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上山下乡运动如一场大梦，梦醒之后，做梦的人们便星散而去，他们真如一群飘然而来的候鸟，在季节还暖的时候，又飘然而去。天还在巴彦淖尔上空蓝着，云还追随着西北风向东而去，一幢幢曾经喧闹的知识青年营房仿佛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无尽的沉寂。像一个体态松散，皱纹满面的老人，怅然若失地坐在那里，守护着心灵中曾经的经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济南、保定，一座座大城市，收留了他们曾经飞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儿女们。归来的儿女，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跌跌撞撞地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之路的构筑。也有一些永远归不去的灵魂，以一堆堆黄土的形象，守候在这片曾经热闹而又激情的土地上。而已经“扎根”在第二故乡的“游子”，则成为了巴彦淖尔和他们家乡城市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牵挂与思念。

兵团企业中留下来的知识青年较为集中，也比较多一些。比如临河糖厂、乌拉山发电厂等效益和条件较好的企业，就有很多兵团战士。他们中大多都成了家，挣上了国家定额工资，成了在城里上班的国营正式工，这种身份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在农场的兵团战士，则多数由于与当地职工或农家女组建了家庭，生育了后代。全家回城政策不允许，个人一走了之，又难以割舍骨肉亲情。许多人就只能含泪放弃了回城的念头，拖泥带水地留了下来，成为真正信守上山下乡誓言的老知青。这中间也有一些人痛下决心，带着撕裂的感情，撇下所有的一切回城而去。个中的悲剧，在巴彦淖尔大地上，年年随着沙尘暴呼嚎着心灵之痛。四十年后，这些人的儿女长大了，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第二代、第三代的传人。现在到各个农场走一遭，你会发现有不少两鬓斑白的老人，他们一会儿满口的老版本京腔津味，一会儿后套话说得如行云流水。而他们的儿孙，已经完全后套化了。

插队知青留下来的人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和前面所说的兵团知青基本一样，相对而言，不过是在各方面陷得更深一点罢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政策照顾，有的当上了教师，有的成了公社机关干部，商场售货员……。他们建立在农村的家，则随着政策的阳光雨露，有的享受了一次性补助，安心在蹲点的老村庄里，继续着修理地球的“历史重任”。有的拉家带口进入一些农场，当上了植树造林，种粮淌水的种地工人，每个月能拿到定额的工资，生活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也有的人在多年之后，禁不住对城市家乡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热爱”，犯了“晚节性的错误”，抛家弃子，没带任何手续返城而去。也有个别采取蚂蚁搬家的手段，把老婆儿女慢慢都带回了城市。有些则把一、二个儿女的户口办进了大城市，自己陪伴着农村的老伴和留下来的儿女一起，靠种地维持着生活，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为了他们心中久远的记忆。

五原县六中心理热线老师高崇毅，就是一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知青。他15岁的时候报名下乡，不被批准，作为少先中队主席的他写了一封血书，颈系红领巾，胸戴团徽，蹦蹦跳跳爬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了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他掏过厕所，挖过大渠，扣过泥坯。1972年，他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1975年以后，他调到现在的学校，一干就是30多年。这期间，他与另外两个老师创办的《绿叶》文学社，获首届全国中学九十九佳文学社刊（报）评选最佳奖。他曾获过“健康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奖；获过市级百名优秀骨干教师称号和自治区师德先进个人。他创办的巴彦淖尔青少年心理咨询“心语”服务热线，是内蒙古西部的唯一。在回访的天津老知青眼里，高崇毅是一位活得最充实的人！熟不知在他所有的光荣与成绩后面，有着一位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河套老婆，在用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支持自己的男人先后完成了进修巴彦淖尔盟师范和内蒙古师大的学业。

方铃，一位16岁就下乡到巴彦淖尔来的天津老知青，现留守在乌兰布和农场五管区四队。当年，她因为受不了无人照料的苦，被生产队长和一帮热心的群众，用各种手段婚配了当地一位老实巴交的赶车二后生。结婚的那一年，她还差两个月才十八岁。1975年开始的知青大返城，有好多人为了回城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方铃也提出了这个想法，可丈夫说什么也不同意，他怕失去这个天津来的老婆。方铃的母亲出面来为女儿了断此事，却被三个喊着要妈妈的外孙子的泪眼给软了心。方铃也因割舍不下自己的一群孩子和丈夫，最后选择了留乡这条被逼无奈的道路。1979年的时候，政策落实方铃可以到供销社上班。她要求连丈夫也一并安排，结果被分配到了国营农牧场，当了领工资的种地人。可没过多久，农场把土地分给个人种，生活又和原来的农村没什么两样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方铃一家都回到天津生活过几年，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又回到巴彦淖尔来，只把一儿一女留在了天津市。

1969年赴磴口县包尔盖农场屯垦戍边的河北籍兵团战士刘彦波，现在已经是一位有着3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当年，他没有随着大返城的浪潮而去，坚持留守农场不离开的个中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不容置疑，而又非常了不起了理由，那就是本人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深刻理解与深厚感情。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事情，这和文革前党和国家对一代人的那种教育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刘彦波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知识青年，是知识青年中扎根下来的老党员。他在生活中保持兵团时候艰苦朴素的传统，在劳动中俨然是一位军人的风格。他要求自己和家人过日子要从俭，但献爱心却从不犹豫，每次多则几千元，少则几十元。巴彦淖尔《农垦新报》载文说：“近年来，刘彦波累计为农户垫支耕种费10万多元；为贫困户垫付化肥款3万多元；为农场小康分场建设义务推土50多小时；为各地捐款捐物合计5万多元。当记者让他说几句心里话的时候，他回答的非常简短：‘说甚了，我都35年的党龄了，这还用说。’”

当几万人的兵团换上了军装绿，住进了简陋也罢，整洁也罢的营房，十八、九岁的知识青年们，从心头曾溢起无限的豪迈与庄严之感。他们也和地方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新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热烈，这一点通过许多报平安的家信，可以反映的比较淋漓。“爸爸，妈妈，兵团生活很有意思，我们穿上军装挺威风，我们像军队一样编成了兵、师、团、连、排、班。我们都是不戴领章帽徽的战士，过着军事化的、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生活。一个多月，我不但分清了各种庄稼，还学到了不少种植的技术。 我被分配在后勤排的种菜班，全班十二个女战士，大家相处，既是亲密的战友，又是亲密的姐妹。”乐观的精神状态，让暂时还没有摆脱童稚的年轻人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能接受的一种新鲜。当年兵团里的知青常在日记本里记，在口头上讲得誓言，比较简练地概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使命，“屯垦戍边，寓兵于农。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加强北方防线。红在边疆，专在边疆，扎根边疆，献身边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很快，随着兵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位，抓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战备，向草原进军，向沙漠开战，向荒野要粮，向地层取宝的各项任务全面铺开，知青思想中的浪漫气息便很快消失殆尽。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绝对服从的管理体制，把人们个性的东西掩藏起来了，除了机械地服从和尽量加快劳动和生活的频率。班组之间的竞赛，连队之间的评比，每一个都成了集体的一部分，牵一而动全部，无形之间起到了一种捆绑式的关系凝固。在这种凝固中，竞争和差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圈在了一个范围之中。在这里有党组织，有团组织，它们实施着连队政治与思想的教育任务。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学习，铺天盖地的大劳动，把知识青年推进了一座洗心革面的大熔炉。在学习中竞争，在劳动中竞争，又把知识青年们摆在不能有丝毫懈怠的紧张、焦虑、沉重的困境中。到了这时，原来在城里学校中的那些温文尔雅的情调，已经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和时间。人和人之间，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尖锐的，要么就是麻木的。人与人之间，又是依赖的，又是参照的，你退我进的。眼泪想流不能流，欲喊无处喊，除了适应，还是适应，在适应中等待生命的重塑。

“四好连队”与“五好战士”是一师和二师分别制定的两个评比条件，其条件分别包含了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生产建设好，生活管理好。论及个人，则除了前者之外，又增加细化到个人名下的完成任务好，生产技术好，锻炼身体好。这是考核与竞赛的标准答案，也是一种让每一个知青都无法不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对比绞索。这个活动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连年累月，有的连队更是每周一次，进行“周五好战士”的评定。等到全年下来，谁及格谁不及格自然水落石出。光荣属于胜利者，表彰、发喜报，载入档案。相反，落伍者的可怜像也可以想象得到。由此延伸出的坚持“天天读”，开展“一帮一，一对红”，让先进与落后，党员和群众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结成的“对子”要经常谈话、交心，除了帮助解决思想问题外，还有个人灵魂深处的是与非，生活中的勤与懒，和对身边人和事的看法与态度。有个知青在小文章里写道：“那时，班里给我分一个‘一帮一，一对红’的对象是一个异性。这是官差，我们之间的交往仅限于一周一次必须谈，而内容是互相的表态，都希望进步。”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促动。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党建教育活动中，似乎还在延用着其中的一些原理。

这种熔炼活动不断延生出新内容来，后来的“班务会”和“讲评会”，“讲用会”和“学习班”，“忆苦思甜”和“扎根边疆，扎根兵团教育”。这些活动完全填充了知青除劳动以外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这种不厌其烦，有很多雷同和形式主义的活动，把人们头脑中从城里带来的自由散漫的东西都给挤到了墙角旮旯。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相继都不了了之，偃旗息鼓了。原因是形式主义的大泛滥，和新的政治运动的兴起，只有“天天读”和“学习班”一直发扬下来。前者是坚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那个年代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年知识青年“身在边疆千万里，寸步不离毛主席”的体现。“天天读”在各个连队一般安排在午后出工前，或下午收工后进行。所有知青不管多么累，都必须参加学习。在学习中，除了学“毛选”以外，更多是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观点，“斗私批修”，“抓活思想”等等。除此之外，为了展示“三忠于”、“四无限”，还把“早请示”，“晚汇报”也罗列了进来。如果谁敢不参加学习，那是会被视为不突出政治。这可是比生命还当紧的一种谁也不敢背负的“罪名”。而“学习班”多以集体的形式出现，但也有小到为一个人办班的时候。对这种班，谁都不愿意是当事人。

一位兵团战士说：“兵团成立之初，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也就是人们的思想最赤化、最统一、最狂热的时期。每天早操之后，便是‘天天读’一小时，早、中、晚饭前按常规背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及样板戏。要赶上毛主席最新批示或政治运动，则要加班加点了，人人要谈心得体会，个个要记笔记。最苦的要数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了，真是逼得眼泪汪汪。‘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说来也奇怪，一年半载下来后，许多小家伙的发言，还头头是道呢！”“那时候，‘天天读’、‘评四好’、‘大批判’是兵团战士接受‘再教育’必修课；‘紧急集合’、‘野营拉练’、‘敌情通报’使兵团战士每天置身于高度紧张的军事节奏中。脱坯烧窑盖房，开渠垦荒种树种麦，是兵团战士每天的工作。”这是一个兵团战士对那段岁月的回顾总结，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在里边。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当年的兵团用这种熔炉所冶炼出来的一代人，除了文化知识之外，还有现在许多名牌大学永远也做不到的另一类的“优秀”了。

说到时不时的“紧急集合”，和“野营拉练”，这两招是从体能上对你进行一次次的“操磨”式的训练。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记忆比前面有过之无不及。兵团战士张兵锋在《沙漠军事行动》一文中介绍说：“这些天搞不清哪儿来的那么多信号弹，夜间一个劲儿地腾空，碰上谁站岗，准得紧张的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是全连的紧急集合、搜索，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搞三次，眼皮刚刚碰到一块儿，急促的哨声又响起来。”“队伍一下子被堵塞在一座小桥上，前边的挤，后面的催。朱小莉——这个年龄最小，而又以‘两不怕’而闻名全师的姑娘一下子跳进了一米深的水渠里，双手高举着枪支和子弹袋，毫不犹豫地涉水而过，脸上还洋溢着与她14岁少女不协调的豪气。其他的人随着跳下水去，连登上木桥的也退回来。一片‘扑通通，哗啦啦’的声音，那情景跟电影《南征北战》里我军过大沙河的劲头差不多。”

二师十八团四连战士张淑芬说：“我们四连是持枪连队，大家很自豪，很光荣。为了适应战备，我们白天收工回来，在宿舍里，蒙上眼睛打背包。我们最紧张的是半夜紧急集合，不准开灯，在几分钟之内整理行装，备好背包和枪支，准备出发。可以想像，我们一个班12个人，6个人一个大炕，人与人之间相隔也就一筷子半的距离，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宿舍，我们只能个人忙个人的，谁也不能落后。因为是演练，几小时以后，我们回到连队。看看我们每个人的形象吧，背包散了，鞋带开了，衣服扣错位了，累得我们直想哭。可是再看看我们每个人的狼狈样儿，我们又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一次又一次的磨练，每次到团里执行任务，我们都是最棒的。”

乌兰布和，蒙古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共牛，一片浩如烟海的沙漠以此而名，可见蒙古族人夸张而又形象的思维充满了诗歌的锐觉。这片沙漠自西而东，纵横千里，历经多少岁月，一直漫沿到了大后套的西部，如洪流汹涌一般浩浩荡荡向东而来，似有一路东行之势。大自然的神功鬼斧令人难以揣测，不期然又在沙海之东，用黄河往北一甩，就挡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无奈之下，这头公牛寻求往北拓展，结果钻进了阴山的胯下，一时没了方向感，僵持在了河套以西，阿拉善盟的北部，呈一个往北突破的扇形。其实锁住公牛的另有力量，是河套人民防沙治沙工程的作用，其中，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之后，许多个团部就设在这个扇形的边沿和深处，自南而北对沙漠形成了一种围堵之势，想当然地以人定胜天的决心，要在这块苍茫之地，植树造林，垦荒种粮，建设一片他们激昂青春理想的天堂。几万人马经过十年的战天斗地，终于降住了肆虐的沙浪，开垦出了一片绵延在沙海之畔的良田和绿色屏障。正如当年的知青在重返故地后所总结的说法，“今天的乌兰布和面貌一新，水渠成行，绿树成荫，成片的旱草植被已安家扎根，防风林像绿色的长城，蜿蜒百里，黄河的乳汁，总有一天会把乌兰布和变成万亩良田。”这一切现在看来，已经成了再自然不过的现状，殊不知当年的兵团知青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和热血，这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的一段光荣的史实，它们不能仅限于在一些曾经风雨其中的知青的回忆和文章中，应该成为巴彦淖尔人民永远的记念。

“当时我们在巴彦高勒下火车后，即转乘军用卡车北行一百多公里进入后套的腹地。下车伊始满目荒凉，一条简易的土质战备公路弯弯曲曲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年轻好动的我们刚放下背包，十几个同学就一块走过公路到西边的沙漠地带去‘探险’了。走了十多分钟以后，沙丘越来越大，一个个背风面呈月牙形的沙包就象一座座三四层高的楼房，沙包上寸草不生，人一踩上去直往下滑。我们一直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在沙漠深处捉了几只一跳几尺高的长尾巴跳鼠才尽兴而归。”这是一师三团二连的知青张昌鹏在回忆文章中描写的内容。“随了一阵不太熟悉的起床号，我们结束了沙漠的第一个梦境。穿过黎明的晨曦，这才看到，营房的周围是两人多高的沙丘。它的形状酷似一轮将盈的弯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叫‘新月型’沙丘。随着喷薄欲出的红日慢慢升起来，沙丘的坡面被万道金光的太阳，罩上了一层金黄。金色的阳光，映衬在波光粼粼的沙梁上，把一座座的沙丘变成了一座座金山，闪闪发光。随着刮起的阵阵晨风，让你好象置身于一个金色的海洋里，自己就如同矫健的海燕。”这是知青马书增第一次面对乌兰布和时的印象。两个人如梦似幻的描写，令人充满了无限的神秘。

这是乌兰布和诗意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就不是这么温顺了。“一师三团团部坐落在磴口县城以北六十公里的‘沙里麻袋’河套区，往西北再行十五公里就是我们十连的位置。站在这里环顾四周，西、南、北均被层层沙包围着。我们十连往西距三连三公里左右，往东距五连一公里。我们的位置还不算在沙漠的深处，这里有一片早已被盗挖了多年的古墓，到处裸露着瓦砾和白骨。”“当地流传‘天不刮风，不叫三盛公；刮风不起土，不叫内蒙古’的歌谣。在这里，一年刮三季风，还有一季两个月风不停。当滚滚的黄沙，伴着狂风，铺天盖地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条黄色的巨龙马上吞噬掉一切似的，能让你不寒而栗。”“凄厉的风声如狼群恶嚎，从早吼到晚，从晚又吼到早；浑黄的沙柱，撑天彻地，搅得天倾地斜。沙，没有水份，没有营养，没有根基，野蛮地横冲直撞！沙，如社会上动乱的狂风，不分青红皂白，毁灭着绿色的文明！”

“我们是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把‘老三篇’做为座右铭。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前人没有开过的地。敢叫风沙低头，沙漠变绿洲。颗颗红心永远忠于毛主席，屯垦戍边，屯垦戍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誓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这是一首《兵团战士之歌》的歌词，也是兵团战士们的誓词，属于当年在每顿饭前都要正襟危坐，必唱的一首歌。在歌声中兵团战士们开始了真正的屯垦戍边的生活。首当其冲的劳动是自己动手，创造条件，生产拓荒，誓将沙漠变良田。正如当年的一位兵团连长的话：“但是，我们不是受风沙气的孬种。天黑以前，各排必须和泥抹好荆笆房，首先解决睡觉吃沙的问题，然后，凭借荆笆房根据地，脱坯烧砖盖营房，修扬水站，引黄灌溉，种菜种稻。总之，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而实际问题又正如一位战士所述，“生活毕竟是严峻的，每排只有铁锨两把，十间荆笆房，四面的墙，房上的顶得多少泥？和泥没有‘三抓子’，搭泥上房没有‘叉子’，抹房没有‘抹子’，连队仅有的两副水挑子，也被男排抢先挑走了。”

“一师师部和四团座落在乌兰布和大沙漠上。汽车在沙漠上开不动，几百吨重的架线器材全靠我们步行运送。盛夏的乌兰布和沙漠，气温时常高达50度，我们扛着电线杆，挑着瓷瓶，背着铝线，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沙漠上，运送器材是艰难的，竖电线杆，挖坑也同样不容易。沙子是流动的，坑挖得越深，沙子就流得越快。挖出一个一米四的炕，流动的沙子就自然使坑形成五、六米长的口径。每挖一锹沙子，都要用力甩出炕外，否则它还会流回坑里来。在坑挖完之前，再累也不能到坑外休息，因为一进一出，会使很多沙子流到坑底，使我们的劳动付之东流。”“沙漠气候变幻无常，有时晴空万里，有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白天吃饭时常伴着沙子吃。风沙把我们吃的窝窝头都填成了实心的，把我们喝的黄色的棒子面粥变成灰色的。夜里睡觉经常被沙子埋上半载，早晨起来，一个个都成了‘出土文物’了。在沙漠架线，虽然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但我们干劲十足，我们的口号是：‘把沙漠当作战场，每挖一个坑就是消灭一个敌人，每竖一根杆就是插上一面胜利的旗帜’。”

开垦荒地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兵团把这一重点任务放在了沙漠造田之上，乌兰布和自然是首当其冲。在这里，开垦者不但要搬走沙丘，还要改造土壤。一师四团所在地原来是太阳庙林场，地处大沙漠的北端，南边是连绵不断的沙丘，北边是盐碱斑斑的西大滩，面积达数万亩之多。面对这样一片古来摞荒的土地，兵团的战士们用柳筐担，用脸盆端，硬是搬走了一座座沙丘，造出了2.5万亩农田，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面对几千个封冻如铁的沙包，连当地的老人都说，在这样的地方能打粮食？除非去北大荒取土。而战士一份份决心书、请战书象雪片一样送到了连部。”“许多战士的手磨起了血泡，震开了虎口，挥肿了胳膊，但谁也不示弱，个个汗流浃背，在呼啸的寒风中，只穿一件单衣还热气腾腾。大家右肩压肿了就用左肩挑，每个人的双肩都压出了血印，可没有人放下担子歇一歇。有位女战士压断了三根扁担。那个时节，狂风一起，天昏地暗，人都站不稳，不少人适应不了变幻无常的气候，口干唇焦，鼻子流血，脸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就这样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赶着春播前开出了一片土地。”“秋天，终于收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蔬菜，驻地附近的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听说兵团把沙丘改造成良田，还收获了粮、菜，非要她的小孙女领着来亲眼看看不可。来到八连，她捧起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热泪盈眶……。”

这一成果用文字一述说，就变得轻松愉快了，实际上地开出来后，缺肥料的大田里光秃秃的，春天地潮泛了上来，土皮表面上更浮着一层微白的碱晶。“粮食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改造土壤，增加地力，提高粮食产量，各团都在冬季大力开展积肥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也带着不小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色彩，但思路和收获还是颇为丰厚的。“在全连的誓师大会上，‘大干一冬天，定让粮食翻一番’横幅醒目在台前。所有的战士都激情昂扬，热血澎湃，人们的心就像是将要喷发的火山。连长语重心肠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400多人，近7千亩地，担子不轻啊！粮食要丰收，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兵团战士，就是要长这志气！大家要干起来，使出浑身的力气干起来！’。一阵掌声之后，各班开始纷纷上台表决心，送挑战书。男排战士血气方刚，互不示弱，女排姑娘芳心锦绣，不减春色。”“没有肥料，我们除了掏厕所，就是拾粪。没有工具拾粪，只有用脸盆了。记得当时有人恢谐地说：‘在这种地方，咱们的脸盆使用率就是高，又洗脸，又洗脚，又拾粪，又舀水，下雨还能把水接。’我们硬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肥送到远离连队几十里的地里，用背包带拉耧把种子播进了地里。”

通过这些片断的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在广阔的田野上，在一冬一春的季节里，多少稚气未脱的小知识青年，迎着风拉着小排子车往返奔跑的身影。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灰尘，棉皮帽子戴不住了，身上在散发着热气，汗水在面颊上流出了无数的道道。当然也有大机械，车斗里装着各种各样的肥料，颠簸轰鸣在公路上，车后扬起几百米长的尘土，在风里慢慢飘浮着，许久不见散去。

在后续的开荒种植过程中，兵团各个连队终于摸索出一套大田管理的套路来，他们开展的培育优良品种和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一度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一师三团一连是兵团早就树立起来的典型单位，该连的党支部经常在兵团报纸上介绍管理和学习经验。连长闻泽华在农业劳动中是个身体力行种地的领军人物，每年冬天的平地保墒工作都抓得很紧，土地的耙、平压、都在四遍以上。在这个连里，还有一位66岁的“老愚公”王有余，每天顶着星星积肥，一个月下来能积肥20000斤。还有二师直属的种子站，开辟了600多亩种子田，为全师10个农业团提供良种。在漠北的太阳庙农场，兵团指挥部大胆设想，大胆试验，引进南方的水稻品种进行种植。负责种植水稻试验田任务的马钦泰说：“西大滩地势低洼，可以引灌黄河水，但黄河水下来的较晚，时间赶不上。为了解决试验田的用水，只有将海子里的水抽上来。”“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奋战，试验田里的秧苗茁壮成长起来。插秧那天，指战员们个个笑逐颜开，情绪激昂。满头白发的杨团长也异常激动，不顾身体有病，赤着脚，挽起袖子下田和大家一起作业。”“稻田经过施肥、管理，当年有了收成。沉甸甸的谷穗表明，在乌兰布和沙漠中能够种植水稻，塞外可以变成江南。从那以后，战士们又在西大滩连续几年种了水稻，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这一试验成果后来没有大面积种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黄河水下来的迟，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满足稻田经常用水的需要；二是排水问题没有解决好，种水稻要造成土地盐碱化；三是从建设规划上讲，这里需要大面积营造防护林，防风固沙，防止沙漠东移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