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与写作于2002年的40万字的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已经出版，书价：45元，知青购买每本30元，需要购买的请与重庆版纳知青网联系。
引 子
1998年，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向社会广泛征稿，编写出版了一本知青纪实集《老知青写真》，书中有一篇是一位知青的后代写的《永远的西双版纳》，感人至深：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还无缘到这个世界来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的叔叔谢为群被隆隆的列车载往那个传说中美丽的西双版纳。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一年，叔叔只有16岁。爸爸说，叔叔去的是最远的橄榄坝。
二十多年后，当我在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里看到了“橄榄坝”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但是叔叔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时节，我在叔叔寂寞的墓碑旁拔去了丛丛野草，走进历史的叔叔却永远在我的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要南疆的风依然吹过青青的竹楼，西双版纳就会带着我的爱与伤痛定格在时空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无法释然的背影，永远永远。
在扎根西南边疆的岁月里，叔叔种橡胶，打群架，喝“玻璃汤”；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诉说过自己在橄榄坝的艰难与苦闷，家中的父兄只是在许多年后，读着叔叔同时代的云南知青的文字时，才深深理解叔叔当年一个“苦”字中所包含的全部。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一把二胡琴声如诉，我至今都记得。在寂寞的午后，叔叔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拉二胡的背影，命运悬浮的叔叔如泣如诉的琴声，倾泄着他的愤满、痛苦与孤寂。
叔叔是1979年初，在云南农场十万知青返城的狂潮中冲回上海的，以后安排到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工作。6个月后，因他在橄榄坝农场积下的旧伤复发，在医院手术台上猝死，麻醉引起的医疗事故，他死时才26岁。
叔叔去世后，与他当年在一起的农场战友们来吊唁，他们围着叔叔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的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
那天祖母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为群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
1972年，在云南瑞丽的一位四川知青想回成都探亲，因为连队知青云集，队上不能批，他竟然让同连的战友用麻袋将自己装上，没扎扣绳，抬上一辆进来拉白糖的解放牌载重车的保险杠上，汽车启动时，他用手紧抓保险杠，神不知鬼不觉混过了“边卡”红旗桥，到了保山，司机发现了这个变戏法式从麻袋里钻出来的青年，本想将他撵下去，一打听原委，司机一把揽过知青，自己先红了眼圈，粗声粗气的道：“我的弟弟也在东风农场割胶，兄弟，坐到前面来，跟我回家！”
1973年10月，成都知青康运海接到家中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他好不容易向连队领导请准了假，经过6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停靠了在成都站那宽大的站台前，他很快就发现检票口处的母亲，这就是他日夜思想的母亲么，几年前离开成都时，她身体挺壮，精精神神，几年不见，竟是白发爬满额头，脸面皱纹。望着赢弱的母亲，差点儿掉下泪水：“妈，我在这儿……”母亲忙走拢来，抚摩着他瘦削的脸颊，好久好久才说了一声：“你瘦了，黑了！海儿，妈终于把你盼回家了……”在以后很多年里，他在睡梦中，一次次依稀看见，白发的母亲依旧站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外的栏杆边，望眼欲穿的等待儿子的归来！
1996年，在北京召开“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一位曾在云南农星局工作过的北京女知青告诉我，她年年都要做一件事，统计在云南的知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患精神病的知青联系住院治疗，她至今难忘一师三团（改为勐养农场）的一位重庆知青疯了，他才17岁，整天口里重复着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听来让人辛酸。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悲痛的呼唤！
“我们要回家！”——这是1700万中国知青绝大多数人埋藏在心中最想倾诉的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这是对文明与理性的回归，是时代的召唤！
1978年秋，在结束了民族浩劫的文革灾难后的第3个年头，在中国历史已经翻过去沉重的一页，拨乱反正开始一个崭新时代的日子里，仍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北京、昆明的知青——这些共和国的苦难孩子们以他们的血肉之驱手挽手筑起一道新的长城，为了生存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发出震慑山川的吼声：“我们要回家！”。他们来云南已经整整10年，青春在热带雨林中流逝，理想被南疆红土埋没，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已经处于人能承载的极限，除了回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在绝境中，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举起热带雨林一般稠密的手臂，举起这面血写的旗帜——“我们要回家”。他们举着它义无返顾地向前走，不管前面是荆棘，还是牢房……
但时代宽容地拥抱了他们，他们胜利了！
1979年初，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长达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后记
当我写完这部近40万书稿的最后一行字，正值火炉城武汉三伏天连日39度的高温，我疲乏而兴奋地靠在沙发上，轻松地微闭上双眼。几个月来，我伏案奋笔疾书这部凝聚着10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苦难与风流的历史，我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经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很兴奋，我终于将它写完了！
我是一个老三届知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曾在皖南插队落户长达7年，1975年我才因落实“独生子女，身边无一人”的政策被招工返城，安排在一家集体工厂当锯板工。
1978年冬天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费尽周折进了一所师专，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是知青。1994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研究和知青文学创作，将“为一代人立言”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我认为1978年底，1979年初，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风潮，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最悲壮的一页。此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维护安定团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妥善处理了云南知青的问题，并统筹安排、调整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终于为长达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紧接着在九十年代初兴起的全国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物的知青回忆录以及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小说中陆续反映这段历史的情节和过程，特别是许多这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叙述真实、可靠，很有价值。但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上山下乡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个城市的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
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去收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历史资料。
2001年夏天，我终于找到发起版纳知青返城运动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我的真诚与执着感动了他，他和北上请愿团的主要成员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向我提供他们保存20多年珍贵的资料（传单、简报、日记、工作笔记、照片和实物）。一年来，我先后去重庆、上海、北京采访了60多位当事人，他们的口述成为这本书最富有血肉的内容。
本书的前半部，试图在云南从古至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来介绍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其所接受的10万知青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真实的境遇以及1974年兵团撤消，恢复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前半部不少内容摘引了一些出版物中知青回忆文章及资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丁惠民发起的版纳地区知青返城运动的主题，基本上以当事人们的口述，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及官方的文件资料来写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由于条件的限制，我没有机会去西双版纳做实地踏访，也没有去成都、昆明等地采访。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是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还是在农场体制时期，云南知青中发生的“泣天地，恸鬼神”的事情还很多，许多知青的遭遇与命运抗争故事很多，我未能写进本书，只能说句：“请您原谅了”。今后一定还会有人来写的，我这些文字只是沧海一栗，莽林一叶。
本书的问世要感谢以下前辈和知青朋友们的无私支持：
首先感谢革命老前辈，受全国知青尊敬的原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对我的教诲，对全国知青的关心和爱护。
感谢知青朋友丁惠民、刘先国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岳建一先生的鼓励，使我完成本书有了勇气和信心。
重庆市的邹盛永、曾永庆、涂清亮、罗小文、徐裕敏、黄有志、王祖勇、阿蛮、孙建渝、谢继红、吴章明、陈远前、易立新、陈文仙、张秀英、吴绍怀、阮仁智、罗荣臻、彭其国；上海的周公正、孙向荣、陈鸿范、胡寅康、范嘉祥、王强、叶铁淳、徐长保、郑定乐；北京的陈尧、李向东、李再延；武汉的胡军、何明军；昆明的李英等同志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此一并向他表示深深感谢。
感谢知青朋友刘小萌、官国柱、陈萍、谢春池对我的帮助与鼓励。
上海的刘先国和胡寅康，将他们保存20多年反映请愿团北上历程的300多张老照片无私地提供给我。本书选用了一部分，它们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的定格。
云南知青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生命历程的知青纪实与知青文学必将延续。
刘晓航
2002年8月4日于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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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1/22 20:0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