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菅人命
社教队将试验站的群众一分为二后,阶级斗争的矛头,一度指向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谁知,我们这些下放知青,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偏偏不信邪,居然据理力争,当面锣对面鼓地与社教队的工作人员争辩起来。恰巧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知青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队和站领导,一时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仿佛遇到了洪水猛兽一般,连忙开会商量对策。
为了转移广大群众的斗争视线,将试验站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导到歧途上去,社教队和站领导,改变斗争策略,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平时埋头苦干、沉默寡言的技术干部沈时中。
沈时中193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贫困的家庭,其父母天资聪明,在舅舅的资助下,先后在当地农村读小学,毕业时都获得全校第一名。1938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沈时中跟随父母逃难来到上海。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熏陶,沈时中自幼勤奋好学,历年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1947年,沈时中和他的妹妹,同时考上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当时,上海中学地处市郊,生活清苦,学习负担又重,加之每个周末都是徒步回市区,沈时中不堪重负,一度病倒,休学后转至城区沪新中学继续读书。上海解放前夕,沈家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上海解放不久,沈时中和妹妹都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青年团尚未公开,相互都要保守秘密。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生了大轰炸。在全市召开的团员大会上,沈时中遇到了自己的妹妹,方知兄妹俩都是同志。
解放初期,上海放映了苏联电影《米丘林》。沈时中看了这部电影后,立志要当农业科学家,为改变新中国的农村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2年,沈时中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考上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
1956年,沈时中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当技术员。虽然,当时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当保守。但沈时中已经获悉美国培育出长绒棉良种的信息,立志要在试验站培育出中国自己的长绒棉良种。从此,沈时中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培育长绒棉良种的工作上。他将自己培育出来的长绒棉,寄给在上海纺织系统工作的骆家骧表哥,通过这位表哥帮他做了长绒棉的各项测试。
当沈时中从表哥骆家骧那里知道:自己提供的长绒棉,可纺80~120支细纱,可织高档的全棉产品,并且三次提供的长绒棉的质量,一次比一次提高的时候,他欣喜若狂,消瘦的脸上,流露出惬意的微笑。然后,就在沈时中热衷于搞长绒棉栽培试验的时候,却遭到了方方面面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我国封闭落后的农村,历来就有“枪打出头鸟”的陋习。太优秀的人才生活在愚昧的人群里,往往就像“鹤立鸡群”一般,总是会有那么几只好斗的公鸡,竖毛扬爪地扑去。沈时中的命运也不例外,尤其是试验站领导,对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当时,试验站的一些领导,都是“土八路”出身,传统的“一桃粥,二桃饭,三桃四桃鱼和肉”的小农经济思想,将他们科研的主攻方向和建站方针,定位在“棉高产”上面。站领导常说:“一株棉花上,结一个棉桃,就能吃粥;结两个棉桃,就能吃饭;结三个、四个棉桃,就能吃鱼吃肉。结五个、六个棉桃,那就是科研。”于是,站领导下达的科研任务就是:培育单株结棉桃多的“新棉一号”。而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却是定位在“棉花品质”上面,因此,不但得不到站里支持,而且还被指责为:“与站领导离心离德”、“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等。
沈时中根据长绒棉可以用于国防工业,作为飞机轮胎里的原料等,奋笔上书给聂荣臻将军,盼望能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这一举动,进一步引起了站领导的恼火,严厉批评沈时中“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
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的土围子里,要想整一个人,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将你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而且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果你“态度不老实”,那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便是下场。
恰巧沈时中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讨论。对哲学感兴趣的沈时中便写作了一篇《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文章,投稿到《人民日报》。
不料,《人民日报》将沈时中的投稿,邮寄给了试验站领导。
试验站领导认为抓到了沈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确凿证据”。于是,在文革初期,将沈时中关进“学习班”,掀起大批判。这样,一则泄了平时的私愤,二则转移了试验站广大职工群众的斗争视线。可谓一箭双雕,机关算尽太聪明。
在批判沈时中的大会上,试验站的胡文权秘书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批判道:“沈时中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站里号召搞新棉一号,他却要搞长绒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与党与人民离心离德,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而沈时中却与杨献珍一丘之貉,鼓吹反动的‘二合而一’,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
胡文权是试验站钱为民书记的秘书和亲信。如果说钱为民是党的化身的话,那么,胡文权就是钱为民的喉舌和幕前打手。胡文权除了担任秘书职务之外,还是试验站的职工教师。被试验站职工称作为“胡老师”。由于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封闭落后,不少老职工没有文化,常年生活在试验站这个“独立王国”里,甚至连盐城都没有去过。
那些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老职工,在胡老师的教育下,只知道“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些“革命理论”。
这些老职工听到胡老师的声嘶力竭批判后,一个个情绪激奋,按捺不住,骚动起来。没等何老师的发言结束,会场上“打倒沈时中!”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发聋振聩。愚昧的人们,虽然根本不懂得哲学,但一听到胡老师说的:沈时中的文章里有个“合”字,反对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分”的光辉哲学思想后,便一个个义愤填膺,穷凶极恶,恨不得将沈时中这个“三反分子”,立马撕成碎片,以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
经过社教队和站领导的布置,批判沈时中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的西山墙。那里是试验站职工去食堂买饭的必经之地,也是平时职工观看露天电影的场所,任何一张大字报,都能吸引住每个人的眼球,牵动着全站职工的神经。所有大字报都是抓住沈时中文章中的一个“合”字,上纲上线,批判沈时中与杨献珍是“一丘之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
沈时中被关进了“学习班”,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连买饭、上厕所,都有专人负责监管。
白天,沈时中被“战斗员”押到田里,监督劳动改造。原本体弱多病的他,被折磨得痔疮病发作,鲜血印红了他的内裤。沈时中不得不买了妇女用的月经带,垫上卫生纸,系在内裤里继续劳动。
夜晚,则是战斗员们对沈时中进行逼供、诱供、套供的时候。
战斗员们逼迫沈时中承认:“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只要承认了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罪名,沈时中便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沈时中大义凛然地说:“我写文章的时候,不知道‘一分为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战斗员们见沈时中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便大怒道:“沈时中!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现在,我们和你一起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两条道路放在你面前。一条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一条是认清形势,向人民缴械投降!是死是活,由你自己选择!”
两篇文章学习完毕,已经是深更半夜。
战斗员拿来一叠纸,扔在桌子上,说道:“沈时中,今天夜里,你要结合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的心得体会,写出深刻检讨;要端正态度,认罪服罪,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你写好了检讨,才能睡觉。听到了没有?”
沈时中抬头看了战斗员一眼,也不答话,默默无声地拿起钢笔,神思恍惚地来到桌子跟前,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战斗员见沈时中拿了钢笔,坐到桌子跟前去写检讨,便纷纷离去。
学习班里只留下了一个姓张的木匠,负责看管沈时中。
张木匠虽然是个战斗员,但是白天劳动,夜里熬夜的学习班生活,早已使他感到筋疲力尽,支撑不住。他见其他战斗员纷纷离去,便一个人倒在床上,闭目养神。不久,张木匠便呼呼大睡起来。
夜深人静,沈时中坐在桌子跟前,思想激烈地斗争起来:如此下去,自己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白天繁重的劳动,夜里残酷的批斗,使他生不如死,饱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如果做检讨承认了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将成为众矢之的,更是死路一条。不做检讨要被逼死,做了检讨要被整死,反正是死,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不如一死了之,省得在这世上受这等凌辱罪!想到这里,沈时中奋笔疾书,写下了三封遗书。第一封遗书,辩解了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封遗书,是写给在上海的父母的。第三封遗书,是写给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最后,沈时中用钢笔在白纸上写下了:“钱为民是打击报复的扒手!”这11个字。
沈时中放下钢笔,如释重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看到负责监管他的张木匠早已酣睡入梦,便拿起三封刚刚写好的遗书,轻手轻脚地打开学习班的房门,急急忙忙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沈时中平时住的宿舍,离开学习班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是一幢低矮的平房。他趁着夜色,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沈时中打开电灯,从抽屉里拿取信封时,看到了自己珍藏的一叠照片。他抖动着双手,首先从那叠照片里,拿起了自己母亲郑惠芬的照片。看着母亲慈祥和蔼的笑容,他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他的眼镜,他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眼泪,一边哭诉道:“姆妈!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呜呜呜------”他悲痛欲绝,声泪俱下,语无伦次地哭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良久,沈时中用手帕擦干眼泪,又拿起了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照片,伤心绝望地悲哀道:“阿妹啊!你身为国家中央政法干部,却救不了我这个无辜受到迫害的嫡亲哥哥啊!呜呜呜------”
哭声如诉如泣,悲悲戚戚,在黄海之滨的夜空久久回荡。
沈时中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在那个岁月,那个黑夜,果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之中,沈时中将三封遗书,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好邮寄地址,贴上邮票。随即拿起这三封装着遗书的信,气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连眼镜都顾不上戴,就冲出门去。
沈时中宿舍的前面,是新开挖过的吃水塘;宿舍的后面,则是果树林,虽然是个投河、上吊十分方便的地方。但是,沈时中为了将三封遗书,投进站部的邮箱寄出去,便选择了南大路边的一条小河,作为自己的自杀身亡之地。
沈时中投寄出三封遗书后,便趁着黎明前的黑暗,义无反顾地向医务室前面的一条小河走去。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河坎,左脚刚刚腾空抬起,右脚就飞快地顺着陡峭的河坎,向河水里滑去------
1966年10月18日,在黎明拂晓之前,沈时中这位科技界的精英,以投河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大清早,“沈时中失踪”的消息,传遍了试验站。
人们惊慌失措,奔走相告,自发地分头行动,四下寻找起来。
我主动加入到了寻找沈时中的行列。
突然,在试验站南面小河的北面河坎上,张木匠发现了有一条滑下河的足迹,便神色慌张地叫喊起来。
我连忙跑了过去,仔细一看,只见在河坎靠近水面的光坡上,留下了一条尺巴长的滑痕,滑痕的上方,残留在一个左脚的脚印。这分明是一个人右脚滑向河里时,在河坎上留下的脚后跟印迹。
看着那到水边就消失的脚印,我头脑里突然产生了一连串可怕的疑问:“为什么一只脚在岸上?一只脚的脚后跟印迹,快要到水边时,却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在那么多寻找的人群中,为什么偏偏是监管沈时中的张木匠首先发现了这条不显眼的脚印?------”
就在我做着种种猜想的时候,人们已经撑来了一只小船,开始手忙脚乱地打捞起来。很快,沈时中的尸体就被一根竹槁捞出了水面。
在场的人们都惊呼起来:“噢——!”、“没得命啦——!”
“沈时中投河自尽”的消息,震惊了试验站的每个人。
不少人对沈时中的死感到可惜,感到心痛。但是,都敢怒不敢言。
也有人说道:“社教队准备再过一天就解放沈时中了,没想到他却投河自杀了。”言下之意,似乎是沈时中自己找死。
沈时中的遗体,被安放在试验站的消防间里。
我不顾看守人的阻拦,冲进消防间查看沈时中的遗体。只见沈时中被整得瘦骨伶仃,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嘴唇都包不住牙齿,腹部干瘪,相应之下,穿在脚上的那双皮鞋,就显得特别的大。
消防间外面,张木匠正在对几个木工说道:“沈时中的棺材要打厚些!防止他家里来人闹意见。”
我来到消防间门口,问张木匠:“沈时中好好的,怎么会死的?”
张木匠说:“是啊!昨天晚上,我陪他到食堂买饭,他吃的是粥,怕夜里肚子饿,还买了两个馒头呢!谁知道他夜里会投河自尽啊?”
我与沈时中生活在一个单位,平时常有接触,虽然与他无亲无故,且性格截然不同,但是对他的死,却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决定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沈时中的死因和事件的真相。
不久,试验站召开了《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的声讨大会。
会上,由社教队宣读了《开除沈时中公职》的通告。
紧接着,胡文权上台声嘶力竭地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
会后,胡文权的这些发言,被书写成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西山墙。
就这样,沈时中这位爱国奉献、专心科研、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科技精英,在政治运动中被牺牲后,不仅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还被背上了“畏罪自杀”的黑锅。
更为残酷的是,我和陈革生等敢于为沈时中仗义执言的知青,后来也被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十年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