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那一年去西藏

 

                           那一年去西藏

                    一、引子

      前几天，我的一位知青朋友电话告我，她已在去西藏的自驾游路上了，一起看西安世园会的约定就只能放到七月份了。西藏，西藏。下班的路上，做饭的灶前，我心里一直念叨这两字。我想起那一年去西藏的诸般往事。

      那一年是哪一年啊？那一年是四十四年前的1967年。那一年北京城可是乱得一塌糊涂。尤其是风暴眼的清华园，派仗从口诛笔伐升级到大规模武斗，铅球标枪大刀长矛全上了阵。武斗中，“井冈山”派的自制燃烧瓶扔进了“四一四”派占据的科技馆的窗口。由于大部分门窗被“四一四”派用钢板焊死，引发的大火十几辆消防车都救不下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值数千万元的科研设备毁于一旦。

      记得是个下午，我骑车从东操场经过，亲眼目睹了一场两派大学生的武斗。“四一四”和“井冈山”各占据了东操场南北两侧的两栋宿舍楼。可能是事先两派下过战表，只听一阵鼓号声，两栋楼里各奔出一队人来，个个挥舞长矛木棍鼓噪呐喊着冲到一起，混战到一起。操场中打得鼻青脸肿乱作一团尘土死扬。操场两边有很多像我这样的逍遥派看热闹。两边乱打了一阵，“四一四”派这边渐渐落了下风，人就往回撤。这边往回跑，那边使劲追。“井冈山”这一派的一直追到南边宿舍楼下。突然，已经撤进楼里的人杀了回马枪，“井冈山”这一派冲在最前面的大个子男生被标枪刺倒在地。标枪扎在大腿根上，可能是扎破了动脉，一时血流满地。见伤了人，“四一四”派全缩进楼里。“井冈山”派的赶紧把人往校医院抬。后来，认识他的人告诉我，那个大个子男生是机电系的学生，校运动会的标枪冠军，因为失血过多死了。唉，好可惜啊！（待续）

  （睡不着，又写了一段。） 二、自行车丢了

     学校乱，乱的没地方铺一个安静点的被窝。父亲成了黑帮后，我被清除出红卫兵，成了和哪派也不搭界的逍遥派。呆在学校实在是没劲。回家吧，家里也乱。爸爸天天写检查交代问题总也过不了关，天天愁眉苦脸心惊胆战。妈妈天天抓革命促生产，白天表态要和爸爸划清界限，晚上和爸爸哭作一团。我看在眼里苦在心里，这家实在没法呆。就天天骑着自行车满城瞎转悠。

       三转两转的，一天转到北大。在北大学生食堂混饭时把自行车丢了。那可是买回不到两月崭新铮亮的二六燕把线闸轻型永久牌自行车。想到买车的280元外加10张工业劵，想到爸爸的愁眉苦脸和妈妈的眼泪，我心里乱成一团麻。正手足无措不得主意间，见刚才一块吃饭的胖子踱出食堂大门。我如见救星，忙招呼他过来。我把车钥匙啪地拍到他手里，说：“不是喝你的破稀饭，我的自行车哪能丢？你赔我自行车。”胖子是我在北大蹭听周末讲座时偶然认识的地球物理系大三学生。见我真急眼了，胖子也急了。他陪我跑到派出所、校保卫处、校革委会 ……上天碧落下黄泉，那儿那儿的都找了，哪里有我的宝贝自行车啊？家也不回了，学校也不回了，我跟上胖子，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一起去四川大串联了。上了火车，我还不知道胖子这一支伍啥名号？问胖子。胖子说，他们都住在一栋宿舍楼，都家在四川。观点是不一样，可大串联兼免费回趟家的目的地一样。就叫川军吧。（待续）

    这样的武斗场面我也见过，那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小学生。常见二派不同的大学生们因观点不同而辩论起来，继而打起来，那场面真的是你死我活的，很恐怖。

                           三、成都担担面

        北京站的人那个叫多。见我实在挤不上车门，胖子连拉带拽地把我从窗户弄进车厢。车厢里挤满了大串联的学生。行李架上、椅子靠背上、厕所里……能容纳一只脚的地方就能站两个人。我和胖子的七八个同学们挤坐在一起，不到五分钟就彼此熟悉了。大家都很惋惜那辆丢失的永久牌自行车，都很同情我的不幸，都认为我去四川的决定是正确的选择。

    北京到成都火车要跑两天一夜。白天，大家海阔天空的扯闲篇。晚上。东倒西歪的挨靠着瞌睡。嫌坐着睡不舒服，就轮换着钻到坐席底下躺着睡。若有两个人都钻到椅子底下睡去了，我就拿胖子肉呼呼的大腿当枕头，躺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睡了。胖子他们地球物理系的学生大多是带工资的调干生，一路自然不会少了我的吃喝。车窗外，青山绿水掠过，城市乡村掠过，我的烦恼也被掠过。一路快乐，我们到了成都。

     在陈家老铺吃过担担面，胖子的几个同学面碗一放，嘴巴一抹，打个招呼就作鸟兽散各自回家了。胖子开始发愁，他不知拿我咋办。我第一次到成都，除了“龟儿子”、“幺妹”这两个路上学来的成都词汇，余下的四川话还听不太懂，更不辨成都的东南西北。更关键的是除了一个军挎，军挎里有个语录本。我身无它物，更没一分钱。

    我是第一次吃担担面，感觉很好吃。凉凉的，甜甜的，麻麻的一窝面盛在小碗里，上面是现浇的红红的辣椒油，看着就比北京的大碗炸酱面强多了。看我只管没心没肺地夸奖这一角钱一碗的担担面，胖子说：

     “担担面算啥？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赖汤圆……成都好吃的东西多得很。”

      我说：“不，明天咱们还吃担担面。”

    “明天？今晚我要回家哩。”

    “你回家，那我呢？”

    “是呀，你去哪里？”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盯着胖子的脸找答案。胖子的脸上只有苦笑。正无主意间，一群戴着清华井冈山红袖标的大学生涌进饭铺。不待他们坐下，我和胖子互视一眼同时有了主意。

     胖子又要了两碗担担面，我们主动地和他们坐在一起。没一会就弄明白了， 这群大学生是清华井冈山派的，队伍的名号叫小号兵。成员大多是校广播站和合唱团的。胖子讲了我的情况后，小号兵的头头王武爽快地对我说：“你就跟我们走吧。过几天，你们附中的小石头也来成都，你俩还是伴。”胖子强调我身无分文。王武说：“你放心，我们都身无分文，你看哪个饿着了？”胖子听此言如释重负，乐呵呵地为我们大家付了帐，往我衣兜里塞了个纸包乐呵呵地回家了。我也乐呵呵地跟上新的战友加入了新的队伍，去了新的地方。

说起当年去西藏，

武斗却是首印象，

眼看有人被打死，

校园变成修罗场。

清华逍遥到北大，

丢了车子咋回家，

干脆跟人去串联，

胖子带着向川发。

人到地头全回家，

只剩楼主该去哪，

恰遇清华一帮人，

总算有人收留啦。

                                     四、加入小号兵

      小号兵的驻地很气派。两扇大铁门里是大大的院子。院子中央是圆形的带喷泉的水池，水池里养着金鱼。隔水池正对大门是一排五间高大的房子。中间一间原来好像是会议室，现在是小号兵的兵部。女号兵的兵营是最西头的那间。男号兵的兵营是最东头的那间。沿着石子路绕过房子，后面是个小花园。花木掩映中有三间房子，好像有人住在里边。

     女号兵的兵营原来是书房，靠墙四壁一直顶到天花板全是带玻璃门的书橱。书房里铺的是褐色油漆的地板。晚上，我们七八个女生全打地铺。见书橱里边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书脊上烫着金字的【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我问：

    “这是谁家呀？”

    “李井泉的家。”

    “李井泉呢？”

    “把他撵后边去了。”

     我根本不知道李井泉是谁，心想住这样大房子的人不是走资派就是资本家。反正已经来了，管他是谁呢。还没等女号兵们洗漱完毕，关灯关窗，我已经呼呼大睡了。

     若干年后，我知道了李井泉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是我军的高级将领。解放后，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要职。1989年，李井泉病逝于北京。悼词中对李井泉有这样一段评价：“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坚决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从北京跑到四川造李井泉的反，抄他的家，是否秉承了当时中央上层大人物的旨意，我是永远不会知道了。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都对李井泉做了些什么，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记得大街上那些“打到李井泉！”的大标语。写标语的事情是他们大学生的事情。分配给我和小石头的任务就是满街刷标语。小石头的个子高，负责贴标语。我个子矮，负责刷浆糊。好大的一捆标语呀，走好几条街才能刷完。在路人的注视下，贴标语时，我满心里是崇高、革命、献身、激动，哪里知道自己是在犯罪，是助纣为虐，是在替四人帮迫害、摧残人民的好干部？自己当年就是一块被人拿来打人的石头，今日思想起来，实在是汗颜呀。

      我们叫作兵部的大房间兼做饭厅。小号兵的驻地是清华井冈山的驻川联络处，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只有在吃饭时才能看见大部分人。因为吃早饭时人最全，所以开大会通知事情都在吃早饭时进行。这不，刚盛好稀饭，馒头还没端进来，老佛爷就敲桌子了。老佛爷是我们送给头儿的外号。头儿是清华的研究生。他长得白白胖胖，圆圆脸，眯眯眼。说话细声细气，又姓陈。我们开始背地里叫他唐僧。后来为了尊敬起见，就把他升格为老佛爷了。老佛爷说：“明天，要派一支小分队深入到川西地区搞宣传和发动群众。我任小分队队长，吴杰任小分队副队长。想去的找吴杰报名。”

      吴杰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几天来，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吴杰负责宣传工作，刻蜡板、印传单、写大字报、刷标语的事情都归她管。她自然就成了我和小石头的领导。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怎么和清华井冈山搅到一起？原来吴杰和老佛爷是老乡，还是恋人。这机密小石头早早就告诉我了。只几天工夫，我已经串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逛了杜甫草堂、青羊宫、诸葛祠、锦江公园。还到都江堰溜达了一趟。我和小石头早在成都呆够了，有这等去城外疯的机会岂能放过？赶紧找吴杰报名，积极要求参战。

 

       五雅安惊魂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十几个人坐上一辆大卡车就出发了。我的行装最简单，一个军挎。军挎里除了语录本多了一个饭盒。这饭盒的用处可大了。除了吃饭外，兼喝水的水杯、刷牙的牙缸、洗脸的脸盆。晚上睡觉，饭盒塞进军挎，就是我的枕头。我的印象中，好像其他人也都没有什么行李。不像今天出行，遮阳伞、蛤蟆镜、湿纸巾、矿泉水、方便面、巧克力的，人人要带上满满一拉杆箱的零七碎八，以满足各种不时之需。

       把旗杆绑在车厢前头的车帮上。车一开，清华井冈山的大旗迎风飞舞。出得城来，上了通往雅安的公路。迎着晨风，向着朝阳，我们斗志昂扬，一路高歌。正唱得慷慨激扬，车停了。只见公路被两棵放倒的大树截断了。一群手执大刀长矛木棍土枪，胳膊戴着红袖标的造反派把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老佛爷赶紧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北京红卫兵。我们去雅安干革命。”可这些人根本不听他说。他们使劲用长矛木棍敲打车帮，嗷嗷地喊叫，让我们快下车。一个家伙钻进驾驶楼，推开司机，一把拔掉车钥匙。这真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好汉不吃眼前亏。见走不脱了，两位正副队长商议后让我们下车。吴杰最后一个下车。她临危不惧地解开捆旗杆的绳子，把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举在手里。我们自动地围在两位队长身边，保卫我们的战旗。僵持了一阵子，那群造反派的头目来了。让造反派们驱赶我们进了路旁的村庄，把我们关进一个大谷仓里。

确认谷仓的依据是屋角有许多散落的稻草。谷仓的窗户是用木板钉死的，门口有两个拿着大刀长矛的人站岗。我们进了谷仓，都围坐在队长的周围。老佛爷和吴杰把背包里有字的纸张都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机密的东西需要销毁。吴杰认认真真的把大旗从旗杆上退下，仔仔细细地叠好，捧在手里。然后低沉着声音说：“我们开个会……”

       按照队长的指示，我们把早上出发前每人发的两个夹了咸菜的馒头都交到一起统一保管。把稻草收集到一起，男东女西地铺成两个地铺。谁也不许讲话，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稻草铺上，闭目养神，为的是保存体力和斗志，准备迎接更大更持久的考验和战斗。

闭目养神了一小会儿，我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一睡几个钟头就过去了。

     睡醒的我正在考虑是否向队长建议，我们也象江姐那样绣个红旗什么的，谷仓的门开了，一个中年军人走进来。他先一个立正，后一个军礼。然后朗声问：“哪一位是首长？”“首长？”我还没回过神来，吴杰已经款款站起，几大步抢过去，握住了军人的手，颤声说：“盼到你们了。”至于她眼角有没有泪花闪现，我没看见，不敢杜撰。不过那一瞬间，在我眼里，副队长的 形象高大于正队长许多。

      军人把我们一行人带出谷仓，让进一间大屋子。见桌上是大盘的肉片炒苦瓜和大盆冒着热气的糙米饭，我的肚子条件反射地咕噜起来，嘴里的口水也多了。军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革命肯定要吃饭。来，大家先吃饭，然后谈工作。”解放军同志都这样说了，我们还矜持什么呀？不等正副队长下命令，大家麻利地拿碗拿筷抄家伙开吃。

       见我们吃得嘴油肚圆，盆干碗净，开始有人讲究地用开水冲剩菜汁子当汤喝了，那军人讲话了。他说：“我是双流镇的驻军代表。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被扣了，特来看望。情况已经清楚，是革命队伍之间的误会。我欢送你们出发。”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在双流镇的谷仓里被不知是是什么山头的造反派关押了好几个钟头后，稀里糊涂地饱餐一顿，又踏上征途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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