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农民的脚印-2
（知青岁月）
青年点原来有十八名在册人数，六八届下乡的有五个人。其中王凤英和倪亚芝常年在市内家里养病，只有王金友和鲁树森两名男生，和王凤满一名女生常年住在青年点。而七一届毕业生有十三名都是四十中学毕业的。其中一名祝铁锤出民工去了，那么就剩下了十二名。一队的女生有吕素芬，闻雅贤，费铁梅，男生有庞庆国，郑伟华。徐军，那二队男生有杨清泉。赵正民，女生有张君秀，祖清莲，金玉环。但金玉环有心脏病，多时不在青年点，而在市内的家里。就这样的现状，那么一般也就有十四个人。我们下到青年点后，那新增二十人，自然就是大头了。所以就有的同学认为青年点的点长应新选。因为赵昆原在学校时是四年一班的班长，个头长的又高，大伙都叫他“大个”，便推选他成为点长，换下了原先的点长杨清泉。
有的女生在一起私下议论：“这么多人吃饭，应该凭饭票，不然的话咱女生吃的少就吃亏了。”这话传到男生的耳朵里，便有的男生不愿意。男生认为；‘在青年点里也象住家一样，人多事也多，也得干活，女生干的自然就少，那上哪评理。’那天晚上我同赵昆马成山等人议论一下。既然女生提出这件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男生说的也是具体情况。比如说，如果有人回家住了个八个月，回家不给人粮食吃，让人回家吃什么呢？给粮食怎么给啊，农忙时和农闲时吃的肯定不一样多。按什么做标准啊？再有，青年点的活儿都是大家的，都需要大家去干。干多干少总得有个评价啊。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吧。所以建议按工分记载，到年终结算时把青年点每个人的工分统计起来分摊到伙食费里找平衡。赵昆在晚上开会时讲了这个方案，大家都听懂了，只有谭忠力不懂在那瞎胡搅。方案被通过了，后来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了，当然也是凭饭票吃饭，青年点里的活儿也是大家按工分记的。
经过了几天的学习，大队革委会将把我们分到各小队去，那天晚上得到分到小队的通知我和马成山，孔兆喜，谭忠力，赵昆，女生有李继红，陈蓝凤，汪玉华，汪娟，苏玉凤分到第一小队。
第二天就要上工了，头天晚上我和马成山，赵昆一起到了一小队的队部。社员都已经回家了，生产队里只有喂马的饲养员。交谈中知道这老农姓商，是负责夜间喂马工作的，队长都已经回家了。我们同饲养员闲谈了几分钟，就决定到队长家同队长见个面。那个老商头告诉我们；“队长叫于长富，家住大队部往西第四家。”我们三个人就去往队长家，见到于队长。那于队长很客气，并且谈的也都很好。我们表示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及时同我们沟通。那于队长也很爽快的点头答应。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生产队，那记工员姓崔，叫崔立华，是二打头的。他把我们的名字都在记工册上登了记，并在我们名字后面画了个道。由于我们刚到生产队，每个人能挣多少工分都不能确定，所以先按出勤天数做记录，以后评定分后再计算。
那时正是冬季，大地里的农活儿没有了。生产队的活儿都是些零杂的活儿。收拾些土粮，清理垃圾，起圈粪，铡草等。最大的活儿就是刨粪堆，往地里送粪。生产队的大粪堆，有两三米高，当时冻的很硬。我们就用炮弹头打钎子。那就是在一个六七十斤的炮弹头上，两边分别焊上个铁环，绑上绳子，两个人各拿一根。中间的人拿着炮弹头尖上装的木柄，拉起砸下的往粪堆上打钎子。以切下粪块方便装车。当时的农村都是用农家肥，化肥相当少，就是有些化肥，也是由公社按田地的亩数分配，所以粪堆那就是当年农村必备的肥源。刚开始我们也不懂农活儿该怎么干，有什么规矩。只知道安排什么活儿就拼命的干。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如果干的好，在评工分时能给你评上高分。所以一到装车送粪的时候就装完这车就帮别人装另一车。（生产队当时有六辆马车。）看到我们这么能干。队长也非常满意说“这伙儿知青真能干，比往届的知青强的多。尤其这小子（指着我）体格这么单薄，也还这么能干。”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一米六四的个头，体重不足百今斤。
不久后在评定工分时我，赵昆，马成山被评定8.5分，当时壮劳力是10分。我们的工分数是比大半拉子多一分。（半拉子就是半个壮劳力）其余的几个同学有7.5分的还有5分的。
那天装粪,装完最后一车。我用小铁铲一边清洁铁锹上的粪土，一边向粪堆外面走。这时生产队里有个半拉子叫李卫席（挣一半工分的小孩）淘气，当马车拉着粪往出走的时候，他用铁锹把捅马屁股。而那马受到了惊吓，竟疯狂地往我这边跑。车老板子急忙喊着；“快闪开。”我回头一看，那拉套的马，马头几乎撞到了我的腰了。就急忙往旁边躲闪，不想脚下有块车上掉下来的粪块正绊到我，把我摔倒在地。而那受惊的马车疯狂往前跑，马车的轮胎正向我的头部轧来。我当时反应挺快，借势一滚，刚滚到一半，马车的轮胎就压过我戴的棉帽子的帽子耳朵，从上碾了过去。真险啊，那把我吓的话都不会说了。那车老板子好不容易喊停了马车，问我；“碰到没有。”我说：“没，没，没碰着，快，你快走吧。”这老板子也被吓的了不得，便把那半拉子好一顿臭骂，骂了好半天才去赶车送粪。车走后我的心好长时间才稳下来。那天如果我反应的再慢一点儿，可能我的脑袋就被轧碎了。这些半拉子什么也不懂，也不管安全不安全就是瞎胡闹。从那以后我干活儿时尽可能离他们远一点儿。“这个不懂事的东西。”我心里暗暗的骂着。
七三年的春节，我们都是回家过的年。我们是从青年点走到家的。路不太远，只有二十多里地。早饭后徒步行走，四清，营盘,得胜台,张家堡,这条路线。在走到快到四清时拣了半只兔子，可能是被什么大的动物叼走的家兔，灰色的。马成山的父亲喜欢打猎，马成山受他父亲影响对狩猎也很内行。就一边走一边同我们几个筹划闲着的时候打点野味。你还别说，一路上说说笑笑，也没觉得累就到家了。
春节过后大地里的粪基本送完了，随着天气的转暖，便要开始筹备种地了。刨茬子是第一步，队长告诉我们准备工具。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镐比较好，社员告诉我们买筒镐，灰土岗子铁匠炉有专门制作的。那天我同赵昆，马成山三人去新民村（灰土岗子）买了镐。记得那铁匠炉的铁匠是黑龙江人，带着两个徒弟。那师傅不断的的吹嘘自己打的镐怎么怎么好使，甚至二三十里的人都远道来买。
当我们把镐头背回来时同学们都争着抢着挑选。第二天生产队长特别安排了木匠吕忠保给大伙儿安了镐把。
就在那天中午吃过午饭，社员刘志找到我说：“听别人说你会修收音机，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麻烦你帮我修一下。”他说着就把收音机交到我的手里。由于刚吃完饭，饭盒还没有洗涮。就叫他先坐下稍等一下。我把饭盒涮了以后，就打开收音机的机盖帮他修理。这台收音机的毛病并不大，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修好了。他当时高兴极了，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啊。”我笑着说；“小毛病好修。”就跟他闲谈了一会儿。
下午我们的镐把都安好了，队长说；“你们今天就刨吧，溜溜镐。”我想也行，就跟着大家到了地里。那刨茬子的活儿，没刨时不知道，等到刨上了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力气就行。茬子刨的方向必须一边倒，上垅时去时如果是右撇，回来时便是左撇了。茬须子太大了不行，太小了也不行。用农民的话说，太大了叫‘搬疙瘩’。打茬子时土太多，人拿着沉。如果刨小了根须没有全刨出来叫做‘刨大钱儿。’打茬子时人虽然省了劲，种地犁地时就有麻烦了，犁出的垅就会有大疙瘩。就是说刨的时候要不大又不小，而且来回两个撇。
那天我上垅时别人已经刨了半条垅。我只好往前追，好不容易刨到地头。再往回刨时却遭了罪。左手撇不会使，那洋相出的就不用说了。如果你改用右手刨，那就得退着刨。这时老百姓就会骂你“卖屁股”。正好这时刘志看到我被拉了半条垄，就走了过来。告诉我；“你那么刨不行，来你看着。”他一边帮我刨，一边教我怎么刨又省力又快。你还别说，用他教的方法即省力又快，速度也就上来了。我想，这是因为帮人修理了收音机，人家才教你，要不是这样谁还教你？那么多社员都看着呢，谁也没来教哇。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听说他的父亲是原陆家村唯一的富农，解放后土改时他家的房子被没收做了大队部。用当时大队干部的话说他是富农子弟。
刨完茬子就要种地了，没几天大地就绿了，尤其那河边北岸绿的最快。那时种地全是人工手工播种，没有播种机。施肥也是传统的溜粪和扬粪，劳动强度较大。春耕时节提出的口号，“上工是早晨两点半，下工是晚上看不见”。早晨两点半就到生产队队部，分配完工作，走到地里正好天亮。为保证播种距离的准确，每粒种子都用手摆好。然后踩格子埋土。那时女工就要完成这播种和踩格子的工作。男工主要是扬粪和溜粪，刨沟这类工作。生产队里有个叫李卫东的人，其父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因为走了五七，才到了我们一队。李卫东是我们一队的团小组长，而且他那个人是相当偏激。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还是比大队书记文化高的多。每每出现点儿什么事情，都要把这事儿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据说在干活儿上，社员对他的评价都不满意。但对于那阶级斗争他却闯在前面。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曾把七一届的知识青年整的够呛。原因是他们唱黄色歌曲。当时除了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以外都算黄色歌曲，就连《世界青年友谊圆舞曲》既没有姑娘也没有爱情字样的也不例外。据七一届的同学讲，当时给办了好几天学习班。而且这李卫东在学习班上语言尖锐，火药味十足。把这些唱歌的人批的狗血淋头。
春耕开始后，这天打头的办别的事儿去了。队长就让他领着我们在场院南地里溜粪。那时几个年轻的社员想羞辱他一下，互相都做好了准备，在地头互相递眼色，点头会意。当李卫东这个临时打头的上垅后，别人也都跟着上了垅。抡起了膀子干了起来。按理说干活时不要超过打头的，那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因为打头的是领导者，而且又是技术高的手法硬的。就因为大伙都瞧不起他，才有这行动。我们这几个知青看到大伙儿都干到了前面。也都没示弱都追着往前赶。这样一来李卫东就被远远的甩到后面去了，成了打狼的。这时这李卫东的气也上来了。把大伙儿喊住，要检查质量。大家伙儿停下来让他检查，但都没检查出什么问题。因为我长的瘦小枯干的也没被落下。他仔细的检查我的质量反复检查了好几遍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也只是讨个没趣。没办法，只得奋力追赶也没赶上大伙儿。那几个年轻的社员干到地头就开始起哄，嗷嗷的叫。把那李卫东气的没办法。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谁心里都忘不了，对于我要求入团，他表面表示欢迎，但处处找我麻烦。我对于这类人特别反感，我认为这类人太偏激，做工作什么也不是，专靠整人捞取政治资本。自以为进步，其实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那一类。按理说当时农村生产队的经济利益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而这类人是专靠玩嘴皮子整人。也一样挣工分，我看透了，不但在学校有这种人，其实在社会上也一样，生产队里也不例外，偏激的人哪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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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9/25 8:54: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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