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秋收开始了。早晨天一放亮，队长就顺着营子喊一通。招呼大家下地收庄稼。全村的男女老少，只要能干活的，全都上了山。[学校都放假了]我虽然身体有病，可也不好意思躲在屋里不出工。一天下午，我去山上往场院里挑豆荚。往常我挑个一百八九十斤，走个几里地，一点问题没有。这次我没敢多挑。[也就150多斤]可扁担一上肩，俩腿直打颤，心里怦怦跳，一阵阵发慌。挑庄稼要求上了肩，一气挑到场院。最忌讳半道落地。[一落地，籽粒爱掉，糟蹋粮食。尤其是谷子，豆子还次之。]可我一道上落了俩次地。[实在是力不从心]好容易到了场院。放下扁担，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股哀伤涌上我的心头：看来身体是真的垮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梧桐树，你的电报！”我一回头，见大队宋书记，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纸兜。我急忙接过来，打开一看；“见电速归父”。看着电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朦胧的目光，盯着电报上几个字。短短的五个字，饱含着父母亲，对远方的游子，无限的牵挂……。眼前的“父”字，多像父母亲，张开的双臂啊。他们在等待我早日回到温暖的家，回到父母的怀抱。
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书记挑明：我得回家治病。书记痛快的答应了。晚饭之后，我和几位同学说：“哥几个，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得回天津看病去。”[当时有一种是逃兵的感觉]他们跟我说：“走吧，在这呆着也是受罪。不过希望你再回来，能把户口办回天津。”我又托付他们：“年底分完粮食，想法给换点粮票，寄给我。”他们说：“没问题。”[回津一年多，他们陆续给我寄了300多斤粮票。每次换粮票都要把粮食弄到公社粮站。十几里的山路，要翻两座山。难为他们了。在这里我向我的同学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转天早上，我赶到公社。座上了班车，来到了县城。上了最后一班去承德的长途车。到了承德，跑到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夜车票。天亮到了北京，马上买了去天津的票。[归心似箭]
当我进了熟悉的院门，院里冷冷清清的。家里的房门，挂着锁头。[父亲和我的二哥，去上班，小弟弟上学。而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弟弟及我的妹妹，都去了郊区落户。]楼上老邻居李大娘看到我，急忙喊我上楼。[我们两家几十年的邻居]知道我没吃早点，马上给我煮了碗挂面汤。喝着真香啊。
下午3点，父亲回来了。[上早班]见到我十分高兴。他问了我的病情，安慰我说：“别着急，抓紧治。”晚上，二哥和小弟弟都回来了。二哥拿起我的病历仔细的看了起来。而小弟弟关切地问我：“三哥，你没事吧？”手足之情溢于言表。晚饭之后，二哥把我叫到跟前`，把五块钱掖到我手里：“你的病，别耽搁，好治……”手里拿着钱，一股惭愧之意袭上心头；由于父亲工资被克扣[文革前130元，现在只发45元，我大哥，1958年，自己报名下乡。{他是真革命}在农村娶了老婆，安了家。生了两个孩子，四口人自顾不暇。我的姐姐上“半工半读”还没分配。二哥一个月工资，40多元。每月交给父母25元，贴补家用。剩下十几元钱，既要吃中饭，还要抽烟。已经够紧张的了。就这样，我的好哥哥，从自己拮据生活费中，给我挤出了一部分。我真是个废物啊。给家里增加这么大负担。
第二天，我拿着病历，开始了我的看病历程：我先去了街道卫生院，挂了内科号，买了一本病历。一上楼，两间诊室。一间诊室，桌子后坐个老大夫。好几位病人围着他。再看隔壁那间，一个年轻的男大夫，坐在椅子上，看着“人民日报”。屋里一个病人没有。当时我想；都是年轻人好沟通，就找他看吧。喊了声：“大夫”，他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也端详起他来：此人不到30岁，国防绿的衣服外面，罩着白大褂。左胸上别着主席像章，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像章。坐下之后，我把病历递给他。他看也不看，盯着我说：“有三联单吗？”[那个年代，有工作的人，都拿‘三联单’看病…….]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他翻了下病历，看了一眼县医院的证明。拿起听诊器，在我的胸部，胡乱的按了一会。摘下听诊器，冷冷的对我说：“你没有什么病......”我一听就急了：“我怎么没病那？你连个化验单都不开，光听听，就说我没病。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他鄙夷的对我说：“‘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为你这号人服务的。”[气死我了！！]我还想和他争辩，可又一想；跟这种混蛋能辩出什么理来那？忍了吧。这个混蛋，在我的病历上划拉起来：主诉：……..印象：“窦性心律”。写完之后推给我，抄起报纸又看了起来。我拿起了病历，走到屋外，撕成几块，扔进了垃圾筒。[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结合进卫生院革委会，当了个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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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1/19 22:2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