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上海,除了颇具西洋建筑风格的外滩外,上海的里弄与北京的胡同一样,也有浓浓江南民居的特色,里弄中多是多层的阁楼亭子间,木结构房屋多于砖石结构。从各家窗子中伸出的竹竿,像挂万国旗一样晾晒着各自的衣物。清晨临街洗涮马桶的声音形成别样的交响曲。上海女人的娇媚与北京姑娘的豪放有很大反差。
我在团中央青工部工作期间,与上海团市委有较多的接触。因为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上海团干部精明,且能总结出经验。上海团市委位于陕西南路,那是一座跑马厅老板留给女儿的独栋洋楼。院子里法国泡桐枝繁叶茂,绿茵茵的草坪里有一匹铁马,据说跑马厅老板为纪念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的宝马,特按马的原貌请人铸造于此。团市委那栋三层洋楼,每一间屋格局样式都不一样,洋楼中不同的房间格局,均根据当年老板女儿梦中神游建造装饰。
上海团市委青工部曾陪我参观宝钢、上钢、上海一百货及多处石化、纺织企业。特别上海港和江南造船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团市委青工部多位负责人,转业后都有过很好的仕途,她们有人任上海市人事厅厅长,有人掌门上海的大世界。曾任上海市团市委书记(副书记)的李源潮、陈海燕、黄跃金、韩正等都曾工作与此。
上海人比北京人精细实惠,当年上海纺织女工很多,她们许多人宁愿从饭菜中节省,也会着意梳妆打扮,以光鲜形象面世。上海人有接受外来文化的传统,八十年代末一首新民谣是:“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东北人什么事都敢干,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我在日本研修时,见到的国内各省人中上海人最多,从日本著名企业的白领,到酒吧拉面馆的杂工,从各高校的研修生,到从事商业活动的生意人,他(她)们无处不在,这让在故宫角楼下路灯下闲侃的北京人汗颜。
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问起你是哪里人,北京人会毫不犹豫脱口而出,我是北京人,哪怕他只定居北京几年,话语里透着股优越感。而问到上海人,有的人则羞于说自己是上海人,他们说,其实我也不能算是上海人。我想这种现象随着大上海的崛起,应该越来越少。很多人与我谈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上海,那里不仅有南京路、淮海路这样闻名于世的繁华商业区,还有与外滩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和浦东经济开发区。高速发展的上海,有迷人的各式建筑,有黄浦江风光,更有江南园林景色,这里是许多人投资兴业的乐园。北京上海两地相比,上海比北京多几分温馨,北京比上海多几分宏大。
我熟识一位朋友,外公是文革前中央的一位部长,他曾在京沪两地生活,小时在北京部长外公家长大,工作后回归上海父母家。我也搞不清楚他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有一次我在上海出差期间,他拉我去上海新锦江饭店,参加他的朋友生日聚会。与会的有十多人,过生日的是位漂亮的武警女中尉。席间谈笑融洽,多瓶法国红酒饮下,不知为何争起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优劣。我的朋友代表北京与几位上海男士争执起来,上海男士们仗着人多势众,张牙舞爪,连“北方佬”之类的话都骂出来。虽然他们讲的是上海话,但上海话听懂不难。我的朋友更是生猛,他居然用XXX的京骂反击,并借酒劲掀翻了桌子,满桌美酒佳肴,连同生日大蛋糕都被周到地上。我的朋友满身沾满蛋糕,手被酒瓶破碎玻璃划破,鲜血直流。见到这种真刀真枪的场面,几位上海男士吓得退缩一旁,不敢出声。过生日的女武警中尉则热泪盈眶,不无委屈,她的女伴们也看呆了。单间门外聚集着包括厨师、服务员在内的围观看热闹的人群。我简直气疯了,这时我既不愿意当当北京人,也不愿意当上海人。我觉得争斗双方无聊透了,为这南北两地长短之争,居然将那位女孩好好的生日喜庆祸害成这样。为了息事宁人,我除莫名其妙的替他向众人道歉外,赶忙扶着一副醉态神志不清的朋友往外走。到宾馆大门外马路上,他突然推开我清醒了,用非常明白的话求我,让我赶快回刚才吃饭的地方,为他拿丢下的皮包。我真是哭笑不得,他的前半场与人打斗有几分像北京犯浑的爷们儿,醉酒闯了祸还不忘自己的皮包倒有点像上海的小赤佬。我为他找回了皮包,塞在他手里后,不想听他任何解释,我真的很愤怒,随既转身汇入人群不辞而别。
有关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人的地域特征、族群性格差异,文化差异,有时还会扩延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西北人和东南沿海的人,关内人和东北人,甚至包括不同省籍的人。其实相通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在相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背景下长大。物种繁茂造就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多地文化相容,多民族融汇繁衍,造就中华民族博大深远。更何况现在已是高速发达的信息社会,便捷的交通也将人们的时空拉近。北京和上海的双城,会在包容竞争中,取长补短,携手创建更伟大的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