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传体）璞玉浑金---疾风中的草6（征文）

  疾风中的草-6
（读中学）

  一九六八年的冬季，小学还没读完的我接到通知,到八十三中上学。（我们当时没有读五年和六年直接上的初中）大概在十一月末天气很冷。学校经过文革已经很不象样子了，除了教室和部分桌椅外什么也没有，就连教材都没有。（过去的教材都属于封资修的教材）学校有个教研组。现编教材，用油印机印在纸上，发给我们，我们就用这种教材上课。当然受文革的影响，打架拉帮结派的都在同学间流行。记得我做的那把手枪被要好的同学郑兴顺借去了很长时间，同学间打架的时候免不了动刀动枪的。为防意外，我便向郑兴顺要回那把枪，但他不给我。我想真的动了枪伤了人那我就惨了。就对郑兴顺说“不还给我也可以，咱俩一起去缴给学校。”郑兴顺这才同意了，我们俩就找到了陈老师（陈广胜）把枪交给陈老师。那支枪是我亲手做的，做工是有些粗糙，但还能用。说心里话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没办法，当时有人告诉我，郑兴顺和关庆华与阎长顺之间可能要动武。梁清泉已经把枪的事告诉了老师，并把部分子弹也交给了老师。（郑兴顺把子弹放在书桌里被人拿去了几颗）关庆华是二班班长，郑兴顺是二班战士，他俩关系特好。阎长顺是一班长，小学时是劳动委员，体格也壮。他和关庆华有矛盾，所以就总找机会同关庆华打架。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他们也会打了起来。后来陈老师费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并把闫长顺好一顿批评，才把事态平息。（幸亏我先把枪缴了，不然真的会惹出祸来。）
    新的学校和旧的小学有差异，我们学校按军队的编制，编成了连排班。过去的年级称连，过去的班级叫排，过去的少先队小队叫班。我们班级叫一连二排，排里有四个班，我们是以排为单位上课。班上的同学按住址来说（大楼的）即我们区委这块的，当时新城子区委只有我们这里有楼房。再就是南头的（新城子街南段。）十六栋的（辽煤建设局宿舍）二工区的（辽煤建设局宿舍）我所在的一班都是大楼的和二工区的，二班的都是南头的十六栋的。当时学习没有学到什么，但到了每当毛主席发表新指示都要兴高采烈的庆祝和宣传，个人崇拜和政治气氛的浓厚就不用说了。那时谁要说句落后的话都会受批判和分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家突然被盗了。粮票丢了五十多斤，七十多元钱，布票全丢了。按当时那个年代每月每人只有二十八斤粮食，粮票是买粮的依据。没有粮票就买不了粮。至于那七十多元钱可不是小数目一般的工人每月只挣三十多元。布票呢，我们是每年每人二十一尺半。父亲当时二十级干部工资才七十元。按当时那个年代，买什么都凭票。粮票，布票，肉票，菜票，鸡蛋票，糖票，种类繁多。就连小苏打虽没有凭票还要凭副食本供应。煤和劈柴都是凭本购买，当时的心情就不用说了，就象天要塌下来了一样。靠什么生存呢？母亲那天早上急的直哭，父亲什么也没说拿起笔登记丢失财物及数量准备报案。父亲清点了数量到公安局报了案。说明自己家丢失的财物和数量。那时公安局已被军管，称军管会，军管会登记了，那个军代表姓谭，问了情况后登了记立了案。并通知公安人员展开调查。没几天我家被盗的案子破了，盗窃犯是我们同院的谢某和苏某。苏某的父亲是检察院的检查长，谢某的父亲是原沈阳县的县长，后因为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公职。就为这事，苏某的父亲还通过法院的王院长到我家同父亲见了面。表示对自己孩子管教不严给你们造成了损失，表示歉意。并承诺丢的东西要如数退还。并希望父亲不要把事情闹的太大，不管怎么说还是邻居住着。互相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父亲表示说：孩子做的事并不是大人指使做的，谁家大人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能把东西找回来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刑事的责任了。教育一下就是了。后来粮票大部分返回了，但钱返还回来的不多，都已经被他们挥霍了。那天是军管会姓谭的军代表把东西亲自送来的，并告诉我们他们是用钥匙打开我家的门，他们的钥匙很多，能开各种锁。希望我们用高级一点儿的锁锁门。
 那个年代商店里卖的锁都是一种类型，也没有什么高级的。父亲对我说：“你看看能不能把锁和钥匙改造一下。”就因为父亲这句话，我就把一把锁拆开。把所有的簧都抠了出来，瞑思苦想也没找出好的办法。弄的满手很脏，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把锁心加个横销，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就这样我把锁的标牌取下，在正面又钻了个孔，那孔深正好将钥匙中心钻入一毫米（在钥匙滑道背后钻出个小坑）在那里又安个隐蔽锁簧，安好后铆好，涂上油漆又铆上标牌。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和普通的锁没什么两样。就是这把锁，当时是没人能打开的。用好多钥匙都试验过，当然那时这秘密是决不能泄露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这一新闻传来时。我们就组成了声势浩大游行队伍，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抗议。那气势的高昂好象要随时准备去珍宝岛参加战斗。真实体现了我们的爱国热情。那时陈老师曾为我们排里组成了一个联络网，这联络网主要是我们一班为起点，每个人负责一处住地的同学，一有情况及时通知大家，把通知和消息传给各处住的同学。（那时谁家也没有电话）然后一起到学校搞活动，用当时的话说叫“紧急集合。”那时紧急集合用时大约二十分钟。全体同学就都到了学校，开会抗议示威游行，当时出版的《红卫兵战报》还做了报道，那篇报道是文章的一小段，由于年代太久了，文章的标题我记不起了，大体内容是：“刀出鞘，弹上膛，沈阳市第八十三中学一连二排的同学们仅用了二十分钟就集合到了一起，开会声讨苏修的侵略行径”
  那天开完声讨会我们就到大街上宣传。在整个马路上都是我们写的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等口号，那整个柏油路上都是我们写的标语。单写标语宣传口号不行，也该采取点实际行动，我想应该写信慰问下，就同于光谈了这些想法，于光也赞同这想法。所以我们就给珍宝岛解放军写了慰问信。想起电影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抗美朝时有慰问品。我们又提议给解放军邮去慰问品。这一提议得到了全排的同学认同和响应。陈老师建议：“邮去檫枪布。”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就从家里拿来大块的旧布包上一个大包裹，再通过邮局寄往珍宝岛。同时组成了声势浩大游行队伍，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抗议，那气势的高昂好象要随时准备去珍宝岛参加战斗，真实体现了我们的爱国热情。三月十五日从珍宝岛传来了喜讯，解放军全歼了入侵的苏军。后来我们还参观了战果展览，还看到了华玉杰的火箭筒和缴获苏军的武器弹药。我还清晰的记得那几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孙玉国，华玉杰，杜玉春。

   同在一个班的同学于光，住的离我家不远，我们又同是一个小组（即一班的）平时我们俩总在一起玩儿，他在小学时曾经当过少先队的小队长。他的父亲是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母亲是新城子区医院妇科大夫，姓季。那一年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和以前带派性红卫兵组织不一样，没有派性因素，用当时老师的话说是将取代共青团的组织。以后证实不是一回事）叫红卫兵团。第一批入红兵组织的我们排大概只有六.七个人，那于光就在其中。因为他属于那种五敢精神强的那种人，（即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我却属于五敢精神不强的那种人。并且我还有些发傻，不会说谎。别人要问什么，就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最终所说的话便成了落后的证据。用魏爱国同学的话说；“语言是心灵的窗口嘛。”而且自己又不会通融，每每总是落下个顽固落后的名分。记得一次上物理课，金长存老师讲完课，我同桌的同学没听明白就问我，我就给他讲。坐在我后面的于光放学时就对我说：“你不守纪律，上课说话。”我回答说：“人家问我，我又不是哑巴能不告诉他吗？”于光说：“不怪你现在还不是红卫兵，对错误一点儿也认识不上去。”听到他这么说，我也觉得我话说的有点儿不妥。（因为当时是红卫兵才是进步的，否则就是落后的）就连忙说：“我下回尽量注意。”就这“尽量”二字惹了祸。于光说：“不是‘尽量’，而是‘坚决’不说话。”就这‘尽量’和‘坚决’这四个字而言，本质上究竟有多大区别，我当时不知道。但那时可是进步和落后之分的水岭了。如果我当时会通融的话，可以补一句：“对，坚决改。”也就没事了，就因为这事儿，那次讨论入红卫兵的事儿时，我又没被批准。我觉得于光思想过于偏激，还是离他远点儿好。从那以后我便疏远了他许多，大多时间同性格稳重而学习成绩好的赵明同学在一起玩或讨论问题。我同赵明同学有时可能对某一问题争论到面红耳赤的地步，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结下什么心结。
  秋末的一天中午，教室前面进行篮球比赛，大多数同学都围着看热闹，人满满的，以至于窗户台上都坐满了人。我也坐在我课桌旁的窗台上看热闹，比赛还没有结束，上课铃声就响了。看热闹的同学都往教室里走，门口挤了很多人。我看到门口人很多，而我又坐在我课桌旁的窗台上，也没多想就转身进到窗里，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然我没走正常路线不对，这时于光一手抓着我的衣领，一手指着我的鼻子喊；“啊，你跳窗户。你还想入红卫兵不？”而且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喊了两遍。不提入红卫兵的事儿还好些，提到这话我的气也就上来了，就同他撕打了起来。我本来长的就瘦小枯干的，也撕不过他。就顺手拿起讲台上的黑板擦向他撇去。这撇出去的黑板擦正打在他的左脸上，左眼睛下面三四公分的位置。血当时就流了出来。祸是惹了出来，于光被两个同学送到医院包扎去了。这时全排开大会，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因为我不是红卫兵却把个红卫兵给打了，而且还流了血，不管怎么说我还没走门，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多数人都说我不对，我也知道这下惹祸了，心里也害怕。陈老师不知道从弄来来一本林彪的语录，当众给我念。我记得很清楚，林副主席说：“什么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否则他就不是聪明的人。”
  放学回家了，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把我好一顿训斥。那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听说了这事儿把我好一顿打，并罚我跪在地上，不许吃饭。大约过了两个小多时。父亲对我说：“从今以后，不许你同别人打架。就是别人把你打趴下了，也不许你还手。记住了吗？”我忍着跪麻双腿的疼痛低声说：“记住了。”父亲吼道：“大点声。”我只好大声回答：“记住了。”母亲从家里拿了些鸡蛋到于光家看望。于光的母亲确实有些修养，毕竟是读过书的人。她同母亲说：“两个孩子打架不能怨一个，咱家孩子也不是没毛病。都是同学，住的都不远，以后可别打架了。”母亲要给医药费，于光母亲说啥也没要，（当时可能一两块钱吧）母亲每隔一天就到于光家看他一次。大约有四五回。
  第二天在家养伤的于光写了个检讨书交到学校，老师当着同学面念了。大概的意思我还记得：“我作为一名红卫兵战士态度生硬，不讲究工作方法，是自己觉悟不高的表现。以后要加强学习克服急燥情绪。”等等。
  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然承认打架不对，自己不走门也不对。错是承认了，但对于光的看法心里这疙瘩很难解开。不久后因为他父亲走了五七，他也跟着转了学，转到76中学。那是一九六九年的事，三十多年后同学聚会时我还真见到了于光。他那时已是于洪区公安局的三级警督了。当他见到我时，还指着脸上的伤疤问我道：“你还记得这个吗？”我说：“记得，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小，我也不太懂事儿，你还记着呢？得牢牢的记着阿”

  一九六九年，因为父亲单位到五七干校学习的人员已经有几个回来了（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该轮换到父亲到五七干校学习了。干校设在前进农场，对于从小给地主扛活，苦大仇深，自从解放就当干部。多年来的先进工作者和历次政治运动都毫发无损的父亲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五七干校的领导安排父亲看管那些“走资派。”包括单区长（单振泽）邢书记（邢玉田）等等众多的“走资派。”政府机关的干部也不一定觉悟都高，更有甚者借机报复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走资派”被打也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希奇的。单区长的屁股被打成大包肿块，好长时间也不消肿，最后还是做了手术摘除掉的，邢书记被逼迫好多天不让睡觉，（让他承认强奸罪）那都是真实的。
  自从父亲看管那些“走资派”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挨过打。有人要打时，父亲就告诉他们：“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耐心的劝他们走开，“如果实在要打的话，那你先把我打倒。”人家去打那些“走资派，”谁还能打他呢？那些“走资派”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事儿。记得若干年后的春节邢书记到我家同父亲喝酒时还提过这事儿。我就是佩服父亲的这一点，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要动手打人，父亲能用语言让你放弃打人的做法。后来要打人没打到的就把这些事告诉五七干校的领导。说父亲‘袒护“走资派，”他一定有问题。’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把父亲的问题提出来。因为父亲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曾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兵，（93军18师）给一个姓李的营长做勤务兵。（属上士）因为父亲有点儿文化，能写会算。他的任务不是扛枪打仗，而是管理帐目资材。被认为有点儿问题。那想打人没打到的提出的理由是；“过去是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父亲驳斥他“我是被抓的壮丁，因为家里没钱才被抓去当的兵。如果说为国民党服务，解放前你在兵工厂做工人，你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不都是给国民党生产的吗？而且你生产的枪支弹药都是用来打共产党的。难道你不也是为国民党服务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被问的张口结舌。

  后来经过内查外调多方核实，终于做出结论。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结果父亲顺利地通过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关，最后被安排到了粮食局。到粮食局后，局长找他谈话说：“根据国家备战备荒的需要，准备安排你去组建尹家粮库。”

   那尹家粮库在尹家镇，离我家有四十里地远，父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刚建粮库时条件艰苦，粮库离附近村庄比较近，再加上老百姓素质也不好，偷盗的事时有发生。由于是新建，没有围墙。各路人员混杂，乱的很。父亲就做了一个袖标戴在胳膊上，袖标上写着资材员。以方便别人找他，有的时候工作太晚了，回不来就住在粮库。工作之余为工人理发，自己拿钱买来烙煎饼的平锅烙煎饼，为工人改善伙食。（当时吃的都是粗粮，玉米面）当开工资时粮库的主任发现父亲的工资比他的工资两倍还多，心里就不得劲儿。在全库大会上讲话时就说：“我们粮库有的人的工资，比我的工资两倍还多，我们要防止新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现。”父亲的胆子真小，回家时就对母亲说：“粮库主任说这话，咱也得注意点。把你穿的工作服给我一套。”就这样，也没有平息这粮库主任的心结。后来粮库建成后，父亲调回粮食局，那主任才如梦方醒，对他身边的人说；“没想到我领导的人竟是我的上级领导。”自愧说话嘴上不积德。那年春节还来过我家，父亲叫我买来酒菜，同他们喝着谈着，说着歉意的话。在这之后的1973年，我当知青时曾为生产队卖粮到过尹家粮库。那主任见到我，对属下的工人说：“这个就是局里原来在我们这管资财的老领导的儿子。”几个工人看了看我，很热情，说到；“原先库里有一次制表，主任会计都不会做，最后是由你父亲做的。”看了我这身打扮对我说：“看你这身打扮也不象个知识青年啊，更象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我笑了笑说：“我现在就是农民。”

   一九六九年秋，父亲买了部晶体管收音机，就是这台收音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原先我以为广播出来的声音，是通过电线传来的，不通过电线这声音是从哪来的？父亲告诉我：“这叫无线电，包括电子管收音机都是。电线只是提供能量的电源。”就是这一点儿好奇心，引发了我后来学习无线电的兴趣，开始了学习无线电。当时关于这方面的书根本买不到。同学孙世明的哥哥在邮电局做电话维修，他有一本晶体管收音机的书借给了我，我便靠这本书学了起来。刚开始是从矿石收音机学起的。没有耳机就自己找来铁片和磁铁自己做，做的相当认真。耳机的外壳是用铁皮卷成，再用焊锡焊好。膜片是弹簧厂扔的废弹簧片，用剪刀剪成圆。再用两毫米厚的铁板剁成线圈架，缠上漆包线，另一头用胶粘上磁铁。把两个线头触碰干电池的两极就会听到膜片的咯咯声。没有调台的可变电容器，就用铁皮分别焊成直径四十和四十二毫米粗的两个圆桶，两个圆桶套在一起，圆桶间隔上绝缘纸。把一个圆桶固定在木板上，调节另一个圆桶的高度选择电台。在不同高度的电台位置处划出线，方便选台。虽然略显粗糙，但也能用。我在家里架起天线，竟然收听到了广播。当时那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使我一发不可再收。
  晶体管收音机要比矿石收音机复杂的多，零件也多了十几倍。当然那精度也高了许多，还需要调正偏流电阻，来确定晶体管的工作点，学习的难度相对要大。因为当时文化程度太低，虽是在读初中，但实际上小学只读四年，初中课也没学几天，而且又不是什么系统教育。只是学了简单的代数和物理。在实际操作上需要计算的并不多，多看些原理图也就可以简单的操作了。
   父亲看我这样专心学，就把家的旧自行车卖掉，花了二十多元钱给我买了些零件。我就照着这图纸，装了台收音机。因为当时的晶体管价钱很贵，大约每支在三元多，我用的都是每支四角钱的次品管。虽说是次品，效果还可以，只是音质差点儿，略有失真。初有成果父亲也很高兴，便把我介绍给广播站的技术员周思瑜，我称他周叔。我常到周叔家去，在那里我真的开了眼界。关于无线电的书，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应有尽有。我终于找到了学习的教材，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起来。后来和我要好的赵明同学也跟我走到了一起，共同学习无线电。赵明的学习成绩好，文化基础好学习起来大有长进。我们俩就这样成了最好的朋友，有时我俩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在书本上找答案来统一我们的认识。

   这年学校成立了电工组，我和赵明同学同时进入电工组。电工组是由董老师负责，（董尚简）董老师是华东大学毕业的，水平相当高。只是讲课时比较单调，不太吸引人。但批评起人时一点不给面子。在电工组里我们除了学习一些相关的电器的安装和原理外，还负责学校开会时的扩音机，安装广播喇叭等事。所以每当学校开会，同学们都坐到下面开会时，我和赵明都在主席台边上的扩音器旁，显得有些轻松。甚至有的同学还用讽刺的口吻说：“行啊，都上台上坐了。”实不知我们要负责保证扩音机的正常运行。以及拆装机器和拆装喇叭及架线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