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站 派”与“坐 派”
秋季来临，但是“秋老虎”仍在肆虐， “文革”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甚至街道办事处都开展了“文革”运动，不断地有人被揪出，或是走资派，或是坏份子，或是反革命，或是假党员、黑五类……名目繁多，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的人，昨天还在台上作报告批判别人，今天就被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只要你是个头头，不论官职大小，都得有挨批斗的思想准备。总之，那时候是人人自危，家家草木皆兵，惊恐万状。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你。
有一天，在地区公安处门口的广场上，忽拉拉来了上百名学生，打着横幅，喊着口号。我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承德铁路分局有一支造反派队伍，前几天，在其头头带领下参加了地委招待处（今山庄宾馆）的武斗，而地委招待处的对面是地区档案馆，是一座红色砖瓦盖的小楼，那里存放着多年来热河省、承德地区的历史档案，包括敌伪档案、干部档案等等。造反派认为那里一定有公安局整造反派的黑名单，于是下令手下去查找。其结果可想而之，非但没有找到黑名单，反而将很多敌伪档案搬出来烧掉了。这就是著名的“小红楼事件”。
事件发生后，承德公检法机关立即开会研究对策。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抢烧国家机关的档案无疑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于是一声令下，该头头等人就成了“阶下囚”。“造反派”当然不干，于是，纠集数百人到地区公安处门口进行示威，要求放人。公安处不答应，造反派便宣布静坐、决食。
“小红楼事件”在全市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单位、街头巷尾、甚至家庭内部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快就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支持造反派，认为“小红楼事件”是革命行动，公检法机关抓人是镇压革命群众；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行为是反革命行为，抓人是正义行动。于是，原来被称为“保皇派”的一派，由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支持公安处，在学生静坐时站在旁边围观表示反对，因此被称为“站派”，而支持造反派静坐示威的人，则被称为“坐派”，这种叫法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事后分析起来，持“站派”观点的人，大多是地、市党政机关干部和他们的亲属，也既是被“造反派”讥为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坐派”群众中，有很多是工人、普通市民、无业人员，属于下层社会阶层，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对政府有意见；也有的机关干部持“坐派”观点，那是因为在单位不太得志，与单位领导做对，“凡是领导拥护的我就反对”。至于我自己，理所当然地是“铁杆站派”了。不仅如此，跟我要好的几个同学，虽然是工人出身，但过去经常到我家去玩，因而也坚定地站在了“站派”一边。那些天，全城尽说“小红楼”，一个小小的城市变成了大辩论的场所，几乎每个院落、每个家庭，每个单位，都不时传来争吵声，朋友之间、邻里之间，甚至夫妻之间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数。我家住的院子里共4户人家。北屋的叔叔阿姨属于革命干部，当然与我家同为“铁杆儿站派”；上屋是资本家成分（其实不过是在解放前开了个杂货铺，勉强能养家糊口而已，顶多算是个“小业主”），因而内心是同情“坐派”的，但耐于我们两家站派的情面，说起此事总是“一分为二”；对面一家历来为人低调，很少参加我们的辩论。每逢下午大人们下班后，总是要交流一下当天的情况，因而免不了辩论一番。但是吵归吵，双方都有所克制，“斗而不破”，“远亲不如近邻”嘛。不过，“亲不亲，阶级分”，大家心里都清楚此事已在本来和睦的邻里之间造成了看不见的裂痕。
经过半个多月的静坐抗争，公检法机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几个造反派头头释放。他们出狱那天，“坐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先是在避暑山庄的德汇门广场召开大会，强烈“控诉”公检法机关迫害“工人阶级”的滔天罪行，然后进行全城大游行。造反派头头像领袖一样，胸前挂满了毛主席像章，站在敞篷汽车上，沿途不断向人群招手致意。街道两边的群众，或鼓掌欢呼，或呲之以鼻——一场闹剧终于结束了。但从此以后，全市分裂成了两派——“站派”与“坐派”。40年后的2006年春节，我回到老家，问起此事，无论是市里的领导还是街坊邻居，都不知当时的几个头头现在在哪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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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9/23 10:5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