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虫和跳蚤
岳允富
臭虫和跳蚤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再来骚扰我的生活了，我想。
然而，臭虫和跳蚤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记住了过去，特别是闲暇独处时分，时常跳出我的脑海，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49年前的1964年初秋，我小学毕业考进厦门四中。当年日复一日的校园生活，经过数十年风雨岁月的冲刷，许多事情已经模糊不清了，唯独学校寝室中恼人的臭虫，让我清晰地回忆起那段青春的时光。
一群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男生寄宿在一起，大家和睦相处，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学业，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然而同居一室，却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寝室里围歼不绝的臭虫。
臭虫这不起眼的小东西，着实让我们寝室里的同胞们烦透了。每当夜深灯灭，大家舒展四肢正美美入睡，这些讨厌的小东西就倾巢而出，四面八方向梦中人进攻了，左一口，右一口，咬得奇痒让人无法入睡。有人开始骂娘了，有人拉亮电灯满床搜捕这小东西；有人拆下床板，“咚咚咚”地在地板上敲个没完。全寝室得同学都没法再睡了，一场围歼臭虫的战斗往往就这样开始了。折腾了大半夜的同学一个个精疲力尽，一个个骂骂咧咧地又上了床。黑暗中，侥幸未死的臭虫的进攻更加猖獗、更加猛烈了，此时此刻大家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又是一夜无偿献血。
寝室长是个极负责任的高二年级同学，对付臭虫倒也想了不少高招：到学校医务室拿了药水来喷杀；动员全寝室的同学烧开水来烫；还强调搞好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臭汗衫臭袜子要及时洗不要到处丢……采取的办法是不少，但收效不大，可恨的臭虫依旧四面出击，不见彻底绝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领导、老师都靠边站不管事了，学校也不上课了。学校同学分成几派，我们寝室里的同学大部分是同一派，宿舍楼自然成了我们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总部。同学们白天开批判会、上街游行、贴大字报，晚上回到寝室里少不了又要跟臭虫来一番交战。
那是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戴着红袖章振臂高呼就能扭转坤的时代。时代的骄儿斗不过小小的臭虫，似乎也没能使大家感到沮丧。斗不过，还能躲不过？有人提出粗笨的木质双层床架缝隙多，是窝藏臭虫的巢穴，干脆拆了搬走，得到众人一口称道。那时，已经没有老师来干涉，也没有必要请示什么人该不该这么做，年青的红卫兵造反派自已就能当家作主，自己就能决定怎么做。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床给拆了。将双层床架搬到别处去，又从隔壁教室里搬来一些课桌当床架，铺上用开水烫过的床板就成了床铺。重新搭起的床铺平平一排，高是高了一点，却别有风趣。寝室一改原有的风貌，呈现出不同凡响的时代特征，正合当时年青人改天换地的斗争个性。
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当时能够想得出来的逃避臭虫的最好办法了。我们寝室里的同学就用这种自创的、极简易的床铺度过了日日夜夜。复课闹革命那阵子也是如此，直至上山下乡。
1969年3月7日，我在学校的寝室里度过了厦门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知道，我的中学生活就在这一天结束划上句号。我知道，我第二天就要乘上开往闽西的第一趟知青专列，下乡落户到上杭的某个乡村。前一天，就是3月6日，我在梧村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我已经不是这座城市的人了。第二天我就要告别这座城市，告别学校，从此也最终告别母校寝室里恼人的臭虫。
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闽西上杭县中都公社红田大队第二生产队。到达生产队的时侯，全队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地在村口把我们迎进村里。每个同学都直接落户到指定的贫下中农家中，跟贫下中农同吃、同睡、同劳动。乡下农民的住房不像城市里那样紧张，我和我的同学每人都在各自的房东家里安顿了一个房间居住。
这里没有臭虫，却有比城市里更加恼人的跳蚤。知青生活的第一个夜晚，我就领教了它们的厉害。
疲劳了一天的我刚刚吹灯躺下，沉重的眼皮还未合拢，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这边痒，那边也痒，有小虫在身上爬。黑暗中伸手抓，又没东西，又气又困心里直冒火。好不容易摸着个小东西，划根火柴点着煤油灯想看个究竟，却一不留神让它给跳走了，好不气人。想想不管它，只管睡了，却全身痒得不行，眼皮直打架，就是睡不着。后来，终于让我逮着一只，不敢松手，在两指间使劲地撮，觉得它该死了，才松开手指仔细地看。小小一粒，比黑芝麻还小，想不到却是这般的厉害。对付这小东西真比对付臭虫更不容易，臭虫只要伸出手指一按就粉身碎骨了，用这种办法对付跳蚤可就不行了。跳蚤小如芝麻，又有坚硬的外壳保护，捏是捏不死的。捉到跳蚤不能松手，要在两指间使劲地撮，撮到它不能动弹了，再用两指甲重重地压下，将它压瘪，发出清脆的“叭”地响声，才算把它弄死了。黑暗中的无数次较量，一夜之间竟让我逮着了7只。当夜，我就找出一张白纸，将7只死跳蚤粘在白纸上，一字排开当作我的战利品。当时没有时钟，也没有手表，何时昏昏入睡全然不知。
第二天，同队几个同学相聚一处，谈起跳蚤，竟是我战绩最佳。深深得意之际，我给我小学同学、集美中学的小G发出了我知青生活中的第一封信，那7只跳蚤自然成了我的战利品一起寄出了。他当时插队在永定县抚市公社。如今，我俩都成了两鬓斑白、迈进知天命的人了，偶尔相聚，酒足饭饱之后仍不忘笑谈当年7只跳蚤的故事。
我在上杭乡下的知青生活，白天与当地社员一起下田劳作，晚上回到自已的被窝里与跳蚤较量，最终跟在厦门母校寝室里与臭虫的较量一样没有输赢，最后上调进了工厂，一走了之。
如今时代变了，人们生存的环境、条件也变了，我现在的生活再没有臭虫和跳蚤的骚扰了。不知当年插队落户的上杭乡下和厦门母校的寝室里，现在是否还有这恼人的小动物。有时想想，还得感谢这些小生命，它们恼人的骚扰让我刻骨铭心，这种刻骨铭心让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时光连接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是人见人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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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4/7 13:10:00 [只看该作者]
