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钢比我小一岁，我跟他是在一九七六年北京的夏天认识的。
那时，我在边防连队当指导员，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是昆明军区文工团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陈晓钢的父母是南方老干部，建国后在沈阳省委工作，因此，晓钢生在了沈阳。
他十五岁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当了个小兵，不久，这只部队就开到了老挝，去修建“抗美援越”的战略工程。
在老挝的两年里，晓钢的个子窜到了一米八一，担任打坑道的风枪手，当上了副班长。后来，晓钢老说，他这辈子担任过的最高职务，就是这个副班长。
再后来，昆明军区文工团在下部队慰问演出时，发现晓钢是非常稀有的男低音，就把他调到团里培养成了独唱演员。
在文工团，老团员教会他熟练地掌握了简谱和五线谱。不久，他就唱红了昆明，也唱红了云南。再后来，他就到北京上学了。
一进入一九七六年，中国人就开始犯堵。
先是周恩来去世，接着是邓小平再被打倒，然后就爆发了“四五事件”。
认识晓钢的时候，北京城里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气，即只要人们三一群五一伙聚在一起，就会私底下痛骂“四人帮”并非议“文革”。
晓钢的政治观点很明确：邓小平是好人，“四五”是革命事件，江、王、张、姚是中国的祸害，文化大革命搞错了！
我俩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后面将有更大的事件出现：七月，朱德去世，接着唐山发生大地震；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举国欢庆抓捕“四人帮”，十年又四个月梦魇般的“文化大革命”在事实上结束了。
“四人帮”被粉碎的第二年，我家调到了北京，我上了军校，陈晓钢毕业后分到了中央乐团。
一九七九年底，我从军校毕业，分到总后某单位工作。从此，我在北京就跟晓钢经常见面了。
算下来，到今天，我俩已是有三十三年友谊的老朋友了。
我到北京工作后，人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在此之前，我在边防骑马巡逻八年之久，过的是紧张的战备生活，接着又过了两年更为紧张的军校生活。到了北京，我成了行动相当自由的机关干部，何况自己的家又在北京，平时只要没有非突击完成不可的工作，下了班就可以回家住，也可以住在机关，没什么人管你。更让我高兴的是，星期天我可以换上便衣，像老百姓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那时，在北京也没有几个认识人，晓钢就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家离中央乐团不远，星期天不是我去找他玩，就是他来找我玩。谁找谁之前先电话联系一下。我家有电话，他找我很方便，但我要找他，就得先打到中央乐团的公用电话，说我找谁谁谁，接电话的那位大爷就会跑到晓钢楼下，大吼一声：“陈晓钢，电话！”这样，我才能跟晓钢讲上话。
晓钢当时正在谈恋爱，他的女友燕子出身书香门第，是个活泼好动，快人快语的少女，在北京市少年宫当钢琴老师。我那时的女友，正在外地上大学，寒暑假时我俩才能见到面。
有时候，担心自己的突然造访，会打搅他俩的卿卿我我，每当晓钢觉察我有这个顾虑时，就会跟我在电话里发急：“哥，没那么多事！燕子最欢迎你到我们这里做客了。”这时，如果燕子在旁边，就会抢过电话，冲我喊道：“兔子哥，你必须来，我给你俩做红烧肉吃！”
晓钢小时侯跟爷爷学过毛笔字，所以，一直就保持着对书法艺术的强烈爱好。他托人想拜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某某某为师，但见面时，那人不仅态度牛逼，还找托词给拒绝了。这件事，给晓钢的打击很大。
所以，后来晓钢在收学生时就非常热情，能收的尽量就收了。他常跟我讲：“哥，咱俩以后的名气再大，也要对找上门来学字的人热情接待，千万不能给人家一个冷脸，更不能找借口拒之门外，寒了学生的心。”
燕子对晓钢的遭遇忿忿不平：“某某某有什么了不起？我不信在北京这么大的四九城里，就找不到一个比他好的书法家了嘿！”
有一天，燕子下了班，疯了似地骑车冲到晓钢宿舍，推开门就报告好消息：“晓钢，能教你书法的老师让我给找到了，是个名家，人家答应教你啦！”
原来，燕子在被北京市教师合唱团请去帮助排练节目期间，发现这些来自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的合唱队员们，对一位唱高声部的老师格外尊敬，并纷纷向这位老师索要书法作品。燕子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师名叫赵家熹，是景山学校的专职书法教员。
在一次排练前，燕子看到了赵老师送给老师们的字，她惊呆了，对晓钢说：“赵老师的字别提多好了，而且他不止会一种书体，老师们要求他写什么体的作品，他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楷、隶、行、草样样都写得好。我见过那个某某某的字，要我看，根本就没有赵老师写得好。”
因为燕子担任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很快就跟赵老师熟络了。
赵老师酷爱声乐艺术，极想让专业人士指导他练唱，燕子就告诉他说，她的男朋友就是中央乐团的专业演员，她可以介绍他俩互相认识。
她对赵老师说：“我男朋友叫陈晓钢，一直就想找一位书法老师，学写毛笔字。你肯不肯教他？”话音刚落，赵老师就兴奋地说：“好好好，我教他书法，他教我声乐，我俩互相学习，互为师生，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呀！”
就这样，晓钢很快见到了赵老师。因为彼此要互教互学，赵家熹不让晓钢叫他老师，晓钢就只好叫他“家熹哥”。不久后，晓钢介绍我认识赵老师时，我想也没想，就跟着晓钢自然而然地也称他为“家熹哥”了。
北京人好挑理儿，后来，为了我俩对赵家熹称哥不称师的事，居然还引来其他一些学生的嫉恨，他们私下里说我俩对赵老师不敬，说我俩有什么权利称呼赵老师是哥？听到这些议论，晓钢冷笑道：“其实叫哥也好，叫师也好，都是在使用敬语。但细论起来，赵老师让咱俩称他为哥，不就是不想让我们跟他仅仅是一种客气的师生关系吗？”
陈晓钢跟赵老师相识并开始系统学习毛笔字时，我正好到外地出差了一个多月,等我回京给晓钢打电话时，他立刻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说：“晓钢，你在家里等着，我立刻去你家看你写的字。”
无庸质疑，我也早就是个痴迷书法的人了。中小学的书法课，我在班里不数一也数二。参军后，我也没有扔掉过毛笔。但，也是苦于没有高人指点。所以，我写的那个毛笔字让外行人看，还马马乎乎说得过去。后来，我知道毛笔字分糟、俗、工、能、佳、逸、妙、神八个段位，当时，充其量我也就占个“俗”的段位而已。
看到晓钢在赵老师指导下，不到两个月写出来的字，我目瞪口呆了。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人在高师手下，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么漂亮的毛笔字，要是长期学下去还了得吗？
当时，晓钢在临《多宝塔碑》，我看他临出来的字，已经跟帖子上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以前也试临过《多宝塔碑》，但是，怎么临怎么不上路子，最后导致失望气馁，不得不放弃了。
晓钢说，他以前也跟我一样，苦于不得要领。如果按照家熹哥的讲法，学生是不能一上来就临字贴的，必须先经过规范的用笔阶段的训练，符合了他的标准，才能结合临贴，往下进行汉字结构阶段的训练。这两关过了，再进行章法阶段的训练。学字要一步一步地走，是不能乱来的。
我问晓钢用笔阶段的训练都包括哪些内容，他现在学到哪个阶段了？
他说用笔阶段主要解决三个问题：正确的姿势，正确的执笔和能正确地写出标准的笔划。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进入学习汉字结构的阶段了，这个阶段要固定一个名碑法帖来学，家熹哥规定他就学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晓钢让我跟他做伴，一起跟家熹哥学字。我说：“晓钢，我现在就跟他学，咱俩就不同步了。这样吧，你帮我过了用笔阶段这一关，我再拜他为师，怎么样？”
就这样，一个月后，我在晓钢的指导下，过了用笔关。然后，晓钢就领我见到了才比我大三岁的家熹哥。从此，我俩一起跟着家熹哥，学了十七年的字，直到家熹哥突然去世为止。
按理说，晓钢也是我的书法老师，但后来，我俩因同进赵门跟着一个师傅学，加上我又年长于他，晓钢就成了我的师弟了。
陈晓钢第一次带我见家熹哥的时候，我拿出了我写的笔划作业。
家熹哥仔细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看来晓钢没把兔子教歪。”但他接着说：“请你亲手写一遍让我瞧瞧。”
那时，家熹哥住在平房，房内有一个大书案，上置文房四宝。我把晓钢教我的笔划，点、横、竖、撇、勾、挑、捺、折以及每个笔划的几种变体，各写了一遍。
家熹哥说：“除了竖钩，其他都没有问题。记住，竖钩挑出前，笔尖是朝上的，而不是朝下的。”说完，他拿起笔，边说边示范，把要领给我讲得清清楚楚。
接过他递给我的笔，我又在纸上写了一遍。合格了。
家熹哥对我和晓钢说：“兔子可以开始学字体结构了。下星期我要正式开一个书法班，你俩跟班学习吧。学费你们就不要交了。”
报名时，我和晓钢还是交了学费。那时，虽然收入少，但交那点学费根本就不算什么。家熹哥在社会上招生办班，要发生很多费用，是有成本的。再说了，我和晓钢从来没交过家熹哥的学费，当学生的，心里根本就说过不去嘛。
听家熹哥的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很抓人，声音不高，条理清晰，娓娓道来并幽默风趣。你可以提出写字方面的任何问题，他都会给你讲得明明白白。
学生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只需站在旁边看上一眼，就会立刻抓住要害，走过来轻轻地对那位学生说：“张三同学，我要求你们把虎口开圆，而你总是并成一条缝，这样，就会逼你的手掌直立，手腕僵死。来，改一下，像我这样……”
“李四同学，左右结构的字有四种布局，其中三种布局你都处理得挺好，就是‘上下都不平’这种布局处理的不够好。来，咱们结合写‘郎’、‘即’两个字，我告诉你诀窍在哪里？”（大家在这里看到的这两个字是印刷体，而颜体楷书写出来，右偏旁是低于左半部分的。）
“王五同学，因为你以前跟别的老师学过赵孟頫的楷书，养成了他的用笔习惯，所以，你现在写颜楷，必须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你看，同是撇，颜出锋而赵是不出锋的；同是横，颜的回锋大而赵的回锋小 — 在这两个笔划上，你要用赵的写法可就张冠李戴了。以后，我相信你能纠正过来的，对吗？”
晓钢和我，除了跟着家熹哥的书法班上课外，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俩还要到他家里去讨教书法方面的问题。
不久，我俩又认识了家熹哥别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徐伟，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徐伟的字写得相当漂亮，他组织了一个书法小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参加这个小组的成员要定期聚会，聚会时，规定每人拿出自己近期的书法作业，然后让大家进行点评。点评时，只许挑毛病，不许说好话。我参加了几次徐伟小组的活动，感到收益匪浅，也受到不少启发。
当晓钢和我把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文》临到第五遍时，我俩拿给家熹哥去看。那时，他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刚从日本访问回到北京。他一页页仔细地翻看着我的临本，不断地说：“好，好，没跑帖，写得中规中矩。”
得到老师的肯定，心里有点沾沾自喜，但我掩饰着，不让家熹哥看出我的得意。（鬼不鬼？）
看完了我俩的作业，家熹哥说：“你俩把《多宝塔》临到这个份上，可以放一放了。下面换个帖，临《勤礼碑》吧。”说完，他从书堆里找出一本《勤礼碑》，翻开来给我们讲了半天的要点。最后，他说：“你们现在这个阶段，要老老实实当书奴。其实，入帖易，出帖难，做书奴还不是我们最难的阶段，最难的阶段，是如何摆脱前人的面貌，写出自己的风格、出来自己的‘体儿’的那个阶段。”
当时，我把家熹哥这段话给理解片面了。
我以为一个人的书法之路要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面要用若干年的时间当书奴，忠实地向前人学习，不能有自己，但若干年后，就可以不再当书奴，随心所欲地去搞创作了。
到现在，几十年写下来，我才体会到，一个好的书人，即使写出了自己的“体儿”，被同行认可了，远没有大功告成，书奴是要一辈子当下去的。一是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前人、别人那里有你学不完的东西，吸收不完的营养。二是你写得再好也只能是相对的好，总有不那么好的地方。再说，人也不能老是一个面孔，几年，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变化，那样反而就令人生厌了。
所以，做一个不断创新的书人，同时必须还是一个老老实实永远学习古人和今人的书奴。
在这一点上，晓钢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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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6/21 22:1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