年制的课程快于六年制，但显然刘老师之前测试过他的学习水准。我班品学兼优的同学甚多，而坐在第一排的裴光中同学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班上尖子生中的尖子。每当市、区教育局安排外校领导与老师们对刘老师的教学课进行评审和观摩交流时，裴光中同学都是当堂答问的重点生之一。

转眼就到了65年的小升初考试，我们班一半以上的同学第一志愿报考十中、宁海等一类学校，裴光中同学当然地填报了十中，我也报了十中。作文考试，命题是《我的母校》，考前刘老师就推介过范文，还让我们习作过，自以为考得还行。算术（当时中学才叫数学）卷子到手，一看应用题都是熟活儿，就定心地做了起来。做毕时间尚早，就悠悠自得地检查验算，直到最后五分钟第二遍验算时，才发现两道分数小数混合运算题有错，都中了为粗心小孩设下的套子，顿时大汗淋淋！交卷铃响时总算从稿纸誊上了得数，可是出来与同学一对答案，这两题的小数点都错了一位！暑期返校，我耷拉着脑袋，而同学们大都高高兴兴。裴光中同学一向虚心，但有同学说，他竟悄然戴起了他姐姐的十中校徽。录取通知下来了，我被“刷”到了四中，而裴光中同学的通知书竟与我的一样！我们成了班上少数几个未考上第一志愿的同学。有了裴同学作伴儿，我也悄悄地抬起了头，在学校见到老师，也能故作难过后，“化悲痛为力量”地说要从失败中站起来。在家则直截了当地跟家母搪塞，看看，连裴光中也没考上。

四中开学了，新生榜上，我与裴光中竟同分在了（四）班，教室里面面相觑，心怀隐痛，都不愿问对方何以名落四中。我们的班主任常福禧老师对我和裴光中都很器重，开学后头几天晚上就对我们进行家访，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当年，四中的位置还算是城郊结合部，班上不乏岁数大的高个子，相形之下，继续坐第一排的裴光中同学，除在大小考试后，总会得到各科老师表扬外，平时甚为低调。

1966年寒假结束进入初一下后，我就越发贪玩，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幸好及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已经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了，而是要彻底批倒“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们这些小皮孩儿窃喜称庆之时，老师们可就惨了，高年级同学在教师办公区的墙上刷上了大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高度概括了我校校史久，自旧社会留用老师多，落网或漏网右派多的特点。一次，看见一“老右”老师被同学们打得滚地求饶，我突有闪念：假如我的“老右”老爸还活着，或者，假如这“老右”老师的子女也在场……，猛又想到，这种念头正是大字报上批判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心里不禁打个寒颤，想逃离现场，又怕被人看出破绽。

8.18 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学校停课闹革命，文革全面转向社会化，革命的矛头所指也从“地、富、反、坏、右”死老虎转向当权的“走资派”，各级党政组织遭受冲击，我校军干转业的孔亮校长也成了黑帮。大串联开始了，眼看着“红五类”子弟们组起了红卫兵，进京见了毛主席，我校几位非“红五类”出生的高年级同学极具才干地扯起了“红旗兵”的旗号，自称为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及时加入了这个组织，得以去了北京，参加了毛主席的第七次接见。之后又约了班上不同拨儿的同学搭伴乘车或步行串联。可每次返校都未见到裴光中同学，听说他家也是“黑五类”，想必家人正在难中，故而闭室少出。我父亲戴“帽”及病故在外省单位，因而在文革初打死老虎时期，却免去了忍看家父成牛鬼。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也给南京示范了武斗，打垮“赤卫队”之后，“红总”与“八.二七”又产生了争斗，当年夏天，南京响起了武斗的枪声，“八.二七”被打出了挹江门，我校作为“八.二七”出城前最后的据点之一，据说曾遭到“红总”的重点围攻，陷落后被俘的守方同学自然遭到了攻方的收拾。

文革烽烟一起，家母就警觉地毁弃家父所有的遗物，断绝了与“高”成份亲戚的来往，武斗枪声响起，她更是让我们兄弟俩呆在家里。平时我也只跟住在附近的几个同学玩儿，一直到1968年，广播里响起了复课闹革命的声音，我们才又回到了荒芜的校园。很快，学校和社会又不断传播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学校工宣队先是忙着送高中及66、67届初中的同学插队插场，快到年底时轮到我们68届初中了，一天傍晚，工宣队召集68届初中部分同学在大礼堂开会，会场仅前半部亮着灯，前几排稀稀拉拉的坐着同学，一看都是本届年龄较小的，大都是52、53年出生的。我是54年2月出生的，当属最小之列。工宣队领导讲话，先是宣讲68届初中上山下乡已经开始，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心里嘀咕，莫不是以为我们岁数小的怕苦，还要动员？然而，领导话锋一转：毛主席提出了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的课堂阵地也得要占领，你们岁数较小，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升学。学校刚动员68届初中生上山下乡时，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玩儿的同班同学就相约组成一个插队户，如果我一人升学，其他人肯定要怪我，再说升学，读几年书，岁数大点儿不还是要下乡吗。我还在寻思着，台下早有同学喊了起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什么我们不能下乡？”这工宣队的领导现在要是回想起当时那一幕，肯定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他万不敢阻止“小将”们的革命要求，只好说你们要报名必须征得家长同意。我很奇怪，在会场未能见着裴光中，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报名去了泗洪县插队。

我七岁时父亲病故，其实自他被打成右派时，家境就惨淡了。既然升学后仍难免要下乡,还不如早下,倘若在农村能够混个生活,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家母受家父的牵连，也曾下放过农村搞社教，知道像我这么大的小毛孩儿在农村有得苦要吃，但毕竟儿大不由娘，只好盖章同意我下乡，还找人用废包装板给我打了一口箱子。

裴君要想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首先得要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要吃大苦、耐大劳。谁让你是剥削阶级的子女，你就得比别人多吃苦，为你的上辈赎罪。二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战争年代，你从反动家庭出走，“抛头颅，洒热血”，容易被认可，而和平时期，文革前17年教育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你是否在广阔天地里被再教育好了，还得看你是否在思想上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但思想这东西让人看不到、摸不着，因此在当年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事迹讲用稿中，往往会有与反动家庭决裂或作斗争的部分。

然而，留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推荐名额毕竟有限，因此，普通贫下中农说你能吃苦还不行，还得要成为高级别的，至少是县一级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为此，裴君在埋头苦干与普通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之余，还应能革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风和自身小知识分子的清高，积极接近贫下中农当中的“先锋队”，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如果村里有在县里工作的大干部，则更应尽早接近。“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有干部才有权评价你是否已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且，有了高级别干部的认可，你才能成为高级别的可教育好子女典型，这才有了六、七分的把握。

根据当年知青中相传的事例，裴君要进一步成事，还有几个潜规则可循：一是裴家的剥削阶级分子，不仅要坏，而且坏得要有名气，乃至无产阶级的中央司令部，至少是省一级的司令部都要转化他，这时他若能提到，我家光中还在泗洪铁佛公社插队，能否让他上大学，学些批孔批儒的本事，好为无产阶级服务；二是裴家这一支虽中落，但其亲友在大学或高教系统仍强有实力，而且不避牵连，愿为裴君从招生这头活动；三是裴君有幸攀结上了出生本村，现在县里、甚至在地区工作的大干部，如果这大干部再出援手，这时或许会从上面下来一个戴帽子的名额给裴君，裴君不仅能够成事，而且，或有幸碰上好事者，将其成长为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事迹，写入当年工农兵昂首阔步进入大学校园的通讯报道之中，也是可以想像的。

忆及当年，我也曾为上大学而心动，但尚未温习完初中课本，就从我公社的推荐运作中看出了“不可能”三个字。当年相邻生产队有个下放干部户，夫妻俩带个很可爱的小姑娘，两人都是淮阴地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普通教师，男的教英语，女的教生物，均为苏州某县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夫妻俩对所有人都极其谦恭和气，这样的人也被下放，想必是人太老实，或是家庭出身也不好，就被学校的当权者一下顶了两个上面摊派的下放干部额子。当然，他们下放的原因我是问不出口的，倒是偶然机会，我发现那家高高垫起的床下有个很大的椭圆形柳条筐，里面整齐地码着书，男主人说，全是他50年代末上大学时购买的课外读物。有关世界文学的，除数本西洋文学史、俄罗斯文学史外，其余多为评介自荷马史诗、印度史诗以来诸多世界文学巨著及巨擘的书籍，有关中国文学，则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春秋诸子、古文、明清小说、红楼研究，均有选集或评介。我贸贸然开口要借，男主人向女主人对看了一眼，只要求了一句：“只能你一人看，可要保管好。”之后我每隔五、七日换借两三本，因怕哪一天就不借了，只得囫囵吞枣地速读。那年初秋，我先是将煤油灯放在蚊帐里，可第二天一早，两个鼻孔全是黑烟，于是就将灯放在帐外。有一夜雷雨骤至，狂风呼地穿过窗洞，吹起帐角，掀翻油灯，火苗唰地串向帐顶，幸亏眼疾手快，拿起床头的衣衫捂住了火焰。收拾完油灯，忍着蚊子的叮咬，再穿上长线，缝上自下而上被火燎去的帐角，再抓过大把麦秸，窝起来将窗洞塞上，又读将起来。入冬天渐寒冷，就靠着灶煻后堆放的稻草，偎着灶里的余热，就着书下晚饭，然后就早早缩进被子接着看。一直到那年12月，两位老师被抽到外公社搞“一打三反”运动，我的图书馆才关闭了，可惜还有一些书未曾借阅。读了点诗书就有点儿酸，看着别人通过城里的“招生党”或农村的“推荐党”门路进了大学，也曾诌过一句：“凌觑书楼皆沆瀣，讴歌荆野有稼轩”。我们公社也搞起了“一打三反”运动，那时生产队极穷困，队干部一茬茬地换，谁上台都要贪污，于是，工作组看我干活能吃苦，学习能挑头，就提我当生产队会计，第一天社员会上一致通过，但有人揭发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第二天又做了改选。看来这广阔天地，想讴歌也得看家庭成分，否则只能怄怄气而已。

1972年4月26日，福建一个叫李庆霖的普通干部“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斗胆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反映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后衣食无着，而一些有政治背景的人“拉关系，走后门”，他们的子女“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还说面对 “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只要求国家对“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能尽快地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然而这封信整整“走”了一年，直至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到了由王海容转交的来信，读到悲凉处，主席不禁潸然泪下。他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有了主席的表态， 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提出：“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各地一批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青的案件相继被揭露，我们大队的党支书和大队长也因此被捉进了监狱。之后，国家自上而下一直到公社都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不仅设法保护知青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树立先进典型，稳定人心。现在想来，除了李庆霖的那封信，在全国调查之后，国家肯定也收到了一份包括裴光中、王茂雅在内的长长名单，因此，怎么也得设法制止这份名单的延长吧。

20世纪，人类社会为了追求高效的经济发展和高水准的物质生活，城市化的趋势不断加速，而在我国，占当时全国城镇人口近十分之一的1600万城市知青、和400余万城镇下放居民、下放干部，却向着社会资本配置低下，生产力发展滞沚的农村迁徙。2000万双空手不仅难以给农村的社会经济带来改观，相反2000万张嘴却给农村徒增了负担。国家终究意识到，给李庆霖一次汇个三百元，聊以让他的孩子买米还可以，但要完全接济普遍缺乏生存能力的下放人员则是不可能的，因此逐渐增大了城市招工。

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当个小队会计也被否决了，我想，招工毕竟名额多，且仅对城镇插队知青，竞争面小，因此还是设法争取招工回城吧。前几次的徐州煤矿招工和县直属单位招工，大都给社会活动能力相对成熟，能和大队干部搞好关系的高中生分走了，虽然进了这些单位就意味着失去了等待南京招工的机会，但由于后事难料，而且对于已步入婚嫁年龄的他们来说，谋得一份比望天收的生产队分红要稳定且宽敞的收入作为安身之本，才能有谈婚论嫁的基础。他们走后，我能够吃苦耐劳的特点有所彰显，连续被评为大队、公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后来还拿到了县积极分子的奖状。我在大队当通信员时，每日要为大队代销点挑两大笆斗农民家产的鸡鸭蛋送到供销社，再购回大盐、酱油、煤油等日用品挑回去，还要去公社邮局取信件报纸，渐渐与街上公社知青办两位南京下放干部出任的主任、副主任混熟了，也许是他们的推荐，公社抽调我参加了筹建接纳县革委机关干部子弟的知青小农场，之后又被调去连续参加了三届县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从参加筹建小农场起，我才知道还有个“公社雇佣干部”的头衔，并开始享受该头衔每月24元的工资待遇。

1976年我参加第二届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们组的组长是我公社的一位副主任，他写得一笔好字，大度雅量，我们住一间屋子，每晚上都要神聊一气，不是在屋外摇着大扇子纳凉，就是裹着被子靠在各自床头。那一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多事的年头，1月8日周总理、7月6日朱委员长相继去世，之后9月9日毛主席又去世， 4月5日因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整下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那年10月，“四人帮”被抓，一年到头，大、小道消息不断，我们也聊得热络。到了年底，他回公社了，我又转到了第三届新组建的工作队。而就在这岁末年初，南京方面继上一年后第二次在我县南京知青中批量招工，我赶紧跑回公社请主任帮忙，他一口答应，我就被推上了。1977年2月5日我们动身回南京，归途中我又想到了整整8年前乘船下放，夜过京口、瓜州的情景，竟也凑成了四句：飘零八载思归舟，力尽楫折空自愁，偏有风伯怜游子，残篷未满过瓜州。到家后即以此诗作谢，主任复道：也该你回去了。

1977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我国终又恢复了高考。裴光中同学要是再坚持几年，该多好！及至今年我们小学同班同学聚会，当大家追忆裴光中同学时，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刘老师告诉了大家一个40多年前的隐秘！1965年，裴光中同学报考第十中学，他的算术与作文两项都考得非常优秀，单科及总分均超过了十中的录取分数线。但是，那年市教育局加强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规定十中作为重点学校，要多招出身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不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以裴光中没有被录取。这件事，教育局有关部门通知了我校校长，而校长仅告诉了刘老师。我小的时候就听家人说过，有家亲戚的儿子投考哈军工，却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被录取，文革中亦曾从大字报中了解，到64、65年，清华、北大也很讲究考生的家庭成份，但是我们南京当时的教育局竟对十一、二岁的娃娃痛下“极左”的棍子，这“阶级斗争”是何等的残酷！

我因自觉得，当年还是幸运的。我点错了两道计算题得数的小数点，而且通过考后对得数知道了自己的错处，因此只会责怪自己不争气。倘若我没点错那两个小数点，即使得到了录取分数线以上的考分，由于我妈在我的报考志愿书父亲政治面貌一栏老老实实地填了个“右”字，我也不会被录取！教育局要突出政治本可告示全市，我等亦可知难而退，但校方暗中贯彻潜规则，无辜童子不知就里即被拒于门外，岂不冤哉！而若童子真是知道了因那潜规则未被录取，回想起五年寒窗、数月复习，尤其那两张完满的答卷，还不伤心至致？这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凭自己的实力参加社会竞争，这心灵的创伤又将会给今后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不知道裴光中同学当年是否知道他未被录取的原因，但我相信，凭着他比我细心，他也一定抄出了算术考试的答案，而《我的母校》这一命题作文我们在考前就曾做过，我班班主任刘老师也是全市优秀的语文教师，她给裴光中同名习作的评分，肯定会使他对自己作文的考分充满信心，裴光中的父亲在南京师范学院工作，母亲也是中学教师，他们也许已经托人为儿子查过了考分，也许这正是自小谦逊的裴光中，在录取通知下来之前，竟被同学看见佩戴他姐姐的十中校徽在大院内招摇的原因。这样好的成绩却出乎意料地未被录取，裴家肯定也会去打听缘由，我们四中的班主任常老师在接受新生时，也会查看每个学生的档案和考试成绩，对于裴光中的高分而未被录取，不知他是否从有关材料或其他渠道获知了缘由，他是否曾告之裴光中，而且，裴光中在决定以生命抗争社会的不公之后，在对自己的一生作最后的回顾时，他曾否又忆起过那年小升初考试的痛楚，还有《一百分不算满分》谢幕掌声响起时，那短暂的欣慰？然而，这一切都是迷了。不管怎样，裴光中在其人生仅有的两次为晋升学业的考试中都提交了完美的答卷，但他却未曾料到，“一百分不算满分”这个命题的字面对他的命运进行了两次无情的作弄，即使他也按照这出戏的要求，尽力地投身到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之中！

我们，1600万城市知青，400余万城镇居民和下放干部，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裹挟，当年确实汇集成了投身农村三大革命实践的滚滚洪流，那洪流的雄壮就好比，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东非大草原上，那滚滚向前混杂着角马和斑马的迁徙阵群！大自然的枯荣，就像是从上苍发出的召唤：向着那水草肥美的乐土进发吧！在前行的方向有一道道宽深的沟壑，即使饮水的溪潭也布满凶残的鳄鱼，在集群的侧后一直尾随着凶猛的狮群和结队的鬣狗，而同是弱者的众生灵们，只能作默默地目送。总有一些角马，它们倒在了沟壑里，用自己的尸身为同伴填平了道路，也总有一些斑马，用他们的肉体做了献给猛兽的牺牲，疲惫的大群终于到达了乐土，它们生息繁衍，静候着再折返的召唤。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所听到的召唤，却是要去那艰苦的地方，到那水草更加稀疏的地方！

上山下乡40年过去了，实际上，从1965年，文革的风暴开始孕育起，我们这代人就已经被送上了多难之路。许许多多都已渐渐地模糊了，但我们中的绝大部分还记得，我们后来又寻觅着各自的路径，坎坷地回来了，只是辨别不出哪一块垫脚石是裴光中，还有王茂雅和他的男友，我们中还有一些已被人间的禽兽所吞噬，他们再也不能回来了，还有一些，已经植根于那片土地，和那些曾经接济过我们，教过我们农作的乡亲们，被改革成了自立的小农，是沉沦是发达，也就是个人的造化了，喧嚣浮躁、楼市可以年年翻倍的城市，不知是否还能勾起他们存留脑底的呼唤。既然潘多拉的魔盒早已被打开，而且那些魔物又进一步受到了商品社会酸雨的浸淫：信仰的缺失、社会的不公、道德沦丧、贪污受贿、韩局长日记、地沟油横流……只不过一切都不再那么暴烈，有时还带一丝温淡的酸意，但更多的只是无奈。我们中只有少数人可被称作“弄潮儿”、“幸运儿”，而大多数人，既失却了青春的滋润，又未获得盛夏的旺长，而过早的下岗，又带给了我们暮秋的悲凉。然而，只要我们想起蹉跎岁月，还有永不能归的同伴，我们这把年纪，也应该会说：“天凉好个秋！”

                                       初稿于2009年冬，修改于2010年春

回顾知青生涯史，

痛惜同学含冤逝，

认真剖析其间理，

最后心态冷静实。

唯成份论害人深，

重在表现是陪衬，

多少才子被断送，

多少青年遭恶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