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十四——
如酒，如茶又如麻
元旦前后，各生产队知青的口粮都按照各队的分配标准分下来了，我们那个装粮食的库房顿时变得五谷满仓。然而成群的老鼠此时也不知从哪里异常迅速地迁徙而来，在我们的仓库里建起了它们的“安乐窝”，枣核般大小的耗子屎，吓得当班做饭的女生战战兢兢地不敢到仓库里去擓米。
由于我们拒绝了大队党支部要给我们派个做饭的老师傅的好意，所以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做饭，不让别人“伺候”。这回知青点儿“伙委会”又重新按排了男女搭配轮班儿做饭和推碾子磨米的日程表，为了像社员家过日子一样不把淘米泔水白白扔掉，我们还搭起了一个猪圈，养了两口猪，打算过年的时候改善一下生活。
平时知青点儿做饭这活儿，看起来简单，干起来还真不容易。尤其是赶上阴天下雨，柴禾潮，塞进灶坑里不起火。为了不耽误了大家下地出工，无论谁当班，都得撅着屁股使劲儿往灶坑里吹气，可往往还是只见冒烟不见火苗儿，然而常常不知啥时候，灶坑里的柴禾又会突然“噗”地一声打个烟炝，几乎把人打个倒仰，冒出一股呛人的黄烟，灶坑里的柴禾这才呼呼地着起来。做饭的女生往往一边用手揉着被浓烟呛出眼泪的两眼，一边指使着笨手笨脚的男生干这干那，而有的男生又自以为是，不听摆弄，所以常常是两个人犟来犟去的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那天当班做饭的是李义斌和齐庆大，两个人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李义斌在发好的一大盆玉米面里加上“苏达粉”以后，一股气儿揣和了好几遍，这时负责烧火的齐庆大也把水烧开了。李义斌一掀锅盖，水蒸汽一下子扑到了她的脸上，眼镜一下子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手上粘着玉米面儿，又不能腾出手来擦眼镜，只好冒蒙儿地把玉米饼子一个一个往锅帮儿上贴。掐着钟点儿约摸大饼子熟了，一揭锅盖才发现，好几个大饼子竟是双摞儿的；还有的贴得太靠下，一半浸在水里溜了，只剩下上半截儿，成了半拉大饼子。这还不说，大家一吃才发现大饼子个个都是酸的；生活委员李有到厨房一看，他头一天买回来的苏达粉，连封口儿都没动，而粉面子却下去了不少，这一下子大家都明白是咋回事儿了……
有一次轮到我的饭班儿，正赶上连雨天。头一天夜里那场大雨灌饱了大地，村路一片泥泞。我趁着早饭和午饭间隙的一段时间正靠在行李上看书，不知不觉发现四周暗了下来，接着又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闷雷声。我急忙穿上水靴子打算到外面去抱柴禾，这时我的那个女生搭档惊慌地提醒我说水缸里没水了。这活儿自然应当是我们男生的事，于是我让她去抱柴禾，我自己拎起水桶和扁担就往外跑。可是刚一出门，就见一道电光在我头顶上一闪，然后“咔嚓”一声就把硕大的天幕撕开了一道口子，随后接二连三的雷声就从这里不断向西北方向滚了过去。这三伏天里的雨来得可真快，当我踏着泥水没过脚面的村路快要到井沿儿的时候，只见一道“雨墙”伴着“唰唰”的声响由远而近地从前面横扫过来。密集的雨点打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睛。我吃力地摇着辘轳，好不容易打上来两桶水以后，就顶着大雨一步三摇地往回走。雨水从头上、脸上流进我的嘴里、脖子里。忽然，我的两只脚陷进了深深的车辙里拔不出来了，两只靴子里灌满了泥水。由于惯性，两只水桶里的水一悠，几乎逛出了一半。我吃力地稳住身子，用力抬腿拔着两脚，结果脚丫子是拔出来了，水靴子却深陷在泥里。由于两只水桶无法落地，我索性打着赤脚，撑住身子把两只仅剩下多半桶的水深一脚浅一脚地挑到了厨房，这点水哪够做饭的？只好再次顶着大雨去打水，又根据大致位置，在那条满是泥水的车辙里摸出了那双水靴子……
我们这栋知青宿舍是一溜九间的筒子屋，跨度大，举架高，用土坯砌了几道间壁墙，隔出了男、女生宿舍和厨房、仓库。（后来我们才听说，当地干部以为我们待不长，等我们走了这房子就可以当俱乐部用，于是才用省里下拨的建房费把房子盖成了这麽大。）我们刚住进来的时候，墙还没有干透，泥墙上有的地方还长出麦芽来；窗户套子四周透风，屋子里还没来得及糊上棚，冬天就到了。我们一个个躺在炕上，身子底下是热的，可身子上头却是凉的。因为屋子里太冷，大伙只好戴着棉帽子睡觉。早晨醒来，男生的眉毛、胡子全挂上了霜，一个个缩在被窝儿里互相瞅着傻笑，直到有人喊“一、二、三”，大家才比赛似地一骨碌爬起来，嘴里呼着“白气”，在一片咝咝哈哈的声音中以极快的速度穿好衣服，把被子一卷就下了炕。
那年月，大多数社员家里的柴禾都不够烧，要靠到大地里去拣柴禾或者上东山上去打干枝子来补充。我们知青点儿房子大，间数多，烧柴紧缺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看着我们这座平时全屯子最高的柴禾垛一天天变矮了，“伙委会”决定第二天集体上山去打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晚做饭的同学又贴了三锅大饼子，预备好第二天上山带的干粮。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套上三挂牛爬犁，个个全副“武装”——手拿镰刀，脚蹬絮好乌拉草的棉乌拉，腰扎麻绳，怀揣大饼子咸菜疙瘩，风尘仆仆地向东山进发了。
在银装素裹的大山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银色的童话世界。满山遍野厚厚的白雪晶莹剔透，钻入云端的白杨树枝头上那宛如一颗颗红宝石般的冬青红果，在银白的世界里显得格外艳丽。不时有成群的长着美丽红肚皮的苏雀，欢快地在我们的头上掠过。它们忽而在雪地上、树枝上互相追逐嬉戏一阵，忽而又呼啦啦地成群地钻进树林里。它们那悦耳的鸣叫声宛如天籁之音在空谷里回荡。在满山遍野的落叶松、白桦树之间，掩映着一片片粗犷豪放的樟子松，它们用常绿的针叶勇敢地挑战着东北的严寒。
我们呼吸着干冷清新的空气，兴致勃勃地在山坳的林子里打干枝，割臻柴。头上的汗水让我们不得不扔掉帽子或摘下头巾；半尺多深的积雪从我们的裤脚灌进鞋里，把鞋和袜子都冻在了一块我们却全然不知。
饿了，我们就从怀里掏出大饼子，就着咸菜啃几口；再捧起棉絮般的白雪含在嘴里——原来准备的那三个军用水壶里的开水，还没等我们到达山上，早就被大伙儿你几口他几口地喝光了。
大山的美景和第一次上山的兴奋，让我们每个人早都忘记了疲劳。可是到了下山的时候，女生们都挪不动步了，一个个都爬上了满载丫柴的牛爬犁。真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呀，来时慢慢悠悠不急不火的老牛这时候别看是重载，却不用你抽打它自己就加快了脚步。装满柴禾以后活像一座房子似的牛爬犁，时而被露出地面的石头或树桩颠起老高，时而东摇西晃地朝坡下出溜，好几次爬犁脚滑出车辙，朝两边的大树冲去，吓得趴在爬犁上面的女生一个个都闭上眼睛嗷嗷喊叫。这可把赶牛爬犁的“小日本儿”吓坏了，为了奋力勒住缰绳，他的双手都勒出了血，头上蒸腾着热汗，这汗不仅是累出来的，更像是吓出来的——一旦翻了爬犁，就要出人命的呀……
下山以后，我们这才松了口气，尽管是天色大黑了，可是由于没有了危险，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了。
好歹算是到了知青点儿，我们连爬犁上的柴禾也懒得卸了，一个个跌跌撞撞地钻进屋里，呲牙咧嘴地把屁股偎到炕沿上。这时，又酸、又疼、又沉的两条腿就像是两条假肢似地不听使唤。一脱鞋连袜子一块儿都拽下来了，半冻半化的雪已经把它们“粘”到一块儿了。
几个男生勉强把卸下的老牛牵回了五队的牛棚，回来也一头扎到了炕上，一个个都累得没个人样儿了。在山上打了一天柴，又上坡下坡地走了好几十里山路，这对我们每个知青来说还是头一回呢！
我们很多人连饭都不想吃了，好几个女知青早已经钻到被窝里去了。然而当班做饭的两名知青可不乐意了——她们知道大伙上山很累，特意多做了两个菜，可是这么多人都不吃了，白瞎自己这番心思了！
第六生产队的屋子里仍然和往常一样，早就挤满了社员，炕上坐了一炕，地下还站着一大片。他们是来接着听知青盛世源给他们说评书的。这时门开了，进来的不是盛世源而是副队长。他一边卷着纸烟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家青年今儿个上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就是回来也早都累垮了，‘盛先生’指定是来不了了，你们别在这儿‘傻老婆等苶汉子’啦！快回家搂老婆子睡觉去吧，啊——”
谁知，副队长话音刚落，盛世源就拿着竹板儿推开生产队的房门进来了，大伙儿这下子可乐坏了，小青年儿们乐得一蹦老高，“嗷儿嗷儿”地欢呼起来……
一九六四年的冬天特别冷，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鹅毛般的大雪，把大地、远山、树木、农舍统统变成了一片银白。过去我们在城市里从没见过的让人睁不开眼的“大烟泡儿”，呼啸着一刮就是三天三夜。
那一天，怒吼的西北风也好像是刮得疲倦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好不容易才渐渐地停息下来。
这个季节里，我们也和社员各家一样每天都吃两顿饭。这天傍晚，当班儿做饭的同学正在厨房里忙乎着洗刷碗筷，其它知青有的趁着生产队没活儿的机会坐在炕上缝补着秋收时磨破、刮坏的衣服；也有的趴在桌子上写着自己从未间断过的日记；“小猫”儿又拿起好久没摸的笛子吹了起来，优美的笛声在男宿舍那宽敞的空间里回荡。
忽然，有人隐约看见窗外有一伙身穿棉大衣的人踏着厚厚的积雪，似乎朝我们这里走来。随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有人推开了我们的房门。进屋后才知道，原来是市长胡传经同志等一行六人到巴彦县检查工作，顺便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到知青点儿上来看望我们来了。
市领导同志的意外到来让我们每个知青都异常感动，大家都扔下手里的活儿忙乎着收拾屋子、拿碗给领导倒开水、搬凳子，争抢着回答领导关心的问题。
胡市长看见我们当初的那种豪情未减，还是下乡前那股热情，而且身体都比原来棒了，心里感到满意和放心。他老人家关爱中夹着鼓励、中肯而又不失风趣的话语，激起了我们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胡市长说完，随手端起了那碗开水，刚一沾嘴边他就撂下水碗，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原来我们只顾攀谈，想不到在我们这间硕大的寒舍里，刚才还是烫嘴的开水，这么一会儿功夫竟然变得冰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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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5/13 16:5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