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佛祖的兰花指与舍利子

　　
　　讲完《佛祖——兰花指与舍利子》再说点“虚的”…（一）　
　　　　
　　　故事《重塑孔丘赛高楼　佛指舍利弹崩头》是自编的。我本人不信教，但作为一种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人类知识的重要部分。如何看待一种“教”，首先看它的教义，也就是它的“学说”和“历史的作用”（正面与反面），再了解一点他们的“教规”，随便谈谈，“浅薄”是自然的，欢迎批评。
　
　　　世界上三大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唯佛教（除藏传佛教等外）没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也未发动过宗教战争。然而成为信奉者最多的宗教，是有它的魅力所在，合理性所在。教义在各自的学说中，佛学更注重哲理的、思辨的，信奉者如果没有“功利主义”，是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比较纯一些。那么不信奉者，为何也要了解和学习呢？因为它里面有“合理”的东西。像佛学中的哲理，不仅用于人文哲学，也可用于自然哲学。世界上为何要将一种“基本粒子”称为“毛子”，而且有专门的世界学术会议倡导？而这些科学家却不是中国人。理由赞赏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毛泽东也“学佛”，譬如“肯定之否定”、“辩证法”等等。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金刚经和心经是《大般若经》中的两段核心思想的文章，流传广而为世人知。而仅一部大般若经就有六百多卷。）。毛泽东开始是以不完全的“道家”的观点来理解“辩证思想”，与“佛学”里理念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毛泽东一说佛，赵朴初就要笑。因为是不完全道家的思维和不完全的佛家思维。如“肯定之否定”，差别在哪？在毛泽东理解中是有“先后的时间差”的；赵朴初说：“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毛泽东点头称是。也许毛对“道可道，非常道”理解有误。但毛的思想没有停留在自己身上，他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构筑一座桥梁，这是他毕生要想做的一件大事。连他与尼克松会面，劈开众多国际问题，只谈哲学问题，可见及其重要。毛泽东也是一个学者，博览群书。
　
　　　对“西学”从人文角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基督教”，还有一个是“古希腊”，而后者中国的文人常常是忽略的。其实作用大的恰恰是“古希腊”。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说到底是“古希腊复兴”。为何推崇“古希腊”？看看近五百年世界变化，就明了了。起主导作用是“古希腊的理念”。古希腊没有“儒教”的清规戒律和三六九等；没有“佛”、“道”之“玄学”。在古希腊也有过“诸子百家”和“百花齐放”时期。他们成果不为政治服务（不像儒学那样，当然这是后人之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他们选择路径，从微观走向宏观（好像有点小儿科？经常出错，可是他们在不断完善它），而不像“佛”、“道”从宏观开始，不“玄”何来涵盖性？在古希腊最有实效的要数亚里斯多德。他有部名著，翻译过来称为《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之后），讲的是“‘存在’、‘本体’、‘实体’”，多半是关于自然哲学问题。中国人了解这些，都是在“清末”以后。古希腊留给后世的是“民主”与“科学”两大亮点。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副题就是“打倒孔家店”。“独尊儒术”如同吸用毒品，抗不过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失去了“创新能力”，延误了发展机遇，混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圈子里，然而中国历史也未必“独尊儒术”，透彻看待是“外儒内法”，而“法”是针对“草民”的，而不针对“士大夫”的。
　

　　
　　讲完《佛祖——兰花指与舍利子》再说点“虚的”…（三）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办希腊学校开始，认知希腊，热爱“希腊文化”，厌恶“基督文化”。所以在“基督文化”与“希腊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人文主义”，以文艺是个突破口，以哲学、科学、自由为武器，针对封建专制。引出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文学创作（康巴内拉、莎士比亚），绘画雕塑（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政治思潮（但丁、莫尔），自然科学（哥白尼、伽利略）等系列的社会改革。主题就是“民主”与“科学”。同样本着“洋为中用”，由于近代国之落后，差距拉大，落后之教育落后。孔教在两千年前是先进的（知书达理），但两千年后，“孔教”落后了。落后于希腊文化和教学理论。所以理性地对待希腊文化是有益的，欧洲五百年的发展就是例子。
　　　
　　　支配西方文化中应该有三：基督文化（个人道德观）、人文主义（社会认同感和思想思潮）和资本文化（经济利益分配法则）。基督文化：主要支撑为人道德，在基督三教中，区别不大；人文主义：主要支撑社会关系，民主及其方式，社会公益和对待自然的态度；资本文化：主要对经济利益分配原则的认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及建立后社会思潮，也是“强者”对“弱者”施加社会法则。不考虑资本文化，就不能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把马克思给忘了？“资本文化是吃人的”。）然资本文化与人文主义的组合不同，便构成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与“雇佣”之间选择了以“资本”为主（强者）的“社会规则”（立法基础）及其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度，与“人文”特征相适应度。所以，西方文化的顺序是，资本文化、人本文化、基督文化。
　　　
　　　对于孔子历史地位要正确评估，但其中对于中国教育之贡献给予肯定。在笔者眼里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导师，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毛泽东。孔子是从官学到私学的第一位导师，提出有教无类（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因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平等教育理念、社会伦理等等。至于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导师贡献有三点，第一教育普及化；第二学用结合化；第三哲理大众化。这三点由于他本人特殊性推动社会的进步意义是巨大的。孔子有教无类，收弟子三千；毛泽东将其推广到百姓，学龄期是这样，过了学龄后，他还要开展扫盲运动，是平等教育的真正实践者和实现者。其实，在社会伦理方面，有谁比毛泽东做得更多更好？主体就是“为人民服务”、“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笔者写过一个帖子《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八）──延安颂》，用了二十四个“毛泽东他告诉你……”集中表达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辨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几篇哲学著作汇集版），中国的文人并不重视这本书，反之六十年代在美国和日本的学术界引起不少反响，其特点正是毛泽东试图架起“形而上”与“形而下”桥梁，“玄学”来之于实践，也必用之于实践。他的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延安时期《辨证唯物主义》小册子就是当时的教材，他本人在延安时期就做过成功示范。马列原著比较难学，而毛泽东文章就比较简单、朴素、易懂，但不失原理的深远性，这正是毛泽东的可贵之处。
　　　
　　　对于第三个贡献，是本文所述内容。笔者以圆周率 π 为例。走“逼近之路”，作为另一个“玄学”问题，还需要哲理回答。就是人的“认识论”。毛泽东希望“佛、道”中合理的理念走出经书，走进百姓思维之中。其实熟悉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毛泽东，经常引用包括孔子、老子、荀子、墨子等在内的先秦思想家的言语，而且恰到好处，弘扬中华文化之精髓，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关于“认识论”，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笔者用宗教对“善”的理解来解释人的“认识论”问题。任何宗教都关于“善”的大量论述，佛教更是“善不离口”。老子就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听说过历史上“一句话的演讲”吗？这个“专利”属于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那就是关于“善”的一句话的演讲。古希腊人崇尚“数”，“万物皆是数”（毕得格拉斯），其中“1”是最好的一个数，象征着一切美好、友爱、规范的事物。许多人去听大师亚里斯多德关于“善”的演讲，“善”人类最崇高的字眼。可他只说了一句话：“‘善’是以‘1’为极限的那一类”。人们疑惑在等待着进一步他的解释，可演讲结束了。“善”是一个“极限的过程”，是一个逼近过程，永无止境。如同圆周率 π 没有标准答案。对于“玄学”，也是一个“极限过程”、“逼近过程”。那么就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理论是指导（人们）实践的每一步走得更好，更正确。别看雷锋学历不高，可话说得得体，他说：“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句话不值得哲学大师们思考？
　　　
　　　笔者以此篇，献给人文学科及其相关领域工作学习的人们。然笔者对于这个领域是个门外汉，提出一个外行的话题，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别搞太多的糟粕，延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时期。然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上的“三儒”和“两孔”……
　　
　　儒学，应分为三段。即“前儒、中儒、后儒”。孔学，应分为两段，即“前孔、后孔”。
　　
　　“前儒”来自于先人的智慧，也许最早出现“儒”是“尧舜”时期；“中儒”是在“前儒”基础上发展的，吸纳了“老子”的部分学说，但关于“仁”是孔子的，经孟子发展到“仁政”；“后儒”主要经历了“两汉”的政治化和宗教化发展，“宋、明、清”的性理化（体系化）发展。宋代对“儒学”的性理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起到了抗衡“道学”、“佛学”、“西学”等学说对华夏大地影响的作用。对“治国”起到了作用，同时也对“衰败”提供了基础。问题是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使得中华开始“虚胖”和“阴阳不调和”，于是，就使得中华如一盘散沙。
　　
　　孔子的“中儒”，就将“儒”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孔子告诫他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儒在孔子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所以，“中儒”的特点就是“君子儒”。离开了“阴阳”道化，走上“君子儒”的比较狭义的“儒学”之道，为周礼复兴摇旗呐喊。
　　
　　在中国有两个“孔子”，一个是历史真实的“孔子”；还有一个是历代“权势者”打造的“孔子”。作为前者的孔子我们需要作为文化历史的借鉴加以研究；而作为后者的“孔子”那就是毫不留情的抛弃他，如同鲁迅所述的那样“打倒孔家店”。同时，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五四时期李大钊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小红柳／文）
　　

想不到在这里又看到老朋友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