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规，天津寄到围场的信件，三，四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再加上县里，有关人员的工作时间。我想：有两周时间，我就可以接到县里的信儿了。可是都过了十五，六天了。我还没有收到来信。那些日子，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也不想干，每天就盼着，听到邮递员的车铃声。只要窗外的车铃一响，我准会跑到院外去接信。几次都是空手而归。一天早上，我正在屋里擦地，突然听到“叮呤”的车铃声。抬头看到窗外，一个人影晃动。我急忙开门迎了出去。一看：那是邮递员啊。原来是父亲下夜班，回来了。[中病了]
一天下午，粮店来了梗米。我挨了一个多小时的个，买了18斤米回家。[每人每月，6斤米，我家粮本上只有3口人。]一进院门，看到楼梯上扔着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上，红色的“围场县革命委员会”。几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我赶紧放下粮袋，抓起信，心怦怦的跳。凶吉难测，双手微微发抖。心想：“发昏当不了死。”撕！打开信，就一张信纸。我拿着信，倒着看：最后一句是：请你与和平区“安置办”联系。看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根了。到数第二句是：我们已把你的材料转到和平区“安置办”了，第三句是：同意你退回天津治病的要求。看到这，我的心的石头才真正的落了地。真是太好了。一年多来，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那些认识，不认识的好心人。共同努力下，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家中没有人，我锁好门，拿着信，兴冲冲的向区“安置办”而去。在道上我想：安置办如果今天就给我出回津证明。明天，我就买票，回围场。到了安置办，找到工作人员，把县里的信，递了上去。问他：“能给我今天开证明吗？”没想到，工作人员看了信之后，告诉我：“你的病，我们还得复查。真有病，才能给你开证明。要是假有病……”[后面的话没听清，脑子都蒙了]这时那人又跟我讲：“你到原来的学校，登个记。他们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复查的…….”一盆凉水浇下来。这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垂头丧气的走回家中。父亲听到消息之后，安慰我：“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转天我来到了母校。站在校门口，抬眼望去：教学楼的墙上“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还挂在那里。一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标语，显示着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进了熟悉的楼道，来到三楼办公室，找到了管知青安置工作的老师。一见面，哎，这个老师我认识：这人不是“保定道小学”[我家好几个孩子，都在那毕的业。]潘老师吗？怎么调到这来了？潘老师也认出了我。对我说：“你回去听信。什么时候复查，我以‘明信片’的方式通知你。”这是当时常见的通信方式。
下到二楼，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看看我的班主任。”找到办公室，一位老师告诉我：“陈老师正在上课。”顺着楼道，我找到曾经上课的教室。门框上，“初二xx班”的牌子不见了，“二连七排”的牌子，戴替了它。站在后门外，透过玻璃，我看到：前面讲台上，陈老师拿着课本，在讲着什么。再看教室里，乱乱哄哄的，说话的，传纸条的，下座乱串的……,我原先座的位子上，一个穿着一身“海军蓝”的学生，旁若无人的和临座的女生，说笑着。[我们可是男女分班]看着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一件事：1966年的春天，文革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了。教语文的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一天，他给我们上语文课。现在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天课堂上，说话的人特别多。不但平常调皮的同学说，而且连学习委员，班长都一块加入进来。陈老师几次制止，一点作用也没有。大家好像中了邪了。所以才有了疯狂的举动。突然，一个悲愤地声音，震撼了大家：“这是为什么？我的好同学们？！！”陈老师泪流满面地，问着他的学生。大家一下全愣住了。刚才还乱哄哄的教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陈老师流着泪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我们早已经后悔了。80年代，师生的再次相会，表示了，您的学生们的悔恨之情。]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同学们。班上一名最调皮的同学，站起来说：“陈老师对不起，……”扭头对大家说：“谁要再说话，我可不客气啊！”从此，只要陈老师的课。同学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再也没有调皮捣蛋的。今天的情景，不是和昨天一样吗？怎么陈老师，却无动于衷那？朋友，你说为什么？“海军蓝”回头，看到玻璃后的我，马上对周围的同学打招呼，教室里突然安静了。[把我当成巡查的老师了]我怕老师认出我，扭头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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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1/26 23:11: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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