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往事如烟（三）、（四）

（三）盐井沟鱼骨寺

盐井沟是榕右公社东面群山之间的一条长十五华里的山沟，“鱼骨寺”是盐井沟尾依山而建的一座寺庙，寺庙里已经没有菩萨香火，供奉菩萨的神台冰凉瘮人，原来的下殿全拆了，剩了我们来时所见的大石坝和石坝右边一间小屋，如今这小屋成了我们三个女知青的寝室，寝室需经上殿进去然后才有门，由于寝室在下殿所以进门后还得下几步石梯。寝室内保留的神台看得出这里曾经供过菩萨，我的床就正对着当年菩萨们的这方寸领地，我们将带来的行李全放在上面，使这间阴冷、霉而潮湿的长方形木板小屋有了一点人间气息，寝室右边隔壁是一梭厢偏房，是我们的猪圈和厕所。上殿门外是一通走栏，走檐椽方的竹杆上凉满生产队生产的土纸。从走栏两头的两道门进入上殿，左边是一大间空屋，是生产队开会议事的集中地。大殿的中间，地上码放着一捆捆土纸，上面房梁下横搭着一根根竹杆，竹杆上也凉着土纸。黄色土纸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石灰味，右边侧门进去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姑且就叫它饭厅吧，一张方桌、四条长凳、一张放饭篜用的方凳是这间饭厅的全部陈设；饭厅的左边是一窄巷，顺着窄巷依次是三个男知青的“房圈”、厨房。厨房的左边有一后门，后门出去就是“鱼骨寺”的后阳沟，阳沟紧挨山壁，那里有一眼由几方石头砌成的水井，想必是当年的僧人饮水之处。井旁是洗衣服的石台。

走出鱼谷寺，左边沿山脚下是一块块比较平整的田和土，在哪里与鱼骨寺不到500米处有一大院落叫“端公屋基”；沿鱼骨寺下的小路往右走约300米左右是高家屋基，住的是高队长一家和他的两个堂弟。走完鱼骨寺大坝下的石梯，有一条小石板路通往架在沟底小溪上的独木桥，这道桥同时也是与对面大山相连的必经之路，独木桥下的流水清澈见底，桥过去的山坡下的房子叫“桥上屋基”生产队的徐副队长和徐会计叔侄两人的家在这里。我们家的对面山的半山腰还有“流沙岩屋基”、“蒒粒树屋基”黄姓、陈姓和马姓三个家族。这里的人祖祖辈辈住在老祖先传下来的地基上，所以每一处房地名后都缀有某某屋基，以示祖传基业。

静静的山沟，沟底淅淅的流水，用母亲般怜爱的目光关切的注视着我们。我，将在这里与我的新伙伴们相依翘望，等待那不可知却又不甘失望的未来。

（四）“革命之家”

我们将知青小组戏称为“革命之家”，一段时间后我们“家里”的几个知青彼此熟悉了，中等个的组长周玉群，浓眉大眼，国字脸是那个年代的标准美女，她性格乐观诙谐，喜欢吹口琴、拉二胡、唱歌，要不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已经是四川音专的学生了。她是我的右铺；左铺杨元英皮肤白白净净，个子高挑丰满却寡言少语一开口就脸红；男知青，年纪最大的曾正文精瘦精瘦，使人一见他就要联想到竹杆，他参过军，之前是木匠，他是我们中唯一结了婚的，因此我自然的把他看成我们这群人中真正意义上的大人，他说话刁钻古怪，一副老经世故的样子，常听他讲谁谁想欺负他反被他捉弄的事。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常听他和那些社员开一些我听不懂的玩笑，我傻懵懵的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会严肃的告诫我“你不懂的是‘坏口’今后也不要问”；马征东三天不说一句话，我们打堆聊天，他悄悄地一言不发，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时他最多咧咧嘴，脸上的肌肉还没来得及牵动就恢复了零表情；年纪仅仅比我大几个月个子瘦小的杨启高同我一样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同我一样还抱着三年后考学校继续去读书的梦想。

我们三个女知青轮流每天一人在家做饭、洗衣，其他五人出工。做饭和出工都很辛苦，但我们女知青情愿出工，不愿在家面对男知青留下的充满汗臭和裹满泥土的一大堆衣服。尤其是没单独做过饭的我，不堪忍受的还有怕迟了午饭，急急忙忙洗完衣服手忙脚乱的在烟熏火燎下烧锅做饭的那种压力，而且常常还要为做饭要掺多少水呢？米要待水开了才下锅呢还是凉水就下锅之类的问题犯难着急。好在那段日子，油荤极少，用曾正文的语言是“筷子拈闪闪”（大块肥肉夹在筷子上极富弹性的闪悠悠的那种感觉） 的机会罕见。庆幸每次轮到我做饭时均没有“闪闪”可做，我想象不出一旦经我的手来打理好不容易的“闪闪”，要给革命的一家造成多大的遗憾。

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最惬意的是做好了晚饭，端了木盆盛的汤，大碗装的菜，放到鱼骨寺的下殿石坝上就餐的情景，记忆犹新的是组长从家里带来的油酥海椒，简直堪比美味佳肴，一拧开玻璃瓶那油浸油浸，那鲜红鲜红，那香喷香喷的诱惑与馋人，象一下触到了大家的感官按钮。口水涌出来了，食欲抑制不了了。辣，脸上泪涕长流，辣，口中哈哧哈哧，辣，停不了箸，那种痛快那种淋漓此生再无，就算今天坐在麻辣空间的火锅城里也吃不出那情，那味，那种感觉来。晚饭后瓢盆碗筷一地，没人收没人洗，拿了二胡、口琴，吹的、拉的、唱的，  望着山那边不管不顾的宣泄。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反正我在想妈、想爸、想家，想身在其他小组的好朋友……。吹完牛，唱完歌一身轻松了，收拾一地狼藉睡觉了。

记得我第一天出工，生产队安排我同队上的会计在稻场上风谷子，徐会计负责摇风车，并将风好的谷子挑到囤包里囤起来。我的任务是用撮箕将嗮干的谷子撮到风车里。那时我还不够高，做这样简单而原始的活都很吃力。每次都需将撮箕的口努力的靠到车斗的边上，然后将头顶着撮箕底，再垫起脚跟将谷子梭进风车里，一趟又一趟，头上的汗顺着头发和脸往眼睛、嘴和脖子里流淌，我不爱出汗的背上，衣服很快就湿透了，谷灰飞到湿津津的头发、脸、脖子上，奇痒无比。徐会计不时的停下来帮我，还没到“期烟”我的手掌上就有了血泡。“期烟”过后徐会计用箩篼倒扑在风车下，我站到倒扑的箩篼上，不用奇怪的姿式和程序就可将谷子倒进风车了，但徐会计还是需要不停的帮我才能不窝工。我猜徐会计是终于忍受不了我的狼狈或许是出于怜悯还没到收工就对我说：“你快回去吧，你哪点活路我烟杆拗起都做得完，没有关系的。”但我仍然坚持收工才回家。“称砣虽小压千斤”不是信口开河，那是我想通过努力去实现的目标。每次出工我都很卖力。

生产队一个全劳力每天工分10分，分值二角五分钱。我们女知青出一天工得四分，男知青六分，也就是说，我们“革命的一家”干一天活挣工分三十分，不到八毛钱。奇怪的是除曾正文外我们谁都没有想过一年后政府断了我们的口粮和生活补贴，今后的生计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