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临河65老插足迹专辑》第二批稿件开始编审：有志不叹蹉跎

有志不叹蹉跎

王晶

一

我两岁离开父母，由党和国家抚养，后来才被送到外婆家。从小不知道父母是何许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出身什么家庭。只是听外婆说资产阶级长资产阶级短的，反正就是出身不好呗！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时，正当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逐步与我们走向分裂，党中央连续发表“九评”，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浓厚的社会政治气氛加上师大附中大力推行革命化的感召，使我思想激进，决心要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1964年4月25日初二刚一建团，我就作为“特殊典型”，由于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还是经团市委特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因此更是立志献身革命，一心想着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决裂，自己要选择革命的道路，自己要开创自己的人生，自己要去写自己鲜红的历史。

那时，有一段时期大力宣传上山下乡，《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连篇累牍的刊登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周明山等回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青年向他们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这些先进典型的深刻影响下，我决心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放弃升学，选择上山下乡，要到三大革命（当时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并称“三大革命”）洪炉中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走一条自己的革命人生道路。

1965年我临近初中毕业时，形势有所转变，不再提上山下乡，而是号召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对于我坚决要求上山下乡，首先是母亲表示反对，她知道我要“决裂”却又有口难辩不能跟我说清，就给我的班主任写了一封长信，请老师做做我的工作，不期更激起我的逆反心理。要说当年我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虽不敢说品学兼优，可也属好学生之列，其实老师、同学对我放弃学业也都无比惋惜。就在中考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最要好的同学李小泊找到我，拉着我手说他爸爸邀请我到他家去聊聊。他爸爸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长，著名的教育家李晨同志。一位令人尊崇的革命前辈邀请我一个小辈学生，我当然是荣幸之至。那天李伯父让家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饭后开门见山又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成绩很好，但是却不准备继续升学而要去上山下乡，这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好，可你要知道，我们国家建设更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呀！像你这样，智力很好，学业优良，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同学应该继续升学……而这样小小年纪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就放弃，大家都替你感到惋惜，你自己再慎重考虑一下，如果还想考一考的话，我可以单独给你进行一次补考的机会。”

我当时竟然态度很坚决的对李伯父说：

“伯父，我很感谢您。但我决心已定，不好动摇！我觉得，上山下乡这条道路，是毛主席为我们中国青年达到革命化所指引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而像我这样出身的青年更应该自觉选择这条道路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况且在现时代条件下，这也是消灭我国三大差别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而我国农业还很落后，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应该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和工农相结合，和他们并肩去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李伯父感觉有些惊讶，大概没想到我一个十六岁的初中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于是语重心长地说：

“既然你这么坚决，我也很支持你！你说的很对，我从前也在北京念书，后来闹学潮，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城市，投奔了延安，那不也是上山下乡吗？”

这时传来电报大楼悠扬的钟声，那天李伯父和我直谈到午夜十二点……

就这样，我毅然决然选择了上山下乡，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而李伯父在我插队以后，一直给予我父亲般的关怀和支持，我的好同学李小泊保持和我通信联系，李伯父经常让他问我需要什么，寄些学习材料、文体用具什么的，直到文革受到冲击……

二

1965年8月9日，我终于同来自全市各区的643名北京知识青年伙伴，乘上开往内蒙临河的专列，告别了北京，开创了首都上山下乡到“黄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农村集体插队的先河。

上山下乡之初，我们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的革命热情，却没有社会经验、没有生活经验，更没有经济概念。我们知青小组四男五女，来自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北京四十三中两所学校，从此组成了一个集体户，一个“大家庭”。被分到白脑包公社三八三队，这在当地是一个比较大的生产队，情况比较复杂。但刚经过“四清运动”，贫下中农对我们很热情，其实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上山下乡”，摸不透我们这些知青娃娃是来干什么的，甚至还有人对我们存有戒心，认为我们是四清工作队的延续。

我们可是想当然的主动深入贫下中农，挨家挨户去访贫问苦。羊倌茹大叔家其实看起来挺整齐，并不显得困难，可他老婆是个“巧嘴嘴”，拉着我们一通儿诉苦，说她家儿子茹宝子在上农中，家里怎么怎么困难，快供不起了……我们一听，贫下中农的子女好不容易有上学的机会，怎么能眼看因贫困中途辍学呢？于是把自己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甚至国家发给我们的棉衣棉裤都捐了出来送到茹宝子家。这事让负责带我们知青的老贫协杨大爷知道了，很是气愤，跑去把东西，特别是棉衣棉裤都给我们抱了回来，嗔怪我们说：“瞎毬闹，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不知深浅，这地方冬天冷啊！就你们这棉衣还不道抗住抗不住，那老婆有点‘贪小’，她说甚你们也信？都送了人你们不过啦！真是些青格愣，带‘砍’（河套方言，相当于傻蛋，冒傻气）的嘞。”嘿，我们第一次为贫下中农做好事，就落得这么个评价！

要说我们当年干的带“砍”的事儿还真不少，就说参加劳动吧，这已不是在学校时那种到农场劳动锻炼的意义了。这是投身农业生产，由学生转身而为农民，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人家社员干完活追着队长、生产组长的开工条，工条就是从本子上还是什么纸上裁下的小纸条儿，但上面写明谁谁谁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活儿计量多少评多少工分，然后在工分处压盖上队长或生产组长的图章。那其实是一件很严肃很规范的事情，社员们很是在乎，要仔仔细细核对完小心翼翼保存好。到年底分红那就是一年的收入，那就是钱呐！可我们一开始拿开的工条可不当回事，认为投身三大革命怎么还能讲报酬，把工条随便往哪一掖，甚至随手就扔掉了，到年底可是损失不少。所幸头一年全是国家包干，要不恐怕连口粮钱都丢光了。记得那年下来我还分了四十多块钱，平生头一次拿到自己的血汗钱，那种感受还是挺特别的。而农民一年到头基本只有这一次见到钱的机会，要拿这点钱来安排一年的生活，也还是可怜巴巴的得精打细算。可我根本没有怎么安排生活的意识，先是看到老贫农宋二老婆儿气喘病犯了，一心想着要帮她去了这万恶的旧社会留给她的病根儿，于是不待开春儿硬是用队里的毛驴车搬上（河套方言，用交通工具带上）她到杭锦后旗首府，河套重镇陕坝的“大医院”去看病。还用这头一年分红的钱在陕坝购置了烧杯、试管、酒精灯等实验仪器，准备回队里要在新的一年开展科学实验。其实只是看到河套盐碱滩盐碱地的表象，觉得盐碱化严重，而我们对农业生产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对科学实验更是猫吃刺猬——不知从哪下嘴。尽管热情很高，但这种举动还是带着幼稚和很大的盲目性，倒是还没待张罗开，就被文革冲掉了。可怜我买的那些实验仪器有的被贫下中农青年朋友“偷”去喝烧酒用了……

三

别光看咱农业生产上是擀面杖吹火，可在文化活动方面还是有点儿“招儿”的。起初按照“四清复查”工作组的安排，我们组织社员开展田间学习、地头读报。可我发现社员们根本不感兴趣，你读你的，他干他的，毫无效果。怎么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也加上那会儿报纸时事新闻常有抗美援越的消息，我就创出把报纸时事新闻改成故事讲出来，讲新闻的形式，这一下社员们喜闻乐见，很是欢迎。特别是那些青年人，主动围过来听得津津乐道。

说来也巧了，正好那时从上海兴起正向全国推广革命故事活动。于是1966年4月我被推荐到县里参加了革命故事员培训。说是培训，这在当时是新生事物，只有上海发行的《革命故事会》杂志作蓝本，没人说得清该用一种什么形式，那会儿又不像现在可以有什么录音录像借鉴。而各公社推荐来的革命故事员有的说过评书，可即便是老评书艺人也不敢拿老套子硬去“套”呀。就在这培训期间，我从手边一本革命英雄主义书籍中选了一段，根据我给社员们讲新闻的经验，加进描述战斗情景的口技效果，创作出自己独特的革命故事段子《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一开头就用模拟嘹亮的冲锋号声把听众死死地抓住了，接下来枪声、炮声、机关枪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激烈战斗场面的各种象形之声从我口中发出，加上我懂一些戏剧表演的手眼身法步的运用，嘿，一环紧扣一环听众跟着我真是看呆了听傻了。这下一炮走红，我从培训班脱颖而出，选拔到磴口参加巴盟革命故事员活动，同样引起轰动，就在准备到呼和浩特参加全内蒙的活动时，文革开始了……但当时我因此而在巴盟地区成了小有名气的革命故事员，所创作的革命故事段子《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智取威虎山》等成了本人代表作，持续多年在各种场合常演不衰。

四

咱不光说过五关斩六将，再回过头来说说走麦城的趣事。1968年我们所在三八三队南北圪旦分成了两个队，我们知青分到了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南圪旦六队。分队后又赶上推行合作医疗，大队有赤脚医生，小队要求配置卫生员。当然要求年轻、出身好有一定文化，可我们队青年翻过来掉过去就那几苗子人，实在找不出合乎条件的，刘队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让我这出身有问题的知青担任三八六队卫生员。经过大队简单培训，一个队发一个红十字卫生箱，有一付打针器具和一瓶1000片儿的大黄片，据说这大黄片最便宜，还能对付、包治各种常见病。嘿，反正有什么不适给几片儿一拉一泻就管事儿，是真是假咱还真不清楚，反正谁来我这儿只有大黄片。

再说这打针，那得是大队赤脚医生开了针剂，招呼我去给打。记得大约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队里老羊倌儿杨拉拉老汉感冒趴下了，让我去给杨拉老汉打针，按照培训的程序，我先把针盒拿出来，问杨拉老婆儿要滚水（河套方言，开水）消毒，老婆儿一指竹皮暖壶说：“就那”，我只好把针头针管放到铝制针盒里，拿起竹皮暖壶倒进滚水烫烫，这就算消毒了。然后笨手笨脚的插好针管，用镊子打掉针剂瓶头抽上药水，爬到炕上蹲下用酒精棉球给杨拉老汉屁股消毒。借着小油灯光我一看，老汉又干又瘦，屁股上哪有多少肉呵，拿起针来哆里哆嗦“噌”一下没扎进去，又“噌”一下还没扎进去，不由心里有点慌，手更软了，接下来“噌，噌”几下都没扎进去，杨拉拉老汉趴在那里哼哼了两声说：“哎呀，王晶呵，你这是打针还是纳鞋巴子（河套方言，念咳，鞋底子）呀……” 我汗都下来了，连声道对不起，老汉倒乐了，说：“?来哇，娃娃，不咋，谁是一上手就会的？今天你就拿我这哚子（河套方言，屁股）练手吧！”老贫农就是老贫农，一句话说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还有件让人失笑的事儿，那年兴起和推广糖化饲料，报纸广播常有报道。正好我们知青组让老三队茹润才（就是前面说的茹大叔）捉哄的买了他家—口长不大的克朗子猪，他说这是俄罗斯名种“巴克夏”，其实他家喂了很长时间光吃不长，毛重只有六十来斤。我们说不上精心吧也喂养快一年了，就是不长个儿。我想也许糖化饲料能促使巴克夏快长，再说这也是科学实验，于是到县农科站取回了菌种，又有原来买的实验仪器中没人要的玻璃培养器皿，按照科技资料的介绍，又是菌种培育、又是发酵的，从队里弄来玉米秸秆，扒了皮弄碎，拌在—起再经过一段发酵，嘿，竟然一阵一阵飘散出淡淡的苹果清香，深吸一口气，连我自己都想尝尝了！那气味甜酸，喂给巴克夏，倒也很爱吃。

由于我们知青房就在大队部后头路边上，有一天大队书记刘会昌路过闻到了那淡淡的苹果清香，不由被吸引进来，问：“你这是甚东西啦，这么香？”我告诉他是我试做的糖化饲料，他一听又好奇又疑惑，翻看了一下大笸箩里白花花的糖化饲料，那气味一下子窜上来更冲了，他也一下子眉开眼笑地说：“嗯，好东西，好东西！明天就在你们这儿开个全大队的现场会，你给介绍介绍咱也推广推广咋地个？”不由分说，第二天果然全大队上上下下的干部，连妇女小组长都来了，书记讲了一通儿，让我给介绍了一通儿，闻着那淡淡的苹果清香，众人也都摇头晃脑的挺信服。突然不知是谁提议说看看他们家糖化饲料喂的猪吧，可能全大队现场会人太多，巴克夏没见过这阵势，也加上它“身手敏捷”点儿，竟然惊叫着像条狗一样从猪圈里窜了出去。众人一见大笑，说这就是他家糖化饲料喂出来的猪？！竟然一哄而散……

                         五

咱还是说点儿露脸儿的事儿吧，1971年1月县里决定要举行全县的普及革命样板戏会演大会。正好年关前，我也正在大队参与组织排练样板戏。公社竟然决定让我率三八大队（以三队、六队为主）文艺演出队，代表白脑包公社参加临河县普及革命样板戏会演大会。在当时这个任务可是又艰巨又光荣，在大队支持下，我们决定排演全本《智取威虎山》。上县里，还要代表全公社，这可不比在自家生产队转转，演好演不好的不怕人笑话。那些日子我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演出队员，都停产打上整工排练，由公社按派民工记工。除了排练，我还带他们练些基本功，要不都是些农村青年，僵不迟啦的做出动作来也不好看呐。他们有的连临河都没去过，一个个即兴奋又紧张，倒也怎么说怎么是。当地晋剧是大戏，拿个本子他们就都能套上唱腔，可京剧没人会唱，因此我们就采用晋剧。到演出那天，扮演杨子荣的任二白一看县剧场舞台那么大，不像农村土台子，不免心慌，提出来第五场打虎上山主要是杨子荣独舞，他演不了，怎么办？只好我自己上，而我又不会晋剧，只好用京剧。嘿，他们唱有板胡伴奏托着，我可只能干吼，就这样我们来了个京晋混合剧。倒也过瘾，我在台上圆场跑起来底下人看得说像“草上飞”，一个大跳凌空拧叉，闹个满场好，我们的演出竟然得到好评。

就在那年县里组建乌兰牧骑，我也被抽了去，没两天县军管会领导找我谈话，说：“小伙子，我们想用你，可你家没个清白也有个清楚哇，这连清楚也不清楚让我们怎么用哇！”我也只能表示家里的问题属国家机密，要了解你们通过内部自己去了解，本人无能为力，他们也只好悻悻的把我放了回去。

可从此县里一有什么文艺活动就把我抽上去，以至年年汇演抽调我去搞创作。1974年我创作的歌剧《一代新风》受到好评，但也也引起争议。有人说江青不让用死人教育活人，而我的本子写的是知青姊弟俩是革命后代，弟弟吃不下苦想走后门当兵，当大队书记的姐姐以先辈的血泪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就是典型的用死人教育活人，要求我修改，我拂袖而去。结果他们小打小闹也改不出个名堂，还得按我本子的套子来。剧中主要角色都是知青扮演的，姐姐的扮演者是68届乌兰图克的齐越；弟弟的扮演者是巴盟知青，后来作到内蒙副主席的连辑；母亲的扮演者是刚从巴盟师范毕业的白脑包知青王再华，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出自己最佳水平，在那年汇演中获得极大成功，引起很大轰动。

1976年在县、盟文艺汇演中我又创作了相声《志宏姐》，而且由我本人亲自参加演出，还在县直单位巡回演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好评。

六

起始就交代过了，我选择上山下乡是一心想着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决裂，要走一条自己的革命道路。上山下乡多年来，跌跌撞撞却怎么也走不出“家庭”给我早就打造下的壁垒。眼看别人上学、招工招干都没我的份儿，能被抽调到公社电影队还是新来的公社秦书记刚直不阿能顶风扛上力排众议，要不然我只有修理地球的份儿。那年我在狼山偶然买到一套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其中马克思十七岁在特列尔中学毕业论文中的一句话让我大彻大悟：

“我们往往不能自由选择与自己的志愿相符合的职业，因为在我们能够决定以前，我们在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定了。”

我一下明白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论如何都甩不掉家庭影响的，就像耶稣甩不掉他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于是我回家了，才发现原来自己所谓的“资产阶级家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自己其实完全不了解自己所谓的“资产阶级家庭”。1974年我回家，看到有两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同志，据说他们那一年差不多天天到我们家“上班”，是周总理派他们来向母亲了解、澄清历史。我听到他们转达周总理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可惜周总理到了风烛残年，他的这个心愿没待做完他就撒手人寰了。唯一的他留下一张二指宽的条子，为了照顾母亲的生活，按特困把我调回北京。可当时四人帮横行，正因为是周总理批的，没人敢办。1976年四人帮倒台又没人不敢不办，而北京东华门街道要根据总理批示办理困退吧，却因搬家丢失了档案，要求母亲转告我按病退办理。我说我没病，怎么能弄虚作假？拖了近一年至1977年，有朋友劝我：“你跟谁较劲呐？这不是耽误自己吗？” 想想也是，欸，就真事假来假事真，按病退办吧！于是找了白脑包卫生院权威人士张子懋大夫，我请教他什么病查起来查不清又不能不认定有病呢？张大夫说：“你就自报‘高血压’哇”，我请他给开张诊断书，他“噌噌”扯下两张盖好章的诊断书给我说：“个儿人填个哇，想填甚就填甚。”我拿着这两张诊断书到临河，快进县革委会大院时，才一条腿登着院墙外的小坎儿，心里模仿着张大夫的笔体歪歪扭扭在那诊断书上写下“高血压”并签了张子懋的名儿。

可回京后不想还要复查，这怎么办？有朋友指点让我吃麻黄素，说吃上血压就高。我也不知真假呀，头天吃了两片麻黄素，到我家附近的公安医院去试查，果然血压高，赶紧请大夫开了个诊断书。第二天还怕不保险，吃了四片，东城安办指定的还是公安医院，不过正赶上有单位体检，我只好耐心排着。挨到时已过三个多小时，嘿，不想药劲儿过了，血压不高。幸好我故意穿得破衣拉撒的装怂，总算赢得医生同情，加之有前一天开的诊断证明，就这么着体检复查总算是通过了。胡子拉碴的到了煤渣胡同东城安办，又排了一圈儿队，办事员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是给您儿子办呐？”嘿，真是既无奈又无语……

就这样1977年底终于病退回京，由知识青年变身而成了时尚称呼的“待业青年”。待业期间要时不时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点卯儿，参加学习，有什么临时工也让大家自愿报名。眼见天热起来，恰有环卫局一给公共厕所打药的临时工机会，说每天骑车驮着喷雾器，只要把分片儿内的厕所打一遍，也就半天功夫即可收工。每天一块五，月薪45元，问谁愿去，坐一院子待业青年没一人应声。我当时给自己定的原则就是有饭吃有书读足矣，这不正是好机会？再说高能者为志向高可成就事业低可蓄势待发，低能者方高不成低不就呢。啥时出工啥时收工没人管，省下半天可安心读书写作，一月45元在那时就很不少了，养家吃饭一点问题没有！于是我大声应道：“我去！”满院待业们有点鄙夷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我，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才不在乎呢！就在这期间，我继续研读《史记》《汉书》，完成了《安刘必勃》的创作并四处活动，啥事没耽误。

那时的政策是困退回京的分配全民单位，病退回京只能分配到大集体性质或街道小厂。也许由于我不管工作高低贵贱都尽心尽力，人家环卫局给我的评价还挺高，东华门街道也因此特别照顾我，第一次就把我分到位于大郊亭大集体性质的朝阳化肥厂。去了一看，只见一帮子青工起哄架秧子的又跳又叫的吵吵着：“噢，噢，分来一老头儿哦……”人家看我也是，学技工吧岁数比师傅都大，当壮工用吧又怕这岁数吃不消，得，也别难为人家了，我连人家屋都没进，就自己悻悻的回来了……

七

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后，叶帅引用过一段典籍说“安刘氏者必勃也”。母亲在第一时间，就帮我找到刚刚出炉的《吕后其人》这本当时供批判四人帮用的资料书。在母亲的鼓励下，根据叶帅所引典籍这句话，我又收集、遍览、研读了《史记》《汉书》有关篇章，还在白脑包时就开始构思、创作大型话剧《安刘 必勃》。正如上文，我在整个儿办理病退期间，以至返京的那段岁月里，都倾注于这项创作。要说还得感谢给厕所打药这营生儿，即给我提供了生活保障又提供了时间保障，就在那段时日，我完成了大型历史话剧《安刘必勃》的创作。完成后上至文化部艺术司，下至北京人艺、中国京剧院等等，我是“上蹿下跳”无门瞎投乱撞，可总是看到惋惜的眼神和无情的退稿。结果还是长影武玉梅（向梅的姐姐）导演告诉我，这个题材早就有了上海大家陈白尘的创作计划，虽然他还没有完成，但我这个本子是不会被采用的。一年后《大风歌》出来，武玉梅看了很遗憾的说不比我的本子高到哪去。本来嘛，史实就那些，史料有限，又不能完全违背历史去瞎杜撰，就剩创作技巧的差距能感觉差多少？只是那时计划经济，文化更没有自己的市场，可不只能听从计划安排呗。不过我的功夫并没白搭，当时正赶上恢复高考，北京不少中小学教师考上大学，急需补充师资，我因此而被市委破格录用分配到北京164中作了中学老师。

到164中一报到，正好初二有个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请长假，就让我接她两个班的语文课并兼她那个班的班主任。我插队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教过书，况且这还是在北京正规中学。从学历说，我一初中毕业生教初中，这不“赶着鸭子上架”吗？也就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等奇遇奇事，得嘞，招架着吧！我还上小学时就知道，一新老师要想拿住学生，就看这一亮相儿你有没有真本事能镇住他了；在教师这知识分子群儿里混，也得看你有没有真才实学让他服气了。我选准第一课讲《周总理，你在哪里？》，那天校领导、语文组、初二的老师全来听课了。我之所以选讲这一课，是便于发挥我的特长，那时人们还没从怀念周总理的巨大悲痛中完全走出来。课堂上我一上来满怀深情地朗诵课文，一声震撼人心长长的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令全班学生和所有在座听课的老师“唰——”一下热泪盈眶，课后语文教研组长赵文明评价说：“无论从哪方面都够水平”，学生们也一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我这个新老师，我就这样在北京教育事业上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八

上大学，这是我儿时就常做的美梦。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大部分人也只能到梦中去还平生的宿愿。而对像我这样有所谓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就更加是不可僭越的美梦。且不去奢谈什么“机遇均等”，即或有机遇也永远不会均到我头上来的，这点我深有自知之明。那时人说大学生是社会宠儿，恰恰相反，而我则本应是“社会弃儿”。但我从来不自暴自弃，也不甘弃儿的命运，总在试图去抗争。欣逢国家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正好为自我发挥，自我编织美梦，自我开创提供了场所，像我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怎能不积极参加呢？我要通过自学考试证实自己的实力，我要让世人看看我也不是白吃饭的，我要重新塑造自我形象。我视自学考试如炼火，我要在这炼火中涅槃而得到再生！

我之所以参加自学考试还因为我多年来坚奉的一个信条：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还是要凭真才实学。否则什么为祖国为人民都不过是空洞的口号，无力的表白。就凭这条信念，四害横行，“读书无用”泛滥天下时，无论插队岁月条件多么恶劣，我还是坚持每天手不释卷的。只是那时候读书没什么条理，没什么章法，不成系统，不过是博学杂家罢了。在当时条件下，大多手头有什么书或搞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应该说上山下乡那一段对我自学还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起码是养成了习惯。

至于说自学考试为那一纸文凭，说老实话，我还真没把那一纸文凭夹在眼里，即便那一纸文凭威胁到了我的直接利益，我也还是没往心里去。不是我盲目狂妄自大，实在是我觉得学乃为知，为增长才干，而不是要去做那一纸文凭的奴隶。获取文凭只不过是自学的必然。

尽管学历浅薄，但师大附中良好的校风和传统，上山下乡艰苦的磨练和砥砺，给我奠定了日后能走自学之路并百折不回的品格和素质基础。这一点是我刻骨铭心，不敢忘怀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所以才有了上面所说的信念，才有了多年养成的习惯，才有了在自学道路上不畏艰难，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才能成“正果”。

回首当初，自学考试开考时，恰逢爱女呱呱坠地，一把屎一把尿不分白天黑夜的正是累人的时候，且爱人两地，老母多病，家居方寸陋室，连生活回旋之地都没有，又何处安放书本？且我已渐入中年，总以为这个时候当是人生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季节，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应把这有限的精力更多的去务实，力求能多为社会奉献一些。事实上我们的领导寄希望于我们的也是干，而不是方才倒挂去学，因此我的精力投入主要还是在工作上。但自学过程到底是在不断的充实自己，这时候再去给学生上课时，就感到肚里丰厚多了。由于我插队后期在公社电影队，有电影放映本，因此而成为我国第一批电化教育专职教师。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作层面越拓越宽，运用手段越来越多，特别在软件的开发利用上我做出过一些尝试，有关论文在北京电教年会上发表。我还是一个文学业余作者，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能力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不能不说得益于自学。在整个儿应考期间，我三易工作单位，到哪里都做“拼命三郎”，不曾因参加自学考试请过一次假，延误过一时一刻的工作。反之，由于我所从事的电教工作就我自己单个跳舞，经常还要加班加点，特别调北京西藏中学后，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连节假日也没有保障了，能属个人支配的时间则更加有限。本来每天夜10时以后方是可由我纵横驰骋的时间，而当下连这也没一定保障，往往当我坐下来拿起书本的时候，已到精疲力竭的时候，眼皮打架，头脑发木，也就很难说学习效率了。但就是靠这余温的积累，硬是烤化了一摞摞似坚冰的书山，所以我说自学的精力实在是熬干榨尽之后，又挤出来的，自学者的灯里熬的是人油啊！

可慰者，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自学者。由于上述的原因，我即没有时间可能，也没有经济可能，故而在整个自学应考过程中，我没上过辅导班，没听过一节课，甚至连指定教材也不能完全遵照，纯属无助自学，确系自我完成。我应考的第一门是大学语文，那时只有指定篇目没有书。为找这些篇目就费了大劲了。一般的当然不出家门就找到了，可有些篇目太冷（如《古文十弊》），投师访友都找不到下落。只好到北京图书馆，钻进去就是一天，硬是一篇篇抄回来，再一点点啃。自以为功夫下到了，谁料想第一次就给了个下马威，我没注意到那卷面题是分文理科的，结果一张卷面弄了两个59分。我也教过语文，多少知道点儿语文评分中的主观随意性或叫伸缩性，哪就在一分之差？况且我在单位时间做了双份功，那一半怎么还折不出一分来？但硬是合计118分没通过。想想当初去请教师院（现首师大）教授储天寅时，他说我怎么选择了这么一条最难走的路。他参与了最初自学考试设计，说为了不对正规院校造成冲击，这口子不能开得太宽，原则上是能拉下来就拉下来。我此刻才领略了自学考试的威严，虽觉哭笑不得却也赞成这样的威严，因为这正是自学考试社会信誉最高被称为“硬通货”之所在。母亲曾说我：“人家整天捧着书还上辅导班都怕通不过，你连书都没有夹支钢笔就敢去考试！”其实我只想通过自学考试对自己平时积累做一个自我检测，并没想文凭不文凭，所以也就很少患得患失的顾虑。但也是很费些周折的，尤其人到中年虽理解力增强，但记忆力减弱，许多东西记不住，甚至上考场出现大脑发生空白现象，对此我采取反复吟诵，反复记忆，办法是调动零碎时间，如上下班路上路下嘴里不闲着，磨磨叨叨。调动各个器官轮休轮作，如把学习内容录成音带，当做家务或干什么机械的用眼用手的活儿时反复播放，不让耳朵闲着等等。尽管这样，也还是经过一番曲折才走过来的。

总之，自学考试其意义远不止在它本身，真可谓“功夫在诗外”，它如炼火，磨练了我的意志，锻铸了我的品格，使我不断的自我完善，自我造就，体现在工作中自信力更强了，释放出更大的创造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参加中日合作教育工学研修期间，所带领的电教课题组每回拍摄的教学片，都被日方选为当年向本国政府的成果汇报片。从那时起我能独立承担电视节目的创作、编导与拍摄制作的全任务过程。就像后来拉我加盟北京电视台中学生节目的资深电视导演张彭龄所说，我是“圈儿里能练全活儿”的，他给我的评价是“文武昆乱不挡”。因此多年来，在担负北京西藏中学这所特殊民族学校的对外宣传、资料积累等方面发挥了充分优势，为党的“在内地为西藏办学”的民族政策宣传，累计拍摄的计有新闻片、专题片、电视剧、歌舞艺术等各种各类电视节目近五十多部集。并在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西藏电视台播出，其宣传力度以及社会和经济效益不言而喻。我还带领藏族学生创建了学生自己的电视台，在整个活动中使藏族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对实施素质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与带动作用。特别是一九九二年暑假，我策划并主持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小布达拉宫里的故事》，完全由西藏中学师生自创自编自导自演，像这样完全由一所中学自己拍摄的反映自己生活的电视剧在国家电视台播出，至今尚属全国首创。

而在为民族教育奉献的过程中，我本人也为社会发现，为社会承认，在这个人尽其才的时代也就不能不被社会发掘使用，故而我被邀加盟了北京电视台的中学生节目，参与策划、拍摄、编导、开创的大小栏目计有《校园内外》《跨世纪》《校园短剧》《你我同行》等；参与编导拍摄的各种各类中学生电视节目 可达五百多部集。后来又参与创建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担纲《北京百姓》《家住北京》《直飞健康城》《同仁堂百草园》等多个栏目编导。

值得骄傲的是，在我本职、兼职所作的这一切中，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电视人才，西藏电视台现有不少骨干是我当年北京西藏中学小小电视台成员，而最当红的大导演贡布顿珠更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藏族干儿子！为全国青少年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何炅，是我在北京电视台中学生节目中第一个把他推上镜头的；北京电视台当红主持人曹一楠，也是从中学时代起就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如此等等，我感到很自豪很宽慰。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在北京电视台不同栏目作了不少知青题材的电视节目，也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本文题目就是当年我所作的一期知青专题节目的片名。2008年退休后，我又在中国网络电视台旗下创建了自己的个人电视台——三个日头电视台，就像我在“知青专辑”《临河别梦寻踪》这部片子结尾所说：

尽管人说那是蹉跎岁月，整整耽误了一代人，但应该看到那也是一种人生砥砺、人生锤炼。对这段经历我至今无怨无悔，因为从个人角度它是一段人生，从国家、社会角度它是一段历史。历史可以任人评说，但不可以任人改变，悔和怨都是没有用的……

作者简介：王晶，男，1965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赴内蒙临河白脑包公社插队，1977年底病退回京。1978年被北京市委破格录用分配到北京164中，1984年调入怀柔一中，1986年底调北京西藏中学，为我国第一批专职电教教师，中学电教高级教师。曾兼职北京电视台客座编导。获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财政部、西藏自治区六部委授予的“全国教育援藏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08退休后在中国网络电视台旗下创建个人电视台——三个日头电视台。

少年开始强立志，

插队临河数载施，

回城继续勇攀登，

毕生奋斗成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