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革时期的那些事（三）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接上

中央有了这次教训，第七次第八次接见的时候用汽车拉着同学们在天安门前通过。这样汽车开到天安门前的时候速度放慢一些就加快了检阅速度，减少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的时间。八次检阅之后，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被毛主席接见，接见工作结束。接下来就开始全国大串联。

第二天，我们就蹬上了南下的列车，开始了我们的红色之旅。第一站就是去重庆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到这里来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太多了，我们排了一上午的队，中午我们顾不上旅途的疲劳也没吃饭，听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还是关押政治犯的老样子，接着就介绍前言。我们边看边听讲解，这里简直是一个吃人的魔窟，我们仿佛又闻到了当年刽子手屠杀革命烈士的血腥味。通过图片的讲解，再和《烈火中永生》的电影还有小说《红岩》相比较，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看了关押烈士的牢房，刑讯室，上百种的刑具。还有关押许云峰的小牢房，地下室的黑地窖。我们好像又听到了江姐那斩钉截铁的回答：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缅怀英烈，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教育课。这是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

第二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下了火车我们没有坐汽车，专门有接待站的同志带领我们翻山越岭，就是为了让我们近距离的看看这滚滚的延河水和那巍巍的宝塔山。我们边走边看，这里就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圣地，又是培养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摇篮。我们先是参观了延安的枣园，参观了毛主席居住过的窑洞，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址，三五九旅开荒用过的农具，周总理纺线用过的纺车。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搞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九四三年十月的天，红彤彤的太阳照耀着枣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盘腿坐在纺车前，手摇着纺车吱扭扭的转，咱们的周总理带头纺线线。周总理纺的线又匀又细，白个生生真好看。雪白的棉团手中拿，纺车轱辘轱辘转得欢。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您用满腔的心血拧成线，为咱边区军民做衣衫。阳春三月间，杏花开满山，边区的人民日夜把亲人想念，敬爱的周总理，当年您在咱们村里住，把那党的温暖送到咱身边，周总理那火热的心和咱心相连，如今人人穿得暖，想起我们的总理纺线线。敬爱的周总理啊，您对人民无限的爱，您的恩情重如山，我们仔细观看了当年周总理纺线用过的纺车。滚滚的延河水，香甜的小米饭，还有那南瓜汤，是边区的人民养育了我们的子第兵。

第三站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韶山啊，你是多么叫人想往，千万颗红心向着您，千万只眼睛把你望，毛主席的故乡啊，红色的韶山，我们久久凝望的是北京飘来的彩云。时时想起的是韶山冲的翠绿竹林。青松翠绿，红梅怒放，今朝的太阳格外明亮，高高的蓝天格外晴朗，朝映红了东方大地，红太阳照亮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我们缅怀英烈参观革命圣地，返程的时候，我们直奔上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们想在上海多玩几天，没想到中央下文件了，凡是在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必须立即返回原地闹革命，不允许在外地串联或借机游山玩水，如不听从就安盲流或流窜犯处理。我们和接待站的同志撒谎说家住大连，就乘船来到大连，住进了辽宁财经学院，我们就想在这座海滨城市多玩几天，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我们参观了大连海运学院，理工学院，舰艇学院，老虎滩，星海公园。没玩几天，接待站的同志下最后通牒，要求我们返回原地闹革命，这次我们不敢撒谎了，只好坐上火车返回老家——蛟河煤矿。

回到学校后，每天都是开批判会，写大字报，贴大字报，谁也不敢提上课二字。更不敢坐下来拿出书本学习。他们还说：看书、学习、上课，那都是死读书读死书，都是封资修旧的教育製度，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应该中考了，高三应该高考了，中考高考也不能提了，要砸烂旧的高考製度。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还有一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都被揪出来批斗，他们以往的西装革履已经没有了，全换上破衣烂衫，不让他们主持校务工作了。整天挖操场，简直是挖地三尺，把操场上的青石板全挖出来，运走。平溜溜的操场被挖得这一个坑，那一个洼，随时开批判会随时被叫到。他们中有的被定为走资派，有的是地主子弟，有的是富农子弟，资本家子弟，还有三青团员，每次开批判会都让他们交待是怎样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怎样毒害这些青年学生的。学校领导小组的人天天给我们开会，让我们深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然后整理成大字报。谁不挖谁不写，谁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同学们被逼的没什么可写的，就胡编乱造，有的写，没有的也写。

我参加学校田径队和篮球队都是赵老师选拔的，赵永茂老师是从事体育教育多年的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教学严谨，要求严格，训练有素，他性格倔强，态度却很谦和。他看好的体育苗子都不会差，都能出好成绩。赵老师让我参加田径队，看好了我。我小时候六七岁就经常和男孩子跑，我总是跑第一，在发展体育方面我虽然不是尖子，也没白费赵老师的一片苦心我被选拔到校田径队后跑二百米低栏曾经破蛟河县记录。赵老师在培养训练方面很讲技巧，绝招，篮球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训练的到初中进入校篮球队后，在赵永茂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强化系统训练，使我在篮球技战术方面进步很快，经常代表矿队和兄弟矿队女篮进行比赛。

就这样一个好老师也被他们贴了大字报，说赵老师走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一味追求好成绩，不注重思想教育，给同学灌输锦标主义思想。注重培养体育尖子，为省市输送尖子人才。我们也不是体校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他们贴的大字报很生气，能培养出体育尖子人才那说明赵老师在体育方面教学有方，经验老道。这有什么错呢，那亚运会奥运会勇夺金牌的不都是体育尖子人才吗，没有赵永茂这样的老师培养出体育尖子，我们国家怎么能夺得金牌呢。我在体育方面就得到了赵老师的教练和指导，受益非浅。

我觉得赵老师就是个体育老师，也不是校领导，不应该给他贴大字报进行批判。还有许多班级把学生也揪出来批斗。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学校成风。全校共揪出十几个同学，那简直就不是批斗，而是拳打脚踢，有个女同学被打得最历害，一开批斗会全班同学都上，把她打得鼻青脸肿。我们吓得不敢看，整天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唯恐说错了话，做错了事，都像小绵羊似的，是虎得卧着，是龙得盘着。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班级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各班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我们班级选举的结果是班长，团书记，还有两名敢说敢干不是班干部的同学，还有我。当时我感到很吃惊，怎么还选上我了，我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我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在同学中还挺有威信的，害怕的是这种差事得罪人。个别女同学还讽刺挖苦说，说我能爬扯，官迷……我谁也不想巴结，也不想干，但是选上了硬着头皮也得干。

进了文革领导小组之后，我们几个成员都像做贼似的，又像地下工作者，经常钻到学校后面的树林子里秘密研究给哪个老师写大字报，哪个同学家庭有问题，出身不好，同学中有什么过激的言论。然后组织同学们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我们学校的礼堂拉满了铁丝，大字报铺天盖地。

矿办公楼里的大字报贴的更多，我们有个同学的爸爸被贴了大字报。她爸爸是矿工会主抓文艺的干部。一九六三年，矿上排演了歌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有一个剧照是八路军战士、日本鬼子、还有老百姓在一起合的影，他们说这是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了，阶级阵线不清，敌我不分。过去搞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也就是开开会，整顿整顿什么的，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来势迅猛，声势浩大，让人实在是接受不了。我同学的爸爸一看到大字报，是给他写的，首先拿他开刀，当时就吓尿裤子了。回家就喝了大量的水银，水银喝到肚子里烧的受不了，他就喝了大量的生鸡蛋。

当时就是因为他对运动很不理解，心胸狭窄，想不开。这点问题算个啥，真正有问题的矿领导大干部还没揭发出来呢。不就是一张照片吗，再说都是演员装的，又不是真的，再上纲上线，也不能算啥大问题，大不了先挨几回批判，也犯不上服毒自杀，也不能定死罪吧。还没开批判会批斗他呢，就贴了几张大字报，他就服毒自杀了，真是太不应该了。我同学他爸爸在矿工会抓文艺搞演出，排歌剧可有一套了，还能给乐队指挥，这样的人才难得，太可惜了。

我同学的妈妈晚上回家一看她爸爸那惨痛的景象，惨不忍赌，满屋吐的脏东西，满地都是鸡蛋皮。我当时也在场，看见我同学的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保姆都哭成了一团，我心里可着急了，我能帮点儿啥忙呢。我同学的母亲是个中学老师，工作很忙，还有三个孩子，家里顾了个保姆。我同学家五口人加保姆六口人。每天浆洗买菜做饭，也挺不容易的。原来我以为保姆是她家的亲属呢，比自己家人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多年，

因为保姆的前夫又找个日本妇女，把她和两个孩子都甩了。保姆生性就懦弱，特别老实厚道，她见丈夫有了新欢弃她而去，和日本妇女生活在一起，她也没吵也没闹，把两个孩子寄养在奶奶家。经人介绍自己找到我同学家当保姆。由于离异，又离开孩子，保姆常年心情忧郁，烦闷，害了眼病，说看不见还能看见些，说能看见还模模糊糊，十多年来真是难为她了。保姆多亏和前夫离开了，文革期间，她的前夫被揪出来批斗，被定为里通外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大老婆离婚了二老婆是个日本人，连批判再打，把他斗够呛，他和日本妇女生了五个孩子，也都跟着遭了殃。什么里通外国的狗崽子，历史反革命的小混蛋。

保姆的姑娘和儿子怕受牵连把保姆接走了。保姆一走，我同学家更没有主心骨了，还得安葬她爸爸，矿上还撵她们搬家，我同学的妈妈着急上火，愁得头发全白了。在当时来讲这种情况谁都不敢上前帮忙。都怕沾上边挨批判。我同学的妈妈就去找一栋房的邻居，安葬她爸爸还要搬家。我们住一栋房，又是同学，我心里可害怕了，怕她们找我去帮忙，又怕让学校同学知道了挨批判。我和弟弟正在研究着怎样逃跑，还没等跑呢，我同学的妈妈就来到我家，把我和弟弟硬拉了去。我和弟弟不好意思不去，硬着头皮去吧。结果一看没有别人只有我和弟弟，还有二号的大哥矿大食堂的工人郝立臣，再加上我同学弟弟妹妹。我们一直干到过了中午，把我们可累苦了，我十五岁我弟第十二岁，让我们干这么重的活，在自己家都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我和弟弟赶快跑回家吃饭，连累带饿，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妈说给他家干活连顿饭都不给吃，还得回家吃，吃完饭你俩赶快跑，别去了。犯了事挨批判怎么办。我和弟弟饭还没吃完呢，我同学的妈妈又追到我家来找，我们没能躲过去，一直帮她们搬完了家，又帮她们把家具安置好，把煤和烧柴都运到棚子里。所有的都安顿好了。天也黑了，我们和郝大哥从东山一直走回家能有几里地。

第二天到了学校，同学们都背后议论纷纷，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那眼光透着仇和恨。就好像我是服毒自杀的反党分子似的。因为我是班级文革领导小组的，班级开揭发批判会，都是我负责记录，然后整理成材料，再写成大字报，其他同学贴出去。今天同学们特反常，批判会刚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我，有一个叫吕和林的同学高声喊道，她给反党分子搬家，跟反党分子同流合污。应该把她从班级领导小组中清除出去。这时，我手里做记录的笔也被同学抢走了。由吕和林接替我，还恶狠狠的说，你别记录了，坏分子。这时候班级里口号连天，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全班同学都要和我划清界线限，把我拉到讲台上，让我低头忍罪，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同学们每天挖空心思的找不到批判材料，这回可有批判材料了。我当时吓得心嘣嘣直跳，不知如何是好，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他们给我定的是和反党分子同流合污的罪名。我招谁惹谁了，我就是帮助同学搬搬家，我也没服毒自杀，再说她爸服毒自杀，她的家人也没服毒自杀，简直株连九族。就搬个家，就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我成窦娥了，我比窦娥都冤。就属吕和林喊的声音最大，他喊的口号和说的那些话使我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就弄不明白，他们的消息怎么知道得这么快呢。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和反党分子同流合污分子了。我那同学却啥事都没有，也没挨批判。我后悔，不进文革领导小组就好了，也许不会挨批判。从此以后同学们不再信任我了，都把我当成坏分子离我远远的。这在当时文革期间，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在我们班里不算最好，我一直都是班委会的成员，团支部的成员，文革期间又被选为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就因为给同学搬家，让我在班级一落千丈，就像掉进万丈深渊。把我清除出班级文革领导小组后，有些女同学可高兴了，说我爬得高摔得重，那是我爬的吗，那是同学一票一票选举的。那个年代的选举是不会有假的。

开完批判会后我回到家里连饭都不想吃，妈妈看我像霜打了似的，就知道因为搬家犯事了，我越想越沮丧越懊悔，连哭带嚎的冲妈妈大闹了一场，那能解决啥问题呢，妈妈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回我的前途算完了。

记得有一次是批判岳中富老师，说他参加过三青团，是三青团员。从那次批判我以后，我什么事都不参言，在背旮旯眯着。我们班几个同学七手八脚就把岳老师押了上来，并对岳老师高声训斥着，岳中富，你向同学们低头认罪，老实交待，你为什么要参加反动的三青团，你在三青团里都做了什么坏事，你是怎么向同学们灌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连串的问号，把岳老师问得目瞪口呆。最后被追问得没有办法，只好连声说道：我有罪，我反动，我该死。否则就过不了关。接着同学们对岳老师一顿批判。

原来，我们对班主任李国楷老师非常尊敬，李老师语文课讲得好，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毕恭毕敬。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学们都改变了态度，对班主任老师大声呵叱。像对待坏分子一样。我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他毕竟是和我们朝夕相处，教育和培养我们成长的老师啊。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的青少年。这功劳不应该归功于我们的老师吗。对待老师进行呵叱，简直是一种判逆的行为。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矿上形成了两大派。学生不上课了，矿上的生产也受到了冲击。提出的口号是两副重担一肩挑。说是抓革命促生产，矿上各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生产肯定要受到一些影响的，有些单位甚至是光抓革命不促生产了。

我们学校也走出了校门，纷纷成立各种战斗队，什么“红四野”，“扫残云”，“云水怒”，“造反兵”，名目繁多。把战场由学校搬到矿办公楼。转眼间，三楼二楼一楼，全被占满了。高年级的同学动作真快，只有一天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办公楼里的机关人员都清理出去了，全由各个战斗队占领了。广播站的大喇叭也被抢去了，准备用来进行派别斗争的辩论武器。也不知道从哪摘来的大喇叭，许多组织都安上了大喇叭。自从杀向社会以后，我就离开了原来的班级，和其他班同学组织了战斗兵团，叫“要武战斗兵团”。我们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办公楼就没地方了，我们只好在地下室选择了一个房间，又阴暗又湿，白天还得开灯，我们搬了几张桌子和椅子，领点墨汁，墨笔，报纸白纸，笤帚水桶贴大字报用。我们战斗队分工很明确，有组织稿件的，有抄写大字报的，有贴大字报的，有刻写战报的，还有印刷战报的。我负责组织稿件，按着负责人的意图写好稿件后，由专人刻写钢板。我的工作最忙，一期战报得组织三四份稿件，每两天就出一期战报，我挖空心思的组织稿件，为了赶稿子有时晚上不回家。尽管这样我也不觉得累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今后的几十年几万年都不会再有这样的运动了，我们能赶上这场运动也是挺幸运，挺不容易的。但是却把文化课荒废了，把宝贵的青春时代虚度了，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这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造成的，谁让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呢。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我们准备走红军长征的路进行一次红色之旅，徒步串联。这次我父母坚决不让我去，说我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说服了他们，和同学们走上了长征路。从家出发的第一站是拉法砬子，我们登上了拉法砬子，瞻仰了烈士陵园。回到拉法公社的时候，又听取了参加过拉法战役的老前辈做的报告。这种长征似的串联，也叫红色之旅，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走长征的路，既磨练了我们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我们强劲的体魄。所到之处还能瞻仰烈士陵园，听取革命前辈战争记实的报告，这是很难得的，使我们懂得了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创立了美好的江山。我们高举革命的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怀着这样的决心走上了漫漫的长征路。我们途经生产小队生产大队，走一个村庄又一村庄，晚上就住在社员家，和社员同吃同住，拉家常。我们带了二胡笛子快板，还排练了许多文艺节目，每到一处，我们就为社员演出，节目有舞蹈，独唱，合唱，快板，还有笛子独奏。我们一路宣传一路歌，受到了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途经一个朝鲜屯，朝鲜老妈妈给我们做凉糕、米糕、打糕，各种朝鲜辣菜、泡菜，我们吃的越多她们越高兴。我们又一块跳起朝鲜族舞蹈。社员就像当年接待红军队伍似的。有的贫困山区连电灯都没有，点油灯，我们走到一个生产队天色已晚，只好住下来，吃完饭后，队长把我们几个女同学安排在一家新结婚的炕上。没有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累了一天，躺在炕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听社员告诉我们才知道，这小两口没能够过新婚之夜。

因为我没有合脚的球鞋，就穿了我哥哥一双大球鞋，走起路来不跟脚，还慢，李宝泰就把他多带的球鞋借给我穿，这样走起路来就轻便多了。翻老爷岭的时候，又陡又险，同学们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只有一个同学脚磨起了大泡，走路很困难，几个男同学换班背着她。我们还真有点吃苦的精神，走了六天就到达了吉林市。

我们三个女同学，五个男同学，一行八人排着队伍，打着要武战斗兵团长征队的大旗，走在吉林市的大街上。许多过路的人都在看，这是哪来的长征队。接待站的同志把我们分配到一零三染料厂宿舍，吃饭在食堂。李宝泰告诉我们咱们哪都不去了，就在吉林休息。我们在宿舍里吹拉弹唱，打扑克，玩得可开心了。我们一起去公园，一起去逛街，还参观了吉林北山的烈士陵园。在吉林玩了十多天，接待站的同志动员我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中央不允许。给我们买了车票，我们就返回了蛟河煤矿。

随着运动的深入，矿上成立了两大派，我们要武战斗兵团归到了造反总部。有的战斗兵团归到红一联。随着两派的划分，所有的战斗兵团都相继解散，各找各地派。一派是造反总部，另一派是红一联造反总部。

我被抽调到造反总部。到那可闲不着了，有时安排写稿，有时刻写钢板，那时候都是油印机印刷，没有什么电脑复印机什么的。需要刻写钢板的材料可多了，我们四个刻写钢板的同学都忙不停，我们能刻写多种字体，有方仿宋字，长仿宋字，楷书字，隶书字。内容有，两派辩论的情况，中央文革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还有批斗走资派交待问题的最新消息。后来我不写文章了，也不抄大字报了，专职刻写钢板。每天忙得头不抬眼不睁，虽然很累，我却感到很充实。

后来造反团又把我抽去排演长征组歌。这是一部大型舞蹈史诗，台上有舞蹈表演的台两侧有朗诵，领唱，伴唱合唱的千人合唱团。演员都是各学校抽调的。前窑的后窑的，东山的西山的，很难集中，要求不能请假不能回家，吃饭在食堂，住宿在学校，全封闭式排练。当时梁振环是总导演，他安排我在台上舞蹈表演，我怕演不好，就找梁导要求领唱，梁导说你就表演，要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因为时间紧迫，排练任务量大，离演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每首曲子都要细抠，而且体现和展示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英雄气概和战胜各种困难，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每天排练到晚上十点多钟，很辛苦的，我们整整排练两个月舞蹈基本成型。梁导又从北京舞蹈学院请来一个指导老师，她对我们的舞蹈动作赞赏有加。说梁导在舞蹈方面很有天赋，组织能力很强。舞蹈成型了服装还是个问题，当年红军长征时穿的灰色军装。哪有那么多灰色军装啊，还是梁导想出了好主意，跟食堂研究借来旧的工作服和工作帽，用染料染成灰色，再戴上领章和帽徽。因为没有经费，只好因陋就简，这些衣服拿在手上一看可破了，用染料一染，穿在身上在舞台上用灯光一照，还挺精神的，一点也没看漏。因为演员太多，梁导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画妝。我们在矿俱乐部演出十场，去三一八零部队和北崴子部队共演出十场。后来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被打倒了，长征组歌也不让演了。梁导和演员们都捶胸顿足，很气愤。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排练的就不让演了。后来我们梁导因病英年早逝了，太可惜了，他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份，中央下达了文件，全国各地不要搞派性斗争，要搞革命的大联合。由于派性斗争导致了武斗，还发生了流血惨案。两派对立如仇敌，双方辩论的情绪逐渐升级，愈演愈烈。这样对立的两派想要联合谈何容易。双方都要以我为中心，谁也不肯让半步。中央三番五次发表社论；刻不容缓的革命大联合迫在眉捷。双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双方都要克制自己，检查自己，不要重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要往前看，要顾全大局，把派性和山头的东西都清除出去，就剩下大联合了。随着两派的顾虑打消，思想解放，矿革委会下令，两派组织解散。

两派组织解散后，同学们都回到学校。校革委会发出通知，选部分同学升学，不用考试。经过革委会一个月的运作，升高中的名单出台了，很正规。当时我收到了升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非常高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该高考了。荒废了三年，还能继续上高中，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从梦中走来。上高中以后也没接触文化课，整天就是跳忠字舞，开会，学语录。闹腾了三个月，省里又来文件了，所有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同学都要下乡。接着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学校一个也不留，全部下乡。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我选择了上山下乡这条光明的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这条光辉的路我走定了。

这就是我所记录的文革时期的那些事，距离现在已经四十五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许多事情历历在目，就像烙印一样，烙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里。我们这一代弄潮儿是幸运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为此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历史的佼佼者和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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