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十五
郯城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冬天应该是农民休养生息的时候，忙碌操劳了一年的人们也该歇歇了吧，可生产队的队长们怎么也不容社员们闲着，千方百计的找活干，不是整地就是抬汪泥，再就是挖台田修水渠，再加上县里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农忙时的活还多。老社员们都适应了这一年到头没星期礼拜的劳动状态，我们知青们真有些不适应。我本以为农闲时可以学学画练练字的，看到农村这实际状况后，我就打消了那写、画的念头了。看来我想在书画上成就一番事业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前几天守湘兄来我处相聚，聊起此事，后悔在那动乱的年代荒废了学业，并说了几位他熟悉的名人就是在那下乡、“文革”的动乱年代，不去参与那些无谓的争斗而充分利用时间充实自己，最后得以成就。我说当时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胆量，那是要相当的勇气。客观不允许我们那样做，只有老老实实干活。
现在虽然有学习的时间了，但年纪大了，岁月不饶人啊。大家都非常明白这点。都充分利用晚年的余晖在学习，有的在写回忆录，有的在学国画，还有的在练书法。在守湘兄府上，见老兄所练书法，已颇具功底，还在孜孜以求。我特向他求字，他说现在不行，到时自然会双手奉送。
但愿老天多多惠顾这些年轻时多苦多难的“孩子”，多给点时间，以此补偿以前失去的那宝贵时光。
出工前队长要围着村子喊，村子本来就不大又分成三个生产队，队长地喊声人们都能听见，不是今天抬筐扛锨下东湖就是明天扛锨抬筐下西湖，没完没了的活，让人心烦。久而久之知青们也学会 “磨洋工”了。“磨洋工”本来是对付日本鬼子的，慢慢地竟用在了生产队里了。那些老社员们最会磨，看见队长来了就干，队长一走就站，哪有拼命干活的，那不成傻子了。
郯城那地方上坡干活称为“下湖”，这是因为自古以来涝洼地常年积水，每到雨季漫天遍野的雨水淹没了庄稼，淹没了道路，一片汪洋就像那无际的湖面。那些洼地十种九不收，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上坡”自然而然的叫做“下湖”。
农业合作化后，农村大兴水利建设，在涝洼地里开挖渠道，疏通积水，农田排灌畅通，长年积水没有了。但每逢夏季遇到暴雨连绵时还能领略到当年那“湖光景色”。
正因为有“湖”，这里流行着两种因积水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一种是比较普遍的“疟疾”，这种病被感染上后一年至少犯一次，发病时高烧不退，损伤人的免疫功能；另一种就是“血丝虫”病。“血丝虫”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菌，也由蚊子传播。染上这种病后腿脚变粗，当地人叫“粗腿病”。我们二队的队长就有这种病。村里人不叫他名字，都叫他“老粗腿”，我们也称他粗腿队长。他两条腿肿的粗粗的，脚肿的胖胖的，行走有些困难。
男人得上“粗腿病”严重时还会导致阴囊肿，涨得气球般大，像个粮袋一样坠在胯下。我老伴村里有个得这种病的人，有次他坐在集上卖粮食，那买粮的人挨个粮袋的抓粮看粮问价，走到他身边时，伸手摸了一把他那“粮袋”，嘴里边问：“这是什么粮？包的严严实实的？”
惹得旁边的人都大笑不止。那买粮人知道摸错了地方，尴尬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成立专门的地方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在每年的预防季节从各生产队里抽人组成预防队伍，下乡为社员们打预防针。到我们下乡时“血丝虫”病基本得到控制，但“疟疾”还较普遍。我在下乡的第二年就染上了“疟疾”。刚开始我以为是感冒发烧，怎么也治不好，后来老社员说我得的是 “疟疾”，一连吃了几天“奎宁”药片，才退了烧，但每年都要犯一次。我想通过几十年的预防控制，今天的郯城应该早已杜绝了这两种病了吧！
郯城虽说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但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春秋时谓之郯国，国君郯子，是个才华横溢，饱学之士，尤以仁孝之德闻于世。曾两度朝鲁。孔子时年二十多岁，见“郯子而学之”。韩愈《师说》中有“孔子师郯子”之说。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郯国城北十里铺遇见晋国的学者程璞本，两人“倾盖而语，终日甚亲”。后人为记此事，在十里铺盖有“倾盖亭”之说。孔子还亲登郯城以东的马陵山望海，史书中皆有记载。
我们刚到郯城时在县城以北四五里处，那高大厚实的郯国古城墙还清晰可见，全部以黄土堆筑而成。城墙外围那宽宽的护城河里存满了水，古城墙逶迤郯城的半个城区，有数里之长。城墙里和城墙外有明显的地势之差，如果站在城墙之上，俯瞰外围，更觉古城墙之宏伟高大。我们可以从那雄伟壮观的浩大工程中，看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那古城墙就是郯城悠久历史的见证。
可惜的是至文化革命后的几年，有的人从古城墙上取土烧窑，还有的在遗址上盖房建厂。那象山一样的城墙仅仅几年就消失了一多半。据说后来是在省里考古部门的重视和制止下，郯城县有关部门才对所剩无几的这点历史遗迹加以保护。
我在十里公社时经常去东边的马陵山为生产队运石头，马陵山山势不高，属丘陵山体，横亘在郯城的东部，南北近百里路长，是郯国的东部屏障。山以东是江苏省的东海县。常言说有山既有水。山中一条不小的河，当地人称茅子河，盘环于马陵山中缓缓汇入沭河。
郯城西部平原从北向南贯通着山东的第一大河——沂河。沂河两岸可谓土地肥沃，地产富庶。因两岸人口稠密，人均土地很少，从而淡化了它的优势。在沂河东岸，有个历史悠久的商业重镇——码头镇。该镇是回族居民居住区也是商品集散地，是鲁南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解放前该镇的商人们利用沂河的水上交通，北通临沂南下上海，船舶往来频繁，故而成就了该镇在鲁南的商业霸主地位。从码头镇的各条街道的古建筑也可看出当年繁华的商业景象。
可惜解放后沂河水位越来越浅，该城镇失去了水上交通优势，商业逐渐衰落，尽管如此，但码头镇的商业在当地还是屈指可数的。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后，码头镇的商业逐渐得到恢复，虽不能和以前相比，但可也称得上是鲁南边界上的一颗商业明珠。
码头镇在郯城县城西北十公里处，和县城呈犄角之势，为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相互的促进作用。
郯城是山东的南大门，从郯城北上直通鲁中，交通便利。也是我国华北地区南下上海、南京的必经之路。
解放前郯城北部、东部地区人民生活长期贫困，遇到丰收年头还好些，一但遇上灾年，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们便四处讨饭。解放后至我们下乡时这种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四处讨饭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百姓们说：
“唉！解放我们前讨饭，解放后还是讨饭。”
解放前人们是往江南富庶的地方谋生，以上海一带为据点。解放后郯城讨饭的人们大多聚集在西安一带。自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讨饭的风气逐渐消失，这才过上了温饱生活。
十里公社就是郯城北部贫穷地区的边缘。常言说越穷了就越穷，有些生产队穷的生产瘫痪，晚上开会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
很多家庭靠讨饭为生，那才叫民不聊生。我老伴就是讨饭长大的，是个地道的讨饭娃。她说小时候经常去周边村庄讨饭，以解饥饿之苦。有时与村里其他人结伴外出，在外一连讨饭多天。女孩们外出时由她四大娘带领，早晨分散前先确定好晚上的集合地点，晚上住在老百姓的过道屋里或饭屋里，四大娘都是用两腿夹着她睡觉，说她长得俊俊的害怕把她弄丢了。遇上好心人家，主家就多给点草铺在地上供她们睡觉，有的还拿个破棉袄让她们盖，这就心满意足了。有时连草也没得铺就睡在光地上，靠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那时老百姓们都很穷，连烧饭的柴草也很稀罕，不只吃了上顿无下顿，也是烧了上顿无下顿。
讨饭的人最高兴的是遇上操办喜事的人家，这会带来好运气，这叫跑喜，能讨到好吃的。有时老伴说起那凄惨往事真能催人泪下。
所以老伴特别过日子，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去超市或集市买生活用品总是拣那便宜的，不舍得花钱，不舍得吃喝。孩子们给她买的新衣服新鞋的，不舍得穿，总是放了又放，存了又存。她那有限的工资每年节俭不少，存入公司的集资款里供单位使用。她不是守财奴，她是很大方的一个人，唯独对自己很苛刻，这是过去的艰难生活养成的生活习惯。
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应永远发扬。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过去。
要感恩时代，要感恩所有人，这是一种精神。
什么最可贵？莫过于精神。
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继承和发扬这种好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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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11/20 13:0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