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心向东者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心向东者

在从宜昌往重庆的船上第二夜，夜已深了，我仍站在船舷边迎着江风望着船舶穿行于峡谷之中。这时，有一个人也到甲板上吸烟。他走到我的身边，我们相互打了声招呼。因为白天大家都在甲板上欣赏三峡风光，并且拍照片，算是有过一面之交。

他微微有些胖，显出一种富态的模样，年纪不会超过五十岁，携带着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同住一等舱，我们是门对门，算是暂时的近临。在甲板上当我们说到去重庆时，他对我说：“重庆非去不可。”我回答，“是啊，重庆非去不可。”然后他问我：“你说，我们朔江而上，应该是向西行吧，那么，向东是何方？”我想了想说：“应该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确，四月初，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浩浩长江，春水东去。

简单交谈，我知道他是个民营企业的小老板。然后我告诉他我曾是一名知青。

他说：“知青好啊，知青现在已经是国家的栋梁。”

我自然明白他话中的含意。便说，“我连朽木都算不上，现在只是个退休的小老头。”

他说，“那也不错，最低能拿到退休金，然后乘船游览长江。而我不知道啥时候那个小买卖就破产了，一下就会成为无业游民。”

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吧。他说你不知道在南方很多外资企业老板都卷款而逃，把一个烂厂子和很多打工者丢弃给了当地政府。他们这些外商能逃，可是我们这些内商却不能逃，政府能给他们那些外商擦屁股，可我们这些内商只能自己疗伤，命大，你能挺过去，命小，就只能等死。还是你们知青好，拿到退休金等于又拿上了铁饭碗。”

这时，我方听出了他的“外商、内商”其中 “伤”的含义。的确，我从不为自己当过知青而遗憾，或感觉因为上山下乡插队而丢失了什么。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我有幸从山西大同转调回北京。那应该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也追过时髦，附过风雅。因为我家当时住在西单，离六部口的西单音乐堂很近，再加上那时音乐会的票价极为便宜，因此去听了几次音乐会。那会儿改革开放的大门微微拉开了一道门缝，所以传进来“交响曲”的爱乐之声，又因为北京是首都，有最好的交响乐团。他们整合出了贝多芬最为著名的作品C小调第五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还有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也就是通称的英雄交响曲。

其实，我除了能在纸上写些文字，俗称涂鸦。算是文盲脱贫，对外人称 “知青”，只是把知青一代人的纹章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当做荣誉。对于美术音乐，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所以还不能称为睁眼瞎，是能辨认一些汉字而已。那么，观看这场贝多芬交响曲作品音乐会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阵容庞大的交响乐团，而是那个站在台中央的指挥。我记得非常清楚，在静悄悄的剧场中，上千名观众支着耳朵，几千双眼睛凝视着舞台，灯光渐渐亮了，大幕徐徐拉开，响起一片掌声。然后，那个指挥夹着一根小棍从容地向台中央给他预备的小小指挥台走去，走到台前，并没急于上台，而是面对观众露了个相儿，拿下夹在胳肢窝的指挥棍，朝观众深深鞠躬致敬，又引起台下观众一片掌声。然后他手持那根小小的指挥棍朝观众压了压，观众便立刻服从了他的指挥，静了下来，大眼瞪小眼，等待他指挥表演。至今让我遗憾的是没注意他的指挥棍是夹在左边还是右边？指挥时是用左手还是右手。总之，只见他转身登上了指挥台，缓慢张起手膊，挑着那根指挥棍，然后头用力一甩，手使劲一抖，身体便象触了电门一个劲地哆嗦起来，于是，场内便曝发出“当当当，当当当”的交响曲亢昂之声，此后，那个指挥便一直没有停，而是越来扭动的幅度越大，身在晃，头在摆，手在动，整个交响团便跟着他的动作音调或高或低，或激昂，或低沉。让有音乐细胞的人如痴如醉。

我的坐位右边挨着一个颇有气质的人，我想他一定是个艺术家，因为他不但戴着一副变色镜，还留着象辛亥革命时剪掉辫子的那种长发，那是当时前卫艺术家的名片。他一边听一边用手指随着台上的交响曲节奏敲打着他的腿，一直紧跟着指挥棍的点儿，这显示出他对交响曲非常内行。可是他的身体也跟着台上的指挥摇头晃脑起来，便引起了他后边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士不满。可是后来，那个女士更不满的并不是这个挡着他的右派，而是挨着他的我这个左派。

那是在音乐会间休时，我请教这个艺术家《命运交响曲》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他捅了捅架在鼻子上的变色镜，不知是变色镜真的能随着光线的强弱而变色，还是我的眼睛过于尖锐，总之，虽然音乐厅的光线暗淡，但我清楚地看到了艺术家的眼晴和他那种诧异的眼神，他说：你不知道贝多芬吗？我张口便说，我当然知道啊，他写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谁知，这引起了他的轻蔑。只见他嘴角呲了一下，便扭转头，不再搭理我了。以示他的清高。更令我惴惴不安的是我的周边有几个人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更让人受剌激的是后边的那个女士，我分明听到她低声嘟哝了一句：“阿Q“。

好在间休结束，下一个英雄交响曲拉开了帷幔。

后来，我请教一个喜欢“蹦嚓嚓”的插友，贝多芬写没写过“生命诚可贵”的诗歌？我的这个插友他不但会“快三步、慢三步”，还会什么“探弋及拉丁舞”，那时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白马王子的模样，在街心花园义务当舞蹈教练。我看过他一次教授，他使劲地扭动着一位女士的腰，然后也是头象拨浪鼓一样硬挺挺地左右一摆，随着“送你一枝玫瑰花”的乐曲踮着脚尖往前行走，他和很多在场的人感到潇洒，特有品味。可我知道插队时，他跟在耕牛后面挎着粪篓亦步亦趋地抓粪，没有半点“华尔滋”的身段。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只有他跟大家报怨过，文革及插队耽误了他的前程，否则，他可能就是一位中国的舞蹈家，毕生都会用脚尖走路。他说，他之所以用力矫正那位女友的姿势，是在教她“国标”，然后与她一起双双登上国际舞台。所以，我想他一定对交响乐不会太陌生。其实他是个很热情的人。并且，我得承认，他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文化知识绝对高我一筹。我们的争执只是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而我的胜出，不过是强词夺理后，他便大人不与小人过而让我三分。不过，我们毕竟有一番插队的情谊，我不敢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这种话，但我俩的确住过一间窑、睡过一条炕、挖过一锅食。虽然回城后，我们都各自有了小家，但上山下乡的情份却愈来愈浓。友情得到了提纯。经过他的教诲，我才知道了贝多芬和裴多菲是两个人，而且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名人。一个是德意志的音乐作曲家，一个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文化的贬匮、知识的浅薄、狂妄的幼稚。在音乐堂露了一次大怯。我真的当了一回艺术家们面前的阿Q，混然不觉滑稽了一把。

同时，我也感到了对“蹦嚓嚓”插友的愧疚，因为他自从改革开放后，已经完全复活了他艺术家的本质。但我感觉他仍属于“下里巴人”而非“阳春白雪”，否则怎么去炼“街舞”，而非排练大厅中站在学员跟前喊着“一二一、二二一、三二一”示范动作。所以我挖苦过他、甚至讥诮，但他并不恼，这让我明白了艺术家应该具备的涵养和美德。他善意地对我进行了音乐方面的钙化教育，我只能无条件接受他的谆谆教导。他讲到：命运交响曲体现了作者一生与命运搏斗的思想，那时，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可以说正生活在困境中，完全丧失了听力，成了个聋子，创作交响曲，只能凭借感觉和心灵。我半信半疑：因为根据我的精验，听不见声音的人去做曲不亚于让哑巴去唱歌。

但自从我将贝多芬和裴多菲混淆成为一个人后，在艺术这个领域已经小心翼翼、万分慎重了。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因特，我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资料，才庆幸当初没跟“蹦嚓嚓”叫真抬杠。贝多芬的确是在完全耳聋及多灾多难中，写出的这支交响曲，以表示与命运抗争。这可真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

我没有受到过 “艺术熏陶”，上过两年初中就成为了知识青年。所幸能识一些字，借助字典能阅读一些文学作品，所以后来我极喜欢收集字典、词书、以至我的区区有限藏书中，以工具书为主，我知道那就是知识的海洋的舢板，所谓书舟吧。所以对“命运”一词并不陌生。当我看过《巴黎圣母院时》便记住了“命运”一词。其实，命运也许一半被他人操控。而另一半则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说奋斗是英雄本色，抗争是英雄性格，不屈是英雄精神，命运是英雄挽歌，因此贝多芬让命运与英雄这两支交响曲相互辉映，臻至一体，乐魂永垂！

而苦难并非只是让中国知青一代人惨遭不幸。在人类史的进程中，苦难一直伴随着前进的脚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耶稣受难记，还是田横五百士，苦难铸就了英雄，而八旗子弟的安逸最终失去了家园。我在写《罪子》一书时，因为需要对美术的了解，尽管我有一些喜欢美术的朋友，但从层次来说，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寻找大量有关此类的资料，从列宾到达纷奇，从伦勃朗到梵高。知道了这两个荷兰画家。而我对荷兰国的初知是“台湾宝岛”的收复，当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政权。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并且对荷兰殖民者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告诫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签字投降，成功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后世人民的敬仰。

当初在小学历史课本中，只知道荷兰是个横行“海盗”的国家。后来文革结束，改革开始，才知道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然后，2004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才看到荷兰的风车重新转动，中荷两国人民开始友好往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壳贝”标志取代了朝鲜战场上 “红毛鬼子” 的形象。这应该是与时俱进。

在荷兰这样一个极自由、宽松、包容的国家，他们的美术大师却都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而且都是去世后作品价值才如日中天，不论伦勃朗还是梵高，他们生前并没有因为美术天才而享受荣华富贵。都因穷困潦倒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艺术生涯。我没有目睹过他们的真迹，可我到徐悲鸿纪念馆看见了那幅《田横五百士》，瞻仰了这位中国美术大师的力作，才感觉到图画比文字更能给人以震撼。徐悲鸿创作此画时，正值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要人媚敌求荣，徐悲鸿先生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的决心。

在《春天的故事》唱响中国大地时，我的一些知青朋友却下了岗，失了业。但我的另一些朋友却先富起来，一次聚会时，我们调侃一个先富起来的“倒爷”，谁想他说道：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乱世出英雄”，的确，那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动乱。他的发家，可以说是肩头扛出来的，倒大米、背大包、登平板，练服装，总之，那时管理上还杂乱无章，既没工商，又没城管，而且，政府还支持回城知青创业，在西单的东北角地带开辟了一个“百花市场”，那些回城倒爷大显了一回叫买身手，“大裤衩子和尚衫，叫卖甩货喊破天。”撂现在，法制这么健全，百花市场早已经不是春天的故事，随着西单的开发，成为了春天故事的传奇。

今天的某些富翁究竟是怎样登上的富豪榜？这已经得考问社会！

所以，如果说时代耽误了你，倒不如说你不是时代弄潮儿的踏浪者，或者，你只是个安份守已的好公民。安贫于斯，切莫报怨。

日前在网上看到了白卷先生现在已经成了资产过亿的富翁，强国网的网友感慨地说：“从“白卷英雄”成为亿万富翁，高考状元却平平庸庸，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原创首发) ”还有蒯大富，文革后入狱服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发往青海劳改农场，我在八十年代初进藏时，曾到格尔木，在前往青海湖的路上，当地司机告诉我这儿有一个劳改农场，关押着很多你们北京人。时常有从北京来看望他们的家人行走在这条路上------。蒯大富被释放，出狱以后1992年他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听说现在也已经发达起来。

原先，我虽知道“命运”一词，但理解不够深刻，而今，虽深刻理解“命运”一词。但早也锐气全无。所以我也就从不哀叹命运，任其自然，随遇而安。

此时，甲板上就我们俩个人，并且是男人，我比他的年龄大，他比我的身体强。

打过召呼，他把烟头扔进了长江里，说，“就让它向东流吧”。我会意地一笑。他说，“你是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吧。”我告诉他经历过，但那时很小，他说，那应该是个“红小鬼”啊。他的幽默，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说那时只有红卫兵、红小兵、红外围，而我那时因为家庭原因连外围的外围都围不上。

所以你对毛主席就没什么好感了吧。

不，不，我说，我还不至于狭隘到这个份上。可我不知道你对毛泽东是怎么认识？

他说：既便你想否定毛泽东，可以把毛泽东请下神坛，但谁又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彻底搬开毛泽东？周总理也能算是个中共伟人吧。最低，他的资格和威信在党内除毛泽东外，无人可及。如果毛泽东先于他去世，周总理健在，还能显出邓小平吗？邓小平敢说他怎么不知道当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但邓小平不敢说没看见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的身影。

我没有回答，因为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四届人大上，是周总理提出了“四化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大国、强国。也许正是这张蓝图启发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路，使其后来成为总设计师。

他说，可是周恩来却以毛泽东马首为儋。在文革中委曲求全，只是为捍卫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在党内地位无人可及。他问我看没看过那本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写的一本回忆周总理的书《我的伯父周恩来》？”

我摇了摇头，说：知道这本书，但没看过。他说，网上可以下载，你应该看看。其中有关九一三事件曾让总理失声痛哭。纪登奎亲眼目睹。“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的原因：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这时，我才察觉到他也是个“水深”的人，可能关心政治视觉不次于关心他的企业发展。

我已经变得深沉的多了，再不会闹出“贝多芬和裴多菲”的混谈。所以借口天色太晚而与他一块儿返回舱房。

然后，我们到了重庆，未想到，我和小伟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又看见了他们。自然一番亲热。然后他说，其实对文革，毛泽东早已明白他百年之后，必遭毁誉。在我的伯父周恩来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娓娓道来：71年12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这时他接到陈伯达的一个电话，与会者看见一向镇定自如的总理脸色灰白，他叫住停会议，转身小跑声音发颤到对卫士长说，“到游泳池去。”卫士长明白这是去中南海的毛泽东居处，当时心中便有不祥预感，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当时站在总理身后的人都听得清楚。让人感觉周总理的向东之心。

其实，周总理一直维护毛泽东的党内最高地位，已经并非个人崇拜或怯懦，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实际利益着想。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家，总归得有个核心吧。否则，党内搞分歧、国家闹分裂，受到伤害的除了民族和人民，那些当权者能会有什么损失？

“这么说，你也是心向东者？”我问。

“一江春水向东流可是你在船上对我说过的话。”他答。

由于他们参加的是旅行团一日游，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聊的时间过长。分手时，他说：“毛泽东这杆旗帜不会因重庆而倒。更不能因文革而整个否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党，六十周年有毛泽东思想方阵，到七十周年、八十周年仍至一百周年，只要中共政权存在，这个政权一定得心向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