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那 过 去 的 岁 月 里
（原四川渠县民主公社知青 喻 雷）
前几天廖占渠几次来电话叫我写点知青回忆的东西，盛情难却，不好违命，只得提笔胡乱涂鸦。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年的日子，回首过去那充满狂热崇拜，激情无限和交织着悲愤与无奈的岁月，叫人心里一阵阵隐痛。但与现时向“钱”看的社会时尚相比，却也有一丝值得回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也有一种骄傲。没有过去的艰难，哪有今天的珍惜。几日难寐，无尽的思绪悄悄地把我带入了过去那难忘的岁月。
一、夜宿“民主公社”
1970年1月18日，渠县城关镇（今渠江镇）的早晨被一场浓雾紧裹着，昏暗的灯光，早已被浓雾紧紧锁住，几步之外不见人影。忽然“上十字”（城关镇一地名）像如今的闹市一下喧嚷起来了，这热闹不是叫卖声，而是一阵阵高亢的叫人声。“团结公社的在这里集合”、“燎原公社的上车了”、“星火公社的XXX来没来”、“民主公社的到这里来”，催人上车的声音此起彼伏。成百上千的知青及家长亲友们忙乱地找着自己该上的车。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知青们都找着自己该上的车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找。喧闹声渐渐弱了，剩下的是人们的叮嘱声和交谈声。就在一切似乎就要沉寂下来之时，不知是谁吼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家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吼声就像乐队的指挥棒一样，车上车下都是口号声。汽车的马达声、乐鼓声、与人们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汇集在“上十字”的上空，整个“上十字”沸腾了。
坐在张满蓬布的汽车里，加之从小未到过农村，汽车一过河就分不清南北了。心情激昂的知青们不管不顾地唱着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像出征的勇士一般。大约过了接近一个小时，汽车停下了，一阵乐鼓声响起，原来是民主公社（今奉家乡）小学革委会的刘祥林（后调往宣传部）带领学生迎接知青来了。知青们全部下车后随着迎接的学生队伍朝着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去。
到了民主公社小学后，公社小学的学生为欢迎我们的到来表演了文艺节目。在小学吃罢午饭，有人带领我们到了民主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奉家院子（现在的奉家小学），大家在公社医院的屋子里座下，公社革委会主任贾曰民来了，说了一番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贾的话音刚落，知青中的王万明突然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连呼三遍后，激情满怀地说了一通坚决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话后，又连呼三遍“毛主席万岁”方才坐下。当时像他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人，可谓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知青都是抱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和对农村的一种新奇感而来的。
在民主公社简单地吃了夜饭，大家便早早地睡了。由于一下子来了几十人，公社没有招待所，便将我们安排在公社院子的一户农家的楼上。大家将带来的席子铺在稻草上面，打开带来的被子便睡下了。刚躺下睡不着，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起来，都是打听你在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一类的话，没过多久大家便睡着了。谁知到了半夜，起夜的伙伴们着急了，原来是主人怕晚上楼梯被偷，便将楼梯收走了，没有楼梯，就下不了楼，怎么方便哪。水火无情，没有办法只有向着楼下院子“开火”了，这一下，大家全起来了，几十挺“水机关枪”向着楼下院子“开火”。第二天一早公社革委会的人看到梯子没了，院子里水汪汪的一片，便什么都明白了。好在天刚亮不久，各大队接知青的人陆续地来了，知青们随着接他们的人分开走了。我们到6大队的人最多，有2队的唐登明，3队的鲜南忠，4队的邓治忠，6队的喻雷，8队的王林，9队的唐科生、庞万全，10队的李培忠，12队的谭显忠，13队的张永全、肖道忠（不久转到青龙乡去了），14队的廖占渠，15队的任常渠。艰难迷惘的知青生活真正开始了。
二、大学梦的破灭
单一简单的农作与艰苦的知青生活冲垮了知青们下乡时的激情与豪迈。随着1971年的贫宣队招人和1972年铁路局、062、064的招工，一些成分好的和有活动能力的知青们都走了，留下了一大部分“狗崽仔”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大家生活在迷惘与无奈之中，我当时身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了1972年我得到一个消息，知青可以参加大学考试，我满怀希望地参加了招生考试。就在考试结束不久，从报上看到了“一份发人深醒的答卷”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报道，我知道，像我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了。就在我失落之际，1973年我又看到了新的消息，知青只要表现好，经贫下中农推荐，是可以上大学的，新的大学梦在我心底重新燃起。1973年、1974年公社连续推荐我两次，可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幼稚的想到，大学招生少，知青多，还轮不上我，只要努力，肯定会上大学的。1975年的推荐使我彻底明白了我不能上大学的原因。1975年民主公社有两个上大竹师范的名额，公社推荐了唐登明和我。公社的推荐很顺利，就等上面来调查座谈了。一天，县里调查座谈组来到了我的生产队组织社员座谈，并让我也参加座谈，当时我的心情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座谈会由罗xx主持，这个人我认识，以前是渠县中学的教师。社员们都极力推荐我，我的心像吃蜜一样甜着，可罗xx的一番总结发言，一下了让我掉进了冰窟窿。罗xx当着我的面对参加座谈的社员说，“你们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他的父亲是渠县最大的国民党特务，是渠县教育的走资派，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渠县的代理人，是一个老右派”，“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连这样的人你们也推荐，难道我们贫下中农就没有人上学了吗”。罗xx的话让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吃惊地望着我。罗xx走了，同时也带走了我的上学梦。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在当年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中师中专招生考试，并被渠县师范学校录取。父亲双手颤抖地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眼里噙满了泪光，并用他那颤抖的手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封端口，抽出录取通知书反复地看着。我静静地望着他，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却又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三、辣子鸡
经过几年的知青生活，知青开始务实了，无休止的农家劳作渐渐使知青们感到了无聊。于是赶场、走东串西成了知青们的常事，并也时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趣事来打发日子。
一天，7队的任清国来到我干活的地边，悄悄地对我说，“刚才廖占渠他们路过你们6队弄了几只鸡，叫我们去吃辣子鸡”。我丢下锄头，便跟任清国一道走了。
我在6队，廖占渠在14队，顺着到下毛坝的公路，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廖占渠住的地方。廖占渠和我一样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旁边，没有其他住户。他的门前是一晒坝，晒坝前面是冷水河的渠道，渠道边是他的自留地，自留地里种得有辣椒。任清国负责杀鸡烫鸡，我负责摘辣椒，廖占渠负责炒辣子鸡。其他几个知青就下棋聊天。
没过多久辣子鸡弄好了，廖占渠还不知从哪里拿出了白酒。大家边喝酒、边吃鸡、边聊天，开心惨了。慢吃慢喝慢聊，等把鸡吃完，酒喝完，把鸡骨头埋在了地里，把一切打理结束时已是月上西头了。那几个知青在廖占渠那里住，我和任清国便回各自的队里去了。回到住处，我打开门看我喂养的鸡，发现我的鸡少了5只，我们刚才吃的也是5只鸡，任清国又说是路过我的队的时候弄的鸡，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吃的我的鸡呀。哈哈，哈哈……
四、扛檩子
记得那好像是1973年的事。生产队要修保管室了，顺便在保管室的侧边修间偏房作为我的住房。刚下乡时，我住在生产队的会计殷运德的家里，后来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旧的磨房里。磨房是一间土墙的茅草屋，没有窗户且多年失修，碰上落雨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不落也漏。白天黑夜一个样，什么也看不见，屋里有一床、一磨盘、一士灶，别无它物。要修保管室，我当然高兴了。
没有檩子，怎么修房呀？生产队多方打听，后与大竹一个叫赵家丫口的地方联系上了，用大米换檩子。当年国家对木材的管制是非常严的，凡是从山上下来的木材，只要被林场发现，全部要没收，并且人还要吃亏。为了檩子搬运的顺利，队里决定晚上搬运，搬一根檩子记12个工分。傍晚，我随队里的全劳动出发到了赵家丫口。大家呆在卖主的家里，保管员用带来的大米和卖主家的洋芋煮成洋芋干饭，吃完饭，大家继续呆在卖主家里等月亮出来就往回走。月亮终于出来了，大家扛上檩子就开始往回走了，我想一根12分，扛两根不就是24分吗，反正都是跑一趟，便要扛两根。队长见了说：“山路不好走哟，你扛得动吗”。我说：“反正是一次，多得12分不好吗”。大家都劝我，“山高路陡，檩子长，行走不便，还是扛一根算了”。大家越劝我就越来劲，把心一横，找来山滕把两根檩子捆成“A”字形，随大家出发了。
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大家，还能左肩换右肩，可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不行了。特别是在换肩时，肩头就钻心般地痛，我将外衣脱下来包在横木上，也好不了多少。上山时还好点，下山就惨了，肩头一痛脚下就颤葳葳的，稍不留意就会摔下山去，还没过冷水河，我就被远远地落在了大家的后面，连前面的人影都看不见了。
好不容易过了冷水河，回走路程已走了三分之二，但我的双肩已经红肿了，檩子一搭上肩就刺心的痛。周围没有一个人，山风阵阵，林涛声声，不时有山鸡从草丛飞出，吓得我心惊肉跳，头皮发麻，心里后悔死了，想丢下一根只扛一根，却又没那个胆量。得不了工分事小，要我赔檩子那才没法呀。何况是给我修房子的檩子呀，那个烂磨房我是一天也不想住了，一想到有新房子住，加上又歇息了一会，身上的劲就又来了，我费力地把两根檩子扛上肩，向着生产队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去。
浑身散架似的我回到了队里，已经比大家晚回一个半小时，丢下檩子回到磨房倒头便睡，减少了那些洗脸洗脚的文明卫生环节。不知是什么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和呼叫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只听队长陈德儒叫道：“喻雷、喻雷，快起来，不好了！”我翻身爬起来，冲出去。只见院子里男男女女围了不少的人，只听队长说，“是哪个狗日的把我们队里出卖了，说我们是偷的檩子，明天林场的就要来清”。大家一下子慌乱了，男人们怕檩子被林场收走，婆娘们怕自己的男人挨打。慌乱中队里的几个干部聚集在一起，一会把我也叫过去。保管员对我说，“喻雷，你跟林场的熟，又都是你们城里人，你又经常到林场去耍，你去和他们说说不要来嘛”保管员说这话时，队里的几个干部都看着我。我明白他们这时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想让我挺身而出度过这难关。我想了想说，“不行，我一去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等于是不打自招嘛”。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我望着月光映射下的水田，突然灵光一闪。我把队长、会计、保管员叫到一边，悄悄地说“眼下正是吃胡豆、碗豆和洋芋的季节，农村都有沤胡豆梗、碗豆梗和洋芋下田的习惯，不如......”于是队长照我说的悄悄地把檩子沉到冬水田里，上面盖满了胡豆梗、碗豆梗和洋芋梗，“檩子风波”悄然地化解了。事后，队里的老贫协对我说，“你娃尔还行哪，帮队里做了件天大的好事”。听了老贫协的话我脸上乐开了花，对他说“张贫协，是我想住新房子嘛”。
多年后，我曾几次回到下乡时的队里，当年的青壮年都成了老年人了，摆谈中他们还时常对我提起当年巧沉檩子的事，还在说不完的感谢。中国的农民哪就是这么淳朴、善良，你只要对他做了一点好事，哪怕是出了一个点子，他们都会记你好久好久。可如今的人呢.....
五、抬 滑 杆
1973年的春节全家是在痛苦中度过的。旧历1972年的腊月26日，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我的大妹喻月随临巴电建宣传队到修襄渝铁路的铁道兵部队去慰问演出，途中因车祸不幸遇难。本想让我下乡的大姐喻歌乐顶替大妹到临巴电建工作，电建都同意，但城关镇不同意。其理由是家庭成份不好，其父是走资派，不能到国家重点工厂工作。家里死了人，还要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真是太气人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呀。料理完后事已是春节了，父亲还在“五.七”干校，没有回家过春节的资格，整个春节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家里整天都冷清清，没有一点热烈的气氛。过了春节不久，县里通知我们家，到“五.七”干校把父亲接回来。原来父亲在“五.七”干校病倒了，腿脚肿得老高，人根本不能行走了，县里根本不派车去接，让家属自行抬回来。到底有多久没见过父亲，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只是晓得父亲到“有庆学习班”接受批斗后，就没有见过父亲了。县里通知我们去接，母亲叫人把我们从乡下叫了回来，一家人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能见到父亲了，担心的是不知父亲的病到底怎样了，毕竟是64岁的老人了。就在一家人忧虑得不行的时候，余洪毅老师和余昌菊老师到家里来看望母亲了，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没有人敢来的，可余洪毅老师和余昌菊老师经常来看望母亲，帮她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当余老师听说还差个“抬脚”，就让周改同我们一道去。
第二天二哥喻渠和我，还有小弟喻虹和周改带上两根竹杆和一副凉椅出发了。“五.七”干校在云雾山一个叫“凉风丫”的地方，几个“狗崽仔”从东门过河在城东酒厂（后来的濛山酒厂）侧边上公路，向卷硐方向走去。没走多久，大家觉得无趣，于是周改提出，我们都没坐过“滑杆”，坐在上面闪悠悠的肯定好安逸哟，干脆把“滑杆”扎起，我们依“轮次”来坐。这一提，大家都同意，四个人赶紧把“滑杆”扎起，依“轮次”来座，坐在“滑杆”上面闪悠悠的感觉果然好，那股高兴劲就莫提了，边抬边走，边走边唱，在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刚开始大家还相安无事，一个轮次坐下来，矛盾就出来了，有的说我坐的时间短些，哪个坐的时间长些，于是嫌坐得时间短的就赖在“滑杆”上不下来了。可抬“滑杆”的也有办法呀，不下来吗，好办，抬在公路侧边把“滑杆”一倾，“滑杆”上的人一下子就“滑”了下来。在争吵中抬，在争吵中坐，可“轮次”一点也没乱。争争吵吵，抬抬坐坐，大家都享受着坐“滑杆”的乐趣，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沙石坡”。大家撤了“滑杆”，从小路朝卷硐走去。从“沙石坡”出发，经“郭家店”到“两路口”，从“两路口”爬“百步梯”就到卷硐了。“五.七”干校在云雾山的深处，从卷硐到“五.七”干校要翻一座大山，大约要一个多小时。在要到卷硐的一个山丫口，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直接朝云雾山“五.七”干校前进了。越离“五.七”干校近，兄弟几个的心情就沉重，这么久没见父亲，不知他的病情如何，该不该把大妹遇难的消息告诉他老人家，最后我们四人约定什么都不说。“五.七”干校终于到了，我们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到了好久未见的父亲，大家见了面都默默无语，一切尽在无语中，现在想起来，我心都一阵阵地酸痛。父亲的眼光在我们四个身上一一地扫了一下，静静地随我们出了“五.七”干校，我们四个又把“滑杆”扎起，抬起父亲向山下走去。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更何况要抬着一个64岁的老人下山。可我们四人浑身都是劲，山路的陡峭崎岖在我们对父亲的爱的面前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四人中两人抬，两人在左右相扶，小心地向渠城方向走去。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抬着父亲顺利地回到了东门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走资派的孩子就早懂事”，为了不给“走资派”的父亲带来“走资派还在坐‘滑杆’”的不必要的麻烦，还没到东门口，就让父亲下了“滑杆”，我们把“滑杆”撤了，大家一道从东门河边过河回家了，回家了！父亲回家了！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解放”了，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主持政协的日常事务工作。担任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对那些痛苦的往事只字不提，一心扑在工作上。像父亲那样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和敬仰的人我是少见的，像父亲那样对教育无比执着的人我也是同样少见的。尽管在那动乱的十年中，他的身心都遭受了无情打击，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教育的执着却一丝未见改变。在一次他与我们的言谈中，他说“我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几十年追求共产党，却未能加入共产党。一生从事教育，却没有一个子女能读大学”。说过这段话不久的1984年10月，父亲在一次主持政协工作会议上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父亲去世的两年后（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亲，他把父亲的话作为父亲的遗愿，1978年就退休的她，在父亲去世后，她不断地申请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街道和退协组织的各种活动，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终于在她退休的12年后以66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现在我们的子女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父亲的遗愿我们完全实现了。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1/4/18 12:2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