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二十七
我做了农民的儿子
在写过去的往事中总是带有凄凉之情、悲伤之感，我不是有意这样写，我的确是从那种生活色彩中过来的。我乐意写欢乐的往事，我乐意写幸福的回忆，可在我的经历中是很难寻找的。也不知怎的，那些不痛快的事都让我碰上了，我不是说认命么，这话倒觉着有道理。
为什么生活在同一时代，各人的命运不一样呢？这是个使人难以解释的话题。要不现在的人越来越信命了，特别重视属相及生辰。有的为了让孩子赶上属“马”的，宁可提前剖腹产，也不愿顺产让孩子属“羊”。给孩子起名还要按生辰八字请“大师”命名。说好名能让后代一生富贵。就连那开发商、建筑商，盖高楼大厦破土动工也要请风水“大师”选适合破土的黄道吉日和最佳时辰，举行奠基仪式，再请有关领导参加，官大的人命硬，能帮他镇邪避妖，以求平安、好运。
前几天我调整了一下办公室，朋友来玩说我的桌子安放的位置不合适，我按朋友的意思重新布置了一遍，把桌子摆放到了背靠山墙的地方。这下行了，我有“靠山”给我撑着腰，做事就顺了。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破除迷信，算卦相面的风水先生、神婆、神汉都一扫而光，“牛鬼蛇神”被打倒了，那神通广大的 “神”也都躲到了九霄云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人又把“神”请了回来，让它带来慰藉。
几年前我去杭州的萧山，在杭州经过一座山口时，见山口上端有座铁架蹲在上面，我便问是什么建筑？萧山的朋友说：修这条路时，风水大师说这山是一条龙，能给萧山带来财运，如果把龙脉截断了，灵气就没有了。补救的办法就是用铁架把山连起来，当地人这样办了。萧山的经济成了杭州的龙头。
有一次张店某村的书记对我说，他村在旧房改建中，把沿街的楼房建成了一条龙，起名“御龙”。我问他各楼之间连接了没有？他说都已用广告牌连接了，并在“龙头”上装了几十万元的不锈钢标饰，取代龙角、龙眼、龙须之说。好条“御龙”，定能腾飞。
看来我的命运不好得把帐记在“小日本”身上。我出生时正值日本侵略我国，那时日本还没宣告投降，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噩运，这笔账让后人来算吧！
下乡那年代，我干啥都不顺，由此而造成情绪低落、精神空虚。在那无助的情况下，自觉前途无望，那颗虔诚的心决定在农村干一辈子以赎“罪过”。那时我最需要的是精神寄托，精神温暖。说来也巧，那是1969年春节，我去给四队张玉石老人拜年。因为我初到米庄时，队长就安排我在他家吃了几天饭，老两口已年逾花甲，无儿无女，我每年都要去看望几次。两位老人对我也很亲切热情，在村支书的撮合下，我认了两位老人做干爹干娘，成了农民的儿子。
认干爹干娘是大喜事，我按照当地风俗备了四色礼，那四色礼是两条大鲤鱼，一块带腰窝的猪肉，一包点心，还有两只鸡。两位老人正儿八经地办了两桌酒席，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请了去，以证此事，来了个皆大欢喜。
我自六岁那年父亲出走之后，大部分时间随祖母和婶母生活，十五岁去新疆，十七岁回张店与母亲生活了只有两年，十九岁又远离母亲下乡，可谓自幼“少爹无娘”的。两位老人膝下无子女，正应了双方的心愿。
干娘因年轻时不慎落井，着凉后落下病，一辈子没开怀。我很崇拜干娘，她是个热心人，做事干练，善于言谈，又爱交往，虽说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细细的身材衬着两只缠过的小脚，却行动麻利，说话干脆响亮，头脑也反应灵活，只可惜了一个女人身。
干爹高鼻梁，留有长须，大有古人之貌。干爹的农活样样精通，最擅长使牛，是耕地耙田的好把式。犹能唱啦啦调，啦啦调就是在田间耙地时，把式们站在耙上唱的一种歌。我在农村见过那么多使牛的，从没见比干爹唱得好的。那是非常有特色的北方劳动人民的劳动调子。只可惜那时没录音机，使那优美的歌声失传了。
我至今还经常想起在那原野里，那些牛把式们站在耙上，一手逮耙绳和牛纲绳，一手拿鞭，唱着高亢的啦啦调，夹杂着喊牛声，那两头牛好像在听歌声，稳稳地拉着耙，不紧不慢的走着。把式们象驾着船，耙过后翻起的一条条小沟象划出的波浪。朵朵白云罩在头顶，耀眼的光芒透过云层照射下来，显得越发明亮。湿润的空气笼着土地，希望人们尽快播种。
认了干娘以后，每逢饭时干娘都要找我一起吃饭，在我心里真成了一家人了。那时我也渴望有个温暖的家，省得干娘顿顿找我吃饭了。我干脆把口粮、行李也搬过去，同吃同住更省事。三队的社员们好，又把干爹干娘纳到三队里。每晚干娘家都聚着不少串门的人，干娘爱热闹，因我去了以后，干娘家的亲朋来往不断，那段时间的生活我是愉快和欢乐的。
我年龄也不小了，干娘开始为我张罗着找对象，七里八村的姑娘不知提了多少，结果一个也没成。谁也不愿意将闺女嫁给外乡人，再说我的家庭出身又不好。在那个年代里，谁愿意把好端端地姑娘往火坑嫁。尽管这样，干娘还是信心不减，非给我说成媳妇不可。
记得那年我二十四岁，是下乡五年以后的事。这时的知青队伍是分散的，已不是刚下乡时的集体生活了。县里抽调了部分知青去偏远的乡村当民办教师，还以亦工亦农的形式把一部分知青安排在县里的企业。大家看看回城无望，也都各想各的门路。有的以父母退休顶替的形式调回淄博，有些女知青在淄博附近农村找了对象，将户口迁回淄博的农村。还有的迁往农村的原籍。那时知青的思想是混乱的，为了离开郯城各出奇招。我是没办法的，只有破罐子破摔。我如果不来十里公社可能好些，在英庄那知青群体里不至于过分孤独。这时英庄公社的那些回城无望的知青也都各自结合，开始了小日子生活，那广阔天地干革命的热情一扫而光。就是我傻！这是祖母的严厉教育和母亲的温顺个性遗传的结果。在那脱胎换骨替前人赎罪思想的支配下，彻底地做了农民的儿子。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我过于天真，我的这种冲动、简单、无知，也铸成了人生中一些遗憾。在那个时代，无论你用什么招数，出身是无法改变的。我想的太幼稚了。
可幸的是在1979年，反动的“成分论”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被废除了。这好比美国华盛顿废除奴隶制般伟大。长达三十年的“地富反坏”的帽子被彻底摘掉。三十年的“成分论”制造了无数冤屈和人间悲剧。“成分论”的废除为国家化解了多少“阶级敌人”，我没去探讨这个数字，我认为消除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应该是国家的福祉，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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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1/4 16:2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