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稿
在那广阔的天地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1969年9月24日早晨,我早早就来到了“马肚底”体育场,要坐车到很远的农村去。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大客车排成了一条长龙。老三届知青们正在等候上车。由工宣队带队,我拿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上车了。有欢笑声和家属的告别声,也有哭声。每辆客车都坐得满满的,出发了。大客车一辆接着一辆,车队要经过长泰县,安溪县,到华安的仙都县城,高车,前岭,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以每小时二十几公里的速度的速度前进,经过一整天车上的颠簸,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我和哥哥被安排在高安公社,三洋一队(也叫寨脚队)。
祖厝里的大锅饭
生产队里来了12个知识青年,七男五女,全部是老三届毕业生,思想单纯,活泼可爱,被安排住在祖厝里,有四房一厅,一个天井,还有一个3平方米面积的大饭桌。山区农村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感到新鲜,生活充满激情活力,生产队里的人都叫我们“新社员”。队长派人带领我们新社员上山砍柴,储备做饭菜的柴火,分给一片自留地,帮助种上青菜,挑来了上千斤的地瓜,说我们城里人喜欢吃地瓜。
春耕季节到了,生产队里开大会,布置春耕任务,分工。我们知青点里开小会,组长黄南华,副组长李雪英,讨论安排日常生活,大家轮流煮饭。一个人煮一天三餐的饭菜,曾龙水管帐目。出工了,在泥巴土里的水田上干了一天的农活。回到祖厝里,大家还是乐哈哈的说着一天所见的新鲜事。该帮厨房了,有的去挑水,有的打扫环境卫生,清理猪舍。有的上自留地种菜,浇水、施肥。吃饭时间到了,大家围着大饭桌,有稀饭,有地瓜,有咸菜和青菜,还有巴浪鱼干等,任选用。边吃边谈,吃饭时总是有说有笑,新鲜事儿总是说不完。产生了黄南华叫老棍仔,张达仁叫大棍仔,柯水清叫小棍子的外号,在这遥远的山村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我们有个温暖的大家庭,可以安心地住下来。几年的时间里,我逐渐学会各种各样的农活:
牵牛犁田、插秧、除草、劈田岸、作田岸、晒谷子、当保管员、种菜、种花生和地瓜,挑大粪下田施肥,样样都行,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幅健壮的好体魄,从边远十几里路的梯田上挑稻谷回生产队,百来斤的谷子挑在肩上,可以左右肩自如轮换挑,行走健步如飞,像个地地道道的村民。
抓泥鳅鱼
农闲季节了,说好了!今天晚上到上村北自然村旁边的梯田上抓泥鳅鱼,听说那边的泥鳅鱼很多,生产队副队长旺清叔要带我们去,上村北周围有大片的原始森林,里面大树参天,有几个人手拉手也抱不够来的大树,深林里面也有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我和阿木、阿云三个知青开始忙碌起来了,准备工具、铁剪刀和竹笼子、铁线灯笼、松枝苗等。
好容易等到傍晚,我们出发了,淌过了村边的小溪,沿着山间的小路一直走,山上梯田里的禾苗绿油油一片,山风吹来多么的清香,路边的小溪水叮咚叮咚地响,多么美好的夜晚。来到了上村北自然村旁边的梯田上,看到了泥鳅鱼在水稻田里自由地游动,清晰可见。又大条又肥,太多了。我们兴奋极了,点亮松枝苗,把火烧得旺旺的,很亮,卷起裤管,背好工具,提起像灯笼的火把,分成三路开始,拿起大剪刀开始抓泥鳅鱼了,一条又一条,很快竹笼里装满了,倒到大竹篮里,再来抓。这时,我嗅到了好象谁的衣服被烧礁的味道,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没被烧我就问阿木,你的衣服有没有被烧着,他也看了看,说没被烧着,我们就问旺清叔,你的衣服有没有被烧着,他查了一下,说:你们嗅到了吗?我说,刚才有,现在好象又没有了,就又继续抓泥鳅鱼,一阵山风吹过来,那种被烧礁衣服的味道又来了,很浓,我们都嗅到了。旺清叔说:“好了,别再抓泥鳅鱼了,回去!”我们真不明白,阿云说“真可惜,怎么不抓呢?”旺清叔又说:赶快收拾一下,走!回去!态度很坚决。他让我们三个知青在前面走,他后面跟着走。紧紧地接着说:有点气喘“走,快走,再快一点!跑步走!”我们在他的口令下,跷着山间、梯田的小路,跑着,淌过了小溪水,来到我们的村边大路上,旺清叔跟我们说“你们刚才嗅到那好象衣服被烧礁的味道,就是老虎的味道,那老虎已经离我们很近了,知道吗?”我们一听,脚都发软了,有点抖,浑身无力,再也走不动了,刚才不告诉你们,就是怕你们走不回来,老虎冲过来怎么办?回到祖厝宿舍后,我们还在怕,不知老虎有没有跟过来,就赶快把祖厝里的大门、边门都关起来,也没心思去享受那泥鳅鱼熟的香味了,我想:贫下中农用他的生命在保护着我们知青,他押在后面走,如果老虎冲下来,第一个受伤害的肯定是他旺清叔。
贵在坚持
听说要在知青里招工、招兵、上大学了,知青们传播着,波动着。开始上调了,寨脚队的知青们在劳动中和各方面表现突出。一个接着一个地调出去了,只剩下我、阿木和淑芬三个人,怎么办?我们更加团结了,在这遥远的山村里,相依为命,坚持在农村第一线,跟着那太阳出,盼着月亮归。农闲时,回城过几天城里的生活,盼啊盼,那一天我们三个也能上大学或进工厂当工人,盼着拥抱工厂里的机器。
1973年9月淑芬姐上了厦门大学,1974年11月阿木弟招工回城当工人,寨脚队12个知青呼剩下我一个,我怎么办呢?思想斗争很波动。年底回城过春节了,迷迷糊糊地一返就过去了,回农村的时间到了,春耕马上就要开始,母亲对我说“如不想去就不要去了,回家吧!反正很多知青都不去了,那时叫着什么”倒流回城,大姐四处托人找关系,想调我回城,我不想留在城里吃闲饭,我要到农村去,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养活自己,告别了漳州,告别了年迈的母亲,我又来到农村,我的第二故乡。
春耕开始了,我又和社员们一起挑大粪下田施肥,育秧苗等各种农活,农村里一片春耕繁忙的景色,使我又忘记了一切,坚持在农村第一线。积极地参加青年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参加大队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演出。1975年5月,我被评为华安县优秀共青团员。
祖厝里的大锅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农忙季节生产队里的小组长邹银城和阿宝这对夫妻,帮我把伙食拉到他们家里,帮我解决难关。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又来到了,生产队长邹宗城“关心着我鼓励着我”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相信吧!珍贵的明天一下会来到!
1975年8月,由于我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劳动各方面表现好,坚持了六年时间的农活劳动锻炼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寨脚队的知青们全部招工、招干、招兵、上大学去了,圆满的结局,生产队在晒谷场,为我最后一个离开生产队的知青举行欢送会,并放映了露天电影二部,影片故事任我选,放映前,让我在麦克风上讲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声音有点发抖,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谢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让我健康成长起来。”
回顾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知青 柯水清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