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观音寺——知青从这里悄悄走来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北京西城南观音寺

——一个知青从这里悄悄向你走来

　　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路南，贴城根儿最近的胡同叫“南观音寺”。早已同城墙一样，被拆除改造得面目全非。然而，它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北京的胡同都有来历，南观音寺也因“观音寺”而得名。在胡同深处确有一寺，里面住有僧众，并把临街的一部分院落租给了市民。解放前，穷人才住庙，我家就是其一，而我就出生在观音寺里。

　　连年战乱的北京，直到解放，观音寺的香火远不像今天北京各寺院这样鼎盛，这也许是他们不得不出租房舍以维持生计的原因。小时常见两位尼姑向父亲讨房租，父亲总是说“再缓两天”，而尼姑总是过两天又来催要，父亲忙辩解：“说缓两天就是缓几天的意思，并不是只缓两天。”尽管当时寺庙的房租极低，仍不能按时交付，这在租房的市民中，几乎家家如此。父亲当时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兼顾“跑外”——就像现在的业务承揽员。他经常带我到厂里去，因此许多工人师傅认识我。正值北京刚解放，时兴新词儿：大伙叫父亲“老同志”，叫我“小同志”。由于我十分难缠,所以更多的时候叫我“小蘑菇”。我常帮排字师傅送新字（即新铸的铅字），或拣倒字（即把掉在地上的铅字倒过来放到字盒里）。见车间生着炉子，我就在旁边玩起火来。不一会儿，引着了炉边的纸墙，火苗迅速窜向棚顶……多亏一个师傅眼疾手快，一脸盆水泼上去，避免了火灾发生。“看‘老同志’回来揍不揍你！”师傅嘴上这么说，其实并未告发。当时有四件“美事儿”：一是到工厂伙房，吃老师傅放在炉边烤得又酥又脆香喷喷的大馒头；二是到父亲的工友家吃饭时，和其他孩子比“看谁吃得快”；三是父亲带我上小饭铺，“来12两炒饼”（当时用的是16两1斤的秤），尽管没有炒菜，仍吃得有兹有味儿；四是父亲领我和哥哥去看杂耍儿（就是老北京的传统魔术）。可能是因为父亲经常“跑外”的缘故，每当见到来人，他总是对我说：“鞠躬了吗？”于是我赶忙弯腰鞠躬，于是受到来人的夸奖，于是父亲顿觉脸上有光。这在当时，也算是比较时尚的文明礼仪。后来父亲随迁到京南牛街附近的北京印刷一厂，周五停电才回家休息。（当时北京供电紧张，企业分区停电，工厂轮休。）虽然父亲仍没有余钱带我们玩，但他还是特意买回两只蛐蛐让我和哥哥开心。父亲40出头就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以致不能坚持工作，长期休假。他几乎每天都上安定门茶馆解闷，几分钱一小包的茶叶沬可以泡一天。1962年夏天，家里中午吃炸酱面，父亲猫腰去拿床下的蒜，不料一下栽倒——脑血管破裂，虽送医院抢救，仍无好转，整个过程仅四五个小时，竟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当时哥哥不在北京，一应后事，全须经我点头。出殡的时候，用一个蛐蛐罐儿盖儿当“盆”，放在一块磗上。老人们叮嘱，摔得越碎越好。于是我左手紧紧握住它，使出全身力气猛地砸在磗上。顿时，“盆”被摔得粉碎，而我満手是血……至今左手无名根部仍残留着碎片。父亲留下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什么也没有”。正是在这“似无”的背后，我看到一部永远读不完、学不透的“书”。即使每天沏茶的时候，父亲的话也总是在耳边响起：“水要高砸”。嫂子曾告诉我，每到过年，哥哥都会一个人默默地哭泣——父亲无声逝去，竟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和震撼，谁也说不清、估不透。

　　我家住在南观音寺的小南屋。除了哥哥和我外，下面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孩，因养不起，送进了教会的育婴堂，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个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但母亲始终让我们感到快乐，尽管每天要给别人洗许多衣裳，尽管每洗一件衣裳仅得一分钱，从未听她抱怨，而且一有空闲，她还给我们边舞边唱《小放牛》。她做的小葱尾巴菜团子，是我平生印象最深的美食，至今仍无任何大菜可比。她经常带我上北京西四的白塔寺，虽事隔多年仍使我一见白塔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生母。住南观音寺的时候，常常是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拿上两块屉布，赶往离家最近的护国寺打粥。那里施舍的粥特别稠，用屉布一包就可以带回家吃。母亲也常带我去拣煤核儿，把人家烧过倒掉的煤球敲碎，取出尚未烧尽的煤核，拿回家再烧。“拣煤核的”——在老北京，这是最底层市民的代称。有时，让我去买杂面，母亲总是叮嘱“快跑，一会儿又涨价了！”她说得一点不错，经常是刚买了面，转眼就挂出涨价的牌子。然而就在我刚刚五岁的时候，母亲因“产后风”早逝。1962年父亲与母亲合葬时，墓穴里有一层淺淺的积水。“水是财”——懂风水的先生解释说。于是，大家认同。当时我不敢说，水还有另外的作用，而顺顺当当才是最重要的，尽管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南观音寺的北屋，住着“大二”一家。“大二”是小名，他和哥哥同岁，因此我们常在一起玩儿。有一天我去找“大二”，见他父亲坐在门边，手里拿着杂合面窝头，咬一口，从凳子底下的小罐里攝出一颗盐粒，就着吃。“这就是穷！”我多次讲给子女们听。

　　经人介绍，父亲和继母在萃华楼饭庄结了婚。可我一直不明白，以当时的经济状况，怎么会如此奢华？也许是花销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也许是双方亲属慷慨解囊？后一种可能确实存在，因为双方亲属既有实力又讲体面。在张氏家族中，父辈姐弟五人，父亲最小，上有两姐两兄。到我们这一代，共兄弟七人，依次为：宝印、宝树、宝成、宝元、宝忠、宝贤、宝明；姊妹四人，依次为：永芳、永莉、永贞、永英。其中，大伯（张云昇）三男：宝印、宝树和宝忠；二伯（张啟汉）二男四女：宝元、永芳、永莉、宝明、永贞和永英；父亲（张啟濂）二男：宝成、宝贤。我本名“宝生”，是姥姥家起的，后随奶奶家改叫“宝贤”。我们离开南观音寺，搬到继母所在的地安门内后局大院5号（后改为55号）。一年后，我和哥哥一起上了大佛寺小学，直到毕业升初中。走出观音寺又进大佛寺，真是难解之缘。

　　请看续篇《鬼打墙》

主题：南观音寺——知青从这里悄悄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