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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到多云转晴

-----1975—1977年的社会剪影

作者刘晓航

本文标题基本概括了1975---1977年中国政治气候的特征，我作为当年亿万亲历者之一，很有必要将这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月记录下来。以告诉我们的后代，中国无以计数的普通百姓，与共和国命运一同沉浮而经历过的沉闷而又充满期待与兴奋。那三年正值时代进入大拐点，中国像一艘桅断帆碎的航船在经历过九级风暴的洗劫后，被呼啸而至的时代潮流推向霞光满天的航程。

1975年3月，我结束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被招工返城。我们是以落实“独生子女或身边无一子女”的政策回城的。1973年初，福建省莆田县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万般无奈中，写信向伟大领袖毛泽东告御状，客观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困境和党内领导干部“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这封信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转交给毛泽东。对任何政治对手毫不留情的毛泽东读了这封信潸然泪下，给那位素不相识的李庆霖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情况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因为他也是一位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员。毛泽东的关注，才引起从政府高层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制定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将知青中的“独生子女或身边无一子女”尽快招工回城的政策。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是属于最糟糕的，我在农村插队七年，表现很好，1973年就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小说，我为南陵普及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出色的贡献。但是，这一切无法改变我的命运，我没有获得过一次招生和招工的机会。为了让我能够回城，妹妹调到铜陵市妹夫处工作，这样母亲身边无一个子女，我就符合了这一政策，回城有了希望。1974年芜湖市在知青家庭所在地普查时，需要核对户口，恰好母亲去铜陵市照顾妹妹的孩子去了。为了不误事，同屋的邻居撬开我家门锁，取出户口簿，及时登记。这才上了落实政策的花名册。1975年3月，南陵的芜湖知青中共有70多人属于这个政策落实对象，两辆无篷货车，将我们这些形容枯槁，满脸沧桑的老知青，一路风尘地拖回我们已经陌生的城市-----芜湖。这一年我已经28岁。

接下来是等待分配的日子，我们这一批全市大约有400多人，全部被分配到服务行业（理发、浴室、餐饮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找关系，走门路去活动到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而且也没有门路可走。绝对服从分配。这样，我和15个知青被分配到芜湖市日用化工厂，其中有5个人，我们是农村一个公社的。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的名字听起来不错，好像与化工有关，实际上名不符实。它是在1956年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由一些手工制作蚊香、蜡烛、雪花膏、蛤蜊油的小商贩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作坊，20多年来其生产设备及工艺几乎没有变化，呈现出一种惊人的落后。依旧在生产这几种小商品，只是近期接受了外贸出口，生产油漆刷，因为中国一直是全球猪鬃最大的出口国。我们这15个知青就是为油漆刷出口上马分配来的。我们进工厂第一天，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马自荣给我们介绍工厂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马书记是一个回民，高中文化并且酷爱京剧，平易近人。第三天，我们就分配了工种，我和2个年龄大的被分配到木工班，其余的分配到蚊香班和猪鬃刷班，还有2个去烧锅炉。木工班主要是加工油漆刷的木柄的，工作量大，粉尘重，生产安全最易出事的地方。因为考虑我们这三个人年龄大要稳重些，所以分配到这个岗位上。我的工种是开盘锯，这个工种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会出事故，血肉横飞。我每天的任务是将2米长一掌宽5公分厚的东北松在飞速旋转的盘锯下切割成一块块油漆刷柄的毛坯，然后给下一道工序的带锯切割成木柄形状。我在操作时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粉尘重，必须带上厚厚的皮口罩，穿着防尘服和眼镜。我的师傅姓赵，是一位老工人，但是头上戴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他的出身是贫农，由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养家活口，偷过公家的财物被发现，定为坏分子。他手把手地指导我的安全操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半年，没有出过一回事，真是万幸也。那些分配在别的单位的知青朋友，还有南陵县的干部和老乡寻到位于后家巷的我们车间来看我，一个个都摇头叹息；“怎么让你干这个活计，真是大材小用了”，而我却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比较起在农村的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物质保障的知青生活来，这已经是糠箩里跳到米箩里了。我们第一年的学徒工资每月只有18元，但是每月还发3元钱的洗澡卷，看病吃药全报销，每年还发一套工作服。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赵师傅沉默寡言，只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木工班的班长是一个跛子，也是一个老鳏夫，带着一个儿子，男孩很聪明，是他的全部希望。其他几位女工都是非常朴实的劳动妇女，虽然工资少，仅仅能够糊口，但是她们都非常善良，乐于帮助别人。她们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陆志贞，她差不多与我同岁，身材高挑，肤色白净，一张非常漂亮的瓜子脸，大眼细眉高鼻梁，一个真正的美人。由于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她很早就嫁人了，没有上多少学，虽然不到30岁，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丈夫比她大10多岁，是长航一个常年跑船的海员，与她在性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她的弟弟和我一样，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插队多年，也是近年招工返城，所以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的语言，她像一个姐姐那样对待我，甚至替我缝补衣服。我特别喜欢她的稳重，当车间里的其他女工在疯疯傻傻地打闹时，她非常矜持地坐在一边，微笑着一声不响。也许是诗礼传家的家风使其然。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我承认我曾经暗恋过她，我理智地压抑着自己，从未表露过，因为她是纯洁的，我不能去亵渎她。1975年10月，我第一次去武汉看望未婚妻，木工班的同事们从他们有限的工资中，每人出2元钱为我凑集往返的费用，他们为我个人婚姻大事所遇到的波折而担忧，为它雨过天晴的进展而高兴。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善良的女工身上，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爱。但是，自我在1978年春天考上大学，离开日用化工厂，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们。这当中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芜湖市日用化工厂，早已被兼并解体，位于后家巷的厂房早在1990年代初就在旧城改造中坼了，员工去向也不清楚。但是，也有我的顾虑；担心因为我的身份的改变而与他们之间产生的隔膜。30年过去了，我为此深感内疚。我一定要在近年，去芜湖市寻找看望赵师傅、老跛子，陆姐，去感谢他们当年曾经给我的关怀与温暖。

在木工班干活的那几个月，生活的基调是沉闷乏味的，就像江南每年的梅雨季节。车间里轰隆的马达声，飘落的粉尘，片刻休息时间里，男女工友之间庸俗的调笑，我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我又无法改变它，陷入深深的孤独，只能坐在一个角落里读书。我扪心自问；这是我的孤芳自赏吗？不，这是我不安于现状。我甚至怀念在农村插队的日子，虽然生活是贫困的，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但是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在知青中，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朋友，可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在这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我落落寡合。正如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契可夫的短篇小说无情揭示的19世纪俄国社会现实，正是庸俗的风气腐蚀着俄国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使他们陷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我必须摆脱这种庸俗的环境，不然，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怎么样改变这种现状？只有主动出击，发挥我笔杆子的优势。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类似中世纪手工业作坊的小厂同样也有亮点------它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生产家家户户老百姓所必须的日用小商品，虽然产值小，利润低，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主动地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为社会主义坚持小商品生产”，反映了我们这个地位卑微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在艰难中的发展，当时的芜湖市委机关报《芜湖简报》立刻全文刊登，芜湖市广播电台也转播了，立刻引起芜湖市手工业局的重视。表扬马书记善于发现新鲜事物。马书记找我谈话，表扬我，让我继续反映厂里的新面貌。因为在这之前，这个工厂从来没有上过报纸和广播。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篇接一篇地报道厂里为完成外贸出口，加工生产油漆刷的消息，有的甚至是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厂内的墙上，使这个沉闷的小厂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气象。厂里那些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的干部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

在南陵农村时，我是县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1973年在县文化馆姚远牧老师的指导下，我写的小说《信》被发表在安徽短篇小说集《青弋江畔》上。招工回芜湖后，我主动与芜湖市文化局创作组取得联系，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多次文艺创作活动，开始认识芜湖市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但是，因为我是初来乍到，还进不了其主流圈子。我在老学长张乃宗的引见下，认识了几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他们是市手工业局的陈孝中、市广播电台的老沐、汽车修理厂的姚长金（他的诗写得很好，但是有神经质）。在每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个晚上，我们要聚在一起聊天，谈论文学，也谈论国家大事，这些谈论使我的生活充满了张力，精神的探求有了一个空间，使得我们的庸常的日子有了超凡脱俗的意义。今天，随着电脑和手机的广泛运用，很少有人去写信笔谈，甚至连朋友间的促膝长谈也淡出人们的生活，那怕他们是住在一个城市，甚至是一条街道。1975年的夏天是炎热的，在坊间开始流传关于中央文革与邓小平之间斗争的小道消息，还有毛泽东关于“四人帮”的谈话。这些街谈巷议像感冒病毒一样，从京城向各地弥散，人们在悄悄地议论和传播这些小道消息。我们在议论这些消息时，不是担忧而是兴奋。因为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政治舞台正在酝酿一场生死较量，经过10年文革磨难的中国，正面临着往何处去的大选择，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关注着官方的报纸，以期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他们名字排列顺序，来分析政治斗争的微妙变化。

政治斗争和国家大事是大人物们考虑的大事，我们这些人微言轻的小小老百姓关注的更多的是眼下的柴米油盐的生存问题。我感到最焦心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住处，芜湖市这么大，居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那怕是放一张床的地方。我家在东内街8号的屋子只有7平方米。我一次次向厂领导打报告要求解决住房问题，他们终于动了善心，把位于鱼市街厂部楼上的仓库腾出一间，用芦苇隔起来，恰好可以放三张小床，让我和俩个无家可归的青工在一起住。他们一个姓施，一个姓琚，这是一座百年老屋，推开雕花的窗户，下面就是青石板的老街，可闻行人的脚步声和喧嚣的市声。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睡觉休息的地方。虽然它是那么简陋，而且和这两个青工基本没有共同语言，但是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一直到1978年4月，我考上大学，才离开那儿。1993年春节，我回芜湖陪母亲过年，一天在国货路的跳蚤市场上，看见小琚在卖皮鞋，他抬头看见我；“大哥，我们的厂垮了”，我递烟给他，只能安慰他几句，心里有点难受。自1990年代以来，芜湖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许多老街道消失了，连我们东门和南门整个都要坼迁。我在2008年12月回芜湖，参加母校的校庆，在老朋友徐昌宪陪同下，去寻找我当年栖身之处。鱼市街居然还在，我曾经住过的老屋还在，在深秋的夕阳下它显得那么苍老凋敝，那雕花窗户使我一下子辨认出它。我让昌宪给我拍照。作为危楼，它已经被封存，只有几个老人在楼前晒太阳，其中有一个老妪说，她认识我，原来她当年在楼下炸油条，我经常去买她的油条。

1975年10月中旬，我从武汉看望未婚妻回来，工厂宣布我担任对口单位后家巷小学的工人讲师团的团长，接着又派我担任进驻该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我诚惶诚恐地对马书记说；“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7年，现在还是学徒工，怎么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马书记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因为全区的工宣队员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就差你这样的笔杆子，你去好好干！”。于是我结束了在木工班开盘锯这危险的活，一个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的青工来接我的手。我去镜湖学区工宣队办公室去报到，区工宣队队长姓李，是芜湖市制革厂的老工人，老党员。他热烈地欢迎我，高兴地说：“你来了，以后我们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有人了，你就来区工宣队办公室上班”，我表示我必须先去后家巷小学，因为我是去替换我厂先派去的董金云师傅的。董师傅是一个非常清秀，精明能干的中年女工，她回厂将担任一个车间的副主任。当时，选派工宣队员是培养干部队伍的一个途径，凡是担任过工宣队的，回原单位后都以工代干。董师傅进驻已经一年多，对学校情况非常熟悉，我们很快办理了交接手续，她就回厂上任去了。后家巷小学，原名利德小学，是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现在的校长姓荚，担任过多年的小学校长，工作经验丰富。全校有24位教师，一大半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只有3个男教师，两位青年女教师方明如（芜湖地委副书记方志明的小女儿）和张济是从师训班毕业后分配来的，非常能干。校长和老师们对我毕恭毕敬，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代表，我有意识地和他们之间保持距离。这些老教师大都出身不好，在10年文革中挨够了整，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敬业，其中有几位是全区有名的小学二级教师，深受学生家长们的爱戴，我非常敬重他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孩子不少是知青。他们知道我曾经在农村插队七年，受过不少苦。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党内斗争异常激烈，我们工宣队的任务主要就是开会，去市里、区里开会，然后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学校的老师们。2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被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整怕了，一个个竖着耳朵小心翼翼地听，不敢说半句错话，生怕被人抓住辩子。我对这种僵化的说教早就烦透了。也只能装模作样地说，口是心非。

在一场暴风雪后，1976年的元旦到了。元月8日早晨七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响起悲伤的哀乐—人民敬重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人伫立在寒风中，悲伤落泪。我来到学校里，看见老师们哭红了眼，他们开始自发地扎花圈，挽黑纱，没有人说话。下午，校长和我接到通知去学区开会。学区的党委书记正在传达中央的通知；“对周总理的逝世，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但是不准设灵堂，献花圈”，整个会场立刻炸开了，这是谁下的指示？难道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权利都没有吗？我们全体工宣队员站起来愤怒地质问，区委书记面有难色地说；“这是上面的精神，希望大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明白中央的路线斗争愈演愈烈了。我们回到学校沉重地向老师们传达上面这个精神，“臭老九”们是敢怒不敢言的，会场上一片呜咽低泣。我吩咐；“扎的花圈不撤，就供放在周总理的遗像下，有责任由我来承担”，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十里长街送总理，万朵素花斗寒风”，老师们向我投来信任与赞许的目光。

1976年的春天是一个多雨的春天。春寒料峭，周总理刚刚去世，一份不知道从那儿冒出来的“周总理遗嘱”在许多人中悄悄流传，我也抄录几份，分寄给武汉的未婚妻和外地的朋友。从这份遗嘱的文字的口气来看非常像是总理的，很少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因为它道出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很快上面来了紧急指示，要追查这个政治谣言，要一个一个排查。我偷偷地烧了我保存得那一份，对老师们的排查采取走过场的办法收场。但是，不同版本的政治流言和街谈巷议继续在全国各地蔓延。2009年，我才看到披露这份遗嘱出台的真相的出版物，原来是杭州市一个青年工人泡制的，他也是一个知青，他自己和许多受牵连的人为此被捕，一直到1978年才释放。

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纪念雷锋的文章含沙射影地诬蔑敬爱的周总理，激怒了全国人民。人们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人民行动起来。沪宁线上，从南京开过来的列车上凃上一幅幅用油漆刷写的大标语“谁污蔑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月5日评论用心何在？”，一趟趟列车穿越过我们这个江南小城，这无疑是投来一枚枚炸弹，引爆了人们被长期压抑的愤怒与不满，。4月初的一天，在芜湖市最繁华的中山路出现了大标语“小平小平，为国为民”，那里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这是哪些勇敢的人们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同时，我们也在担心，等待这些勇敢者的将是监禁。没有过几天，在北京爆发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这很快就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大批呐喊“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的热血青年被投入监狱。芜湖市也很快查出写“小平小平，为国为民”的人，他们是芜湖一中的唐灏老师，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学生胡功符等。他们立刻被投入监狱。功符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合肥一中的老三届，在皖南的广德县插队。他父亲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甲骨文专家。他妻子杨金丽是合肥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生，就分配在我插队附近的弋江镇中学任教。1972年春天，功符夫妇从弋江镇步行20多里来我任教的新陶大队看望我，让我非常感动。5月初，芜湖市在体育场召开公捕他们的大会，那一天，我借口感冒发烧没有去参加。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功符被剃光头，双手被铐着的揪心场面。几天以后，我在中山路遇到他满头白发的母亲，我安慰她；“功符会很快没有事的，因为天快亮了”。30多年来，我和功符之间一直没有联系，只知道他一直在芜湖中医学校工作。2008年我出版了自传体文集《曾经同饮一江水》，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拂晓前夜》，写的就是这段经历，我请一位校友转交给功符。几个月后，我接到功符的电话，他感谢我在书中写了这段经历，往事不堪回首，他热情地邀请我来芜湖相聚。2009年4月，我和功符终于相聚，当年的英俊青年，真的勇士，现在已是满头白发。那一天，芜湖淬剑池网站在芜湖市人事局的考试院会议室举行我在香港出版的新著《我们要回家》和谈正衡的《静夜凉风》的签名送书。我把功符请来，介绍给大家认识，全体网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我们要求他讲讲当年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天晚上，功符在他的住处附近的“南洋鱼港”宴请我和淬剑池的网友们，大概去了20多人，盛况空前。功符现在开设了一家治疗癌症的诊所，主要是通过服中药减轻患者的疼痛。我很高兴他能够从当年政治的大风大浪中淡出，归于平静的人生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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