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说连载“斩不断的爱”（1--28）

在这二十多里长的河道两侧，原来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寂静的草甸子和田野，如今却是一个个银海渡轮似的，烟囱耸立，炊烟袅袅的地窨子。炸药的轰鸣，劳动的号角，和鼎沸的人声，打破了原野的沉静。为了在元旦前结束全部工程，水利工地上，掀起劳动竞赛的高潮。不管是晴天丽日，还是风雪交加，尽管气温严寒刺骨，很多人还是脱掉了棉大衣。工地上镐飞锹舞，人流蹿动。原来的河道在加宽，在加深。原来弯曲的河道被拉直了，原来一个个的小水泡子被填平了……经过人们精心修理的地球，在不断地改变着以往模样……

就在1966年12月23日，张鹏举他们这个生产队的土方工程已经提前全部地完成了，经过水利工程指挥部的验收完全达到了合格的标准。全生产队的60多名职工欢呼雀跃了，大家都又都打起了行装……

沈晓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张鹏举回到家中，立马感觉到了无比的温馨。虽然离开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他们依然是久别重逢一般，只是沈晓延的肚子比临走时更显得大了。张鹏举轻轻地抚摸着沈晓延的大肚子说：“儿子，爸爸回来了，又可以好好地照顾你们母子俩了。”

“瞧你说的，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儿子呢？要是女儿你就不喜欢了？”

“哪里，哪里，女儿我也喜欢，都是我们俩人爱情的结晶吗。只不过早就听隔壁的王大妈说过，她说从你走路的样子就能知道你怀的是男孩儿，她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很有经验的。另外，大家也都说‘酸儿辣女’呢，你就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一定能给我生个带把儿的。哈，哈，哈哈。”

“看你傻笑那样儿，还不快把鞋脱了，洗洗脚，你的脚一定冻坏了吧？”

张鹏举这才感觉到脚都麻木了。他的脚虽然是汗脚，又在鞋里垫上了妻子用玉米内层包叶编制的鞋垫。可是当炮手与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可以经常走动，脚的血液加快循环就那么不容易冻坏。炮手在打炮眼时，在向炮眼儿里填炸药和安装雷管时，却是长时间的原地不动的工作，因此十有八九的炮手都冻坏了脚，张鹏举也不例外。虽然在工地上已经由卫生员给上过药，并且还包扎了几层纱布，现在却连鞋也脱不下来了。沈晓延急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用剪刀把鞋帮子剪开了，她又轻轻地解开都粘在一起的纱布。

“啊呀，妈呀，整个脚都肿了，怎么破得那么厉害？你看看都流黄水儿了！快快，把那只鞋也剪开，那只脚也是这样吧？唉呀呀，得多疼啊。”沈晓延一边给他剪开另一只鞋的鞋帮子，一边泪水在眼圈里转着说。

“咳，别大惊小怪的，这点疼都忍不住还能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别人也有不少都冻坏了脚呢，没事的。”

“你能再忍一忍吗？我要用酒精给你的脚洗一洗，再上点獾子油，吴大夫说这可管用了。真是不出吴大夫所料，这酒精和獾子油就是在你回来前吴大夫送来的呢。”

“对，大家都说獾子油能治疗冻伤，你就给我治吧，这点疼还能忍不住？那还能当你的丈夫吗？”

“你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耍贫嘴，要是疼，你就哭，哭就不疼了。嘿，嘿，我还没有看见你哭过呢。”

两个人一边说笑，一边把脚上的脓水洗净了，又厚厚地抹上了一层獾子油。沈晓延也不给他包上纱布，就让张鹏举坐在炕上。而后是自己忙里忙外的为张鹏举准备着饭菜，还有酒。张鹏举虽然心疼老婆，怕她累着，可是也没有办法。一是没有包扎，自己下不了地。二是又不能让老婆为自己着急。他只得乖乖地享受着老婆对自己的关爱了。

北大荒农场的冬天，早上7点多钟天还不亮，下午3点多钟太阳就下班了，只要粮食都收到了场院，除了兴修水利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干了。往年一到这个时候，除了组织开开总结会，学习学习文件什么的，就是准备“元旦”和“春节”的联欢节目了。今年，两派都在各自地组织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文件来了。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人，就只好“猫冻”了。更何况在他们从水利工地上回来的第三天，老天爷就变了脸。灰暗的幕布从北拉到南，已经找不到太阳的方位了，接着就是零星飘落的小雪花，而后就是鹅毛似的大雪铺天盖地地捂了下来。没有多会儿的工夫，大地上的万物就又盖上了厚厚的白被。生产队也只有宣布休息了，连过春节都算上一休息就是二十天。

斩不断的爱（19）

（19）一月风暴

不管天气多么严寒，任你北风刺骨地吹，任你大雪无情地下，农场里的文化大革命进程虽然有些凝滞，人们已经不在露天的场地去辩论，去开什么批判大会了，但是“斗争”还依然在进行中。

由于所谓的“新闻”、“情报”、“毛主席最新指示”、“各地的革命大字报”和什么“中央指示”到处传播着。它们不是从党的文件上，也不是从报纸上得来的，大家就称那些内容的东西为“小道消息”，在农场传播得非常多。因为农场也有很多的北京知青出去“串联”了，不同观点的人，也都各取所需地发回来了很多的“小道消息”。在农场的很多群众组织也进行了上下的“革命大串联”，因此农场范围内已经明显地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势力。虽然还没有形成两派组织，但是斗争却非常激烈了，大家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而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又都按自己的所需要的观点和内容发布着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小道消息”。什么“北京来电”几乎是天天更新；“某某领导的讲话”被断章取义地宣传；对“毛主席语录”更是各取所需了。在张贴大字报的过程中，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北大荒的特殊方法；那就是利用北大荒冬天滴水成冰的特点，向墙上泼点水后马上把喷过水的大字报贴上，水一冻结就能把大字报粘贴在了墙上，为了粘贴的牢固性，再往大字报上泼些水，大字报就像结晶一样地冻在了墙上。虽然有的墨迹很容易被水弄得模糊了，虽然有些经过一天多的风化就能脱落，这也是表现了自己观点的简洁办法……

可能由于那些“小道消息”非常及时，农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比较紧跟全国运动发展的。尤其是在1967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上海刮来的“一月风暴”也急坏了农场里的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因此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等人首先制造了中断铁路运输、组织纵容上海的“革命工人造反团”等群众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抢占了整个列车要到北京去上访的“安亭事件”，而后又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并在一月四日、五日，夺取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6日，在张春桥和姚文远等人的组织下，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并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又于一月八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还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机关的领导权。消息传到北京，立刻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于一月十一日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表了贺电。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都纷纷地开展了夺权斗争，还用“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取代了省、市、县级的领导权。

黑龙江省于一月三十一日召开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了夺权的胜利。二月二日也正好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张鹏举和沈晓延正按照民间的习俗准备蒸些粘豆包儿过小年呢，广播喇叭就传来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声音，说明党中央肯定了这一革命行动。随后几天里山东、山西、贵州等地也都由“革命群众”组织夺权了，这就是“一月风暴”的威力。

在农场里虽然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歧，但是在全总场范围内，却一直没有形成两个明显的派别。所以在2月4日那天，总场场直地区“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组织召开了“全场造反组织大会”，各个分场和有的生产队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有参加的，大会上对“一月二十九日”由场直机关群众组织宣布的夺权产生严重的分歧，不但发生了大辩论，还由此而明显地形成了全场的两大对立派别。

农场的两派中，以打倒农场的老场长为一派，认为他是农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还因为他曾经被国民党俘虏过，又在抗日战争年代当过阎锡山的抗日敢死队的营长等等，就被定为是“大叛徒和国民党的大特务”等。另一派则表示反对，并极力地要保护“老革命”，说过去的历史已经由党中央做过结论的，被俘后，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营救出来的。担任阎锡山的抗日敢死队的营长，是我们党派去的等等。

由于农场的两派也都与黑龙江省里的两派“造反派”挂上了勾，从总场、分场到生产队也都联合在一起了。一派是要“炮轰潘复生、打倒赵去非”的叫“炮轰派”，因为从生产队到分场、总场的“炮轰派”组成了“红色造反兵团”，简称为“兵团”。另一派是保卫潘复生、赵去非的叫“红色造反派”，因为他们成立了“红色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也叫“红联总”。不用说生产队，就是总场的两派里，能有多少人知道“潘复生和赵去非”的事情呢？还不是跟着瞎嚷嚷？（那时可不能这么说）其实生产队分成的两派，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好多人在平时就有过意见分歧，因此在运动中你在这派，我就在那派了。根本就不在乎谁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沈晓延就问过参加某个群众组织的几位老同志：“为什么要批斗王队长？”他们的回答是：“因为XXX和王队长关系非常好……”生产队的运动就是这样，其中还有一些人平时对某个领导，或是对某个人有成见，便利用这个机会大泄私愤，大搞个人的人身攻击，乃至于大打出手……

由于对总场的夺权产生了分歧，由场直机关群众组织宣布的夺权大家都不服从。总场里的政权就出现了空白，形成了无政府状态，两派都各自管理各自的事情了。省里夺权后，各个市、县和基层也都在酝酿着夺权的斗争，只是两派还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农场里的两派也就在酝酿着“大联合”了。但是以谁为主？权利如何分配？却在明争暗斗着。全国各地也是如此，即使是夺了权的地方，两派的争权夺势斗争依然没有停顿。所以两派组织的摩擦和斗争在不断地发展、扩大着，以至于相互的动用武力手段也在不断地发生。

两派都想夺权，大家都互不相让。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紧张，为了一点点小事儿，双方都会剑拔弩张的。还为了“保护”自己一方的“革命领导”，双方都成立了“武工队”、“棒子队”等准备武斗的组织。生产队里的两派也都在摩拳擦掌，有人暗地里准备了棍棒、匕首和斧头……

不管生产队里两派的人怎么艰辛地互相争斗着，张鹏举和沈晓延都没有参加，而是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日子。人们还把他们这些不参加任何派别的人，这些自己过着舒服日子的人称呼为“逍遥派”呢。张鹏举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弄明白了；联合国大会或者是外国的议会对国家的政策、法令、决策和一些措施的施行前都要通过投票表决，而这些投票中就分为赞成、反对和弃权三种形式，在国际上“弃权”就是表示为“中立”的态度。再看看人们对所有的问题也都是有赞成、反对和弃权的三种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对当前的领导、对某些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会有这么三种态度。只不过人们自己把这三种态度分作为“革命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罢了。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情况，特别地分析了“逍遥派”或者说弃权人的心里状态，他知道弃权并不是没有看法，就如同他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对很多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办法表示而已。所以他认为在国际上投票弃权的人或是国家，都有自己的苦衷，因为不论是投票赞成或是反对都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就只有选择弃权。

张鹏举和沈晓延虽然是“逍遥派”，却也没有忘记关心国家大事，也在经常地看报纸，听广播，乃至看“小道消息”，以便从中了解国家大事。除此之外他们就是把主要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未来的小宝宝身上了，张鹏举为了给沈晓延补补身子，经常托人到宝清县城去买些鱼和肉什么的，他还和几个老同志一起，冒着严寒到河里去打冰洞，捞了不少的小鱼和红肚子的蛤蟆……

这天清晨，他们吃过早饭，张鹏举从外面仓房的“大冰箱”（冬天把冻成冰葫芦似的什么猪肉、牛肉、鸡肉等等和过年前蒸的馒头、豆包什么的，都放到室外的盛水用的空水缸里，再盖上盖儿就成了所谓的大冰箱）中，拿来了一只退了毛而且出了腔的冰冻的老母鸡，准备用水缓上，以便晚上给沈晓延炖鸡汤喝。进屋后就发现沈晓延一边捂在肚子一边比较艰难地向大炕移动着。他马上过去搀扶，只见沈晓延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很多豆粒儿大的汗珠儿……

沈晓延刚坐到炕上，就气喘吁吁地说：“可能要生了，快去请医生。”

张鹏举扶着沈晓延躺在炕上后，说：“你可要坚持住，我马上去请医生。”

张鹏举一边向门外走去还一边觉得奇怪呢，原来计算的预产期应该是三月啊，小家伙怎么就等不急了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又兴奋又着急地向吴大夫家跑去。

不但吴大夫来了。他爱人也来了，因为这两个北京支青是头一次，又是在农场生儿育女，怕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来帮忙了。

当婴儿呱呱坠地时，不但张鹏举和沈晓延兴奋不已，吴医生和他爱人也都乐得合不拢嘴了呢。

这是在1967年2月18日，农历的正月初十，也就是北大荒依然是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二月里，张鹏举和沈晓延的爱情结晶——他们宝贝儿子就在这时诞生了。

不管外面世界如何激烈的动荡，温暖的草房里，三口人却享受着平静、温欣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