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老知青、内蒙古著名摄影家(其官职就不介绍了)赵如意把作品发在了中知网内蒙古板块。在他不知道我也在这里的情况下,我给他的几张照片分别配了几副对联。我还打电话告诉豆豆,他是我的发小哥哥,于是豆豆也跟了他的贴,说了很多表示热烈欢迎的话等等。
正在如意哥纳闷他为什么在这里受到如此热烈欢迎的情况下,我给他打去电话,告诉他给照片配对联的兔子念经就是我。他问我那土左情深是谁?我说是豆豆,她1968年就在你们老家土默特左旗插的队。如意哥的父亲是共产党早期在内蒙古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了,是革命烈士。豆豆在他的家乡插队,他当然觉得豆豆亲了。
后来,如意哥的照片越发越多,其中发了他少年时期拍摄的小伙伴们,我一看,没有一个我不认识。而且那些照片都是文革时期拍的,照片中的少年们都是蒙古族,家家都在受难,没有一家例外。就连如意哥爸爸那样著名的烈士,身份也被否定了。
因为我贴不上来照片(由如意哥在后面补吧),我把给三张照片配的文字复制如下:
第一张照片:
如意哥发的这张照片,右数第二人,笑得特灿烂的那位叫李磊,我叫他哥。
李磊跟我一个学校,是老初三的,高我一届。我俩都是学校乒乓球队的队员,因此也是队友。
文革前,李磊的爸爸是乌兰察布盟的盟长,他家当时在集宁盟委大院。我们学校在呼和浩特,因此,李磊住校。每年到寒暑假才回家。
那时一星期只休息一个星期天,我们都回家了。李磊一个人闷在学校特没劲,他就请我到学校陪他打一上午球。
我的交换条件是,他必须请我吃点什么,我才干。他说没问题。
李磊有爸爸妈妈给他留的生活费用,因此,在我们眼里,他老有使不完的钱。
从1964到1966年文革前,李磊带我吃遍了呼和浩特的大小饭馆,这为我以后成为美食家,在少年阶段就打下了基础。
吃来吃去,我还是觉得旧城饭馆里“干炸丸子”那道菜最好吃。因此,我俩打一上午球后,就骑车去那家饭馆,直奔那道菜而去。
李磊性格随和,老好人一个,对待我,始终像个大哥哥。
文革开始后,他爹我爹都被打倒了,那就一块当“黑崽子”呗。共同的命运让我俩的关系更亲密了。
1968年下半年,内蒙开始了惨绝人寰的“挖内人党”运动。不满17岁的我,由起初的害怕,逆转为无惧和反抗。我组织起敢拼命的人,开始了讨还血债的一次次行动。
为逃避追捕,李磊在集宁的家成了我经常的栖身之所。那时,他爸爸妈妈全被拘押着,家里只有妹妹和弟弟,多一个小孩也没有人注意。
1969年,我俩还几次到北京上访,为各自父母的冤案到处告状。最后,我俩的结论是:球事不顶!
再后来,我被抓到群专关押起来,李磊下乡插队了。
上面这张照片,不知道如意拍摄于1967年,还是1968年?反正那时的李磊哥,个子长起来了,块儿也有了,全身各部肌肉都练起来了。
但是,无论是拳击还是摔跤,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因为,他太善良、太温情,下手慢,总是缺一个“狠”字!
第二张照片:
上面这张如意哥拍的照片中,左边第一个叫苏青,我也叫他哥。
我俩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个班里,他始终是我们的班长。
小时候的我,可能是太淘气了。我几乎跟班里所有的男生都打过架,唯独没跟苏青打过架,甚至也没吵过架,人家从小就知道忍让,不跟我一般计较。
我是班里最后几个加入少年先锋队的人,到四年级才戴上红领巾。
可能荣誉得来的太不容易吧,我知道了珍惜,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了。
五年级时,我当上了少先队的小队长,左臂上有了一道杠。
苏青的官始终比我大,一直是我们的班长,中队长,戴两道杠。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小学毕业,我那个一道杠就没有摘下来过。但是,让我自豪的是,我得过市里颁发的,全校唯一的一枚铜质“读书奖章”。
苏青有个哥哥叫苏南,比我们大两届。记得特清楚,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苏南边走边翻看一本叫《米豪生奇游记》的小人书,他一边翻一边给左边的苏青右边的我,念画页下的文字。到了我家住的军区大院门口,他把那本书才讲到一半。因为苏家在市里人委大院,他俩还要往下走,我可要到家了。苏南看到我对书恋恋不舍的样子,把书递给我说:“借给你一晚上,到明天上学的时候,一定要还给我弟弟。”
这出乎意外的赏赐让我喜出望外,我接过书给苏南大哥鞠了一个深深的躬,然后誓言旦旦地保证第二天一定还书!
别小看孩子们之间这种交往 ,从此以后,我学会了大方。
从我们军区大院到人民公园要走很长的路。星期天,我们班住在军区大院的男同学如果想去公园划船,都可以在中途到苏青家歇一歇。苏青妈妈每次见到我们都很高兴,给我们茶水喝,或买冰棍吃。我记得阿姨老说让我们要帮助苏青进步之类的话,我心想,苏青总是帮我们进步的人,哪轮得着我们去帮助苏青进步呢?
那时候小,我在苏青家看到许多照片,其中有苏青爸妈在北京开会时跟毛主席照的照片,于是好奇地问苏青,他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他也说不清楚,就知道妈妈是邮电局的干部,爸爸是军人。后来大了,才知道苏青爸爸是独立二师副师长,妈妈是内蒙古邮电总局的局长。
有人总认为干部子弟从小就有优越感,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公允,起码我们小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班有四个红军少将的孩子,其他也都是师团级干部的孩子,但我们从小照样都穿补丁衣服,热爱劳动。印象最深的是,1961年班里同学全饿得面黄肌瘦,四个少将的孩子全得了浮肿病,你在他(她)们胳膊上拿指头摁一下,那肉半天都弹不起来,因为那时没有人搞特殊化。
五年级 、六年级的时候,我和苏青负责出班里的黑板报,每个星期换一次新内容。每到星期六下午,全班同学除我们俩留在班里出板报以外,其他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俩想着法儿的把每期的黑板报出好,让大家看了有新鲜感。
后来 ,苏青当了包头市市长,我俩见面时,他开玩笑说:“你小子一直没撂下笔,真当了书法家了。”我说:“你也没撂下呀,只不过你写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我写的是唐诗宋词而已。”
文革开始,我和苏青家都倒了霉,当上了“黑崽子”。苏家被从机关大院扫地出门,住在郊区的破烂民房里。挖“内人党”时,苏青、苏南兄弟俩有一次探视被关押的父亲,看到老人家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去二师师部告状,结果刚进院,就被警卫战士认出来,分别被揪住耳朵拖出了大院!
再后来,苏青、苏南都下乡插队了。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不知如意这张照片是否是在挖“内人党”时期照的?苏青的神情是那么的忧郁。
话说回来,那时,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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