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作证》之五：感受“文革”
绕了一圈终于相信
有时连副省长的话也是无法当真的
粮食不成问题，知青农场三年不征公粮和统购粮，四十亩地种的粮食是够六十个人吃的。但是，发了将近一年的每人每月八元的生活费补贴就要取消了，这不能不是个问题，肥皂毛巾、油盐酱醋、回家外出等，都要钱。农场只好组织了一支二十余人的副业队，出外搞副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打工”，只不过是以集体的名义。
没人再提批判我的事。我随副业队到过沙溪水电站工地挖水渠、抬石头，给养路班捞沙子、打石子。最后，作为政治上解放的象征，我担任了民工队队长，带着一队知青到石珩峰林机器厂（兵工厂）06工地支前，和福建省第五建筑公司工程队一道打山洞，为福建省安装公司的工程队当下手。
陈媛真一直充当副业队和民工队的炊事员，随队流动。每当夜色降临，我们相约徜徉在小桥茅舍旁，相拥在青山绿水间，望着星空，去倾听流水潺潺细诉，感受树影婆娑。喧嚣远去，心灵融化着大自然的静谧……
然而，革命固执地按它的轨迹运行。红太阳光辉照九州，“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从此，大批判迅速变为大造反。
在福建，厦门双十中学红卫兵首起相应，“八二九”运动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过泉州、莆田，往福州进发。消息传来，明溪几个农场的知青坐不住了，纷纷扔下手中锄头、铁锹，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涌向县城。他们占住县招待所，扯几尺红布作旗子、袖章，成立了这个那个战斗队、造反兵团。06工地离县城只有十几里路，民工队的知青也一窝蜂地赶去汇合。
我也到了县城，到县招待所那些“队部”、“兵团部”转了转。造反派都忙着在招兵买马、写县委的大字报。那时，谭立夫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舆满全国，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想革命就跟毛主席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也编成歌唱彻云天。我很识趣地返回石珩。06工地工程队和安装公司的工人还在干活，但民工队只剩下寥寥几位缺乏革命斗志的伙伴，无法组成干活队伍。打了两天扑克，我们只好卷起铺盖返回农场。
下乡一周年纪念日在遗忘中度过了。我突然想到一个自以为比造反还重要的问题：高盘九副省长“两年回城”的许诺还算不算？三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怎么很久没声息了？
不是大串联嘛!我联络了其他农场的几位知青，也弄几个红袖章戴在臂上，挤上不敢向红卫兵小将查验车票的火车，直奔福州。
省城热闹异常。满街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震耳欲聋，一队队脚步匆匆的革命小将跑过来闯过去，冲击着首脑机关。而那些当官的工作，就剩下恭候轮番来造反的红卫兵了。
在省教育厅，走资派都被揪到各大中学校批斗去了。一位戴眼睛的干部接待我们，为避免误会，他一再声明他也是机关造反派，在向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造反的战线上，同我们是战友。
当我们说明来意，他很耐心地在文件堆里埋头忙乎了半天，找出几分文件：“看看，三明共大，行署的报告，连校长也有了，是副专员兼任。王于畊厅长，当然，她现在是走资派，报告也签发了，只等成立了。但现在，嘿嘿……”他摊开双手，表示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我们临离开时候，他没有忘记表露观点：“共大是符合毛主席路线的，我是十二万分拥护的。”
找高盘九副省长倒不费事。他一副虚心谦逊的样子，但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装出红卫兵的派头来，盛气凌人地责问、嚷嚷。
“你还记得去年在厦门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时说的话吗？”
“当然。下乡锻炼，两、三年回来，那是我一贯的想法。请你们批判。”
一句话就把我们这些没见世面的知青噎住了，我们只好连底都掏出来：“我们不是来批判的，我们来问这个还算不算数。”
“我*边站了，说话不管用。你们去找说话能算数的人吧。”软软的一句，又顶得我们无话可说。
事情一旦脱离轨道，便没有逻辑可言。我们无法可想，只好打道回厦门再说。
厦门的革命气势并不比省城逊色，它毕竟是“八二九”运动的发祥地。“父母官”是找不到了，他们全被各帮各派分割隔离起来，或真批判，或假批判真保护。
大街小巷游荡者不少倒流回来的知青。他们在厦门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可依附的东西，成了边缘人。故乡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插不上手，整日无所事事。于是，我约了几个知青，在中山公园斜对面大楼里某机关占据一间办公室，挂起“厦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联络站”牌子。很快，数百名游兵散勇汇集在这个牌子下。
我们上串下跳，我们与各造反组织横向联合，我们走上街头游行，我们参与批斗厦门市委走资派，然而，我们的暗中目标很明确：“知青之路向何方？”各造反组织都希望我们这支无所顾忌的生力军加入他们，但对我们的动机却大大嗤之以鼻——文化大革命关乎国家命运，我们的目标也太低层次了，且大有福利主义之嫌。他们只关心怎样打到走资派，我们的议题把不上台面。这个问题，一直到1968年底毛主席才给出第一步答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至于接受“再教育”以后又怎么办，他老人家没有说。
这期间我回过一次母校——集美中学。
红卫兵的兴趣虽已转向社会，但大战之后，残垣余烬依然历历在目。厕所外遇到拖者扫把水桶的叶振汉校长，原来清瘦的面庞更加苍白，衣裳灰白，头上戴着帽子。他过去是从不戴帽子的，我猜想大概他不久前被剃了阴阳头的头发还没恢复原状，只好遮盖遮盖。我上前打招呼，他冷冷地向我点点头，一言不发地走开了。那疲惫无奈的背影，和两年前在学生大会上的从容气度判诺两人。
宿舍楼前，杨柳溪老师拄着扫把孤独地坐在台阶上，才子式雄谈阔论风采荡然无存。他见我趋前，连连摆手示意。我不予理会，继续接近，他竟露出一丝惊恐的神色和恳求的目光。我只好站定，向他注视良久，转身走了。
据说，叶振汉校长早年是越南胡志明印支共产党的党员，坐过南越监狱，最后被南越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国；杨柳溪老师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我想象得出他们在大批判中遭受的灾难，然而没想到的是，要摧跨一个老牌共产党员和一个老牌知识分子的威望和尊严，竟也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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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6/9 20:5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